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
给自己起了一个好听的朝鲜名字，叫做：金路。
每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队长便坐在茅屋的门槛上吹箫。箫是他自己用竹管做的，没有刷漆，白晃晃的，像一截甘蔗。箫管上的洞剜得不太光滑，月光倾洒在箫上的时候，就有几个毛茸茸的小月亮，在她眼前悠来荡去。队长说，他以前有一支全世界最好的箫，取材于中国的湘妃竹，赭红的箫管上有深棕色的泪斑。每当月圆之夜，把箫搁在屋檐下，房子四周就有悠扬的乐声飞起，绕着树梢旋转，连归窝的鸟都扑腾起翅膀。可惜，那支箫连同房子一块让日本人烧了……
队长每次总是没完没了地吹着一首朝鲜民歌《阿里郎》。乐声呜呜穿过树影，听起来很凄凉。
她喜欢听队长吹箫。月色蒙蒙，低沉的乐声像云朵一样弥漫在她的发际；撩起她无法对人言说的心事。她低声应和着：“阿里郎……阿里郎……”泪水夺眶而出。月升高了，月不能再为箫伴奏了，箫声渐渐消失，她的心亦如洗过一般，忽然就敞亮起来。
在义勇队那一段短暂的日子，是她流浪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些流亡中国的朝鲜爱国志士，组成了这个叫做“朝鲜义勇队”的抗日组织，暂归属国民党三战区统领。队长李苏民，是原朝鲜革命志士，毕业于黄埔军校，当年曾是***的学生。义勇队的同伴们，大多数是在当地党组织遭到破坏后，暂时脱离了组织关系的散兵游勇，流落四方，后又慢慢聚合起来。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利用朝鲜义勇队的合法性，改换了朝鲜名字，隐藏于义勇队，自发抗日救国。我妈妈因接不上组织关系，也暂且栖身于此。反正是抗日，在哪儿抗日还不是一样？同那么些正直进步又能歌善舞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宣传抗日，整日排戏唱歌，学日语、学朝鲜话，差不多就像是个女兵了。她认为自己很幸运，也就安心在义勇队实践她的革命诺言。我曾怀疑，她是否因此而几乎“乐不思党”了。
他们都管她叫金路小妹。几十年后重逢时，他们还这么叫她。
金路小妹在朝鲜义勇队里如鱼得水，是个淘气又惹人喜爱的姑娘。没事的时候，她常常倒背着手，学着某某人拿腔作调的台词；或是把一些小玻璃瓶子藏在某个人的被窝里，让他睡觉的时候吓一大跳。在县城的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好书，没钱买，据说她还策划过把那本书偷到手的阴谋。结果书没偷到，却让队长训了一顿。我常常觉得奇怪，她实在一点儿也不像教科书上写的那种共产党员，像她那样性格的人，作为共产党，真有一点莫名其妙。裴嫣当时怎么会想起来发展她的呢？
后来金路小妹又开始热衷于写诗。给队里一个大眼睛的男孩写，也给自己写。她和他一起到山上去采野果吃，那男孩说松涛的声音像黑管、竹叶声像琴瑟，而远方隆隆的炮声，是配器的和弦。那个稚气十足的男孩有一天很激动地告诉她一个秘密，说抗战胜利以后，他一定要到列宁格勒去上音乐学院。几个月以后那男孩走了，她为他哭得死去活来，还写了一首长诗为他送行。我猜那些诗里肯定有关于爱情的内容，她一向喜欢在革命的同时，毫无目标地随意抛洒着她的少女情怀。然而她却从未经历过哪怕一次正式的恋爱，直到她遇见我父亲。
那么贾起到底算不算呢？在下一阶段的故事里，贾起将是一个因她而死的人。死得很壮烈。一直到贾起死了以后，她才想起来，当初在义勇队的时候，她其实从未认真注意过那个粗壮敦厚的青年。
一九四二年秋，日本鬼子攻打浙赣线，义勇队被调往玉山前线，去向日军中的朝鲜人喊话，并同日军战俘交谈，晓以情理，瓦解军心。李队长帮她们几个年轻的女生在草鞋上缠好布条、绑好水壶。队伍出发，穿过沿途空荡荡的村庄，公路上，大批的国民党军队正和老百姓一起往后方撤退，而他们，义勇队的壮士，却人人怀揣着一腔热血，时刻准备开赴前线战场。
