一
九六六年夏天到来的时候，连天空的飞鸟都格外焦躁。那几天，一燕子总是在教室外面的屋檐下，没头没脑地胡撞乱窜。有一只灰燕闯进了我们的教室，它惊慌失措地扑腾着翅膀，围着天花板的四角来回转圈，一次次咚咚地撞在玻璃窗上，却晕头转向地再也飞不出去。日光灯也被它撞得猛烈摇晃。
“破四旧”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开始的：那天中午，我们班的男生，正在全力围剿那只燕子。他们关闭了所有的门窗，然后挥动着书包和笤帚，企图活捉那只燕子。燕子凄厉地叫着，从我们头顶惊恐地飞过，一次次钻过他们的胳膊和腋窝，机灵地逃脱。所以他们直到最后也没捉住那只燕子。后来有人喊道：燕子呢那只燕子怎么不见了？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
——那只燕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死了。血肉模糊地躺在我们教室的地板上。小小的脑袋已经折断，琥珀的眼珠子弹在玻璃上，哀伤地望着我们。雪白的墙壁上，留下了一串血迹，像一把剪刀。
男生们大口地喘着粗气，面面相觑。他们本来只是想抓住那只燕子的，燕子却宁死不屈。那只可怜的燕子死于一场混战，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失手打死了它。
那天下午放学，我们灰溜溜地走过学校操场。西斜的阳光下，操场上跪着许多老头儿和老太太。他们从清晨就开始跪在那儿了，不知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大大小小的包裹扔得满地都是。从老太太跪着的身后，露出两只粽子般尖尖的小脚，老头的头发都已被剃得光光，头顶上结着一块块血痂，几只绿头苍蝇嗡嗡飞来飞去。他们的脸上胳膊上，都被花花绿绿的颜料打上了一个个大叉叉。他们跪在地上，哭天抢地苦苦求饶。围在四周的人，不停往他们身上吐唾沫、扔垃圾。有一个戴着红袖章的矮个儿男生，笑嘻嘻地解下腰上的皮带，突然往他们头上抽过去，一边大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围观的人惊叫着四散开去，鲜血从那个老头的脑袋上喷泉一样冒出来，顺着肮脏的衣领一直往下淌。我觉得一阵恶心，快快走开了。有人在我旁边悄悄说，这些人都是从外地被遣返原籍的地主和地主婆，红卫兵把他们从火车上拦截下来批斗，不彻底批倒批臭，决不让他们上火车……
太阳忽然暗了下去，操场上空灰蒙蒙黄沌沌一片飞沙走石。一年多来，始终在我耳际鸣响的那种风雨雷电的呼啸声、终于步步逼近。我觉得像是要发生什么事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我心里明白，我早就盼望着发生些什么了。我巴不得发生一点儿什么事情才好。只是不要像那只小燕子……
那天我回家对妈妈说，你写封信给外婆吧，让她千万千万别出门啊。
第二天我去学校，操场上的那些人已经不见了。同学说，昨天晚上死了好几个人，火葬场的车刚刚把他们拉走。
到处都在破四旧。我们家也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墙上桌上凡有四旧嫌疑的东西统统被去掉，换上了伟大领袖的画像和语录。爸爸妈妈每天晚上反反复复地看着报纸，然后两个人窃窃低语。又过了几天，家里书架上那些十八九世纪的世界名著，突然全部被拿了下来，爸爸把它们一堆堆打成捆，放到一只大木箱里去。又在箱盖上贴了两张交叉的封条，然后用毛笔在封条上写了一句话：供批判用！再把箱子推到床底下去。那天他们几乎忙了半夜，还把另一些笔记本和剪报资料什么的，装在了一只旧旅行袋中。第二天夜里，舅舅突然冒雨而来，连一口水都没喝，便带走了那只旅行袋。妈妈的那本《幼小的灵魂》，也在那个闷热的雨夜，随舅舅一同远避尘嚣而去。
做完了这些，妈妈才对我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家的文化，就是这些书。现在，即使有人来抄家，也不能把文化抄走了。
妈妈忧虑的是她的“文化”。而“革命”那两个字，却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震荡和兴奋。真的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么？——如果是“革命”？我已在“继续革命”中生活了十几年，可是还从来没有亲自革过命哩。
“破四旧”的风暴，似一支强劲的序曲，拉开了“文革”的大幕。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宏伟战歌，如黄钟大吕，声声威震神州。
学校已经停课。报纸上正式公布了废除高考的消息。我们这些初三的学生，再也不用神经兮兮地准备考高中了。学校礼堂和走廊的墙上，前几个月贴上去的那些标语，那些写着“一颗红心，多种准备”“把青春献给党献给人民”一类口号的纸片，从墙上纷纷飘落。早在“文革”开始之前，我就懂得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即使考出再高的分数，被哪怕一所普通高中录取的希望也很渺茫。我早已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像邢燕子那样，到广阔天地去当一代新农民。我给自己选择的目标是新疆建设兵团。还决定到了那儿一定要养一条狗。
所以停课一点儿也不使我感到沮丧，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
爸爸妈妈担心的抄家的人始终没来。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她父亲是个资本家，从她家里被抄走的古董和藏书，装了整整一大卡车。
我整天在校园里逛来逛去。眼巴巴望着那些干部子女们臂上的红卫兵袖章，在穿梭的自行车上光芒夺目。参加红卫兵当然没我的份，我唯一可做的，就是去阅读礼堂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几乎每个钟头都会有墨迹未干的新大字报，覆盖在其实还没变旧的大字报上。那些大字报都是同学批判老师的，揭发老师如何走白专道路、如何散布封资修思想等等。我们班的几个同学，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我们初一年级的班主任柳老师，曾让我们讨论“男的伟大还是女的伟大”——分明是反对男女平等。过了几天，老师批判老师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有个高三年级的语文老师，被学生拖到礼堂的台上批斗，“打倒”他自己的两个字还没喊出来就昏了过去；教导主任是个女的，也被剃了阴阳头；十月十号那天凌晨，有个女教师跳楼自杀，当时就死了……
那年秋天校园里的桂花，散发出一种咸腥的香味。我一闻就想呕吐。树上的枯叶一片片落地，传来一种瓦片碎裂般的响声，掉在头顶上，令人一惊一乍。有一天我悄悄跑到妈妈的学校去，在教学楼和礼堂四周转了几圈，直到确实看清墙上的大字报里，没有一张批判妈妈的，我才溜回家去。
