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每天走过街头，总要看见几个小乞儿。他们面黄肌瘦，身上披着一些污秽的烂布片，有的不知从哪里捡来一块破棉絮，就两手抓着紧紧地裹住他们的腰和腿——他们是梦想着那破棉絮会变得无限大，无限厚，裹住他们身上的每块肉，永远抵御住无情的风和雨罢。在天气晴暖的时候，他们就跟着行人的身后跑，乞讨着怜悯和唾骂；在下雨的日子里，他们就不再跑了，他们萎缩着，哆哆嗦嗦地蹲在店门旁，房檐下，两眼里充满了绝望的冷漠，呆呆地望着过路人。
……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街头儿等待呀！》
有一年，爸爸和我去上海。那天他带我去了外白渡桥，指着不远处耸立的那座十八层高的上海大厦，他告诉我它在解放前的名字叫做百老汇大厦。后来我们走进一条不起眼的小街，街牌上写着吴淞路三个字。
没有连排的店铺。没有乞儿。当然，也没有爷爷张老明。
甚至，也闻不到一丝水果的飘香……
在一座破旧的四层小楼门前，爸爸默默地停留了很久。
他说这就是当年你爷爷做工的“恒源行”。一层是店铺，二层租给了一个日本牙科医生，三层四层是你外祖叔的家。
隔着苏州河浑浊的污水，我听见爷爷愤怒的咒骂和爸爸倔强的回答，还有欢快的嬉笑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张老明，你儿子阿霭来上海有好几年了吧？我看他是个聪明仔嘛，你怎么总是在骂他呀？
这个鬼仔，不好好给我做事，我骂他，我还要打他呢！
我看阿霭一有空就在看书，日后定是有出息的哩……
看书看书，看书能当饭吃啊？家里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他还要写毛笔字，他在做梦哩，识了几个字，不知自己姓什么了。有我这样命里给人当伙计的爹，他还想穿长衫当先生？阿霭，你给我出来！
我的爷爷张老明，顺手抄起箩筐上的鸡毛掸子，伸长了精瘦的脑袋，在库房四角堆放的水果筐之间，气呼呼地寻找我未来的爸爸张其霭。一边寻着一边用广东新会方言，叽里咕噜地数落着他大儿子阿霭的种种不是。他不知道这个十七岁的阿霭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了书本的。开始是《七侠五义》什么的，书面又黄又旧破破烂烂，管它是租来借来没人在意。后来那些书就变得越来越新了，越来越多了。有一本叫做《人间》的书，看样子是个外国人写的，张老明虽然认得几个字，能翻翻报纸，但无法看懂这些书。阿霭死活不肯到南京路的粤菜馆味雅酒楼去当侍应生，倒成天看这些外国人写的书，难道还想变成外国人不成？真是鬼迷心窍了！
阿霭你给我出来！我看你往哪里躲？张老明挥动着鸡毛掸子，声嘶力竭地喊道。今天他非要教训教训这鬼仔不可了！
一条瘦小的黑影簌地从他身边掠过，往库房的门口飞快地窜去。张老明浑身一颤，追上几步，举起掸子就抽过去。那身影机灵地一闪，从两个箩筐间钻过，他的掸子落了空，身子一晃，撞在墙边堆得高高的水果筐上，沉甸甸的箩筐摇摇晃晃地歪倒下来，金灿灿的广东柚子像皮球似的一个个滚了一地……
待他爬起身，急慌慌奔去门外，阿霭已无影无踪。
张老明气喘吁吁地靠在水果筐上，心里又气又恼。就是当侍应生那个工作，还是他外祖叔好容易托了人才弄来的呢，工钱多，活也不累，可这个阿霭就是不去。张老明实在搞不懂这个十七岁的男仔，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他到底想干什么呢？阿霭从来不同他这当爹的说。人一大就有了主意，看他那两只大眼睛整天骨碌骨碌地转着，倒像要把这世界看个明明白白似的。可是看明白了又有什么用？还不是一样做工一样受苦一样劳累一样贫穷么？
张老明摇着头叹着气，默默走向飘溢着水果香味的库房深处。屋角堆放的一捆捆青皮甘蔗，粗壮光洁，那甘甜的气息使他暂时忘记了与儿子的冲突和不悦。他喜欢这个地方。只有在这个堆满了广东水果的店堂里，日日熏着老家田里地头熟悉的水果气味，他才能与陌生的大上海勉强相处。
张老明没来上海之前，在广东新会乡下赤脚种田，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到了他这辈，娶了一个算命瞎子的女儿为妻，也就是我的奶奶。就在我的爸爸张其霭呱呱落地的那一年，他的瞎子外祖父有个弟弟在上海发了点小财，开了一家叫做“恒源行”的水果店，当上了老板。于是我的爷爷张老明托了娘家亲戚的福，平生第一回穿上鞋袜，两只光脚板十分拘谨地塞在鞋壳子里头，从江门坐船到广州、再从广州坐船到上海，成了“恒源行”的一名店员。像当时所有那些离乡背井去下南洋闯天下的广东人一样，这似乎意味着张老明一家的命运，从此将有一种根本的改变。
当年上海的吴淞路，高高耸立的百老汇大厦脚下，整整一条街的两边，一铺连一铺，排满了广东水果行。水果铺里金黄色的香蕉碧绿的西瓜鲜红的荔枝青翠的甘蔗，一年到头五光十色四季飘香，所以吴淞路又名广东街。“恒源行”是一家经营广东水果的进出口店，同时还兼营向香港运送木耳香菇莲心白果金针菜黄鱼鲞虾皮淡菜等等南北干货。张老明为老板加亲戚的“恒源行”干活很卖力气，然而，直到他来上海做工的十一年以后，才算积攒了一些钱，能够在武昌路上租起一间阁楼，把广东乡下的老婆儿子迁来上海安家。