那时她已完全和家里失去了联系。时局混乱，邮路不通，义勇队缺少活动经费，他们常常身无分文。从玉山走到上饶，又从上饶翻越武夷山余脉，一步步走到福建南平。脚底的血泡磨成了硬痂，硬痂又变成老茧。她不知道队伍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好像目标已不存在，步行本身就是目的。冬天来临，她们单衣单裤、行囊空空，走在寒风中，上下身子不停地抖动，成了每日的舞蹈。午夜实在冷得睡不着，只好把幕布拿出来盖在身上。有时谁弄到了一点钱，化一分钱买杯热豆浆，一张张嘴凑上去，转着圈儿喝了；假如再一人分上三粒花生米，这一天便歌声此起彼伏。我的妈妈兴致勃勃地品尝着抗日的艰苦滋味，从那一口薄淡的豆浆里，舔出她从未领略过的革命的甘甜。她走过冬天荒芜的田野，走过巍峨的崇山峻岭，她相信她只要坚定地走下去，前面即是阳光明媚的春天。
然而这徒劳的步行也终于不能够继续进行。那场激烈的争论爆发在一个夜晚。当她听清楚李队长作出的决定时，她傻傻地愣在那里。
李队长很坚决地说，立即解散义勇队，绝不受国民党的控制！
大家都哭丧着脸。一片长久的沉默。
她终于弄明白，原来国民党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突然命令朝鲜义勇队即日起全部调往上饶集训。这等于欲将义勇队控制在国民党的掌心之中。义勇队何去何从？
这是一九四三年年初，国共两党抗日的阵线已逐渐分明。集训除了将严格甄别义勇队每一个成员的身份、来历以外，还将正式把义勇队收编为国民党建制，实际上就是要迫使义勇队全体加入国民党。而义勇队的成员大多是共产党的追随者，岂能归到国民党旗下。但若拒绝服从，义勇队更无法继续生存。他们似乎再没有别的选择了，只有就此分手，各人分别去设法投奔抗日的队伍。
义勇队散伙在即，眼看大家都将天各一方。在那几天的纷乱中，我妈妈忽然发了慌。
她一个人能到哪里去呢？时局动荡，她同杨君早就失去了联系，去找裴嫣也似乎凶多吉少；回洛舍老家呢？若回到那个宁静如水的小镇，她那些抗日和革命的理想，必定全成了泡影。
她独自坐在门槛上，嘤嘤地哭了起来。
就这么哭了好久。有个人在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
金路小妹，你咋啦？那人问。是山东口音。
她在泪眼迷糊中抬起头，就看见了那个面孔黧黑的贾起。在当时的义勇队里，他化名叫金志强。
贾起蹲在她面前，手里拿着不知从哪弄来的一根烟，闷闷地抽着。
我没有地方去了。她说。我到哪儿去抗日呀？说着，她便放声大哭。哭得惊天动地。
贾起不说话。她便接着哭。又哭了好一会，嗓子干了，一睁眼，发现贾起还在她身边蹲着。
贾起慢吞吞地说，看来抗战一时还不会结束，这是一场持久战。真要抗日，只有拿起枪杆子。他停了停，又说，我有个哥哥在东北抗日联军，去年他还托人带来过口信，说抗联这几年损失惨重，但他那支队伍还在坚持同小日本打游击。我早就想去找他了。你要是真没地方去……
金路小妹一下子蹦起来，顾不得擦干眼泪，扑哧一声笑了，连连捶着他的脊背，一时话都讲不清楚了。她想也不想，说一个好，又说一个太好了，最后才问一声：是真的？你真的肯带我去？伸出手来呀，我和你拉钩！
我妈妈在抗战后期的一次命运的转折，就在这拉钩的瞬间，被她自己英勇而草率地决定了。后来的几天里，她开始同贾起频频商量策划北上的路线。义勇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陆陆续续地走了，昔日热热闹闹的民房一下子冷冷清清。她和贾起也准备上路了，就在贾起为她捆扎行李的时候，望着他那双厚实的大手，她忽然记起，这双手以前曾许多次为她捆扎过行李；上山过河，很多次扶拽过她；那手硬朗朗好有劲。她还记起，原来她和贾起还曾经在一起合演过一个戏，叫做《夜之歌》。剧中她送贾起，也就是她的情人哥哥，出关去打游击，但是要经过城门口警察这道关卡，于是这个剧中的小妹妹就假装成一个卖唱的，唱了《走西口》这首歌，同他一起混出关去。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
