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被一股汹涌的暖流裹挟着，在黑暗中经过了一条长长的甬道，走向阳光灿烂的人世。

脐带被剪断时，我听见了妈妈轻轻的笑声。医院产房四周的床上，那些女人都在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而我妈妈却在笑。千真万确。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由于我的到来，她已从一个快乐的女孩，从此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妈妈。

我被护士抱去同我的妈妈见面。我不声不响地躺在她的怀里，悄悄睁开了眼睛——直至如今，我才第一次真切地看清妈妈的容貌。她同我在她体内珍藏的二十七年中，无数次所想象的那个妈妈，没有太大的差别。

她的皮肤很白很细，像裹在我身上的丝绸夹被一般光滑滋润。她有一双天空般清爽宁静的眼睛，淡雅的双眉如一抹飞来的云彩，从我头顶飘过。她的鼻子挺拔而秀气，温暖的鼻息熏绕在我脸上，我便痒痒地打了一个喷嚏。她把脸贴在我的脸上，低声哼哼说，呵我的孩子，你终于来了，你终于来了。她用那薄软而鲜红的嘴唇，一遍遍吮吸着我的手指，我看见她那洁白的牙齿，一粒粒亮晶晶，如珠如玉。

我觉得她很美，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美丽而温柔的妈妈。我实在忍不住我的喜悦，于是我咧开嘴巴哭了起来。

为人之初，无论表达什么样复杂的感情，都仅仅只有哭这一种方式。我相信妈妈不会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和妈妈血乳交融二十七年，我们本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但我明白自己早晚得同她分离，被她和另一个男人共同创造，成为一个新的生命。如今我终于从她体内脱颖而出，变成了一个独立、完整却又孤零零的人。面对窗外那个陌生的世界，我悲喜交加。

我在尖细刺耳的哭声中，走入了锣鼓喧天、红旗飘飘的新中国。

其实本来也许我还不会在那个炎热的七月，急匆匆降生于世。但我那个整日里欢天喜地的妈妈，在怀着我五个月时，还依然每天傍晚一次不落地活跃于报社的篮球场。她朗声大笑着，一蹦老高，从她同事们手里拼命地抢过那个脏兮兮的篮球，跑着跳着，千方百计地将它投入球网。我在她腹中一次次颠三倒四，翻来弹去，随着她的跳跃节奏，开始了我最初的健美运动。一直到我八个月时，她总算迫于我沉重的压力，改为每日在球场助阵，兴奋的喊叫声每每震得我耳膜生疼。助到情急时，她还喜欢跺脚；人家进了球，她跺脚；人家进不了球，她也跺脚。可笑的是，她根本就没有声援的倾向性，更没有固定的助威目标，就这么开心地跺着脚瞎起哄，一直到把我跺下来为止。

她喜欢报社这种紧张而又生气勃勃的气氛。一九四九年五月，杭州解放。省报一创刊，我爸爸从《当代晚报》总编辑的“地下”身份，回到了“地上”，调入省报，先任文教组组长，后任特派记者。我妈妈一心想搞新闻，参加了新闻干校，分配在省报当了文艺记者。所以我尚在娘胎里，就被记者这种职业害得不堪其苦。她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深入到工厂车间、学校商店，去采访各种各样的人。然后趴在桌上写啊写啊，写出一篇篇的通讯速写还有人物专访什么的。她高高隆起的肚子抵着桌子的抽屉，胳膊常常不小心压在我的脑袋上，有好几次我都被憋得透不过气来。我在那里头很不满意地踹脚以示抗议，她却只是隔着肚子拍拍我，喃喃自语说，你乖啊你乖啊，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你千万别捣乱。

那些日子我常同她一起熬过通宵。十月怀胎，可以说我基本上就是这样被孕育出来的。出生后我一直神经衰弱，恐怕与此不无关系。但熬夜的第二天，省报副刊上一个版面居然有三篇文章，都出自她的手笔。我和她走在街上，听见买报的人说，哎这个叫海虹的人，是男是女？他写得蛮实际噢，我就喜欢这种文章。我不由得也有几分得意。但因此她便越发无视我的存在，怀揣着我东跑西颠，热血沸腾地歌颂着新中国的诞生。她有许多工人朋友，她去参加他们的婚礼，还教他们怎么样当报纸的通讯员。后来她写了小说《喜酒》，写了《与工人谈写作》，一群工人还专门到报社来看望她。她笑得前仰后合的，弄得我像坐船似的颠个不停。因而我从一出生起，就有晕船的毛病。