那年我爸爸刚满十一岁，被送到粤帮水果行业公会办的联益义务小学读书。在新会老家时，阿霭已念到四年级，到了上海，又从三年级念起。按说，在上海这样一个十里洋场的繁华闹市，一个店员的儿子本来可以有机会受点正常教育。不幸的是，期间抗战爆发，把广东人在上海的生意捣得七零八落。我爷爷依傍的大树自身难保，店员星散，张老明不得不带着老婆儿子逃难回了广东。一年后，日本军队攻占广州，全家只好又重新逃回上海。这样来回一折腾，阿霭到了十六岁，才总算小学毕业。
战事纷纷，“恒源行”生意清淡。张老明一个人的收入已难以养家，更没有钱能供阿霭上中学了。虽然他听学校的老师说过，阿霭学习成绩很好，人也聪明得很，假如有钱让他继续念书，考上大学就有了前途。但张老明的工钱实在太少了，假如不把阿霭送到“恒源行”去当学徒，让他自己挣口饭吃，全家人的日子怎么过啊……
这一天张老明干活时始终紧锁着眉头。他对于这个小学毕业的儿子，开始有了一种隐隐的担心。这种担心更多地来自使他不断恐惧而又迷惘的大上海。如果不是为了谋生，他是断不会到这种光怪陆离的异乡异地来的。张老明自从来到上海，每日兢兢业业按照老板的吩咐干活，日出而作，日落不息，除了去码头收货验货，从来不上游乐场所。他认识的人，唯有几位亲戚同乡。虽然阿霭的几个舅舅们都在上海开店，张老明仍然从来没有想过，他自己也是可以设法开一家水果店，多挣一些钱的。张老明在擅长经商、精明能干的广东人中，是一个忠厚得过分的例外。因此当他察觉出儿子最初的求知欲望，眼睁睁看着儿子那种好高骛远的初兆时，张老明面对着店铺四壁心爱的水果篓，不由忧心如焚。
像今天这样的冲突，近日里已经发生过多次了。
也许当初将阿霭从广东老家带来上海，是一次失算么？他问自己。阿霭不像我们这样人家的仔，一点都不像，到底有呒搞错啊？他十分沮丧地想。你看他那两只眼睛哦，呒人识，这个鬼仔，究竟想要干什么事情哩？在这个鬼地方！
那个下午张老明竟然弄混了香蕉的牌子和价格。他嘟嘟嚷嚷、无可奈何的怨声，同弥漫着香甜与腐烂气味的水果混在一起，在暗淡狭小的库房里经久不散……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沦为街头儿。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受苦。
他们不知道有人在压他们，榨他们，把他们的爹娘和亲人，逼死了，逼疯了，使他们沦为街头儿。
他们不知道有人为了小我的利害，穷兵黩武，把他们的家乡毁坏了，把他们的田园践踏了，使他们流浪四方，挨冻受饿……
但，等待呀，街头儿！拼着你们最后的血，最后的热，最后的生命力，坚持着活下去，坚持着不去死，坚持着等待呀！
不远了，不远了。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街头儿等待呀！》
那时我静静地蛰伏于这个叫做张其霭的少年体内，我已同他一起度过了懵懂又蒙昧的十七年。
我们来自那个美丽而炎热的南粤故土。
阿霭是一粒从南国飞来的草子，偶然降落于这片异地。然后被滔滔黄浦江咸腥的水汽滋养，像一棵自生自灭的野草，正从上海滩水泥马路的缝隙里，好奇地钻出来。
我也不明白这个日后将成为我爸爸的人，在十七岁那年，为何变得越来越不安分。他的下巴光滑嘴唇上方未有一根胡须，显然青春尚远。我猜那是另一种骚动，一种关于茫茫人生和自身未来的切肤之愁。
既然他出生在一个碌碌辛苦的劳工家庭，只得由他自己来解决心里的苦闷。这是我爸爸十七岁那年忽然恍悟的一个道理。
就在他从张老明的鸡毛掸子下，又一次顺利逃脱的那个下午，十七岁的张其霭躲在店堂阁楼上，一口气写出了他平生的第一个作品。他将那篇也许可以称之为小说的东西，题名为《在码头上》。大概是取材于常去码头验收广东香蕉的父亲。那一晚他兴奋得彻夜难眠，聪颖明亮的大眼睛在漆黑的楼窗前闪烁出乌金般的光泽。天渐渐亮了，楼下传来嘈杂的人声，间或夹杂着邻家刷洗马桶的嚓嚓响声。他像猫一样轻轻溜了出去，又像兔子一样飞快地奔向离家最近的那个邮筒，将他那篇伟大的处女作，毫不犹豫地投给了在租界出版的《正言报》。这是一次决定他命运的尝试，没有人告诉他应该这样做。他尝试的决心和勇气来自他内心深处。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出路。那几天他一反常态，规规矩矩、俯首帖耳地帮着他的父亲干活，在机械的劳作中焦虑地等待着那个成功的时刻。
没有人懂得他的价值。但他却想要使自己的一生变得有价值。至少，他不愿意像他的父亲，逆来顺受，整天辨别着老板的眼色过活。从广东乡下踏上上海滩的马路，未知的世界第一次向他打开了窗户。他背着书包穿过低矮的棚户区，抬头仰望高耸的百老汇大厦；他倾听着沿街乞讨的老妪声声哀求，眼望着疾驰而过的小汽车里带着金链的小狗——这个少年的心里生出了许多的愤懑和疑问。他是一个穷人的儿子，这种强烈的阶级意识无须谁来开导，本性驱使他从小就憎恨富人。他想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他不喜欢这种不公平的世界。
于是公平和公正，就成为他踏上大上海地界后，最初萌动的一个情结。为他开蒙的学校和书本，曾给予了他解除这种情结的希望，结果却将他的迷惘纠缠得越发地混乱。由于抗战，他被迫多次转学，念来念去始终念着六年级。十六岁那年他终于小学毕业，他就这样揣着他那张小学毕业的文凭，开始了后来闯荡天下的革命生涯。