可是现在，她竟然真的要同他一起，出关去打游击了。那该有多么浪漫多么伟大呵。她激动得一夜夜睡不着觉。在她尚不满二十岁的颠沛流离的生涯中，在深夜的黑暗和孤寂里，几年来一直折磨着她的苦恼，只不过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究竟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而现在，一切很快就会真相大白了。她如果真的从此走上了抗日前线，她即使现在还不是共产党，也会很快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了。
那是一九四三年的六月，她和贾起一同离开了朝鲜义勇队。他们只有很少的一点钱，所以她提议必须先回洛舍老家一趟，置备这次长途跋涉的盘缠。而去洛舍，就必须经过浙西游击区。
很久以后，我妈妈记起来，当她提出途经浙西时，贾起确实显得很犹豫。他好像说过，要不要你自己一个人回洛舍呢？我在另外一个约定的地方等你。我妈妈不高兴。她说那假如约不上，失散了怎么办？再说，这一路，兵荒马乱的，你不陪我，我一个人怎么敢走？
贾起问：去洛舍，还有没有别的路线呢？
她说：那就要绕很多路。我们的钱不够，也没有时间了。
贾起沉吟了一会儿，就说了声好吧。他的眉宇紧紧锁成一团。
当时她竟没有再多想一想，贾起为什么对途经浙西有些为难。如果她能知道真相，浙西之行的悲剧就不会发生，这使她在后来很多年中追悔莫及。
他们计划由洛舍进入沦陷区，再找一条通道，北上出关去找贾起的哥哥，参加东北抗日联军。
临行前，她和队里的同伴一一告别，有人送给她一块白手帕。她一向是喜欢白色的。但如果她能知道此行将导引出她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和灾祸，那么她一定会拒绝这块无辜的白手帕不幸的预言。
你见过大海吗？
我只见过河。很多很多的河，流来流去，流在一起。
我老家就在海边上。青岛，知道吗？那地方一年四季都好看。涨潮的时候，那海水，就像战场上的日本鬼子一样，呼呼地冲上来。要是跑不及，就被浪卷走了，也说不定会一直冲到太平洋那头去。退潮的时候，你就光着脚丫，撅着腚，在沙滩上捡吧，啥好看的贝壳都有，照得你眼睛都花了。还有吃的，啥海白菜啦海带海蜇啦，赶一回海，够吃好几天的。有一回，我光着脚在沙滩上玩耍，觉着脚上咋这么痒痒哩，低头一看，哈，一只小螃蟹，正咬着我的脚指头在啃哩……
她咯咯地笑。笑得很放肆。在这荒凉的山路上，连个鬼影都没有。笑声跳上树梢，惊飞几只麻雀。
笑够了，她问：那你家的日子过得不错，你干吗出来？
贾起沉下了脸，半天才说，还不是日本鬼子。我恨日本人。
两人都不说话了。又走了一程，贾起说，闷死人，你唱个歌吧。
唱哪个？
哪个都行。嗬，就唱《走西口》，我就爱听这支歌儿。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手拉着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
贾起也一同唱起来，声音很嘹亮，从山那边传来浑厚的回声。他身后的那把油纸伞，吧嗒吧嗒地敲打着他的后背，像伴奏一样。
唱着唱着，不知什么时候，她肩上的背包，就跑到贾起的背上去了。贾起的后背湿了一大片，风吹过，她闻到一种男人的汗味，心一阵急跳。拿眼角的余光瞟一眼，见他饱满的脸膛黑红黑红，像是山里熟透的杨梅。她想，这个贾起，自己以前怎么就从没留意过他呢？他在义勇队的时候，除了演戏，根本就不爱同人说话。如今剩下他们两个人，他这一路上，倒说个没完没了。又长又累的山路，叫他那些山啦海啦的故事做了伴，竟然就不觉远也不觉乏了。
等抗战胜利以后，我第一件事，就要去看看大海。她决定。
是同我一块儿去么？他问。还是同别人？
当然是同你一起去啦。她想也不想地回答。目光突然同他相遇，发现他正呆呆地望着自己，她呼地红了脸。