现在我总算是躺在她的怀里了。她的手臂很柔软，丰满的胸脯像两座巨大的粮仓，耸立在我面前。她静静地注视着我，眼睛一眨也不眨，很久很久。忽而，从她眼里溢出一串亮晶晶的泪珠，滴在我的脸上，滚烫滚烫。

她斜靠在我爸爸的肩上。她说这女孩儿该叫个什么名字呢？

爸爸沉吟许久。他说，我们相识是在抗日，如今抗美援朝又开始了。我们不可能脱离这个时代赋予的使命——就叫她抗抗吧。让她像我们一样，有力量抵抗命运。

那是一九五〇年七月。新生的共和国将满一岁。我那英气勃发、踌躇满志的父亲，作为省报唯一一位年轻的特派记者，正处于才华横溢、前途事业如日中天的巅峰状态。当他为我起下这个颇具挑战性意味的名字时，他绝不会想到，命运的阴影正在一步步逼近。他们所赋予这个名字的含意，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将会从另一个负面，要求我一一兑现。

厄运急骤的敲门声已经响起。而我的妈妈听而不闻。她天天把我扔给那个十七岁的小保姆，依然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场”，风风火火地采访来采访去。那时我们住在仁德里的报社宿舍，食物服装日用品等等统统享受供给制待遇。连保姆也是免费配给的。我妈妈每天穿着她那套灰色的女干部服，腰间束着一条灰色的布带，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她的穿着一向都是马马虎虎，灰军装的裤脚管一只高一只低，我爸爸不得不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下，替她把那裤管扯平。但等到下午再见到她时，她的裤管仍然一只高一只低的。

除了工作，她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给我喂奶。她的奶水十分充足，每次她把鼓胀的乳头塞到我嘴里时，我就觉得像是沐浴在一场倾盆大雨或是一道喷涌的泉眼之中。我咕嘟咕嘟地喝着，湍急的乳汁常常把我呛得喘不过气。我贪婪地吞咽着那甘甜的生命之源，听见自己的骨骼一寸寸嘎嘎生长的响声。夜深了，他们神采飞扬地从外面回来，爸爸亲着我的左颊，妈妈亲着我的右颊，他们一起抱着我飞快地旋转，还把我轻轻地抛向空中，然后用四只大手接着我，像湖泊托住雨滴，像大山托住风，悠悠摇晃……

有好听的歌，同他们的脚步声一起，在天花板下面走来走去。

却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被憋得喘不过气，像是站在悬崖边上，那山岩就要坍塌，我们都将坠落下去了。

我惊悸地尖声怪叫。而他们却在甜蜜地亲吻。

一九五一年四月，我刚满九个月。

那天上午，我被保姆抱到阳台上去晒太阳。阳光暖暖的，像妈妈的怀抱。空气里有含笑花、月季花甜甜的香味飘来飘去。

一阵风过，我忽然打了一个重重的喷嚏。我闻到了从楼下冒上来的一股浓浓的腥味。我知道那是血的腥味，只是可惜我无法对那个叫夏香的小保姆说明。

就在那同一个时间里，我的妈妈正被叫到报社的人事科去谈话。

那位女科长对她说，组织上决定送你到“革大”直属班去学习，就在茅家埠那里，你快回家收拾一下，明天就去报到。

能去学习，使我妈妈觉得很开心。她只想起问了一句：我那个孩子还在吃奶呢，这可怎么办？

那梳着一头清汤挂面短发的女科长想了想说，那就带去吧。

第二天一早，我们全家：爸爸妈妈外婆加小保姆和我，一共五个人，浩浩荡荡涌向茅家埠。爸爸打算在那儿附近租间民房，把我们安顿下来，好让妈妈一边学习一边给我喂奶。我们在洪春桥下了车，往南，穿过一大片一大片绿嫩嫩的茶叶地，就望见了“革大”直属班的那幢花园洋房。我们在附近的一所民房里等着妈妈，她一个人走进那小楼去报到。当她走近小楼时，才看清楼前有一扇黑漆的大铁门，门前有两位持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岗。她有点迷惑不解，胸口怦怦地跳。铁门在她身后重重地关上了，她的心悚然一惊。

天渐渐黑了。妈妈还没有回来。我觉得饿，便开始嚎啕大哭。我想用哭声提醒他们，这周围的茶蓬竹林里，到处都飘浮着那种让我恶心的血腥味。我终于哭得大家都心烦意乱，爸爸抱起我，走到那座小洋房门前去打听。