那天妈妈兴致勃勃地问我：你去大串联的事，手续办好了没有啊？
我说哎呀妈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我们学校是不会给我开证明的。大串联怎么会轮到我呢？
妈妈说：那你为什么不能去步行串联？步行总可以吧？你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应该争取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呀！
在“文革”最初的日子里，无论爸爸还是妈妈，都没有估计到即将来临的灾祸。他们以为自己早已远离政治，只要收好了那些“文化”，就可幸免于难。也许，“文革”之初的大混乱，那种群众风起云涌反对官僚主义的激情，还给我妈妈带来了一线希望。她每天都说服我去参加步行串联，她说她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正走在去天目山读书的公路上……
无论是她要的“文化”，还是我向往而又惧怕的“革命”——我们偏偏都没有弄明白，“文化大革命”其实只不过是无数次“运动”以后的又一次“运动”，不同之处，在于这次“运动”，“大”得空前绝后、“革命”革得史无前例。
当我终于带着在大串联途中抄录的一本本大字报底稿，带着衣服里藏匿的一身虱子，风尘仆仆回到家里的那天，我爸爸已经成了“牛鬼蛇神”，正弯腰站在街道俱乐部的台上；为街道的“走资派”们陪斗。
红色的汪洋大海。红旗红星红袖章红宝书红五类……铺天盖地，无边无际。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只要你睁开眼，万物都沐浴着浸润着红彤彤的光芒，就好像在自己的瞳孔里面，刷上了一层红颜色。
天空也是会燃烧的么？好像有人放了一把火。
每天太阳西沉的时候，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种诡谲而刺眼的红光之下。天空像是烧红的、湖水像是染红的，就连门前的树叶，也如涂了一层红漆。从我家的窗户那儿，能望见远远的保椒塔尖顶。晚霞中，那挺拔的塔尖，萦绕着妖艳的深紫和玫瑰红，余光灼灼逼人。
我和楼上的清清，站在大门口的凳子上，把宿舍外墙新砌的两块水泥方块刷上红油漆。油漆弄得我们满手通红，看上去鲜血淋漓的，像个刽子手。但我们干得很起劲而且一丝不苟。一个下午时间，我们就把大门两边对称的水泥墙，涂成了两块大红色。走远了看，很像两只鲜红的兔子眼睛。
我和清清说好了，等明天一早油漆干了，我们就在红墙上描方格，再请人用铅笔写上空心的美术字，我们负责在那些字里填上白油漆——两块崭新而鲜明的语录牌，就算矗立在我们宿舍的大门口了。
天色暗下来了。往日的这个时间，妈妈早该回家了。
西边的残阳经久不散。利剑似的塔顶，犹如刃血的刀尖，冷冷威镇全城。血影在暮色中缓缓移动，与我们刚刚刷好的红墙遥相呼应。又渐渐模糊为一片黑红色，隐退成夜色沉重的背景。
有一种突然袭来的恐怖，牢牢攫住了我。
妈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每天她回来的时候，老远老远，我们就能听见她踢踏踢踏的脚步声。
我带着妹妹到巷口的路灯下去等妈妈。望得眼睛都酸了，还是没有妈妈的人影。妹妹说我的肚子都咕咕叫了，你听听！过了一会爸爸也来找我们了。爸爸轻声对我说，你们先回去吃饭吧。吃了饭，我到妈妈学校去看看。
吃完了饭，我对爸爸说：还是让我去吧！
爸爸在一九六五年从果园回到杭州后，仍然没人来解决他的“问题”。他只好在街道的修建队当临时工。如果他到妈妈单位去问，说不定人家还要盘问他呢。爸爸想了想，点点头说，那也好。你可小心啊，问清楚了赶紧回来。
我穿过长长的小巷。那条路我很熟，上小学时，我跟着妈妈整整走了五年。月亮出来了，是半个，毛茸茸地发红，像只冻僵的耳朵。
离那所中学还挺远，我就看见一股黑烟，如一条大蟒蛇，从学校的围墙上蹿起来。火光一闪一闪，像是蟒蛇的舌头一吐一伸。我从侧门那儿溜了进去，听见有嘻嘻哈哈的笑声，从操场那个方向传过来，还有什么东西被砸碎的乒乓声。
有一个男孩恶狠狠地喊道：×××，你给老子出来！又喊：×××，你到楼上去，把老子的红宝书拿来！
×××、×××都是老师的名字。他们不再称呼老师，而是直呼其名。
我躲在一棵梧桐树后面。我看见许多人围着操场上那堆火光，正往火中一件一件地扔着漂亮的衣服。轻飘飘的丝绸在火光中飞起来，闪烁着孔雀羽毛一般绚丽的色彩。有声音喊：这件丝绵袄不要烧了。留给老子自家穿，老子还从来没有穿过这种资产阶级的丝棉袄哩！又是一声巨响，一只半人高的青瓷花瓶从楼上扔下来，在操场的石台上摔得粉碎，碎片崩在我的脚边。一个苍老而嘶哑的声音嚎啕大哭，含混不清的哭声好像在诉说着这只花瓶的来历。我从哭声的方向看到沙坑那儿跪着一个老头，脖子上挂着一块厚重的木板，用一根细细的铁丝吊着，铁丝都嵌进他的肉里去了。我认识这个老头，他名叫杜约瑟，妈妈说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原来是这所学校的前身——天主教会办的冯氏女中的校长，解放后，学校改了名，他就留在这个学校里当英文教师。据说他会讲好几种外语呢。
他吃力地抬起下巴，朝楼上哭喊道：你们不要摔了，这些古董，都是文物啊，你们要是喜欢，就拿回家去好了，千万不要摔碎呀……
一个人走过去朝他重重地踢了一脚。他垂下头去。那人又踢了他一脚，尖声尖气地喊：起来！起来！统统都到健身房去，去把乒乓桌给老子搬到操场上来，老子要在月光底下打乒乓球了……
他们走开去了。我穿过漆黑的走廊，绕到健身房那儿，躲在一块语录牌后面等着。整个教学楼的窗口都是黑洞洞的，妈妈到底在哪里呢？
胸口挂着木牌的人走过来了。我飞快地跑到杜伯伯面前，急忙问他，你看见我妈妈了吗？她是不是也被关起来了？杜伯伯摘下眼镜把我看了一会，他说你的妈妈是朱小玲吧？嗯，那不叫关起来，叫做隔离审查，嗯，隔离就是实行革命群众专政……
我死死地抓住他的袖子问：那我妈妈隔离在什么地方呀？
你快走开，让革命小将看见了，大家都要吃苦头了。他拼命摇头。
……假如你看见我妈妈……我还想对他说什么，突然一记重重的拳头落在我肩膀上。一个尖细的嗓音吼道：你是什么人？你来干什么？想同牛鬼蛇神搞特务活动啊？还不快滚出去！
月光下，面前这个头发黄黄的男孩子，脸上还有一层淡淡的茸毛。两只清澈的大眼睛却气势汹汹地暴凸着，像大人那样皱着眉头。他的腰里系了一根皮带，手里拎了一根皮带，那皮带好像随时都会朝我抽过来。
我是来找我妈妈的……我紧紧咬住嘴唇，不让眼泪掉下来。
你妈妈？嗬，老实告诉你，阶级敌人朱小玲，从今天开始被我们革命小将专政了。你那臭妈妈，是一个大叛徒！如果她不彻底坦白交待，只有死路一条！快滚！
刚迈出校门，我一把抱住电线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我一边跑一边哭，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天上地下一片混沌。路灯惨淡，往日熟识的小巷变得陌生而漫长。