起初他很不情愿地被张老明留在“恒源行”做学徒。早上给老板一家人煮牛奶，倒尿盆，买报纸；白天在写字间给客人倒茶，上电信局发电报，上银行取款，去货栈出货，上码头报关……晚上就去读夜校。有一阵子，他还曾报名在剑桥英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但那些洋文把他弄得晕头转向。他的兴趣很快转移，改为天天晚上到四马路书店去免费读书。那时候的书店很晚才打烊，只要站功好，站上一晚，总能读到不少好书。看得多了，手痒痒的就想自己写。他发现了国民党政府在租界以美商名义出版的《正言报》综合性副刊上，有一个《大众茶座》的栏目，便不知天高地厚地跃跃欲试。他开始迷恋写作，一日日神情恍惚，以至常常怠慢客人茶水，招致我爷爷的臭骂。
然而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那篇《在码头上》的短文，居然很快被《正言报》登了出来。而且登在副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使少年的张其霭欣喜若狂。他暗无天日的学徒生涯，因着这一小块铅字带来的光明，暂时变得可以忍受。从此他几乎每天夜里都趴在阁楼上疯狂地写作，天一亮就把那些激情澎湃的文字扔进邮筒。据说后来确实还在另一家叫做《大晚报》的报纸上，登过他一篇《从穷说开去》的杂文。当然登出来的总是少数，大多数的稿子，我猜是像香蕉皮一样的下场。但文章无论登出来还是不登出来，对于他来说似乎都已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不停地写。只要手里握着笔，奋力写着的时候，平日揪紧的心，就会觉得一阵阵舒展；五脏六腑回肠荡气，有一种痛快淋漓之感；就连七窍也格外通畅，呼吸都是透心透肺地轻松了……
《正言报》那一次偶然成功的写作尝试，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我爸爸诱惑上了后来的新闻工作之路。他很快被吸收为《大众茶座》的笔会会员，还发给他一张蓝皮的证件，持证便可以出入编辑部了。三十年代末期的《正言报》，曾是汪伪特务的眼中钉，为了防范袭击，报馆门口都垒起沙包，还有“万国商团”的持枪者站岗守卫。于是那报馆在他眼里，显得尤其庄严神圣。
少年的张其霭，很快收敛起绕嘴饶舌的广东口音，说着一口流利的上海方言，在繁华的上海街头兴奋徘徊、踽踽独行。他要在自己的沉思默想中，寻找通往那个公平世界的渠道。
他从一开始写作，就有一点无师自通的意思。他的家庭和家族中，没有一个人，会有兴趣来读一读他发表了的那些东西。他甚至不敢让父亲看见那些登有他名字的报纸，怕父亲会因此更加严厉地惩罚他，但渐渐地，没有读者的纸上耕耘仍然使他感到了寂寞。四十年代初的上海，仅存于租界的各种进步报刊，蜗居于租界的文人与各种文化活动，形成了当年独特的“孤岛文学”景观。小小年纪的张其霭，悄悄潜游过被那片日本人占领的恐怖海域，挣扎着一步步爬上了文学的孤岛，却发现岛上的精神空间十分有限，他四下张望，不知那座连接着公平自由的新大陆的桥梁，究竟是在何处？
那种无可名状的骚动仍在继续。在他十八岁以前的日子，常常被他头脑深处一次次的“精神地震”，弄得无所适从。
他只有隔壁的“香港冯登记行”的练习生关志云和邻居广东同乡梁小弟，可以算是朋友。他们与他分享了那些报纸上最初的成果和快乐。他们像当时所有的热血男儿一样，一有机会，便凑在一起，谈论着抗日救亡这个话题。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有一天梁小弟匆匆来找他，神秘地从胸口掏出一张铅笔画的地图，对他说：嗳，你不是一直想找新四军吗，我有个朋友替我搞来了路线图，过几天，会有人来领我们去，怎么样，我们一道到苏南游击区去投奔“江抗部队”，上前线抗日去吧？——这个消息似乎来得过于突然，他讷讷地说是的是的我是想参加新四军的，可是我刚考上了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文学系，我蛮想读书啊让我想一想啊明天再回答你好不好？梁小弟前脚刚走，关志云随后就拿着一份《正言报》来找他。那天的《正言报》上刊登了一则报道，发起抢救沦陷区知识青年“回归祖国”的运动，并且还要专门举办沦陷区青年升学就业的训练班。这一前一后的两个消息和机会，一则从军、一则读书，都使他激情难耐。无论是梁小弟的“江抗”还是关志云的“后方”——逼人的形势迫在眼前：离开上海！如果想要为抗日出力，唯一的办法是必须离开孤岛上海。
十八岁的张其霭何去何从？
张其霭对眼前这座灯红酒绿的闹市早已心生厌恶。他恨透了街市上高高悬挂的日本膏药旗、恨透了租界以外笼子一般的铁丝网。他的父亲没有钱让家人搬入租界，所以全家人进出虹口区，都得向白渡桥上的日本岗哨鞠躬。每次走过那里，他都把牙齿咬得紧紧。
他决心要离开上海，无论到什么地方去。
几年以后，当他和我妈妈朱小玲相遇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在那段迷乱的历史中，离家出走，离开与寻找，是当时几乎所有苦闷的知识青年共同的选择。妈妈十六岁就离开那个富裕而开明的家庭，去了天目山读书；许多年中她来而复去，终是没有在小镇扎根。每一次离开都伴随着一次新的希望。不离开就意味着对现实的认同，而认同便是一种妥协和精神的自虐。宁静的小镇如此，那么繁华的大上海呢？一个戏剧性的结果是，在他们彼此离开原地的过程之中，从小镇到都市，他们恰好作了一个对位。
