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多年中，我妈妈一直对我说；如果她没有在方震小学工作的那两年，她这辈子，简直就没活出个什么滋味来。

爱情和事业，在那两年里，轰轰烈烈地一起向她涌来。

方震小学，实际上是当时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活动站。

我妈妈随着张恺之穿过闸北公兴路那一带的棚户区。上海人管这种屋顶像船篷篷一样的贫民窟，叫“滚地龙”。里面所谓的墙壁，是用竹片、破油毡和黄泥糊成，潮湿的泥地面高低不平。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拉黄包车、弹棉花、捡垃圾、扛麻袋，靠力气过活的江北人，一天的工钱买全家人一天的粮食，所以大多数孩子都不识字，稍大一点的，就到街上去卖报或是给人擦皮鞋。昨天刚下过一场大雨，屋里几个半大的孩子，正在忙着用盆往外舀水。有一只碗漂在水上，那几个孩子不知为什么就互相打了起来……

“方小”，就是为这些穷苦的孩子们办的。他严肃地对她说。

他们拐过一条肮脏的弄堂，再走过一片一个杂乱哄吵的小菜场，然后在两间低矮的楼房前停下了脚步。他对她说到了到了，这就是方震小学。

方震小学真是一所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学校了。两层的简易楼，楼下两间做教室，楼上做办公和男女教师的宿舍。几十张高高低低的课桌，五六个年轻教师，就是学校的全部。一个白白净净、高个儿的年轻姑娘，向她走来，紧紧握住了她的手。她说她是方小的校长，就叫她哲宣好了。我妈妈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哲宣。

我叫朱小玲。我妈妈对她的同事们自我介绍说。那个在她填写入党申请书上使用过的名字，在那瞬间脱口而出，从此开始正式生效。她似乎生来是喜欢贫穷和简朴的，那一双双亲切的目光使她想起了朝鲜义勇队的日子，简陋的小学校使她有一种回归之感。

她每天都欢欢喜喜去做每一件琐碎的事情。先是走遍了这一带贫民区，一个一个去动员那些邋里邋遢的孩子们来上学，学校只收一点象征性的学费。课余时间，他们挨家挨户到孩子们的家里去访问，用自己很少的一点钱，买几支铅笔或是糖果，分给孩子们。冬天来临，他们又到繁华的上海街头，为孩子们募集棉衣。在方震小学的两年中，大家始终不拿工资，学校管饭，每月发给三元零用钱，还发些草纸肥皂什么的，这种有点像共产主义的气氛最让她入迷。她穿着蓝布旧旗袍，穿着洛舍的妈妈做的布鞋，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土里土气地走来走去，心里充满了骄傲。

直到现在她还记得，她的班上有个大眼睛的男孩，名叫牟永正。他爸爸早几年在给轮船卸货时，从跳板上跌下来摔死了。他的几个弟妹就靠他妈妈捡垃圾养活。后来他一连好多天不来上课，她去家访才知道他妈妈得了肺病，咳出浓浓的血，连床上的被单都染上了黑色的血迹。于是她连夜去找一个朋友，那人认识红十字会医院的人。他们设法把他妈妈送进了红十字会医院，因为这是全市唯一一家免费的医院。那几天晚上她兴奋得睡不着觉，觉得自己的生命开始有了价值，理想有了寄托。我每时每刻都能听见她强劲的心跳，那颗心鲜艳而稚嫩，血红血红，整个装的都是那即将来临的新世界。

她的学生们都管她叫小玲老师。小玲老师像个大姐姐，又像朋友。小玲老师的那个班级，上课时总是坐得满满的。

小玲老师喜欢教大家唱歌。男老师女老师都来唱。方震小学的屋顶上，从早到晚，歌声此起彼落。

星期天，她和同事们常常一起到公园去。他们讨论时事分析战局，互相传递着有关解放区的消息，为解放军每一个战役的胜利激动得热泪盈眶；上海的学潮风起云涌，她也走上街头，汇入反饥饿反内战的行列，几乎每天都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那是四十年代整整一代进步青年的狂热，历史上的每一代人，都曾经试图用一种幻想中的新秩序，来取代旧制度。千百年来，由于眼前的社会总是不尽如人意，人们便一次次在自己的头脑中制造出另一种理想的社会。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最后的历史性大搏斗。而对于我妈妈那样从小就生活于梦想之中的人来说，现实斗争只不过是为她那种无拘无束的个性，提供了一个充分发挥的舞台。