我跌跌撞撞地跑着，看见自己的影子一会儿长一会儿短，像是围墙上那条黑色的大蟒蛇，在身后紧紧地追着我。月亮也呼哧呼哧地跑着，那黑蛇追着它，一会缠成个黑球，一会又绕成个黑圈。月亮用力挣脱出来，却好像被蛇牙啃过，光滑的表面被啃得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边缘像在滴血，蒙着一层乌黑的血痕……
“打倒大叛徒朱小玲！”
“朱小玲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她走过贴满了标语的走廊，被几个学生推进了礼堂侧面的化妆室。门重重地关上了，身后传来铁锁的咔哒声。她在黑暗中闭了一会眼睛，才勉强看清小屋里空空荡荡，连一把椅子都没有。
整整一夜，妈妈坐在化妆室冰凉的台阶上，一分钟也没有合眼。
四面是冰冷的墙壁。没有天空也没有窗户。死一般的静寂中，只有自己微弱的呼吸，如同一个遥远的回声，在云雾中飘浮……
伸出手去，一摸一手灰。尘土蓬松而厚实，像一只垫子。
有什么东西轻轻地蜇了她一下。她的手指掐到一个黏糊糊的小虫子。接着她闻到了一股异味，奇臭无比。
……墙壁、灰尘、臭虫和黑暗……令人窒息。恍惚中她觉得这个地方似曾相识，她能闻出来——失去自由的牢笼，连室内的气味都是一样的。
她这一生中，已在这种地方，待过许多次了。第一次是在天目山的国民党监狱，为了她填过表申请加入共产党；第二次，是解放初，在茅家埠都家花园，为了审查她蹲过国民党监狱的历史。第一次死了贾起；第二次，死了直属班里她认识和不认识的那些人——是否可以解释说：死人的事总是经常发生的。这就是理想的代价？
但这第三次呢？既非政府也非组织更非司法部门，而是一种闻所未闻的“革命群众专政”，迅雷不及掩耳，气势汹汹、野蛮而疯狂。在她周围的人中，已有一个又一个的人投水服毒，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么这一次，是否该轮到她了？
那一夜，我的妈妈久久地独坐于阴湿的水泥地，一动不动，几近麻木。那个关于死的念头在她脑中一次次闪现。她想着解脱自己一生苦难的时刻终于来临，甚至感到了一阵轻松和快意。曙色已透过门缝，泻在她的脚边。地上的灰尘渐渐变得苍白，在朦胧的天光中，像是一片积雪的屋顶，当太阳出来时，它们就将一滴滴化为乌有……
那一夜，爸爸坐在家里的灯下，一夜未眠，一言不发。凌晨时我被一阵剧烈的头痛搅醒，我喊着妈妈惊坐而起，那个瞬间我脑中闪过学校里那个跳楼的女教师。我肯定那个时刻妈妈一定也曾有了这样的念头，我在床上缩成一团，心里充满了恐慌。
——就在那个时候，妈妈看见了从脚边爬过的一只蚂蚁。
那是一只黑色的小蚂蚁。它从灰尘里拱出来时，很像是大海的波涛中翻滚的一条小船。它小心地踩着浪尖，也就是尘埃颗粒的浮面，固执地往门缝那儿爬去；时而被浪谷淹没，踪影全无，时而却又重新出现在她的视线里。它似乎爬了很久，才爬了很短的一段距离；从台阶到门，对它来说还有遥远的旅程。后来门缝底部的亮色渐渐变得金黄，清晨的第一线阳光，映在它极细的双腿和极小的眼睛上，迷蒙的斗室内，便有了一个闪光的亮点，像夜空中的萤火虫，忽明忽暗。它几乎是驮着阳光、朝着阳光在走，一刻也没有停止。在它前行的路上，时间已经凝固，唯有不断被搜寻和开拓的空间，在尘埃中延续……
它终于消失在门缝的那一头，消失在门外的阳光下。
泪水从我妈妈脸上不断地滚落下来。在积满灰尘的地板上，溅起一个一个小孔。她是多么感谢这只不知来自何方的小蚂蚁啊。
我的突如其来的头痛，就在那个时候戛然而止。天亮时我沉沉睡去——我梦见了那条小人鱼，从海的波涛里冉冉升起，将我的妈妈送上岸边的沙滩。那只蚂蚁就是小人鱼变的，它在波涛中引领着她，将她带出了死亡之谷。似乎，每当她走投无路之时，她那柔韧而童稚的心灵中，总有一种自我解救的秘方，能使她绝处逢生。她曾为我编织的那些美丽的故事、那些残留于她脑中永不肯丢弃的种种幻觉，在后来几乎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中，成了她的精神食粮，成为她的防身武器，成为她抵御那场浩劫的最后一个藏身之地。
我看见我的妈妈从冰凉的台阶上站起来，微笑着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第二天，妈妈被红卫兵们，从化妆室移到楼梯底下堆放杂物的一间小黑屋里。只有吃饭时，才允许出来“放风”。十几个被关押的老师，排成一行，集体押去食堂。规定不许买一毛钱以上的菜，也不许端回屋里去吃，而是在食堂门口站成一排，像是做吃饭表演。中午我去给妈妈送被褥和替换的衣物时，远远地看见那些“牛鬼蛇神”们，正排列在食堂外面，高声朗诵着一段最高指示：“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我朝妈妈走去，但“小将”们一把将我手里的东西抢去了，却不让我见妈妈。
这样关押了一段日子，除了写材料和“提审”，那个头发黄黄的，外号名叫“黄头毛”的红卫兵，命令这些老师们开始劳动改造。有一次粉刷礼堂的墙壁，墙很高，要站在一张桌子上、再站在一张凳子上，才能够得着。妈妈很费力地爬上去，没想到桌子腿是瘸的，人一站上去，身子一晃，连凳子一起摔下来，跌得鼻青脸肿，申请到校医务室去上点红药水，也被红卫兵断然拒绝。一连许多天，妈妈踮着脚尖，走路一拐一拐，疼痛钻心，大汗淋漓，头发都湿透了。
要是变成一只壁虎就好了。在墙上爬来爬去，就把石灰刷在墙上了。她自嘲。自己也觉得这个想法好笑，忍不住就笑起来。
过了些天，她又被命令到拱宸桥去拉煤拉砖拉石头。一个人拉一车，天不亮就出发，拉着空车走去，直到天黑，才能精疲力竭地把满满一车石头拉回来。妈妈最怕过那座大关桥，桥身又高又陡，拼了命把车拉上桥，已是头晕眼花；到了下桥时，一车重载，板车往桥下死命地冲下去，她八十多斤的体重，根本就压不住车身。有一次，车子下滑时，车头却翘了起来，她被吊在车把上，整个人都已悬空，眼看就要翻车，她惊叫，脑中已是一片空白。幸亏有几个老工人闻声冲过来，用力按住车把，才算是救了她一命。她面无血色地瘫在地上，想说句谢谢，喉咙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再走，发现鞋子已经撕开了一个大口，只好拉着，一步一趔。假如世界上真的有水晶鞋呢？她想。不过还是不要什么王子了吧，只要穿上了那双水晶鞋，变成个旋转一天都不觉累的人，就好了。她想着，脚上竟慢慢有了力气。
到校外干活毕竟能有阳光和新鲜空气。她总是安慰着自己。有时，趁着押队的红卫兵不注意，杜约瑟就溜到熟食摊上去买两毛钱的猪头肉，说好了到吃饭时分给大家吃。但他实在馋得受不了，就从那纸包里掏出一块，自言自语说先吃一块吧就这一块。他的车走在最后头，到了学校，他那油腻腻的纸包早就空空如也了。
劳动改造了一段时间，又是没完没了地写材料。写完了交上去，好多天也没人理睬。她发现其实红卫兵对他们写的材料并无多大的兴趣，他们最热衷的是拿到材料，然后轮流出去“外调”，十天半个月不见人影。妈妈一个人单独关在楼梯下那个小黑屋里，小屋子原来是有一扇窗户的，但窗户外面贴满了大字报，把窗缝糊得密不透风。门一关，屋子里黑得像座墓穴。一个十五瓦的电灯泡，便是她生活中唯一的光明。有一天，她突发奇想，用一根头发上的发卡，插到窗缝里，把窗缝外面的大字报一点一点捅破，再慢慢地挑出一条缝隙。大字报一层压一层，糊得又厚又硬，她觉得自己差不多是在挖掘一条隧道，手指都磨出了血。捅开这条只有一根发卡那么细、筷子那么长的缝隙，花费了她整整好几个晚上。