他似乎是问，朱小玲为什么还不出来给孩子喂奶？

那守卫的大兵按了一下电铃，并不说话。过了一会，里面有人走出来，大概是这里的负责人了。他看了我爸爸一眼，面无表情地回答说：朱小玲在这里属于隔离审查。不准会客。

你说什么？我爸爸吃了一惊。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解释。隔离审查？这怎么可能呢？明明说是学习，怎么竟然会是审查呢？

那人有些不耐烦。他说那你去问你们单位好了，单位不会弄错的。我们是奉命行事。

我爸爸一时有些发懵，想再说点什么，那人已转身走开。

当我在那栋花园小楼外面的农舍里，整整一夜不停地大声啼哭，期盼着我的妈妈能来给我喂一口奶的那个时刻，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如隆冬的寒流一般，迅猛地向全国各地推进。

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才出生不久，即有幸作了这次运动的见证。

我独自一人哭了许久。谁也拿我没办法。我只想要妈妈。我要吃奶。我哭啊哭啊，我听见自己的哭声像一只可怜的小猫，在窗外的茶蓬竹林里钻来钻去地找妈妈。后来外婆喂我吃一种甜甜的奶糊，我不想吃，我把脸转过去。我知道那不是妈妈的奶。妈妈就在这片茶树地对面的小楼里望着我。妈妈的乳房胀得好疼，像两座驼峰，沉甸甸地压在她胸口。她不敢侧着身子睡，胳膊一碰着乳头，奶水就像小溪般淌下来，洇湿了衣服和床单。天快亮的时候，乳房胀得像是要爆炸，她起身用漱口杯接着，刚轻轻一按，奶水像喷泉一样射出来，一小会儿工夫就接了大半杯。我好馋啊，我能闻到从那儿传来的妈妈的奶香，可我却被扔在这里，饿得全身空空洞洞。我只好不停地哭着，愤怒而又无奈。那一夜从此哭哑了我的喉咙，一直到我实在哭不动为止。

醒来时我觉得脸上痒痒的，有一种凉丝丝的东西淌过。我睁开眼，竟然看见了妈妈。那是一个很小的屋子，妈妈正把我抱过去，一边解着她的衣扣。她的泪水扑簌簌地落在我的脸上。有人在一边催促说，你快些喂吧，就这一次了。喂完了好让他们回去。爸爸在旁边说，别哭别哭，我们回去用奶糕也能把孩子养好的，你放心好了。

我用两只小手紧紧抱着妈妈丰满的乳房，拼命地吮吸着妈妈的乳汁。我有一种绝望的预感，似乎我的生命之源将被人无情地切断。妈妈的泪水顺着乳汁流入我的嘴里，我第一次觉得那甜甜的乳汁中渗入了一股苦涩的味道。我发现乳汁也会发苦，就是在我九个月的时候。一个人若是吃过苦涩的奶水，这一生中，再苦的东西也能咽下去了。

我听见那个陌生的男人又在催促我们。妈妈低下头，用脸贴着我的脸，亲了又亲。她喃喃自语着说，是妈妈不好呀孩子，你这么小，你怎么办呢，你可别忘了妈妈，妈妈一定很快回来啊……

她的泪水一大滴一大滴落在我脸上，我的脸上湿成一片。

妈妈抱着我站了起来。她就这么站着，一动不动。她好像要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那会儿我很想对妈妈笑一笑，却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妈愣了一愣，突然用很快的动作把我塞给了爸爸，然后捂着脸，冲出门去，沿着走廊往楼梯上跑去了。我听见从楼上传来妈妈的放声大哭，我头顶上的楼板，被那哭声震得颤颤悠悠。

爸爸一只手抱着我，另一只手扶着外婆，木呆呆走出了那幢小楼。门口的卫兵把枪斜到一边，打开了铁门上那只其大无比的锁，我们穿过铁门的缝隙，站在门外的草地上。草地很柔软，像妈妈的头发。生锈的铁门发出一声怪叫，把我的妈妈关在里面了。

那片春芽蓬勃的茶园和绿草地之间的花园洋房，后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想起它时，总使我有一种阴森可怕之感。后来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文革”时有人告诉我，说那幢小楼原是杭州著名的丝织风景的创始人都锦生的私宅，抗战时被废弃。至解放前夕，都家的后人早已纷纷迁离故土，不知流落何方而去。都家化园就暂时作了“革大”直属班的隔离室。