他们从浙东到浙西，必须途经于潜这个交通重镇，然后翻过天目山，才能到达洛舍。水路加旱路，一口气连续走了十几天，沿途一直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这天下午，眼看就要到于潜镇了，走得太渴，她在一个村口的小摊上买了几只毛桃，在溪边洗净了，同他坐在路边的树阴下吃桃子。
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有一条黑狗懒洋洋地趴在草垛下打盹。
江南这地方实在太热了。贾起说。我们到东北就好了，满山满树都是雪，水晶宫一样。那里的雪地，洁白洁白的，一眼都望不到边，像我们青岛的大海。还有森林呢，那树上的松果，像玉米那么粗，想吃就摇一个下来。森林里还有野物，狼啊兔子啊狗熊啊野猪啊，我们练枪法，就用野兽来练，一枪一个，粮食有了，还能当个神枪手……
贾起绘声绘色地讲着，竭尽了他所有的想象。
她听得入了迷。童话一般的大森林，勾起了她沉睡已久的梦幻。那梦幻已被战争的废墟覆盖，蒙上了一层层岁月的苔藓。如今贾起替她小心地拨开杂乱的枯枝败叶，露出了她心底深处对于大自然的向往。她去抗日联军的愿望，已被飞马般的雪橇和神奇的木头房子所代替。在某个瞬间，这种冲动其实远远超过了她革命的志向。这就注定了有一天她将回到她原来的位置，恢复她梦幻的本相。那一刻她甚至已将关于林海雪原的美好梦幻植入了她的遗传基因，输进了“我”这粒细胞内。东北那个地方，一定是和我前世有缘的，若干年后，我果然不顾一切地奔赴北大荒，去完成她这未竟的夙愿。
那个下午，当她总算走出了眼前的雪雾冰凌时，发现贾起已发出了轻微的鼾声。她想他实在是太累了，让他睡一小会儿吧。等了一会儿，贾起竟鼾声大作，她担心在天黑之前赶不到于潜，就顺手拔起一根狗尾巴草，去撩他的鼻孔。
醒醒嗳，醒醒啦，你倒是还走不走了？快起来嘛……
贾起微微睁开了眼睛，擦了擦嘴边的口水。他茫然望着她，似乎不明白这是在什么地方。他睡眼惺忪的样子，像是刚刚做了一个好梦。革命者也是要做好梦的。就在她伸出手想去拽他起来时，贾起忽然一把抓住了她的手，紧紧地攥在掌心，那手热得烫人，哆嗦个不停。他似乎想把她拉到自己身边来，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
不。她尖声叫起来。两只脚一步跳开去。别碰我，你疯啦？她愤怒地挣脱着，不敢看贾起的眼睛。
那手突然就松开了，她打了一个趔趄，坐在地上。
他们就这样坐了很久。只听见风吹着树叶的声音，很温柔。
太阳快落山时，他们才到达于潜。一路上贾起再也没有说话。她几次想同他搭讪，贾起都把脸转过去了。看得出来他很后悔。她想对他说她其实并没有真的生气，她只是吓了一大跳。
但她却再也没有机会解释了。直到贾起牺牲以后，她才知道她连弥补的可能都不存在了。为什么那天她就不能让他吻一下呢？——如果这将是永别。
以后的几十年中，她一直后悔不已。终身后悔。
在进入于潜镇口的石桥时，贾起终于开了口。
我以前在浙西工作过。他说。我在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应该是有记录的。为了保险起见，我去找观山师范的一个朋友，我们分两个地方住，明天一早再会合。
她想说，有这么严重吗？看看贾起的脸色很严肃，就把话咽了回去。
时值黄昏，她一个人无所事事，就在于潜街头闲逛，想找个便宜的住处。走到一家布店门口，竟有个人喊了她一声。回头一看，原来是当年湘湖师范的一个同学，名叫曹平山。曹平山见到她，有一点喜出望外的样子。问她来做什么，她支支吾吾说是路过。曹平山说，既是不会长住，不如就住在我家里好了，我正好要去出差。你可同我母亲住在一起……
她一听很高兴。跟着那人去了他家。然后又特意跑到观山，把贾起找来认了一下地方，约好明天一早贾起来叫她上路。
她送贾起出门时，暮色中掠过一团黑影。一抬头，见有一只乌鸦飞过，呱呱叫着。她冷不丁打了个寒噤。贾起朝她笑笑说，累了，早点睡吧。他的笑容也很疲倦。
那是一个多梦的夜。她不停地在海浪和风雪中翻滚，爬上去又滑下来。有一次她差点要淹死了，一只大手猛然把她托住，两个人从浪里浮上来，她将他抱得好紧。那面孔模模糊糊，像是贾起。