……拇指姑娘就是这样从田鼠的地洞里逃跑的呐。她自言自语。这些日子她经常这样自己同自己说话，否则她就要闷死了……这是我的一线天，现在我可以望见燕子什么时候从我头顶飞过、望见柳树远远地摇着、望见蔷薇花一朵朵从围墙上伸过来了……
一线微弱的阳光，带着一股报纸和糨糊的气息，从那窄窄的缝隙里，突然涌进来，使她猛地觉得一种刺眼的疼痛。她扑在那亮光处，大口大口拼命地呼吸着外面其实并不新鲜的空气，心里一阵狂喜。只有每天的中午时分，阳光才能路过这叶小窗，在此短暂停留。但这于她已经足够。一丝微风、一线亮光，游丝般在她的小床上移动，抚弄着她细瘦的手掌。那一刻她感到自己的心，依然自由。
世界上有些人偷钱偷物，而我，却是在“偷”空气“偷”阳光。她想。不由几分自得。可是，阳光和空气本来就是人生而拥有的——“偷”从何来？缘何去“偷”呢？她又一想，便觉很深的悲哀。
果然阳光和空气，也如这世上所有的一切，已不属她所有。没过几天，具有高度革命警惕的专案组成员，就发现了妈妈窗户上的“漏洞”——大叛徒朱小玲企图翻案罪该万死！把朱小玲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他们把妈妈拉到操场上去批斗了几次，那窗户从此被钉上了铁皮，封得严严实实。
妈妈感到自己的“案子”在不断升级，专案组的人外调回来，开始了新一轮的提审。有人每餐把饭送来，连食堂也不让她去了。妈妈意识到了自己“问题”的严重，她真正开始担忧了。
那是一个雨天的傍晚，妹妹按规定，去妈妈的学校送换季的衣服，还有每个月的肥皂牙膏等杂物。她湿淋淋回到家里，手里拎着一双妈妈的旧鞋子。她哭哭啼啼地对我和爸爸说，她见到妈妈了，妈妈很瘦，妈妈把这双鞋子交给她，说让爸爸修一修，再送回去给她劳动穿。妈妈说，一定要爸爸亲自修才能修好的。
妈妈和你说话时，旁边有人吗？爸爸问妹妹。
天下着雨，在大门口，红卫兵都去躲雨了，妈妈才把鞋子脱下来交给我的……
等妹妹睡了，爸爸把那双鞋子拿到灯下。他撕开了鞋帮，在鞋底的夹层里，露出一张折叠得很小的纸条。打开纸条，那上面写着：
我一切好勿念。只是最近外调的结果，又出来了一个关于红手帕的事件。专案组说我只有一个选择：如果我不承认自己是叛徒，那么肯定就是假党员。看来要打持久战了。你们多多保重。
爸爸划了一根火柴，把那张纸条点燃了。那天夜里他一直趴在灯下写着什么。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看见那双鞋子已被修补得结结实实。爸爸对我说，今天你去吧，一定要把这双鞋子亲手交给妈妈。
爸爸的眼里布满血丝，他换上工作服，匆匆出门去上班。
一九六八年岁末的最后几天，下了一场大雨。妈妈的隔离审查依然遥遥无期，看不出一点儿松动的迹象。那个寒冷的冬夜，城市大街小巷的上空，传扬着一个震撼世界的声音。收音机里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和爸爸面对面坐在桌旁，听完了最新指示，谁也没有说话。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学校。那天傍晚回到家，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我对爸爸说：反正，上山下乡是早晚的事情，晚去不如早去。我想……
你想什么？爸爸的眼睛盯住我问。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
我想……我想报名到黑龙江去……同学说，有黑龙江建设兵团和农场的名额，是发工资的……
我知道说出这个决定需要勇气。我不是要去浙江农村，而是去中国地图上最顶端的北大荒。我说得结结巴巴很吃力，因为我的眼前不仅坐着爸爸，还有爸爸所代表的妈妈。妈妈尚被关在牛棚，“黑龙江”这三个字对于妈妈来说，意味着一次生死未卜的长久分离。
不行！在你妈妈回来之前，你哪儿也不能去！爸爸斩钉截铁地答复我，扔下碗就走了开去。
自从一九六七年妈妈被隔离审查以后，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六月我终于去了北大荒，在这一年多妈妈不在家的时间里，这个家，暂时是由我主持的。
学校里停课闹革命，后又复课闹革命。但革命其实没我们什么事。一月风暴刮过了、革委会成立了、牛鬼蛇神都专政了、工宣队也进驻了。我们这些“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在学校里议论的，都是上山下乡这个话题。
除了隔三差五去趟学校，我每天买菜做饭洗衣，剩下的时间，就从爸爸那只“供批判用”的大木箱里，找出一本本托尔斯泰或是屠格涅夫的书来看。那时爸爸为了多挣些钱，在艮山门的货运站当装卸工，有时跑煤车、有时去煤场挑煤，早出晚归，很少在家，还经常要应付各地来外调的专案组，为他做地下工作时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写交待材料。爸爸把他的工资都交给我保管。那时外婆已经老了，由妈妈赡养她的生活。我每月到邮局去一次，给外婆寄去二十块钱。叔叔们都已参加了工作，可以负担一部分奶奶的生活费了，我们还是每月再给奶奶十块钱。余下的钱，我便精心计算我们全家人一个月的伙食费。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买菜如何讨价还价的。爸爸常常夸奖我说，你可比你妈妈能干多了，你妈妈总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我和妹妹还养了四只鸡。严格说是妹妹一个人养的。我把养鸡的事情交给她管，并且许诺说，如果鸡下了蛋，先给她吃。可见那时我就懂得承包制的运用。妹妹果然积极性很高，每天早上把鸡放到院子里去，还把菜叶剁碎了拌上米糠喂给鸡吃。过了几个月，那只芦花鸡真的下了蛋，以后每隔一天，妹妹都能捡到起码一个鸡蛋。我用红蓝铅笔在鸡蛋上注明它的出生日期，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只陶罐里，按照它们的出生日期来决定食用的先后。每一个鸡蛋都极其宝贵。婴音每次总是蹲在旁边看着我写那个数字，等我写好了，她就提醒我说：这个鸡蛋是给我吃的吗？我说，到第十一个，才能轮到你哩。这十个鸡蛋，我们煮熟了，你给妈妈送去。这不能算我背信弃义吧。
我每次去给妈妈送东西，“黄头毛”他们对我总是很警惕。大概是我那副自以为是的样子使他们恼火。但他们对十一岁的婴音却未加防备。那双爸爸连夜修好的鞋子，最后还是妹妹送进去的——机灵的妹妹居然在学校的围墙边上，发现了一个破洞，她小小的身子刚好能从洞里钻过去。那以后妹妹经常背着她读书用的一只草绿色的帆布书包，里面装着我们给妈妈送的食物，从那个洞里溜进学校去看望妈妈。妹妹背着书包走过那条小巷时，常常会有些同她年龄相仿的孩子，在她身后扔石头，叫骂说：她妈妈是个大叛徒，打死这个狗崽子！妹妹一边跑一边哭，等到钻过了墙洞，还得偷偷把眼泪擦干，怕妈妈看了伤心。有一次下大雪，妹妹去给妈妈送菜，雪地本来就又黏又滑，那几个孩子在雪地里打雪仗，看见她来了就追。妹妹慌慌张张地跑，脚下一滑，摔了个大跟头，书包甩得老远。她扑过去捡起书包，紧紧抱着，一口气奔出去老远。等到浑身湿溻溻地见到妈妈，把那罐蛋烧肉从书包里掏出来时，菜已撒了一大半……