我未来的父亲张恺之同“方小”的关系，是他的广东同乡林泉介绍的。林泉后来又介绍他认识了孙毅。他们都是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林泉出生于印尼，具有双重国籍，又是印尼《巴达维亚新报》驻沪记者。他父亲是中国银行巴达维亚分行行长，后来起义回国。当时他父亲已为他办妥了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的手续，但他为了争取全国解放而放弃出国。林泉和我父亲都是由孙毅介绍入党的。

但我妈妈那时已好像把重新加入共产党的事情，完全忘在脑后了。她曾经历尽辛苦去寻找裴嫣，也就是寻找那个她曾无限崇仰的党。而党实际上已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却稀里糊涂放弃了这个机会。她一次也没有向我爸爸表示过入党的愿望，同时却又那样热衷于为“党”做事。也许天目山那次不了了之的入党经历，深深刺伤了她；也许她觉得入党的名义并不重要，她看重的是自己纯真的心灵。从她在“方小”这个地下党的活动站，积极活动一年多，最终却仍然没有入党的这一事实，就可知我妈妈是怎样一个淡泊的人了。

“方小”的生活很清贫，但“方小”的生活充满诗意。

“方小”是青年知识分子的世界。在这个年轻人的天地里，空气中时时处处都飘荡着爱情的养料。

有时我甚至很羡慕三四十年代的那些革命者——所有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都围绕着爱与死这个永恒的主题。他们总是首先从自己做起，为反封建不惜身体力行。面对残酷的敌人和严峻的环境，爱情仍在蓬蓬勃勃地生长。

我妈妈记不得“方小”更多的革命内容了。她能记住的，只是程哲宣和黄建平热恋中的那个小窗口的灯光；记住林泉的未婚妻，那个湖南姑娘岱岫，每天天一黑，就在“方小”门口的路灯下，痴痴地等着林泉来同她约会的情形；“方小”是一个爱情的摇篮，爱情的风暴恰如一天天长驱南下的大军，要把世界搅个天翻地覆。

我未来的爸爸和我妈妈，从初识到恋爱到结婚，中间长达六年。他们彼此都是失而复得，因此就格外珍惜也格外炽热。每个星期六晚上，他们都想方设法去剧院看那些进步的话剧。没有太多的钱，只能买丙票，坐在后排的位置。两只手互相长久地握着，握到酸麻了，也不松手。夏天的夜晚，他们宁愿走很远的路，到外滩的江堤去散步，在树影下久久地依偎，听着黄浦江的夜涛声声不息，直到午夜的钟声一遍遍敲响。星期天，他们会到张恺之窄小的家里去吃一顿简单粗糙的午饭，每次我妈妈总是吃得津津有味。

她第一次到武昌路张恺之家里去，走进广东小杂货铺后门，在黑暗中爬上吱吱响的木楼梯，看到阁楼上那个狭小的家，她差点吓了一跳。房间里几乎什么家具都没有，只有一张木床，靠墙放着。房子中央有一张矮桌，四五个小凳。几个弟妹依次站在屋角，愣愣地望着她。她环顾四周，不由得好奇地问他们都睡在哪儿。他的脸红了红，朝着地板抬抬下巴说，那儿！他母亲也就是她未来的婆婆走过来，用极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着她，然后咕噜咕噜地说了一大串广东话，她一句也没听懂。那会儿她想起了洛舍老家的厅堂和自己的闺房，竟然觉得有些惭愧。她想，她和他出身于不同的阶级，但她爱上了他，也就是爱上了他的那个穷苦的阶级。她就是爱天下的穷苦人并要让他们幸福，她的心从来都是属于他们的。

以后每次去他家，她总是从自己的零用钱里，为他的弟妹买些小玩具，或为她未来的婆婆捎上一块布头。然而使她纳闷的是，他的母亲对她的到来似乎置若罔闻，对于她的好意也似乎无动于衷，并且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始终对她怀有一种固执的成见。

关于张恺之的父亲张老明一家，究竟是怎样从远在广东新会的老家，迁徙到上海滩来谋生，并且如何逐渐融入上海的城市贫民阶层，还产生了一个也同样与这个家庭格格不入的热血男儿张其霭（后改为张恺之），——这又是一个曲折的故事，我将在这部书的后半部分另行讲叙。