我被带回仁德里的报社宿舍。现在我成了一个有娘却没奶吃的孩子。开始的时候，我被人抱来抱去，吃着报社里那些妈妈的同事阿姨们的奶。这家吃几口、那家吃几口，有奶便是娘了。后来爸爸总算找到郊区一个姓沈的奶妈，我就吃奶妈的奶。一直到我长大以后，还有陌生的阿姨笑嘻嘻对我说，你小时候吃过我的奶呢，该叫我一声妈啊！

可我还是想念我真正的妈妈。每分钟每秒钟，妈妈身上那股甜滋滋的气味，都从四面八方围绕着我，像流水像空气，谁也不能够把它剪断割开。我的生命依然同妈妈的生命连在一起。我们虽已分裂成两个人，但我却随时能听见她的声音、看见她的面孔、感觉着她的忧喜悲欢。我和她如同一个连体人，心心相通，步步相趋。我的目光能穿透高墙、越过山林，始终跟随着、亲近着她。听起来，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千真万确。

那天，就在妈妈把襁褓中的我，交到爸爸手中的那个瞬间，爸爸极迅速地把一张早已准备好的小纸条，偷偷塞进了妈妈的掌心。

我一声不吭。我知道爸爸是迫不得已。这张纸条一定事关重大。

我们走了以后，妈妈擦干眼泪，躲在厕所里，看完了那张纸条。看完以后，她才明白自己突然被隔离审查的原因，是由于一家大报的驻杭记者××，向组织上“揭发”了她1943年曾经被捕的历史。她默默想了很久，终于想起了这个××，当年在丽水时，由杨君介绍认识的。后来妈妈在于潜被捕，审讯时特务一口咬定她是共产党，逼问她的组织关系。她一口否认了。特务审不出什么名堂，就逼她讲这几年都到过什么地方，认识些什么人。妈妈知道，任何一个人名都不是可以随便“交待”的。想来想去，在丽水时认识的人中，只有这位××，当时是一家杂志的编辑，此人是位名记者，同当时的国民党上层也有交往。她是个名人，有一定的保护色彩，说认识这个××，大概不会有什么不妥，对彼此都没有危险。但妈妈万万没想到，后来这位××因此遇到了一些麻烦。××自然从此心存疑窦，怀疑我妈妈在狱中的清白。所以当镇反运动一开始，她出于高度的革命警惕，向报社组织作了汇报。这种革命警惕性和革命觉悟，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已成为一种时代精神，被人们尽心恪守。（就是这位××女士，虽然三十年代就入了党，但由于一直在白区工作，历史上疑点重重，在后来几十年中，被反复审查、饱受委屈直至“文革”结束。）

我妈妈看完纸条，黯然发了一会儿愣，然后把那张纸条撕碎，用抽水马桶的水冲走了。

那个晚上，我妈妈一夜无眠。她斜靠在木头的床栏上，望着走廊微弱的灯光下，墙上那些花花绿绿的标语，心中茫然无措。她仍然不明白，这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同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她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还将可能会发生什么。她试图回眸已经逝去二十七岁青春年华，那一件件激情澎湃的往事，突然变得疑虑重重、布满陷阱。曾经飘扬在她头顶的朝霞彩云，已化作一片黑沉沉的雷区。在四周浓密的阴云里，她感到了一种彻骨的寒气。她的乳房酸胀难忍，乳汁在内衣上结起了一层硬壳擦伤了乳头，奶水一流出便盐渍般地疼。她想着她的女儿，那个小小的婴儿，此时一定在睡梦中寻找着妈妈，说不定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想，她也忍不住呜呜地哭出声来。怕被人听见，抓过枕头捂住了自己的嘴巴。这样醒醒哭哭，直到窗外的天空蒙蒙发亮。

突然就听见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嚷嚷说不好了，快救人啊。她浑身发抖，光着脚就往外跑。一块床板已被人抬到房外的空地上，锁链般的血迹从走廊里一路洒来。借着晨曦的微光，她看清床板上躺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脸上鲜血淋漓。有人悄悄说，此人是原省公路稽查处处长，听说有军统身份。他用刮胡子的刀片割开了自己的喉管，企图自杀。

他被人抬着，送去附近的部队医院抢救。但他还是死了。听说他是在半路上，狠心将手伸进自己的喉咙，活活把喉管拉断而死的。

他死后，卫兵在他的床头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有六个字，写着：“士可杀不可辱”。

以后的许多天里，这个死去的人，就成为直属班抗拒运动的典型。那些天，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面孔都冷冰冰毫无表情，像一尊尊石膏像。即使同一宿舍的人，互相也不讲话。就从这一天开始，我妈妈鼓胀多日的乳房突然干涸，再也流不出一滴乳汁。