妹妹直到上高中，还一直背着那只书包。草绿色的书包上，留着一摊永远洗不去的油渍。是雪地上那罐蛋烧肉的纪念。
十一岁的妹妹在这条秘密通道中来来去去，把爸爸写的小纸条带进去给妈妈，告诉她外面形势的变化和应该采取的对策。妹妹每次从妈妈那儿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妈妈交给她的东西——一个毛线团、一双袜子什么的，从她已攥得出汗的手心里，小心翼翼地交给爸爸，从来也没丢失过。聪明的妹妹竟然已经学会了从容不迫地对付那些专案组的大人，还会对他们作出假模假式的天真笑脸。可谓是“文革”时期的“地下工作者”了。
如果我走了，爸爸和妹妹怎么办呢？
我走向那么遥远的北方，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妈妈呢？
我在校园的小树林里长久伫立，紧紧咬着嘴唇，望着远处人声鼎沸的北大荒农场的报名站。
北大荒——一个多么遥远的地方。然而，“遥远”却是一个摆脱眼前压抑的唯一通道；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希望和期待；草绿色的棉大衣和绑腿，更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当那个月夜我在小巷里奔跑的时候，也许叛逆就早已被注定了。就像妈妈自己的十九岁一样。十九岁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龄。十九年中妈妈的脐带始终如同救生圈绕着我的脖颈，输送给我天边的海市蜃楼和岸边的泡沫。然而背叛的迹象其实早就隐隐昭示，“文革”只不过是使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咬断自己同脐带最后的那个连接点，义无反顾。
更何况，用妈妈自己的话说，她的审查是一场“持久战”啊。我等待这“战争”的结束，要等多久？
我的去意已决，锐不可当。在我和爸爸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执之后，他知道已不可能阻拦我，便不再理睬我。我想他不会设法告诉妈妈的，因为那只会让妈妈痛苦。于是我销户口、办手续、收拾行李，一切准备工作进行得神秘而又果断，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街上从早到晚传来一阵阵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一辆辆卡车载着一群又一群胸口佩戴着红花的知青，奔向广阔天地。高音喇叭里的最高指示，震耳欲聋……同这一切热火朝天的情形相比，妈妈显得多么渺小多么懦弱多么不重要呵。妈妈像一片秋天的落叶，从我心上无声地飘逝。
我决定瞒着妈妈走。一直瞒到我上了火车。我还决定不去同她告别。我怕看见了妈妈，心里一难受，万一就动摇了呢？
临走的前一天，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匆匆写道：
亲爱的妈妈，伟大领袖教导我们，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家应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你也曾一直这样对我说。现在我就要到真正广阔的北大荒去了。你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多多保重。
我转过身，“凶神恶煞”地对妹妹命令说：等我走了，你再把这张纸条交给妈妈。叫她不要哭，我会来信的。
吃过晚饭我就离开了家。为了早起，那晚我住在了同学的家里。
那是一个初夏的清晨，阳光灿烂，红旗飘飘。火车站人头攒动，人山人海。我意气风发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坚定无畏的脸上没有一滴眼泪。车轮缓缓离开月台的时候，我的眼前突然闪过一张悲怆而忧伤的面孔，她从千千万万的陌生人中挣脱出来，扑向车厢，温柔地低声呼唤着我的名字。那个时刻忽然一阵剧烈的头痛袭来，疼痛撕裂着我的五脏六腑，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揉揉眼睛，面前却只有上上下下一片草绿色的军装晃动。我转过脸去，城市里破旧的房屋和街道渐渐退出了视线，迎面吹来了遥远的北方强劲的春风……
然而我相信感应。我明白头痛是一种征兆。不久后我接到一个同学的来信，证实了我的猜测——就在我快走的那几天里，爸爸终究觉得这样重大的事情不能不让妈妈知道，他还是叫妹妹设法把我走的消息告诉了妈妈。爸爸希望妈妈能向工宣队请假，允许她回来同女儿见上一面。但工宣队拒绝了妈妈的请求。那天后半夜，妈妈终于不顾一切地弄开了隔离室门上的锁，手里拿了一把扫帚，偷偷推开了学校虚掩的大门，想溜回家送我。她把扫帚放在大门边上，希望自己天亮以前能赶回来，万一让红卫兵发现，也可说是扫地，有个借口。可等她到家时，我早已离去，妈妈呆呆地望着我空了的床铺，顿时傻了一样。欲哭无泪，更不敢在家中久留，匆匆赶回学校去。天已微明。却偏偏就在校门口被专案组的出来上厕所的人撞上。为此，全校又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会，批判她畏罪潜逃，妄图翻案，对抗运动。妈妈在台上弯腰九十度，足足站了四个小时。批判会结束时，她已不会走路，腰椎间盘突出，大病一场。那年她四十五岁。
我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对不起妈妈的一段往事。十九年来我同她相依为命，但我却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不辞而别。当时，妈妈历尽磨难的生命，已如游丝奄奄系于千钧。我的远行，在她不堪重负的劳累和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中，犹如雪上加霜。她的痛苦不在于我下决心去边疆，而在于我恰恰是在她身陷囹圄时离她而去。要是没有爸爸和妹妹，她怎么还有勇气活下去？这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解脱的愧疚和自责——当我离家北上时，我怎么竟然会如此绝情又如此冷酷？革命的洪流，毫不费力地就把妈妈十九年里一口一口喂给我的温情、道义和童心，完全彻底地摧毁殆尽。我已不是妈妈的孩子了。