天亮时她醒了。顾不得想那些梦，急急起了床。走到堂屋间，发现门边站着一个陌生人。那人问道：你就是朱小玲吗？
我的天真幼稚的妈妈，在那会儿竟然表现出非凡的机智。她很快反应过来，知道事情有些不妙。她对那人说，哎，你看我还没洗脸刷牙呢，你先等等噢。她抓起一把梳子，敏捷地溜出后门，就往观山的方向没命地飞跑。她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赶在贾起到曹平山家之前，把他拦在观山。绝不能让贾起在同她会面时，被国民党特务一块儿抓住。当她上气不接下气地终于赶到观山师范时，已是汗水涔涔，披头散发，膝盖也摔破了。
然而，悲剧从一开始生成时，往往就注定了它的不可挽回。
——贾起的朋友告诉她，贾起已去于潜找她，走了有半个钟点。
她的脑袋嗡地一响，顿时面无人色跌坐在竹榻上。
要出事了。她想。贾起要出事了。她张着嘴，说不出话。这样愣了一会儿，她突然站起来就往外跑，却被那朋友一把拽住。
你不能回于潜去了。他说。那样太危险了。得想个办法。
两个人在屋里团团转了一会，那人去找来一件旧衣服，又替她包上一块农妇的头巾。然后领她到观山渡口的一间茅草屋里，说你就先在这里等着，说不定贾起没找到你，还会回观山来。这个地方，是于潜到观山的必经之地，凡是过河的人都看得到。她便蜷在那茅屋里死等，心里七上八下的。一直等到近午，见船上下来一个穿蓝衣服的人，样子有点像贾起。她推开木头窗户，探出头去想看得清楚些。冷不防却从窗外伸进来一只手，隔着窗户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
她头皮一麻，只听见那抓她的人喊了一声：朱小玲，我认识你！她定睛一看，那人面熟，像是浙西一中的同学。她本能地拼命挣扎，却又从外面冲进来几个人，甩出一条绳子把她牢牢地绑住了。她挣脱不得，又急又恨地喊叫，惹了许多摆渡的人来围观。那些男人便将她拖着，死拉硬拽地把她弄上了渡船。一路上她又踢又咬，没少挨揍，却仍是声嘶力竭地反抗，而且居然不哭。在她的人生记录中，这实在破天荒。
以后一连许多天，观山街上的人都在纷纷传说着，他们亲眼所见，抓住了一个女共党，那姑娘是如何如何地英勇不屈。那个场面，大概是我妈妈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了。
她被人拖进县党部时，仍在大喊大叫。拖过了一道门又一道门，一抬头——她看见了贾起。贾起就绑在楼梯旁的柱子上，平静地望着她。她出了一身冷汗，喊叫声戛然而止。她想向他跑过去，脑子里却一阵眩晕。
她的行李已被打开，胡乱地扔了一地。行李中的书籍都摊着，《大众哲学》《怎么办？》的封面上，踩上了肮脏的脚印。贾起很快被带走了。她也被推进了一间又暗又潮的黑屋里。他们告诉她说这是拘留所。屋角有一张床，用一块庙里拆下的匾额搭成，散落着一些稻草。
我妈妈在她二十岁那年，初次尝试了被捕的经历，懵懵懂懂地开始了她的铁窗生涯。她义愤填膺却又措手不及。先前所有那些关于革命和牺牲的美好想象，就这样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她面前，犹如一张早已签过字的支票，要求她当场兑付。
隔着铁栏，她第一次闻到人血的腥味。
贾起怎么办呢？
这是她在辗转难眠的长夜，所能想起来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天一早开始提审。缺乏经验又毫无准备，她和贾起双方的口供，牛头不对马嘴。