我妈妈目睹了那个男人的死，她思念孩子和丈夫的心情，暂时被一种强烈的恐惧所代替了。除了集体学习的时间以外，她闭门不出，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按照直属班的要求，开始写自己的交待材料。从一岁写到二十七岁、从出生写到参加革命；一页页的横格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她记不清过了多少天，每天都写得头晕目眩，一闭眼就是一群群蝌蚪游来游去。她的中指上磨出了一个个硬硬的茧子，手腕已麻木不仁。她觉得自己短短二十七年的生命，已经完完全全被掏空了，被她手里的笔，一笔一画地割成了一堆碎片。

一只壁虎一动不动地趴在天花板上。

一只苍蝇嗡嗡飞过，没头没脑地撞着玻璃。

一只蜘蛛从她的稿纸上迅疾地爬过。

她觉得这儿似曾相识。

历史怎么会开这样的玩笑，就像是在昨天，她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被逼着交待她参加共产党的“罪行”。而今天？

但她必须写。她要用白纸黑字，写出她二十几年来真诚的追求。

她把写好的材料亲手交给了那个班主任，省公安厅机关保卫科的一个副科长。从她进了直属班的第一天起，不知为什么，她从不敢多看这位班主任一眼。他背着手出现在宿舍门口时，闪闪发亮的眼镜片后面，便射出一种严峻的冷光，似要穿人肺腑。她仅仅被他用眼角的余光扫过，已是一层冷汗虚出。

他把那卷材料在手里掂了掂，略略沉思了一会，眯起眼睛，似乎有些为难地说：嗯，顺便通知你——你的爱人张恺之，明天也要到这里来接受审查了。

很多年以后我父亲告诉我，关于那次送他去茅家埠“革大”直属班审查，其实他早有预感了。一个多月以前，他的一篇记述钱塘江海塘工程的通讯稿，值班副总编已签发，却始终没有见报。送妈妈去茅家埠的前两天，也就是四月二十六号，省级机关召开党员大会，支部发给他一张入场券，但随后就来了人事科长，说是编委××同志少了一张票，你的先给他吧，回来再给你传达一下。交回了入场券，我爸爸当时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四月二十八日，报纸头版头条标题是：全国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右角上，显著的小标题是：4月27日夜里，杭州逮捕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我妈妈就是在次日被送往茅家埠报到的。这同时意味着，四月二十七日全国大规模逮捕反革命分子，党员事先是知道的，但我爸爸已被排除在外。

他已完全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事了。

他所要作的准备工作中，头等大事就是赶紧安顿我。

那时我的奶奶一家，已不得不从上海搬来杭州，住在城里一个叫荷花池头的地方，完全依靠我父母抚养。爷爷做了一辈子工人，前一年在上海一家医院做胃切除手术时，大出血休克而死。爷爷给我爸爸留下三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最小的一个叔叔才比我大两岁，全家的生活本来就已十分艰难。现在我妈妈进了学习班，我爸爸也即将离家，未来的一切都尚难预料。爸爸只能把我和奶妈临时交给了奶奶照看，为了不让外婆再受惊吓，只好让她先回了洛舍。那个名叫夏香的小保姆不肯走，便把她留下来。一时家里人心惶惶，乱成一团。我父亲面对这无依无靠的一大家子人，实在也有些不知所措了。

妈妈走了、外婆走了、爸爸也要走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孤儿。我没日没夜地哭，对这未知的人生诚惶诚恐。

果然，又过了几日，我爸爸也被通知去直属班报到。那天一早，报社专门派了一辆吉普车，送我爸爸去茅家埠。

我爸爸和我妈妈，就这样在茅家埠的花园洋房里“重逢”，成了特殊的“同学”。

他们在楼上楼下的宿舍分室而住，朝夕相见。同在大厅吃饭，方便时也可简单地交谈几句。至于有没有人将他们的谈话汇报，则不得而知。我妈妈第一天见到我爸爸，就对他说，她在这里实在觉得害怕。轮到她去外面厨房抬米饭的木桶时，跟在身后的武装看守和大门口的武装警卫，都让她心里发颤。爸爸安慰她说，枪杆子是对敌人的，我们又不是敌人，有什么好怕的？