然而很多年以后，妈妈平静地同我谈起1969年的那次“叛逆”。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她却有与我和爸爸完全不同的看法。她说我十九岁那年选择了北大荒是一个生命的必然——既然遥远的森林和雪原曾是年轻的妈妈梦中的呼唤；当我尚在妈妈腹中时，她已将向往飞雪与冰凌的基因植入了我的体内。所以安知北大荒不是一种幻想的结果呢？或许我那次毅然决然的行动，恰恰就是她自己那种与生俱来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延续？在她女儿身上亦无法改变。
至此，妈妈在她对世事万物的宽宥中，完成了她对自己的阐释。
关于那块节外生枝的红手帕，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纠缠着我。
在北大荒最初的日子，我经常出现一种原因不明的阵发性头痛。农场卫生所的大夫当然是毫无办法。但我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我的心里焦躁不安。我深信民间流传的那种亲人互相感应的说法，即使相隔千里万里，亲人的信息也能通过他们血脉相连的身体，传递、接收。
每当我头痛发作时，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妈妈苍白的面容，憔悴忧郁，没有一丝血色。她伏在木板床沿上，不停地写着材料。或是跪在礼堂的台上，一遍又一遍地回答着同一个问题。她晕过去了、她在发冷发烧、她气得浑身直打哆嗦、她咳出了一口鲜血……终于，她忍不住拍了一下桌子，愤怒地大声喊起来……
我头痛欲裂，心揪得紧紧。我死死按住了太阳穴，拼命睁大了眼睛。我的目光越过千山万水，回到我故乡的城市。我想那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甚至闻到了从学校操场上散发出来的血腥味。
办公室里，工宣队对妈妈的审问正在进行。
——朱小玲，今天你要老实交代！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的问题已经审查了两年，老问题不但没有搞清楚，反而又发现了新的线索。你对抗文化大革命，是绝没有好下场的，听懂了吗？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好，我问你，你当年从天目山回到洛舍以后，有没有用过一块红手帕？
——红手帕？
——不许抵赖！据我们调查，那块红手帕是用红丝绒剪的，手工缝的边。有没有哇？
——可能是有的。我认为红色象征着革命，我做过红手帕，还经常把它别在旗袍的衣襟上……
——那就对了嘛。那么你老实坦白，你亲手缝制红手帕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足以证明你在被捕出狱以后，还想千方百计打入党组织内部啊？
——如果是这样，你们就不应该怀疑我是叛徒了。
——不！恰恰相反！这恰恰证明了你企图重新混入党内，以便从事特务活动……
——你讲话要有证据。
——不要心虚嘛，啊？我问你，抗战时你在洛舍，有没有逃过警报呀？
——当然逃过。警报一响，所有的人都懂得赶紧躲避日本鬼子的扫荡。
——好，我再问你，洛舍有没有桑树地啊？
——当然有。河边到处都是。
——好。那你在逃警报的时候，有没有在桑树地里宣过誓呀？
——什么宣誓？宣什么誓？
——你的第二次入党宣誓嘛，装什么糊涂？
——没有！我既没有在桑树地宣誓，也从没有第二次入党。
——你还想狡辩！我问你，你认不认识一个名叫杨志伟的人？
——杨志伟？认识的。他是我们洛舍同乡。当年他被捕时，还是我父亲把他保出来。解放后，我听说过他在仙居县当农业局长……
——你既然认识这个人，这个问题你就等于承认了一半。人家交代得很清楚，你想要隐瞒事实，完全是痴心妄想。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就是罪上加罪。我们工宣队决不会心慈手软的！
几天几夜反复无常的拉锯式盘问和审讯，妈妈总算弄明白，那个叫做杨志伟的人，在外调中炮制出了一个关于红手帕的故事，如此这般地莫名其妙：
……在洛舍时，有一次杨志伟和她一起逃警报。先跑到洛舍小学的一间教室里，他拿出一份入党申请书让她填写，写好以后，他和她坐着一条小船进了芦苇荡。四下无人，他们在一块桑树地上了岸，他在地上铺了那块红手帕代替党旗，让她宣誓。宣誓以后，她就是洛舍党支部的中共党员了。那以后，他还同她一起到白龙潭去藏秘密文件，追来了三个国民党兵，他拉了她一把，两个人一起扑倒在水稻田里……
妈妈隐隐记起这个杨志伟。他原在埭溪开茶叶店，逃难时来到洛舍，就住在她家隔壁。此人不爱讲话，一天总低着个头，下巴尖尖的。右下颌有一颗很大的黑痣，痣上长着三根黄软的长毛。她看他很苦闷很寂寞的样子，有时就去找他谈天，从他的谈吐中，发现他的思想还算进步。她于是就告诉了他一些自己的事情，包括在于潜被捕的经过。他听了，激动得下巴上的三根毛都抖动起来，称赞她是女中英杰。又过了些天，她发现自己的日记本不见了，曾怀疑是他偷偷拿去，他却死不认账，也只好作罢。过了几个月，有人来告诉她，说杨志伟不知为何被捕了，还是她求父亲以镇长的名义去把他保出来的。后来她就到皖南屯溪念书去了。不久新四军北撤之后，他拿了一把雨伞就离开了洛舍，有人说他投奔了新四军，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解放初，一个解放军的军官曾到报社找过她，一见，竟然就是这个杨志伟。这时他已是一个营教导员了。从那以后，两人再未谋面。
怎么会忽然飘来这么一块子虚乌有的红手帕呢？
杨志伟编造了这个红手帕的故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妈妈倚在潮湿的墙壁上，绞尽脑汁苦苦思索。一时天花板上红手帕漫天飞舞；水泥地上红手帕逐浪翻滚。她的眼前深一片红浅一片红，红得白一阵又黑一阵。刹那间她记起当年父亲保他出狱回来，曾对她悄悄说过，这个杨志伟，怕也不是好人，他们说他统统都招供了，说不定是个叛徒……
也许只有一种可能：那次他被捕后，一直隐瞒了自己叛变的事实。而“文革”群众运动的“地毯式轰炸”，使他难以蒙混过关，为了证明自己出狱后还在继续为党工作，就必须编造一套革命的行动，比如发展别人入党等等。而他曾偷看过她的日记，对她当时的处境了解得一清二楚。是的，他必须造成一个继续革命的假象，他只有革命，才不会被革命所消灭。只有陷害别人，才不会被别人所陷害。几十年的“革命”历史，教会了他“革命”的手段。他只是东施效颦罢了。
妈妈在万般无奈中，恰好收到了爸爸让妹妹送来的纸条。爸爸也作出了同样的判断。他告诉妈妈，如今最有力揭穿杨志伟诬陷的办法，就是请求工宣队，让她和杨志伟当面对质。
……
我的头痛时好时犯。每次头痛都使我对七千里之隔的江南老家，诚惶诚恐、提心吊胆。我和妈妈本为一体，互不可分；我曾说过，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能听见她的心跳，辨析她的每一声欢笑和哀叹。即便远在天涯海角，我依然无法坦然独处。每一天，妈妈都与我同在。
头痛最后一次发作时，我已是精疲力竭。但我似乎感觉到那将是最后一次了。“文革”的滔天巨浪正在渐渐平息。正如《依利亚特》那个故事所写，天神们需要休战时，地上便有了暂时的太平……