我妈妈沉浸在她甜蜜的爱情生活中，一边恋爱一边革命。革命和恋爱都蒸蒸日上。我在她的体内一日日苏醒一日日骚动，满怀着焦渴和欲望，期盼着那个神圣的时刻来临。我常常听见我未来的父亲长时间呢喃的情话，听见他剧烈的心跳紧紧地贴着我妈妈的心。我被他们疾速流动的血液一次次浸泡一次次冲击，在我出生以前的几年中，我整天晕晕乎乎、如痴如醉。像一粒饱含着生机的谷种，等待着阳光和水分，我知道我很快就要喷薄欲出了。

我那多情的妈妈，长年外出念书，在自由的日子里积累了丰富的恋爱经验，然而她一向却只事耕耘，不问收获。当她真正在心底确立自己的爱人时，才发现原来她的标准不过如此简单：第一必须会讲国语。（所以像杨君那样一口宁波乡音的大哥哥，似乎不在考虑之列。）第二是人要长得秀气些，有一种布尔乔亚的气质。第三是应该会写文章，有真才实学。——我未来的爸爸幸运地撞在了她的网上，一网即被收紧。那网上没有织出关于金钱的网眼——她为自己编织出爱人的种种美好幻象，却独独忘记了关于钱财这项立身之本。但她说那不是忘记，而是憎恨，是扬弃。当她献身于他时，她便从原来的阶级中彻底分离出来，真正裂变为一个新时代的人。

运河女神当年将她送去朱家做小姐，真是白白地徒劳一场。

我手头有一张翻拍的照片，是我父亲1947年发表在上海一家报纸副刊上的一篇短文，也是历经“文革”洗劫后仅存的几幅资料之一。

那篇文章的题目是《爱情》。我从那缩微的底版小字上，还能找到他们当年爱情的痕迹——

……你的淡而美丽的眉间矜持地一扬，你的玲珑的大眼睛饱含着人类所有的纯洁与善良，但是你怀疑，你表示你还没有明白我是一个怎样的旅客。

你静静地说：“你要到哪里去？而我是从一个泛滥着罪恶而荒淫、充满着饥饿和痛苦的城市来的。”

你说着，你的眼睛里突然涌出了明亮如珠的晶莹的眼泪。

……

“我也来自那样一个可怕的地方，”我颤声说，“但我要去的却是一个最理想的幸福的草原，在那里，我能拾回梦里的欢笑，在那里，努力工作的人，就会获得希望。”

你像是一个字也不愿意遗漏地紧紧地捉住了我的声音。你的泪痕干了，冬天的特殊温和的风吹动了你的黑发，你好似在忖念着什么。

“你的目的和我的去处相同吗？”我又问你。我极愿意知道你怎样回答。

但你仍然默默地不说一句话。可是你严肃的眼波恢复柔静了。仿佛，你已经有点明白，我们将在那遥长的路途上走在一起。

……

遥长的人生之旅，雨雪霏霏。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仍能不断地听到从那篇短文中传来温柔的回声。那是一个革命浪漫主义者，同一个更为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之间的恋爱。两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的精神结合，使他们竭尽激情与想象，把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发挥到极致，最终被自己的理想所淹没，沉入毫无浪漫可言的深渊之中……

据说我父亲当时的密友，也是地下党党员的林泉，曾向张恺之提出关于发展朱小玲入党一事，被我父亲婉拒。那时我妈妈已对张恺之说过自己历史上脱党的经历，我猜我未来的父亲已看透了她那马马虎虎大大咧咧、永远难以成熟的脆弱个性，担心她万一再次被捕，岂不容易给组织带来麻烦，就对林泉说，她留在党外似乎更合适些。

我一直怀疑我妈妈究竟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那时她对重新投身共产党，已完全丧失了兴趣。她被热烈的爱情簇拥着，将她那些虚无缥缈的理想，一股脑儿托付给了她的爱情和爱人。当她和张恺之星期天去江湾郊外踏青时，她指着远处的茅屋对他说，其实，只要有你，我们就是一辈子住这样的茅草棚，我也心满意足了。

我父亲耳边又一次响起这个不幸的预言，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我父亲被送去郊区的果园“生产自救”以后，我妈妈去探望他的时候。那个夜晚，他果真在一间被用作工具间的茅草棚里接待了她。

平心而论，我妈妈始终都是一个只注重过程的人。当她被那场国内革命的大风暴席卷其中时，她除了不断地奉献和失去，从未想通过“革命”来得到什么。在“方小”工作的两年，于她只有一个具体的收获：她在爱情的滋养和同伴们的鼓励下，开始了写作。