苏北游击区和浙西后方，他究竟该去哪里呢？
我无法替他作出选择。那个满脑国事家事的阿霭，似乎还意识不到也顾不上我的存在。
遗憾的是，几乎在梁小弟出发去常熟前的最后一分钟里，张其霭最终放弃了“江抗部队”。
在那些日子的犹豫和彷徨中，苏北和浙西，最后仅仅是一念之差。他并不知道，实际上那个时候，中共苏北根据地，已逐步谨慎地招收进步的知识青年进入苏北，开始为将来解放全中国准备和培养有文化的干部。他把苏北想象成了一片蛮荒之地，像所有那些热爱文学的小知识分子那样，他说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必定是热爱自由的。他最终排除了苏北，是因为他实在太钟情于文学，他暂时还不想去从军。他对国民党政府还有一点幻想，他希望去后方，好有机会读书。他实在是太想读书也太想写作了。他站在上海这道中间的分界上，张望着苏北和浙江这南北两端，最后他终于放弃北上而南行。这一走，他便注定了要绕上一个大大的圈子，才能在若干年后，从“地下”重新进入革命队伍。或者说，他再也无法进入“正宗”的革命队伍，而从此开始了他布满荆棘和陷阱的混沌旅程。
几十年以后，他站在外滩的江堤上，望着滔滔东去的黄浦江上悠悠长鸣的江轮，恍然明白少年的张其霭，在离开孤岛的那一瞬间，似乎是踏错了一条小船。假如当初他选择了苏北根据地，那么解放后一切一切因党的“地下工作”而生的厄运，也许就不会降临在他的头上。但继而他又觉得这个想法实在也很可笑，也许像他这种性格的人，即使不被“历史问题”打倒，也还有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一九六四年四清等等一系列的运动恭候。就算都被你侥幸逃脱，如来佛的手掌，终还有“文革”这一劫，任是齐天大圣孙猴也跳不出去的……
那个初冬的夜晚，十八岁的张其霭，跟着同乡关志云，离开了雾气沉沉的“孤岛”上海。他们似乎走得很盲目也很仓促，刚走到昆山，因无法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再也走不过去了，只好又折回上海。他记得他的老板很是解气地骂了一句，说他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他在心里说，我就是到了黄河边上，心也不会死的。他的再度出发是在1941年11月底的一个清晨。他那个广东人的家族中，唯有一个舅舅买了一只棕色的小皮箱为他送行。那只小皮箱伴他走过了十年寻找革命的旅程，并替他收藏了十年间种种复杂的经历，直到1952年我爸爸拎着这只已经破旧不堪的皮箱，去茅家埠接受组织审查。
张其霭强烈的爱国激情继续蓬勃高涨，他随同上海知识青年的队伍，由“忠义救国军”护送，集体通过封锁线，到达了国民党统治区。然后坐船沿富春江到兰溪，再一步步走到了金华。前后行程一个多月，途中得知，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已占领了上海租界。同行的青年们为自己投奔“自由祖国”深感庆幸。然而，到达金华时他们才发现，政府为沦陷区青年们创造就业和读书机会的许诺几乎是一场骗局。他们流落在金华街头，饥寒交迫，陷入极度的失望之中。不少人逃回上海；有人病死，还有的人精神失常。而他，没有钱没有亲友，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甚至没有一张中学文凭，如果他是一个中学毕业生，作为沦陷区青年进入大学，不是不可能的。而眼下他却走投无路，不知道自己应到哪里去。在他读过的一些进步报刊中，尽管都在宣传共产党的思想，却没有一篇文章能告诉他，共产党到底在什么地方。他就这样焦灼而毫无目的地在那一带四处流浪。他虽离开了孤岛，纵身跃入浩瀚苍茫的大海，却处处漩涡暗礁，不知新岸何方。为了谋生，他写了一篇题为《行列》的散文，投寄《民族日报》的《实生活》副刊。又写了《从上海同来的朋友》，发表在《东南日报》上。在他朦朦胧胧的进步意识中，唤起民众抗日救亡、抨击国民党的专制腐败，逐渐成为他笔下回旋的主题。
这一段跌跌撞撞磕磕碰碰，茫然而又执著的流浪岁月，一直持续到1942年春天，天目山地区来人到金华招聘文化工作者，他终于如愿应聘进入了《民族日报》，才算是告一段落。
我未来的爸爸，睁大着他渴望的眼睛，风尘仆仆而又雄心勃勃地长途跋涉到了天目山。他到达天目山时，我那个未来的妈妈已经离开浙西一中。古老的禅源寺，已在一九四一年春天的日机大轰炸中，成了一片废墟。一度在这里出版的《民族日报》，也已迁至于潜鹤村。
《民族日报》是我爸爸从事新闻工作的一个起点，也是一根红线，在未来的日子里，将把他和我妈妈的命运牵在一起。《民族日报》是同我的生命有关的一个环节——当青年张恺之和朱小玲，在同一个时期内，辗转于同一个区域，却互不相识、各不相干地运行于自己的人生轨道之时，如果他不是作为《民族日报》记者，在一九四四年秋天途经洛舍小镇采访，他们也许就此失之交臂，永无相遇的缘分了。