工宣队终于决定把杨志伟从仙居带到杭州，同我妈妈当面对质。在一片“打倒大叛徒朱小玲、杨志伟！”“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妈妈悄悄看了那人一眼。只见他瘦如刀削的脸颊侧面，剧烈地抖动着三根长毛，那毛色灰白，像老猫的胡须。那瞬间，她心里倒觉得此人有几分可怜……
——杨志伟，你说你曾发展朱小玲入党，为什么我们在外调时，当年洛舍党支部现在还活着的人，不知道这件事？
——按党组织的纪律原则，当时我同朱小玲是单线联系的。
——朱小玲，你为什么要隐瞒你第二次入党？
——如果1944年党组织重新发展我入党，说明党对我很信任，说明我出狱后的表现很好，我有什么必要隐瞒我入党的光荣呢？
——你还要狡辩。杨志伟的供词铁证如山，你再不老实，只有死路一条！
办公室的桌子上，一台老式的录音机对准了他们。转动的录音带，发出老鼠的吱吱叫。
——杨志伟分明是捏造事实。只要稍稍有一点党的组织常识的人，都会发现其中的破绽：那时把我作为发展对象的，是天目山的党组织；而杨志伟的关系是在德清县，我同他根本不相干，党组织根本不可能让他来发展我。
——杨志伟，朱小玲说的是不是事实？
——浙西特委徐珍同志亲口对我说过，朱小玲一直是党的发展对象，她出狱后回到洛舍，让我们继续考察她……
——你撒谎！徐珍曾经要想发展我，还是我告诉你的。那是我被捕以前的事了，简直牛头不对马嘴。
——那你当时特别喜欢一首诗，是一个叫萧军的作家写的一本《八月的乡村》里头的，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诗是这样写的：我要恋爱，也要自由，但是奴隶没有自由……这，总是事实吧？
妈妈的嘴边，露出一丝冷笑。——你都扯到哪里去了呢？这大概还是你从我的日记里抄下来的吧？这能说明什么呢？你这样煞费苦心地诬陷我，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你到底想干什么？
……
从早上到天黑，对来对去，越对越糊涂。杨志伟一口咬定那红手帕，说得有鼻子有眼。有一阵子，连妈妈自己也怀疑起来，是否真有一段记忆，从她脑子里无缘无故地抹去了？一块块血红血红的红手帕在她面前飘拂着，像一条流动的血河，浇灌着窗外枯焦干涸的大地。她死死地抓住桌子角，只要一松手，她也许就会倒下去。假如不是什么红手帕，而是小红帽就好了。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尽管在很久很久以前，她曾是多么希望在这样一块象征着党旗的红手帕前宣誓啊……
周围的人都开始打哈欠，工宣队很不耐烦地敲着桌子。杨志伟终于垂下头去。昏暗的灯光下，她只看见他惨白的鼻尖。
其实从他走进这个房间开始，他就始终没敢正视过她。
有人把一叠厚厚的记录纸递给她签字。密密麻麻的小字爬满了横格纸，但她的眼前却是一片空白……
她就是在那会儿突然听到那个声音的。那个她曾经熟读，却在后来的许多年里，被她忽略了的童话——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一个小孩子最后叫出声来。
“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爸爸说。于是大家把这个孩子讲的话私自传播开来。
“他实在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呀！”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皇帝有点儿发抖，因为他似乎觉得老百姓们所讲的话是对的。不过他自己心里却这样想：“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在他后面走，手里托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后裾。
红手帕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以后的日子，她写了一叠又一叠的申诉材料。又过了几个月，突然有一天，工宣队把她叫去，对她宣布说：你的审查到此结束了，维持一九五六年的审干结论。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回家了。
红手帕无中生有从天而降，又莫名其妙随风而去。
妈妈恢复自由以后许多年中，无论看什么东西，眼前总是好像蒙着一层血红的云翳。
有一阵，听说妈妈很想到仙居去一趟，去找那个杨志伟问问，何苦要这样害人？但她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那些自称裁缝的骗子固然可恶，但如果没有那个愚蠢的皇帝，是不会有皇帝的新衣的。她甚至自嘲地想，假如不是因为涉及“叛徒”这样人命关天的“问题”，她就让杨志伟“发展”一回算了。一个杜撰的桑树地里红手帕的故事，离奇曲折，听起来还真挺让人神往的呐！
又过了些时日，她听洛舍来的亲戚谈起，说杨志伟回家以后不久，就生肝癌死了。临终前，他曾嘱咐家人去买一块红手帕，与他同葬。
妈妈后来被确定为离休待遇，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妈妈说她像一块收割后的田野，没有果实，留下的只是一片坦然，默默面对蓝天。
然而裴嫣注定了将要在最后一幕中再次出场。虽然她已经几乎被我们所遗忘，但她却无法忘记我的妈妈。晚年的裴嫣走出了她一生的坎坷，她将开始寻找和重温青春最珍贵的那一段记忆。
裴嫣颇具戏剧性的出现，使我们的故事变得越发耐人寻味。
那是七十年代末的一个春天。妈妈忽然收到了一封寄自乔司农场的信。三十多年来音讯全无的裴嫣，就这样从信上惊人地蹦了出来。那封信仅寥寥数语，只说她已到了杭州郊区的乔司农场，希望妈妈能去看她。务必务必！一定一定！一切都等见面详谈。
信纸上满篇都是惊叹号。
裴嫣怎么会到了乔司农场呢？爸爸和妈妈很费了一番猜测。
据爸爸分析，裴嫣的丈夫姜弘任，在一九四三年任武康县长职务期间，因手下的人滥杀赤色群众，并以他县长的名义执行，他负有重大责任。镇反时地方群众要求公审他。一九五一年爸爸受审，就是因在上海搞地下活动时，曾经利用过姜弘任复杂的社会关系，因而镇反一开始便受他的牵连爆发的。爸爸自己尚且如此，这么多年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像姜弘任这种身份的人，恐怕早就被镇压了。即使没被镇压，必定也是活不过“文革”的。妈妈记得偶尔听人说起，解放后，裴嫣在上海一家地区医院当干部，现在怎么会突然到了乔司，会不会是她改嫁了一个当农场场长的丈夫呢？
爸爸说，算了算了，不去看她也罢。免得又节外生枝。
妈妈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她说：我如不去，她会疯的呢。我知道她的脾气。她若是要找我，就是非找不可的时候到了。