还在我幼年的时候，我父亲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令我久久惊恐不安。他说你妈妈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可惜中途夭折了。

夭折，听起来是个可怕的词。我曾在字典上查“夭”这个字，上面写着：夭折，未成年而死亡。

家里的箱底一直存有那本薄薄的小书。笔记本大小。封面上由交叉的两大白色和红色组成。红色的底版上趴着一个胖乎乎的娃娃，腰上围一条细碎图案的肚兜，他正伸手去抓四周游动的一条条花斑大鱼，那些鱼在水草丛里翻着筋斗，一边吐着泡泡。上面那白色的底版上，从右到左，拐弯往下，印着一排像是用刀子刻出来的黑字：

《幼小的灵魂》

翻开书的扉页，上面写着，封面设计：黄永玉。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初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等等。

那是由八篇短文组成的一本儿童文学集。目录上印着这样一些题目：《会长小草的》《灯》《枪》《荒谷里的小姑娘》《小学校和兴隆当》《馈赠》《谋生》。我曾在一个阴冷的雨夜，躲在被窝里翻看过这本小书。那个夜的感觉很奇特，冷风卷着骤雨，敲打着我床边的玻璃窗，似有伤心的呜咽从远处传来。我轻轻翻着那些泛黄的书页，好像一不小心，那纸就会破碎。我记得那书中的文字很美，也很忧伤，记录着一些穷苦孩子们的故事，他们穿着破烂的衣衫，一张苍白的脸，但有着明净的额头和眼睛，他们在荒野里奔跑，举着微弱的灯笼……

妈妈在“后记”里这样写：

认真说起来，我开始写作，还是最近一年的事。在以前我曾写过一点，但都是芜乱不堪的。过去一年间，我在上海的一个小学校教书，这个学校在闸北贫民区，同时有一群热情的朋友，我爱这个学校，心情就特别愉快了。

我首先写了《小学校和兴隆当》这篇短文，得到朋友们很大的鼓励。朋友们告诉我，你的天真幻想，只有走为孩子写作的方向。

我跟孩子们在一起生活，我的灵魂跟孩子们的灵魂成为朋友……我这本小书。就作为“跟未来谈话”的一篇小引吧。

我接着读到了这样的文字：

……我走在路上，我左手拿着一本书，右手拿着一个孩子的玩具。

天色很阴郁，而且有风，风里却飘着一片稻花香。

桑树，因了阴郁的天色，而显得更深沉的翠绿，有一只翠绿的鸟，扇开着翅膀，坐在桑树的枝干上大模大样地叫。

我走，我的衣服不时地被风卷起，我看见衣角上绣的一朵淡黄色的小花，皱了，又展开，揉得察嚓地响。

……

“然而我的梦醒了，这是一个温柔的梦么？不，因为我的心里充满了歉疚。我将会立即跑去看这个拒绝了我的馈赠的小朋友……我知道这回该给他带去一些什么了。”

……

二十多年后，我重读那些文字，依然清新如洗，依然纯真质朴。那是一个我熟悉的灵魂，一个永远如孩童般幼嫩和稚拙的灵魂。透过岁月厚重的尘垢，我仍能听见从书页中传来她灵魂的倾诉。

那只是妈妈在“方小”工作时写的作品中的一部分。爸爸把它们收编成书，于是它便永远地保留下来，成为我妈妈在“方小”那段生活的一个纪念。每天每天，当夜幕降临时，她坐在那摇晃着的小小的课桌上，开始同自己灵魂的对话。那是多么惬意多么沉醉的时刻呵。心灵在这低矮的屋檐下自由地游荡，飞上云端又沉入海底，洁白的纸上有一个小小的属于她自己的天地，她听见沙沙的雨声滋润着她的笔尖，于是就有孩子们的笑靥，像春天的草芽，在暖烘烘的阳光下一个个冒出来……

我听见她对自己说，她终于找到了存放自己那些想象的最好地方。许多次，我几乎整夜整夜地陪伴着她，咀嚼着她那些动人的故事，作为我生存的营养。我同她一起哭哭笑笑，直到太阳升起她又走向课堂。我已默认了这个事实——作为生活在另一种梦幻世界中的她，生来是应该写作的。她除了写作，再也干不了别的什么了。如果她能一直这样写下去，她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的。我相信。但遗憾的是，在我出生以后不久，她的写作生涯便从此戛然而止。