话虽这么说，整天面对那些脸上没有一点儿友好笑容的武装战士，连他也觉得自己像是牵涉了什么命案的嫌疑犯。

他开始觉得不妙。他渐渐发现，在这里接受审查的一百多个人中，每个人的历史情况都极其复杂。他们名义上都还拿着干部的工资，但各人的身份大不一样。周围的人中，有兵临城下还企图顽抗的国民党城防司令，有坦白自首的汪伪特务，也有因经常在办公室的字纸篓里检阅废纸，具有阅纸癖而被怀疑有政治目的的旧职人员；还有他本人做地下工作时，策反起义的两个蒋军上校……过了些天，甚至还送进来几个船员，听说他们的船被一场风暴刮到金门岛上去了，他们滞留在岛上的日子，同台湾的渔民们一起吃吃喝喝，回到大陆上，就被送来这里审查了。看起来，如果不是组织上怀疑有问题的人决不会被送到这里来。那么，他究竟成了什么人？

空气里充满了一场飓风来临前夕飞沙走石的恐怖气息。学习班里不断发生着学员自杀的事情。与我爸爸同房间的一个四十多岁的病弱男子，是旧省政府农业厅的一个人事科长，他半夜里偷偷起来，用一根裤带把自己吊在双层铺上铺的床架子上，一吊就吊死了。他没留下遗书，死因不详。还有桐庐县中学的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我妈妈发现其中一个姓罗的教师，是她抗战时在浙西一中的同学。这人出身桐庐一家望族，毕业于大夏大学教育系。他悄悄对我妈妈说，他实在对什么“反革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又过了几天，他们那个“集团”中的一个女教师当众在花园里跳了井，幸亏井水浅，被人救起，当时就转移到别处去了。

我的妈妈每天见我爸爸，眼圈红一阵黑一阵。妈妈说她天天夜里都做噩梦，梦见自己被敌人追赶着，一直追到悬崖上，无路可走，只好咬咬牙跳下去。醒来时心口还怦怦地响。又说夜夜被孩子的哭声惊醒，梦见我又黄又瘦，不会说话也不会笑，像个小木偶人，身背后有根线，妈妈拉着线，我就一步一步地朝着她走，竟然就走到直属班里来了……

你别讲了。我爸爸狠狠地咬着嘴唇，脸上涨得青紫。他不知该怎么安慰我妈妈。这些天来，他在直属班的所见所闻，已在他心里积累起了越来越多的怨气。他想组织上居然把他们夫妇都送来隔离审查，这不是明明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嫌疑分子了吗？简直是莫名其妙。朱小玲在解放前一直是个被国民党迫害的进步青年，而他本人，抗战时作为一个进步记者。认识到旧政权的腐败以后，毅然与之决裂，投奔革命，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二十三岁在上海加入地下党，不仅写了大量揭露黑暗现实的文章，还在沪杭一带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冒着生命危险，策反了国民党一些人物起义，迎接解放军渡江。这些事实，桩桩件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就算是要审查干部，又怎么能同镇压反革命运动联在一起呢？

每次开会讨论时，他总是气鼓鼓地一言不发，或是借口不舒服，根本就不去开会，也从不主动汇报思想。写的所谓交待材料，篇篇页页，还在理直气壮为自己解释辩护；列出一大堆人名地名，坦坦然然让人家去外调，偏就是一句检讨和认罪的意思都没有。于是明摆着，在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众人面前，单单显出了我爸爸消极对抗的态度。他这种种不满情绪，注定了他将付出比别人更惨重的代价。

整个炎热的夏季，我父母日日夜夜都在挂念着我，但他们得不到任何关于我的消息。隔离审查不允许同外界有任何联系，就是请求与家里通信也不可能。只是在每个月的八日下午，他们允许我那个十五岁的大叔叔，到茅家埠来领取我父亲的工资（当时我妈妈享受供给制的生活津贴，而地下党出身的干部享受工资制。），即使领工资也不能同家人见面，只能通过班干部送出去。有一次我那个机灵的大叔叔，故意在小洋房的铁门外面慢慢地走来走去，竟然真的让我妈妈看见了。她拼命地向他招手，她真想对他说，好弟弟，下次你把抗抗抱来吧，抱来给我看看，哪怕就是看一眼，我也心满意足了，让抗抗隔着窗子叫我一声妈妈，就是再让我住上一年我也愿意呵……

大叔叔矮小的身影消失在那条小路上。妈妈久久地摇着那只手，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到了九月的一天，小洋房的气氛忽然变得异常紧张。从楼道到花园的小路上，武装的卫兵全面警戒，班干部神情严肃，好像就要发生什么大事。一声尖厉的长哨响过之后，全体学员到院子里集合，那个目光阴沉的班主任，开始宣布对部分受审人员的处理决定。院子里静极了，队伍中的人一个挨着一个，能听见彼此的鼻息。我妈妈和爸爸迅速地交换了眼神，不知又将有什么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