那是一个春日的上午，妈妈到了乔司农场。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冬日，她曾带着我去过那个地方。那次是去看她的丈夫，而这次，是去看曾把神圣的入党申请书交到她手里的裴嫣。几十年间，是这两个人，在迷惘中将她引领上进步的道路，先后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然而，这两个人，却先后到达了乔司这个劳改农场。革命——劳改农场。是一个无意的巧合么？她怅然。
妈妈在农场场部到处打听有没有一个从上海调来的场长，都说没有，只有一个从上海来探望她丈夫的女人。妈妈按人的指点去敲门，门开了，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此人身材高大、红光满面，笑吟吟望着她，只是不语。妈妈有些发愣，面前的人似曾相识……然而那怎么可能？难道真的会是他么？妈妈终于喊出声来——姜弘任，是你！
裴嫣前来探望的丈夫，仍然是当年的姜弘任。一个在我爸爸妈妈心中早已死去多年的人。
几十年一言难尽的遭遇，在这里却浓缩成几分钟时间便打发完毕——解放后，姜弘任任上海市工商局的秘书科长。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也受到隔离审查，案卷送交市委，一位主要领导人的批示是八个大字：此案已阅，容后再议；这样他便被保了下来。一九五五年肃反时，市人民检察院给他作了“免予起诉”的结论。但到反右以后，浙江德清县人民法院，坚持向上海要回姜弘任，并判处二十年徒刑，送去劳改，一九七五年被特赦。姜弘任获释后，因上海报不进户口，暂时就地安置在乔司农场。裴嫣一直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几十年来历经审查，确定为脱党，但否定了她被捕后有叛变或出卖行为，所以还保留了一般干部身份。至此，裴嫣已可谓是死里逃生的老运动员了。姜弘任到了乔司以后，裴嫣每个月都专程从上海来这儿看望丈夫。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一个在新疆，一个在江西，只有一个留在上海，一家人东西南北分散四处，唯一的安慰总算是身体都还健康。
裴嫣的头发花白，眼角的鱼尾纹如波浪起伏。干涩的面孔和佝偻的身影上，妈妈已难寻觅裴嫣当年的美丽。
三双眼睛默默地互相注视，欲哭无泪，欲说还休。
一只喜鹊从窗外飞过，喳喳叫着；一只乌鸦落在房檐上，呱呱叫着。喜鹊与乌鸦永远都在同奏着一支悲与喜的交响乐。
他们那次见面以后不久，全国开始清理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我爸爸向省公安厅和报社重新提出了申诉后，要姜弘任也抓紧时间向原判法院提出申诉。但姜弘任竟笑眯眯地摇着头，连连说，不不我不想申诉了，随它去吧。过去那么多年，我给***、陈毅、***都写过信，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如今的情况难道还会有什么不同？我爸爸说他糊涂，爸爸说即便没有用，他也要坚持申诉，哪怕一直到死。经我爸爸这么开导，姜弘任总算答应试一试，将信将疑地给德清人民法院递送了申诉状。结果不久后，就在我爸爸平反的同时，他也被正式撤销了原判。恰逢一九四八年前后曾在上海领导过地下工作，曾负责与姜弘任联系的那位领导同志，从北京调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他过问了姜弘任一案，念及姜弘任在大上海解放时曾有立功行为，他的户口迁移问题随即顺利解决，历时三十余年的离散后，全家人终于团聚，得享天伦之乐。
远离妈妈的日子里不断折磨我的间歇性头痛，在那个新的时代来临后，终于奇迹般地悄然而止，不治而愈。
那一年春天，在他们眼中，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娇艳与妩媚。柳丝青青，桃花灼灼。春雨迷蒙的三月，爸爸妈妈、裴嫣姜弘任夫妇，四人结伴，重游天目山。
他们似乎注定了要在暮年时重回一次天目山。天目山因此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
山坳深处的巨石“仙人跳”依旧兀立。沿石怒放的杜鹃如一排滴血的脚掌，走过了崎岖漫长的历史，在此稍事歇息。四周林木森森、草叶葳蕤、山岩陡峭、空谷传声。“仙人跳”像一个夜梦中的天使，又像一个白日里的魔鬼，从遥远的往事中浮现。妈妈和裴嫣曾从这里“起跳”——然而裴嫣没有跳过她至高无上的爱情，跌落在自己心设的陷阱；妈妈也没有跳过她至尊至爱的平等自由之梦，最终回归于她童心的幻境。“仙人跳”是一个永远的谜语。也许根本就没有人能跳过“仙人跳”？除非是仙人。
——其实，当年我让你填了那份申请表格以后，你就算是中共地下党员了。应该算是。但解放后，我不便再坚持这个说法，因为你后来被捕过，如果是党员，你的麻烦就更大了。不过现在，也许你应该去要求改正一九五六年的审干结论，交涉恢复你的党籍，我能帮你证明的……
裴嫣苍老的声音，模模糊糊从妈妈耳边传来。
不，这并不重要。对于我来说，那些本来就是无所谓的……妈苦笑着，摇了摇头。她好似还有什么话想说，却没有再说下去。
山峦雾气中，“仙人跳”下浮漾起当年的歌声和笑声，像一个逝去的梦，若隐若现。水乡是一个梦。“方小”是一个梦。四壁坚冷的囚笼更是一个梦。好梦坏梦美梦噩梦，绚丽的梦缤纷的梦血腥的梦赤紫的梦——也曾辉煌也曾凄凉，终是脱不去那殷红的底色。
但人生仍然不能没有梦。没有梦的人生，白天太苍白，黑夜太漫长。正是因着噩梦终究会醒，而好梦总也不能成真，人类才周而复始地循环着，循环着人类实现理想的那个痛苦的轨迹。
妈妈和她那个时代许许多多人一样，亲手炮制了那个美丽的梦。她的一生始终被梦魇所纠缠，她的希望湮灭在自己的梦里。
她是那个梦的结果。但她恰恰也是那个梦的原因。
遗憾的是，我却始终没有见过裴嫣……
当那些夏日和秋季的骚动临近尾声之时，另一种冬天的景象缓缓铺展开来。一个故事结束了，还有新的故事即将开始。由于我和她们都已无法退出这一场二十世纪震惊天下的红色风暴，就使得我在后面的叙述，都仍将被置于那一层似红非红、似黑非黑的底色之中。
我始终没有弄清楚，那究竟是因为什么。
在我的记忆中，奶奶和外婆一直彼此敌视、相互憎恨。很多年里，她们作为儿女亲家，却老死不相往来；即便有时暂且不得不同住于一顶屋檐之下，也形同路人，从不说一句话。她们偶尔擦肩而过，便向对方投去厌恶的目光，或是小声地嘀咕着各自家乡的方言，多半是一些怨恨的咒语。反正，她们谁也无法听懂。
这两个女人，恰恰都是在她们的儿女结缘后不久，丈夫便先后死去，于是她们形单影孤，只得依靠我的父母生存。她们出身于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但两个人又恰恰都生就一双未缠的大脚。
外婆生于湖州，嫁于洛舍；奶奶来自南国的广东新会，又从上海辗转杭州；——几乎从一开始，她们就认定了对方为异乡和异己，因而难以相容相处。自我出生以后，面对这个不幸的家庭中不断袭来的厄运，越发加剧了彼此间的责难，互相越发心存芥蒂。于是，她们后半生的岁月，就在这样默默的怨怼与恼恨中，消耗殆尽而去。
这场“冷战”持续了几十年。直到外婆和奶奶相继离世，她们仍然没有互相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