十九岁的张其霭，在一个春天的午后，走过崎岖的山道，来到绿树葱茏的鹤村。从山村起伏的瓦顶下，传来咯哒咯哒作响的平板机印刷声。他循声走进了那所挂着《民族日报》木牌的祠堂，在这里他毅然登陆，从此走向他毕生坎坷的记者生涯。
他就是从进入《民族日报》以后，开始用张恺之这个名字发表文章的。“恺”——快乐、和乐。他要在自己的笔下，首先建立一个平等快乐自由的新世界。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
今天是青年节。随便举几个例子：
为了支援教授请假待命，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学生一千余人，决定绝食一天，获得两千多斤半，以表示援助……
我们的青年，在这样的现实中煎熬着，谁曾经关心过他们没有呢？
据说五四时代朝气蓬勃的青年，现在都已经变成官僚。
这样看来，他们今日不能领导青年，是理所当然，无足为怪的了。
今日的青年，对眼前的现实，是看不清楚的，也看清楚起来了。青年们应该相信他们是有前途的……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我们的青年》
我听见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好好干啊！
一九三九年创刊的《民族日报》，最初曾是浙西抗战的一面旗帜，也是浙西战时文学活动得以持续的依托。
《民族日报》原为中共地下组织所掌握。但在“皖南事变”前三个月，被国民党浙西行署所改组。共产党员社长王闻识和一批党员编辑记者，抓的抓、逃的逃，王闻识后来死于集中营。1942年春天，来自上海沦陷区的张恺之到达鹤村报社时，领导班子已被两度改组。然而当局并未能彻底铲除异己思想，副刊的版面仍然掌握在坚持抗战、力陈民主的进步人士手中。当时还有一份隶属于国民党省党部浙西办事处的《浙西日报》，副刊均由非官方立场的编者主办。这两份战时报纸的副刊遥相呼应，为当时后方进步的文学青年，提供了耕耘的园地。
年轻的张恺之，好奇地走进了向往已久的报纸编辑部。他被人带到一张未曾刷过油漆的桌子跟前，他得到的第一项工作是校对。他轻轻抚摸着一沓沓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清样，心里那么激动那么欣喜。他喜欢油墨和纸张的气息，这种气息是世界上任何鲜花和任何佳肴的香味都无法代替的。他嗅着油墨的气息，肚子里便感到了饱胀和充实。他默读那些稿纸上的文字，好像真的是在咀嚼着什么美味，他想自己从此再也不会觉得饿了。
他几乎整天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趴在桌上作校对，明净的眼睛从报纸大样密密麻麻的文字上，一字不漏地扫过。校对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很轻松，他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找出许多不容易被人发现的错别字。有时他觉得自己像是一只啄木鸟，正从大树的树干里，一只只往外叼着虫子，每捉出一只虫子，都使他感到无比的快乐。每当他改出了别人疏忽的错误，总编辑总是会由衷地赞扬他一番。他每天一边校对一边留心阅读别人的文章，暗暗同自己做着比较；还悄悄注意着编辑们编稿的手迹，自学着编稿的方法。——你们看这年轻人的眼睛，多么单纯多么热情啊！你们看这稿面上改出的错处，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呢！社长郑小杰有一次到办公室来，笑眯眯地看着他，也忍不住当面夸奖了他。
三个月以后，他便升任助理编辑。又过了一段时间，原来主持副刊的谢狱，遭受“文字狱”愤而辞职，后调去浙东丽水的《东南日报》，张恺之便正式接替谢狱，当了副刊编辑。
我感觉出他很兴奋。很久以来，在我和他共同的睡梦中，已无数次梦见过书本报纸和饱蘸红墨水的毛笔，他实在是太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文学编辑了。
然而就在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他半夜起身到门外解手，大门外蹿出一个持枪的便衣，朝他大声喝问：干什么的？他吓了一大跳，当即逃回了寝室。第二天才知道，原来是浙西行署调查室，深夜到报社抓人，目标是电讯室的几个年轻人。特务冲上楼时，他们已跳窗逃走。——这是陌生的天目山，在人欣喜的心灵中投下的第一片阴影。
这里似乎有必要说明，当时作为战时文学阵地的报纸副刊，与帮闲文人茶余酒后消遣之用的“报屁股”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尽管报纸的四分之三版面，都是反映国民党的政治利益的，但还有四分之一的副刊版面，因被当局所忽视，也因文学编辑截然不同的进步倾向，常常刊出一些激烈抨击时事、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文章，表达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民主要求。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副刊又会因其明显的“左倾”，遭到当局的大肆挞伐。