《幼小的灵魂》，竟是她一生中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作品。

“文革”中这本书和其他一些东西被偷偷送去我舅舅家保存。当我在十几年后再一次读到它时，它已被换上了黑色的硬壳封面，像一个年代久远的笔记本。在书的后部，还留有一沓空白纸页，并有一篇著名书法家姜东舒老先生为此写下的“装订后记”。他写道：

“这本小书交到我手里时，已是一个残本了。装订线已烂了，书页飞得乱了顺序，而且少了最后的一篇——《谋生》。而这一篇，据说正是作者最得意的一篇。”

“这是作者仅存的一个本子，我怕再行失散，就自作主张地请朋友重新装订起来。在装订前我还设想，万一能够发现一个完整的本子，可以把散失的一篇补抄进去，所以就留了一部分空白纸页。”

以下洋洋七页文字，姜老先生以其扬名四海的小楷，一笔笔书写了对妈妈作品的评价。这位姜伯伯是我父母解放初期在报社工作时的好友。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很多年中他们彼此相濡以沫以度艰难岁月。姜先生闲暇专攻书法，一九七九年复出后以其精美的小楷绝技闻名江南。他在书尾处最后注明：

1977年2月9日上午。大雪，去余杭不成，闷极写此。

10日呵冻陆续抄完。老舒附记。

那篇《谋生》却从此悄然隐去，再也没有找到。但妈妈说，那篇《谋生》实际上是被她自己撕去的。解放后妈妈多次被隔离审查，考虑到《谋生》这个故事写的是一个乡下孩子，为了生活，被特务利用去做了坏事。爸爸担心有人会怀疑与方震小学有关，到时有口难辩，不如撕去了事。

当我再一次翻阅这本小书时，犹如面对一个伤残的人生，瘢痕累累，难以修复。却从书尾那一页页空空的白纸中，浮生出一种对于“夭折”的别解。——在我妈妈的后半生中，就连亲近这“幼小”、表现和记述她的“灵魂”，也成为一种奢侈和无望酌梦想。她再也没有写作。只能把她溢满心扉的天真和烂漫，在那凄苦的年月里，作为儿童节的礼物，转赠于我。

一九四九年底一个漆黑的深夜，我妈妈在睡梦中突然被楼下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她好像听见是张恺之在喊她的名字，急忙披衣下楼。刚一打开门，就被我未来的父亲紧紧搂住，抱得她气都喘不过来。她说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张恺之只是一个劲地亲吻她，从额头一直吻到脖颈，最后连十个手指都一一吮过，却只是沉默不语，那神情庄严肃穆，好像是一次生死诀别。

你为什么这么晚来？出了什么事？她挣脱了他，狐疑地问。

是……是有一点事……我，我准备离开上海……他吞吞吐吐地说。

为什么？有人要抓你吗？她懂得如果不是有了危险，他是不会离开上海的。

还没有这么严重。他说。

那是为什么呢？

这个晚上，张恺之在迫不得已之下，对我妈妈实言相告：不久以前，南京来的内部消息，近期国民党查禁的书刊目录中，有他编的短篇小说丛刊第一辑《人性的恢复》；很快，卢坤也告诉他，出版这本丛刊的假地址——东长治路401号已被搜查。他向组织作了汇报，组织命他立即离开上海。今天，他收到了杭州来信，杭州的《当代晚报》邀请他去那里工作。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我未来的爸爸，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使我妈妈感到吃惊，却又似在意料之中。组织？还有什么别的组织呢？她其实早就猜想过多次了——她也许早该猜到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假如他不是共产党，怎么会在“方小”附设的民众夜校兼课时，给青年工人讲述解放区的土地法大纲呢？他编的《人性的恢复》丛刊，就是以当时无处敢于发表的姚雪垠的小说《人性的恢复》作为书名的。这篇小说写一个国民党特务，监视知识分子，后来良心发现，终于弃暗投明；还有丰村的小说《一个军法官的经历》，也是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国民党打内战，不得民心，必然失败……

这个夜晚，虽然张恺之的解释含糊其辞，刹那间她还是什么都明白了。

那我怎么办呢？她心里忽然一阵空落落地发慌。

你留在“方小”。“方小”一定要坚持下去。我已经向组织上提出，我到杭州后，就设法去解放区。组织上同意我暂时不转关系。我的上级领导说他可能过几个月就去解放区，他会带我一道走的。等我落下脚来，我自会来安排你……