第一批名单有五十多人，一个个报着名字，被确认为有罪，立即送乔司农场劳改。妈妈松了口气，在这批劳改的名单中，她没有听见她和我爸爸的名字。

另一批有二十多人，被宣布从即日起结束审查，恢复自由。可以搬出都家花园，有关部门将按每个人不同的处理结论，给予重新分配工作。

我妈妈在这批名单中，恍恍惚惚听见了自己的名字。她的肩膀颤了一颤。那一刻她觉得有些头晕。她侧过脸去寻找我爸爸的目光，却见他一动不动。

恢复自由？这就是说，马上就可以见到亲爱的女儿了。总算能与孩子团聚了。这半年时间是多么漫长呵，长得就像半个世纪。亲爱的孩子，你还认识我么？妈妈离开了你这么久，你不怪妈妈吧？你会原谅妈妈吧？快叫我一声妈妈，叫妈妈呀我的心肝……

那一天的那个时刻，我在睡梦中分明听见了妈妈的声声呼唤；我枕着妈妈的臂弯，温暖而柔软。妈妈伏下身子，亲吻着我的脸。我睁开了眼睛，喉咙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热乎乎地要涌上来——妈妈！我突然开口说话。自从妈妈走后，我已经差不多都把妈妈这个词儿忘掉了——妈——妈——妈——妈——妈妈你快回来！我张大了嘴，一个人自言自语。没有什么人教给我，刹那间我心有灵犀，无师自通。我是在睡梦中学会说第一句话的。我在这个世界上，会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就同我妈妈恢复自由的事情有关。

但妈妈却没有回来。

最后班主任宣布，没有念到名字的人，说明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也就是还将留在直属班继续审查等待定案。我爸爸的脑子嗡嗡直响，眼前黑了一黑，呆呆地怔着，只觉得四下左右一片阴云密布。这就是说，他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情况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他听见班主任大声说：现在散会。朱小玲，你留一下。

他慢慢走回宿舍去。心里琢磨着，也许正好趁着小玲恢复自由回家，让她带出几封信去，找一找以前地下党的几位领导。

到了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妈妈在食堂告诉爸爸，说直属班领导研究决定，让她暂时不要回家，继续留在茅家埠一段时间。

为什么？他一听，顿时就急了。

……因为，因为，他们说，因为你的问题还没解决，我还不能安排工作……

那你的结论呢？你的处理结论？他们对你本人宣布了吗？

我妈妈吞吞吐吐地回答说，对于我1943年被捕的审查结论是：关于贾起之死，朱小玲负有一定责任。属于自首变节行为……

什么屁话？他小声嘀咕了一句。你到底算不算共产党党员，一直都没有搞清楚，怎么会是变节行为呢？你在狱中没有出卖过任何人，党组织没有因你受到任何破坏，怎么会是变节呢？这简直……

别说了别说了好不好你……我妈妈拽着他的袖子低声恳求。没把我定成叛徒就好。算了，算了，反正我也不想再入党了，再说，对于贾起的死，我一直很内疚，我是有责任的，我不想同他们计较了。我只是担心你，只要能把你的问题处理妥当，就谢天谢地了……他们让我做做你的工作，说你还有许多问题不肯交代。所以我暂时还不能回家，你懂么？看来你的态度一定要好一点啊你难道不明白……

他紧紧咬着嘴唇。手里的铝质调羹，已被他捏成了一个u字形。

那么孩子呢？你不能回家，孩子怎么办？一个才十几个月的婴儿，难道可以长时间没有母亲吗？半天，他愤愤地说。有殷殷的血丝，从嘴唇上渗出来，沾在他洁白的牙齿上。

班主任说了，我可以把孩子接到这里来，与我同住。

什么？让孩子也……

妈妈脸上浮出几丝勉强的笑意，眼里却已蒙上了一层泪膜。她使劲地睁大了眼，不让眼泪当着我爸爸的面落下来。她笑笑说，我已经想过了，把孩子接到这里来，其实也蛮好的，我可以天天看到你，又可以亲自照顾孩子，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互相都放心，不是再好不过了吗？再说，就是不把孩子带来，他们也不会让我出去的呀。假如我再看不到孩子，我都快要急疯了……