回到拘留所，她一个人冥思苦想。她那些淘气的小聪明开始发挥作用。她摘下了腕上的手表送给了看守，嚷嚷肚子饿了，让看守去给她买些熟菜和几只粽子，再悄悄让看守带支铅笔和纸来。她把写好的纸条塞在粽子里，告诉贾起如何统一口径。然后假装吃了几口，就说吃不下了，让看守把粽子去送给贾起吃。后来再提审，两个人都说是回乡结婚去的，勉强自圆其说。县党部审来审去，也审不出个所以然来。她等着他们用刑，想象着自己将如那些侠客好汉一般地坚贞不屈。但他们既不用刑也不提审。一连过了好多天，也没见有释放他们的迹象。我的妈妈焦急万分。她又带了条子给贾起，说假如他们真的要杀我们，还不如自杀算了。她满脑子革命者的英雄形象，干脆说一不二，打定主意准备壮烈牺牲了。当朝阳初升时，她冷冷地拒绝了狱卒送来的早饭，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迎窗而立，正式开始绝食。
三顿不吃，第二天她已饿得头昏眼花。到中午，闻着隔壁屋子飘来的饭香，她强忍住口水，拼命地自我鼓励。忽然有一个纸团落在脚边，打开一看，竟是贾起遒劲的笔迹。他用很粗的铅笔写着：不到最后关头，不能自杀。
我妈妈在狱中这次英勇的绝食行动，就此半途而废。很多年中，她一直为此懊丧不已。什么是最后关头呢？可惜，贾起无法告诉她。
就这样又过了些天，黑屋的门突然敞开，一个声音嚷嚷道：朱小玲出来，你家里人来看你了。她很吃惊，出去一看，见外头站着两个男人，一个是她的表弟，另一个，却是她乡下生母唐家的同胞哥哥唐梓良。她只在小时候同这位亲哥见过一面，连他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她虎着脸问：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你们来干什么？她亲哥也不计较，和颜悦色地说，是你于潜的老同学，一个好人，打了电报来洛舍，告诉我们，你……出，出了点事。你爸病着，就托付我们带了钱到天目山来走一趟，想办法保你出去。
我不出去。她气呼呼地回答。保啥个保！我又没死。
嗳你这姑娘，都啥辰光了还耍性子。她亲哥张望着周围没人，低声说，钞票都已经装在香烟罐子里头，送上去了呀。
钞票？
她的心突然跳得好急，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她憋了一会儿，很快说：你们若真是要保我，一定要连贾起一同保出去。他是我湘湖师范的同学，一向待我很好。是我让他送我回家来的。我在浙西一中时，好多人都晓得我戴红帽子，这次住在曹平山家，让曹平山告了密，假如不是因为我，贾起也不会被抓，是我牵连了贾起。我不能扔下他不顾。
唐梓良同她表弟互相看了看，似乎是面有难色。停了停说，你看我们也不晓得这回事，带来的钱，保两个人也不够……要么，你先跟我们回去，我们回去再想想办法，回去拿了钱，再来保那个人。
她摇着头，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回去告诉我爸，假如不保贾起出去，我一个人，是死也不会出去的。
她亲哥看她如此坚决，只得答应她快去快回。当天就和她表弟离开于潜，星夜兼程赶回洛舍筹钱去了。
事情到这里，她和贾起都似乎有了一种获救的转机。
然而，她家里人回去以后的第三天，不知为什么，她和贾起就从于潜被押解到天目山去。走了四十里山路，进了深山。那山坳里有三间木头房子，听押他们来的人说，这是个叫做调查室的地方。我妈妈和贾起分别关在两头。夜深人静，她能听到从房子那头传来贾起咳嗽的声音。她总是尽量让自己晚些睡觉，期望能从贾起的咳嗽声中，听出些什么不同的意思。每到晚上，她就变得神经兮兮的，然而一次次却是徒劳。
一天天关着，还是不提审。当局好像已把他们忘了。
那些看守对他们看管很严，倒还和气。他们还从来没见过女共党，对我的妈妈很是好奇，偶尔还有些优待。她亲哥走的时候，给她留下了一些钱，她有时就让看守去小镇饭馆里叫些菜来，也给贾起送去。她曾想试着在菜里夹纸条，然而看守每次都把菜翻了个个儿，只好作罢。
她不知道她和贾起还将在这里待多久。每天扳着手指头计算着家人来去的行期。听着窗外的鸟叫、听着蝉鸣，一声声枯燥乏味，永无休止。她焦虑不安的心，如瀑布落潭，漩涡连着漩涡。