在《民族日报》副刊短暂的历史上，谢狱是不可缺少的一页。
谢狱原名谢复森，又名伏琛，笔名卜束、杜涅、山石等。战前十六岁即在《绍兴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一九四〇年得到中共地下党员、《东南日报》编辑陈抽平推荐而接受《民族日报》之聘，同时还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小说。《民族日报》改组之前的副刊叫《老百姓》，文章短小通俗，编者是木刻家杨君。（杨君主持《老百姓》时，正在浙西一中读书的朱小玲，也就是我未来的妈妈，在上面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可惜到恺之来天目山时，小玲姑娘为寻找她的入党介绍人裴嫣，已辗转去了金华一带，参加了朝鲜义勇队。）到谢狱主持副刊后，刊名改为《实生活》，并创办了《文艺堡垒》双周刊，开始明显向文学倾斜。不久便因此招来了当时号称“天目王”的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对笔杆子的第一次严厉警诫。
起因是一九四二年七月的《实生活》上，刊登了一篇署名周华的短文《伕子曰》。作者真名马园太，任职浙西行署秘书处编纂股长。但他人在官场，却对达官贵人的腐败行径十分厌恶，常写一些讽刺小文寄给《实生活》刊登。一日谢狱给他写信说，行署已警告我以后不准再登这类文章，仁兄是否还有胆量再写？马园太当即回函说：你若有胆量刊登，我就有胆量再写，于是这篇《佚子曰》不日便出台了。文章以一个挑伕的口吻，揭露了一位搜刮民财的官员，派了十一个挑夫为他挑运财物，其中竟有一担活鸡。老爷太太小姐坐在轿子上，队列长长一串……
报纸一出来，行署立即派人向谢狱索阅原稿，查问作者的真实姓名。谢狱一口回绝后，即被“请”上了天目山。行署中统调查室主任审问谢狱：——你为什么发表这种攻击政府的文章？——我不知道文章攻击的是谁。——胡说，你会不知道吗？——我们做编辑的，发表一篇文章，只管文章写得好不好，它所抨击的腐朽现象是否应当抨击，我们管不了文章到底是抨击哪一个具体的人。——岂有此理！你当我不懂？我做过编辑，我懂你们那一套！于是谢狱被拘禁。半个月后，报社负责人摆了两桌酒席，由民族文化馆馆长曹天风出面保释，谢狱才被放出来。但把他留在民族文化馆“考察”了一段时间，才回到报社。
那位马园太先生，并未因此畏惧，后来又写了一篇《“学而优则仕”有补》，终于触怒了贺扬灵，将他赶出天目山，贬去孝丰。
谢狱离开《民族日报》后，到浙东主编《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他的杂文曾蜚声东南文坛，蔚然成风。我爸爸与谢狱再次重逢，是在六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张恺之的党组织关系转到杭州，代表地下组织来和他联系的，竟然就是谢狱。两人相见时四目以对，不由哑然失笑。“地下”重又携手，可谓殊途同归，那条连接他们的通道，自然是彼此手中的利笔。解放初，他们又一起参加筹建中国文协杭州分会。（作协前身）然而世道多舛，张恺之在1952年即送去劳改，谢狱也在一九五七年中箭下马，一隔几十年各自飘零，至“第三次握手”，两人都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
在后来几十年那漫长而艰辛的日子里，我爸爸的耳边，曾经不止一次出现过当年天目山上那个调查室主任对谢狱的斥责。那些关于新闻审查制度的言论，竟同他眼前的情形何其相似。
一九八二年我见到谢狱伯伯时，他已复出，任《浙江画报》主编，还出版了小说《地下》。他靠在藤椅上，十分和善而喜悦地望着我，像是望着当年《实生活》的一个作者。我斗胆提问说，您为什么要叫谢狱呢？说不定正是因此，您才会在解放前解放后，都受审查又被驱逐呢！谢伯伯抬一抬眼镜，淡淡一笑说，我少年时读过《狱中记》，对那些志士仁人十分钦佩，故此以“谢狱”作为笔名。至今不悔，至今不悔呵。
我也要说声“谢狱”——感谢在我们不算太长的生命中，一再重复着的囚笼的经历，所教给我们的那种独一无二的体验。我想说：也许人生来并不是自由的啊。
我未来的爸爸，目睹了天目山云雾中的白色恐怖，他的心情压抑，惶惑不解。正像在天目山训练班时，指导员鲍自兴介绍他去《民族日报》之前，对他说的那样：自由祖国是不自由的，你可要小心。就在鲍自兴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清楚地看到窗外有人影掠过。鲍自兴其实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思想“左”倾，国民党把他看作赤色嫌疑分子，一时又抓不到他的把柄，故调来天目山变相监管。后来鲍自兴终于逃离天目山，一九四三年在游击区加入共产党，并被地下组织派去做汪伪军策反工作。鲍自兴是年轻的张恺之在后方遇到的第一个终生难忘的人。于是，面对一时“红帽子”满天飞的低气压，面对着有人入狱、有人封笔、有人悄然离去的狰狞天目，张恺之却是一天比一天激烈地在报纸副刊上，或刊登、或亲自撰写那些抨击黑暗现实的文章。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是“天目王国”最反动的时期，他在《实生活》上，用“亦飘萍”的笔名，写了《们》《幸福》《爱情》《圈内》等散文和小说，除了《爱情》一文得以保存至今，其他的文章，我只能寻着题目，想象当年的爸爸，对于大众的困苦发出的叹息，和他对于真理的无限憧憬了。