他的眉宇渐渐舒展，又一次把她紧紧拥在怀里，同她深深吻别。

我妈妈多么想说一句：让我同你一起走吧！但她说不出来。她想到自己不是共产党员。这个瞬间她忽然明白加入共产党毕竟还是很重要的，但为时已晚。

冬夜湿冷，寒气袭人。从“方小”窄小的窗户望出去，微弱的路灯像遥远的星星，淹没于广袤的宇宙。她久久依偎在他的怀里，心里怅然却又甜蜜。现在，不管怎么样，她已经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了。他告诉了自己，他是共产党，他才是她真正的爱人。贾起当年没有告诉她，她无法救他；贾起也没有成为她真正的爱人。而从今天开始，无论是坐牢，是牺牲，生生死死，她都会同他在一起。永远永远。

一九四八年春，我妈妈同张恺之在杭州正式结婚。这是因为我爸爸当时已做好了去解放区的准备。结了婚，等上海组织的通知一到即可启程。到了解放区后，再设法把妈妈接去。他们以为离革命的最后胜利还有一段艰苦的旅程，他们没想到，实际上全国解放已迫在眉睫。

我未来的爸爸受聘为杭州《当代晚报》总编辑，这一年他二十五岁。他每个月都悄悄去上海，同地下组织保持联系。终于有一次，那位穿西装的化名为老李的人对他说，组织上已经决定，他的情况非常适宜在杭州坚持地下斗争，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开展工作。去解放区的事，暂时就不要再提了。于是从那以后一直到1949年杭州正式解放，张恺之利用《当代晚报》总编辑的身份作掩护，为迎接杭州地区革命的最后胜利，可谓鞠躬尽瘁。

然而很久以来早已销声匿迹的裴嫣，便注定要在这个历史性的转折关头，突然又一次出现。我早已说过裴嫣是一个对我妈妈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人。她在革命成功前的最后一分钟里，终于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乱七八糟。

当然她不是故意的。

事情实际上又是由我妈妈引起。她和我爸爸度蜜月时，因为我爸爸等待去解放区迟早要走，分手在即，两人便上莫干山游玩。玩时不知怎么就想起了裴嫣。裴嫣的丈夫姜弘任，当时已成为莫干山所在地的武康县县长。我妈妈与裴嫣分手多年，既然她也结了婚，就该让裴嫣也高兴高兴。他们两人一起去拜访了裴嫣。裴嫣喜出望外，同她丈夫姜弘任，专门陪着他们到山上玩了两天。期间我爸爸试探过姜弘任对时局的看法，但他的回答含糊其辞。

过了几个月，姜弘任突然专程来杭州找我爸爸，说他已被省府免去武康县县长之职，派为文成县县长。他来杭州时，恰好我妈妈正从上海来杭州度假。他说，文成县是浙南括苍山土共最活跃的地方，让他去文成反共，他不愿意。如果朱小玲能跟他一起去文成的话，在文成帮他同共产党接上关系，他就索性率部在文成起义，投奔共产党了……我爸爸出于警惕，说我们没有投奔共产党的关系。姜弘任说，那你们给我介绍上海的朋友吧，我多少可以做些有用的事情。我爸爸知道他同上海社会局的人有很深的关系，对打入敌人内部有利。就同意给他介绍一个上海的朋友。此人就是“方小”的林泉。但我爸爸毕竟已有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为了不暴露“方小”，他告诉了姜弘任一个茶楼的地址，让他去找孙某。也许命运就是这么奇怪，那一天，姜弘任来到茶楼找孙某，孙某不在，姜便说是通过孙某找林泉的。孙某的弟弟说，你既是找林泉，何不直接到“方小”去找呢。——至此，我们的故事就留下了一个麻烦的伏笔，为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全国镇反运动提供了触目惊心的内容。

其实，姜弘任到了上海后，确实为地下党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他担任了上海市军民合作指导委员会的秘书长，能搞到上海外围驻军的兵力、兵种分布图，这些情报对上海战役十分有用。可惜这一切事实，都在几十年刀光剑影的阶级斗争中，被弄得面目全非。

解放战争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黑暗中最后一段日子里的最后一个故事，在革命胜利以后，也许都将成为莫须有的罪名。

曙色正在一日日显露。太阳正从东方升起。天很快就要亮了。我和我幸福的妈妈一同迎接着那个胜利的日子。恰好是共和国诞生的那个月，我在爱情的巅峰被创造成一个新生命的胚胎。

我即将来临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