有一天她决定要唱歌。她的歌是为贾起而唱的，好给他送去些安慰。贾起听到她的歌声，会懂得她的思念和愧疚。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走路走那大路口，人马多来解忧愁……紧紧拉着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扑沥沥地流，只恨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你哥哥早回家门口……
她的歌声颤颤悠悠，像一只水晶的鸽子，从那小小的木头窗户里，慢慢地飞出去，在蓝天上滑翔了一个长长的弧度，然后是一个漂亮的旋转，扑进了贾起的牢房。贾起把它轻轻地抱起来，梳理着它洁白的羽毛，抚摸着它秀气的小爪子，又在它那机灵的小脑袋上，飞快地吻了一下。忽然，那鸽子挣脱了他的手，跳到地上打了一个滚——鸽子变成了一个手持双剑的美丽女侠，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她挥舞着双剑，劈开牢门，击退群贼，跳上树杈，重又变成一只鸽子，驮着贾起腾空飞起，冲天而去……
她痴痴地望着窗外那方小小的蓝天，紧抓着窗栏的手心，湿了一大片。那些日子她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幻想，幻想着奇迹的出现……
半个多月过去了，家里的人还是没有音信，却从看守嘴里听说了日本人将进攻天目山的消息。据说调查室准备把关押在天目山的一些政治犯疏散到别处去。她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假如家里来了人又找不到他们，可怎么办呢？等了一天，没有动静。又等一天，还是没有动静。到第三天傍晚，从这排房子的那一头，传来了一阵踢踏踢踏的脚步声，那脚步很沉重，像是带着伤。她赶紧扑在窗栏上往外看，却见一脸胡碴、面色苍白的贾起，被两个看守押着，正从她的窗前经过。她飞快地伸出手去，猛一把拉住了贾起的肩膀。
你要到哪里去啊？她慌慌张张地问。
贾起转过脸来，温和地望着她。
我要同你一道去呵。她叫着。你等等，我去找他们说。
贾起慢慢地摇了摇头。她发现这十几天时间，贾起瘦了许多。原先饱满厚实的面孔变得清癯而苍老，眼睛却黑亮黑亮的。
我要同你一道去。她坚持说。
他对她笑了笑。在她的一生中，她永远都记得贾起那一刻不经意的微笑——从容、淡漠，还有宽容。
他平静地说了一句话：
没关系的，我过几天就回来。
脚步噔噔移过去，她抓着他衣服的手，不得不松开。隔着窗栏，只见夕阳下他的身影拉得细长细长，然后一步步，从她眼前渐渐消失……
山谷里万籁无声，一片死寂。
贾起被带走的第二天一早，我妈妈和一些调查室特务的家属们，一起疏散到更深的山里，躲避日本鬼子的进攻。有一个看样子像是农村妇女的看守家属，待她很和善。相处得熟了，一次她同那女人闲谈，假装糊涂，问她可知道那个叫贾起的男人，为什么没同她们一起来。那女人看看周围没人，悄声对她说，你勿晓得，那男的，案子重了，他们查出来，这人是浙西行署通缉了好几年的共产党，可了不得。这些重犯都是上头管的，押到另外地方去了。你可不要对人乱说啊。
她的头顶嗡地一响，手脚冰凉。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那我，我也……好半天，她结结巴巴地张不开嘴。
我男人说，你是年幼无知，受了共产党的利用，你没事的，关些日子，等你家来人保你，会放你出去的。你可小心别再惹事呀……
她恍恍惚惚走开去，人像是在水上漂着，被一股激流冲向无底的深潭，一点点沉下去。她看见贾起从波浪里向她伸过来的一双手，她却怎么也够不着他，有好几次，那指尖和指尖已碰在一起，却又被恶浪打散……她要救贾起，谁能救救贾起啊？
她就这样忧心如焚、提心吊胆地挨过最初的几天。忽然又听说，日本人并没有攻上天目山，上头有命令让她们回调查室监舍去。她被押回山坳里那木房子，一路上她长长地松了口气，唯愿是虚惊一场。就算贾起是被通缉的共产党，国难当前，国共两党有抗日统一战线，谈谈打打，也不至于把共产党斩尽杀绝。再说家人也该拿了钱来作保，无论他们索要多少光洋，卖房子卖田地，她也要让阿爸把贾起接出去。想到也许很快就能见到贾起，她心里涌上了一阵欣喜。