那一天夜里，他像往常一样坐在煤油灯下翻阅来稿。
那篇字迹十分稚嫩的稿件，从昏暗的灯影下，滑到他的面前。一个十分平常的题目跳出来：《南国之冬》。
他只是随意地看了几眼，心却一下子就被揪紧了。
那是描写沦陷区一个孩子和母亲的痛苦处境的故事。
张恺之默默读着，读下去，便再也不能自制，眼泪簌簌地滴在稿纸上，洇湿了墨迹。他想起了正在上海沦陷区艰难度日的父母兄弟，他看见母亲正背着妹妹，在日本人的封锁线上挣扎……
他当即挥笔疾书，写下了编者前言《中国的孩子》。
《南国之冬》配以编者按见报后，他才知道，这篇署名为叶可待的感人之作，竟出自《民族日报》排字房十七岁的学徒工徐运昌之手。由此，徐运昌很快被调到编辑部当校对。此人聪明好学，解放后参军，又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调干生。但至一九五七年，也被划为“右派”。
然而，“天目王”贺扬灵及其手下的中统调查室，从未停止过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一九四二年民族剧团演出的一个夜晚，该团副团长陈才庸突然被抓，随即在荒山上被秘密杀害。到一九四三年，一些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文化人，均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十一月，文化界发生大逮捕，民族通讯社主任高流和著名诗人非蒙同时被抓。非蒙原籍河北，“七七”事变后流亡武汉，后辗转浙东来到天目山。他写过揭发官商走私桐油资敌的通讯，被看作“赤嫌”，上了“黑名单”。非蒙第一次被捕时，与我妈妈是在同一时期天目山调查室的难友，他隔着铁窗向小玲姑娘索要那一盒火柴的故事，成为几十年后珍贵的回忆。
在这一段血腥的日子里，文化界被捕的共达二十多人，其中如非蒙、高流、李益中、金松等人，都是张恺之的至尊好友。这些人后被送往福建崇安集中营，到抗战胜利后才获释。然而历史的耐人寻味之处，恰恰在于，包括诗人珞珈（现居南京的老诗人高加索）在内的这一批铁骨铮铮的文学青年（除了曾任《民族日报》总编辑，后来去美国定居的诗人沈达夫先生幸免于难之外），他们在建国后不久，即一九五七年，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右派”。我爸爸在后来几十年悲惨的境遇中，常常想起这些曾饱受当局摧残的抗战时期文学拓荒者——有意无意中，他总是在报纸上搜寻着那些人的名字，渴望着能从哪个角落，发现一个不知流落何方的当年文友。然而每一次他都悻悻扔下报纸，失望地埋下头去。童年时代，我已多次熟谙了爸爸脸上那种暗淡的神情，那个时刻我觉得世上还有许多比爸爸更可怜又可敬的人。
时间重新回到一九四三年秋，当时新四军苏浙纵队，在浙皖边界开辟的根据地，直接威胁了“天目王国”的生存。此时日寇集中两千多兵力，企图攻取天目山。情势危急，浙西行署迁去昌化，《民族日报》也不得不随同前往。一时，浙西文化为此遭受劫难。
一九四四年秋天，年仅二十一岁的《民族日报》资料部主任张恺之，以《民族日报》特派记者的名义，去杭嘉湖游击区旅行采访。他背着简单的行囊，孤身一人，走过江南平原上青翠的田野与河湾。他看见战争的硝烟正摧残着这片昔日富饶的土地，听见战火中婴儿饥饿的哭声和老人的哀叹。这一次历尽风险和辛苦的旅行，使他对后方血淋淋的现实，越发地切齿痛恨。他在旅途农舍昏暗的烛光下，写出了长篇通讯《海北敌后来去》和其他一些揭露黑暗势力的文章。成年后，我曾读过他发表在上海《大公报》上的系列散文《杭州湾北岸的回忆》，我对战争的憎恶，很大程度上来自爸爸那些文章里所表达的对游击区老百姓苦难的同情。
我未来的爸爸此行杭嘉湖敌后，除了采访和写作，另一项重要的、也可说是重大的收获，是他在洛舍小镇，邂逅了我未来的妈妈朱小玲。
在张恺之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刻骨铭心的恋情，始于秋波浩渺的洛舍漾。他和朱小玲在水乡洛舍奇妙地相识，短短几日间，彼此碰撞出雷雨闪电般的爱情火花。当即他们两人相约，待他的采访结束后，将携手同去皖南。然而这个美丽的计划，在纷乱的战时却阴差阳错未能成行。他们经历了几年的离乱散失，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在上海不期而遇。
那个晴朗的秋天，青春年少的张恺之内心炽热的情爱和欲望，在江南水乡温柔的摇篮中，开始一日日苏醒。
我已在他体内沉睡了多年。我生命的一半来自遥远的南粤。年轻的张恺之在铁蹄下的孤岛上海，在流亡浙西的窒息和激愤中，一直被压抑被搁置的情怀，在遇到朱小玲之后，终于有了倾吐和诉说的知音。他喜欢朱小玲身上那一种出白天然的无邪和坦率，同她在一起，他轻松而愉悦，就像登上一条水乡的小船，驶入浩渺的烟波，随风荡去，未曾喝酒，人却微微地醉了……