他望着她那双纯净无邪的眼睛，心里一酸，侧过脸久久无语。他应该懂得，她是被他们留在这里作为人质了，还有他们刚满一岁的女儿。他搞了这些年的地下工作，却没想到，革命胜利了，竟会碰上“人质”这种事。看来一个政党在掌握了政权以后，将要建立起比“地下”时更为严密的组织系统。这对于我爸爸这样一个因痛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因追求民主自由，而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年轻人，心里悄悄涌上了一种难言的失望。

既然没别的办法，也只好先这样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对我妈妈点了点头。

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十月，我被正式接到都家花园，同我的妈妈、爸爸团聚。更确切地说，是一同接受审查。我刚满十五个月，便开始了这种奇特的囚禁生涯。

我是在那栋小楼房的走廊里学会蹒跚走路的。

房子很小，跌跌撞撞朝着妈妈走过去，只几步，就碰了墙。转过身，拍拍手，再走几步，又撞到了床沿上；不用担心会摔倒，反正人一歪，就有墙挡着。门总是关着，四面都是墙。我不喜欢墙，碰到墙时，我就用脚踢它。但墙很硬，踢得我脚指头疼。于是我从小就对“碰壁”一词体会甚深。看来墙壁里是没有出路的，我想到门外去。走廊很宽但黑黢黢的，打蜡的地板好滑，走几步，一不小心还是会撞到墙上去。我就这样在墙壁和走廊的夹缝里来来回回地蹦跶，我觉得自己走路的样子一定很滑稽。我甚至认为大人们要我学走路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因为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可让我走的路。

除了房间、走廊以外的地方，就是楼梯了。要学会走楼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上走，像是要被吊起来；往下走，又像是要被人扔出去。但是如果想吃饭，就得往下走；如果想睡觉，就得往上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最初学着走楼梯的时候，常常从楼梯上滚下去；或是像猫一样用四只爪子往上爬。等我长大以后，我发现人类的行为，其实从来没有超过我幼时学步的范围——往上是爬，往下是滚。千真万确。

我开始在楼上楼下走来走去。抬抬头，只望见大人们穿着蓝裤子黑裤子的腿，从我身边匆匆而过。他们从不弯腰同我说话，我只能看见他们的一截腿。迈步的时候，他们的膝盖便弯曲起来。不弯曲是不可能的。我每天都穿行在那一根根一弯一直的腿中，时时害怕他们脚上那巨大的鞋子，会踩在我的脑袋上。

那是一片移动的木柱、一片冬天的树林。关于学步。然而，等我学会走路的时候，我的膝盖也如此弯曲起来。

我学会走路了以后，白天，我便被交给小洋楼后面一排平房里的一个老太太照看，她是替都家看管房子的族亲，闲来无事，常常带我到花园里的草地上去玩。整个冬天，那草地都是金黄金黄的，又厚又软，像一只只长毛的小狗。但我不喜欢草地。连着草地的大门那儿，是一圈长长的铁栏杆，大门口从早到晚都站着背枪的人。我已经习惯了四壁是墙的房间，所以我总是待在草地的一角玩耍，像是被人施了定身法。直到现在，假如让我一个人站在一所空旷的房子中央，我立即会有一种惊慌失措之感。

我在都家花园里开始牙牙学语。

妈妈说，我在那时候，就表现出了自学语言的兴趣和能力——根本就没有人教我，妈妈教我的肯定不是这样的词汇，但我却自己学会了说“直属班”、说什么“三反五反”、还有“打老虎”“贪污犯”等等一大串刚刚被人制造出来的政治术语。还能叫出开斗争会时，站在台上低头认罪的那些“老虎”的名字。除了同妈妈在一起的很少一点时间，我耳边听到的全都是这些词儿，妈妈爸爸还能指望我会说些别的什么呢？

其实，只要我能同爸爸妈妈在一起，我觉得“审查”“审查”倒是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个冬天我一下子就长胖了不少，棉衣棉裤鼓鼓囊囊，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像个不倒翁。

我就在那个与世隔绝的都家花园里长到了一岁半。

若干年后，我在中学校园的一棵树下阅读小说《红岩》。当我读到那个在监狱里长大的细脖子、大脑袋的男孩小萝卜头的故事时，我忽然被一种奇异的感觉萦绕，本来无从记忆的都家花园那些往事，那些墙壁、栏杆和木柱，从小萝卜头忧伤的眼睛里，清晰地浮现出来，一步步向我走近……

蝴蝶？蛾子？让它飞吧，飞到自由的天空里去……

我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书页上。我紧紧抱住那本书，躲在树后久久哭泣……

可我和小萝卜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呵。哭到一半时，我猛地醒悟过来，止住了眼泪，心里充满惊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