我看不见那个姑娘的面孔。我只听见她天真而清纯的声音，飘散在河湾上空。我对她岂止是喜欢，而是一种近乎痴迷的依恋。从那以后，我总是有一种想要走近她的强烈愿望。我知道我未来的爸爸同这位可爱的姑娘，在本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那种热情浪漫又不计后果的人——如果他们真的结合，那么将会创造出一个什么样子的“我”来呢？
当然我一时还无暇顾及这点。张恺之已经在旅途上耽搁得太久了。人说祸福相依。当我经历了一九四五年春天，我爸爸那一次终生遗憾却又无法弥补的错误时，我从此对这句话深信不疑。
那是一个由于战时新闻封锁和消息闭塞造成的失误。也许还有朱小玲这个潜在的因素。后来的许多年中，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并且痛心疾首。他说他错过了任何什么，也不该错过粟裕部队，因为那恰恰是他多年的彷徨中，梦寐以求的机会——
一九四四年秋冬，张恺之在杭嘉湖沦陷区的艰难旅途中，陆续写出了他的长篇通讯，一路沉浸于甜蜜的爱情回忆中。他本应该在十二月底之前回到德清去见朱小玲，谁知途中急性阑尾炎发作，未能及时治疗，酿成腹膜炎，全靠当地“双重政权”的乡保长帮他搞到一张假“良民证”，送进敌伪据点硖石镇上的教会医院，动了手术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慢慢痊愈。这场大病使他在途中延误数月，无法再去洛舍小镇。他只好给朱小玲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请她原谅他的失约。并请她在收到这些信以后，一定设法到昌化朱穴坞的报馆去找他。当他终于辗转赶回到已迁至昌化的《民族日报》交差时，已是一月中旬。而后他便急急整理着《海北敌后来去》一稿，并开始在报纸上陆续连载。
浙西的大山连着大山。何况，又在战时。有时他几乎觉得这寂静的群山，似乎已经同外界完全隔绝了。在昌化朱穴坞的山坳里，就是在报馆工作的人，都无法知晓，方圆百里之内，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剧烈变动。3月的一个深夜，报社接到紧急通知，立即向淳安方向迁移。据说是二十八军军部下达的命令。有人悄悄议论着，听说是新四军部队可能要打过来了。在一片慌乱之中，张恺之失去了主意。
他曾想过，也许可以趁着混乱，离开报社，到附近的乡下暂避风头，等待新四军的到来。——可是，这样一来，万一朱小玲真的到报馆来找他的话，她岂不就扑空了么？她再到哪里去找他呢？而他一旦参加了新四军，也将无法再同朱小玲联系。这简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所在。他不想再次失约，他不愿意失去朱小玲。假如能与朱小玲一起去部队就好了。可是，朱小玲此刻在哪里呢？
再说，如果新四军并没有打过来呢？如果这只是又一次虚晃一枪呢？如果……
时间已容不得他再犹豫了。情急中，张恺之作出了一生中又一次功亏一篑的选择。他匆匆整理了行囊，随同报社搬迁的队伍，离开了昌化朱穴坞。那时他曾自作聪明地决定，一旦等到了朱小玲，一旦粟裕大军真的来到了天目山地区，他再离开报社也不晚。
然而生活却不会像他想象和设计的那么如意。事实上，他随报社到淳安的一个山坳里安顿下来以后，由于长期劳累，饮食无常，再加腹膜炎引起的肠粘连，日复一日地腹痛难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无法直立行走。山里缺医少药，得不到治疗，肠粘连的痛苦始终折磨着他，使他寸步难行。朱小玲音讯全无。从淳安到外界的通道也被重兵把守、严密封锁，根本无路可走。从三月到八月，他就那样一天天焦灼不安、度日如年地苦捱时光。在那偏远的深山坳里恍恍惚惚地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忽然就传来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张恺之即此与新四军失之交臂。按照他自己的解释，也由此铸成了继十八岁投奔“自由祖国”之后，又一次人生大错。他错过了谭震林的“江抗部队”，又错过了粟裕的苏浙纵队。一次是为了读书、一次是为了爱情。他说大军没来时，我走了；我走后，大军却来了。这是何等让人恼恨的历史误会呵。
那一段极度沮丧的日子里，我爸爸似乎隐隐明白，或许是命中注定，自己无缘投笔从戎。他握定的武器只能是纸只能是笔。他只能作为一个文化人，去完成历史赋予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使命了。
抗战胜利的消息似乎来得很突然。尽管人们已经等待挣扎了很久，尽管人们已熬过了长长的八年，但是当喜讯传来时，人们却是喜忧参半。张恺之不哭不笑，默然呆坐。他想着上海那个穷苦的家，想起了日夜思念却无影无踪的朱小玲，他拼命地咬着自己的嘴唇，直到咬出了殷红的鲜血。那一刻他恍然发现，其实自己有许多该做的事，还没有来得及去做。歧路惶惶，他将往何处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