几十里山路，石板石阶起起伏伏，像家乡悠悠的小船。脚下有清凉的风，托着她走，身子有了弹性，一步步好轻快。
一只黑底黄条纹的小松鼠，呼地蹿上了树梢，睁着乌溜溜的小眼睛，笑嘻嘻地朝她鞠躬。从它身旁的树枝上，又跳过来另一只灰色的胖松鼠，衔着一粒长长的松果，钻进了高高的树洞里。
那是它们温暖的小窝。
淡紫色、金黄色的小野花，在粗壮的大树下，一大片一大片开得好烂漫。不知是草是树还是花，空气中弥漫着幽幽的清香。
她的心忽然酥酥地一颤，眼泪就涌了上来。
如果我能和贾起一同双双出狱回家，我一定要嫁给他。
在一棵冠盖如云、笔直挺拔的银杏树下，她暗暗对自己说。
回到山坳那木房子里，周围静悄悄像走的时候一样。
她留意听着贾起的咳嗽声，隔壁却没有一丝动静。她把耳朵贴在墙上听，只有小虫子爬过的嗡嗡声。她坐立不安地盼望着贾起的消息，甚至拼命地吸着鼻子，搜寻着空气中有没有特别的味味。
到第三天，她终于等不下去。趁着看守来送饭，她问：
嗳，那边屋子的那个男人，到哪里去了呀？
她的声音哆嗦，气也透不过来。她实在是不敢问，她害怕问的结果。但她又期待着侥幸，万一呢，万一？
看守说：你还不知道啊？那个叫贾起的男人，他死了。
你说什么？
他死了。枪毙了。就在那山后头。唉，日本人打过来，犯人太多，带不走，上头的长官，就在名单上画红圈，画到谁就枪毙谁。那天夜里，我听见一排枪响，还有喊口号的……
她眼前一黑，身子顿时就软了。
饭和水撒了一地。
当夜我的妈妈就发起了高烧。说着胡话，滴水不进，昏昏沉沉躺了三天，像是死过去一样。昏迷中她只听见一排排枪声，雷鸣一般；风雪交加，狂风大作，山谷里一片鬼哭狼嚎，无数面目狰狞的怪兽向她扑来，呜呜咽咽地围成一团，尖利的爪子把她撕成了碎片……
第四天早上她醒来时，只觉得身上好冷，房檐屋顶窗户泥地统统是一片白茫茫的灰色，像是八月里下了一场大雪，寒气透入骨髓。
她挣扎着爬起来，交给看守一些钱，让他们去买了黑布，香、烛和酒。把黑布从房檐上长长地垂挂下来，撕开自己的一件白衬衣。扯成方形，用墨在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奠”字。她要在这里为贾起安置一个灵堂，用她的心她的泪和她的血来祭奠他。
那块崭新的白手帕，就是在那时，从她的衣服包裹里，无声地掉落在地上的。它还一次没有被用过，素净得如一页薄冰。
晶莹的泪珠，一滴一滴坠在上面。如雪地上梅花的落瓣。
她把那白手帕铺在桌上，开始用墨笔画贾起的头像。
她的手抖得厉害。她不知该从何处落笔。贾起的面孔突然变得朦朦胧胧，像一个影子，飘飘忽忽地离她远去。那一刻，她才明白自己过去从未真正留意过他，她追随的是一把号角或是一面旗帜。
她面对着那方白手帕无所适从。手帕上留下的只是斑斑泪迹。最后她勉勉强强在上面画了一个头像，当她抬起头来时，她惊骇地看见了贾起——如他最后从她的窗前飘然而过，两只眼睛黑亮黑亮，坦然而从容、刚毅而宽厚地望着她……
她扑在那头像上嚎啕大哭。泪水像汹涌的大海，将她没顶淹过。她不顾一切地哭号着，缕缕香烟烛火在她的哭喊声中时断时续地摇晃，黑色的幔帐低垂肃立，在山岚夜雾中颤颤悠悠……
时隔多年，我仍能听见从天目山那苍翠的山坳里，传来我妈妈悲恸欲绝的哭喊声：
——你们是杀人的刽子手啊！你们谁杀人谁偿命啊！杀人会有报应！有本事去打日本鬼子，中国人杀中国人，你们不得好死……
她整整哭了一天一夜，一直哭到嗓子再也发不出一点声音，哭得全身再也没有一点儿力气……
苍天肃穆，山峦沉寂。
她大闹调查室的一个星期以后，我的外婆操着一双硬朗的大脚板，带着镇上的乡绅名士联合写的担保信，和足够保释两个人的钱，走了百十里水路陆路，亲自从洛舍赶来。
但贾起已死，无论用多少钱也救不活他的命了。
我妈妈昏昏沉沉爬上屋后的山坡，点上几十炷香，朝着贾起走的方向，深深叩拜，长跪不起。那一刻，她真想索性跳下山崖，与贾起一同长眠于此。
我妈妈获释前夕，特务已允许她在小木屋附近自由走动。临走的前一日，她最后一次走到男监那儿，她想贾起生前就曾被关在那里。她就要离开这儿了，却是一个人。但贾起会不会还活着呢？万一？——木笼子般的监舍里，一个头发蓬松的年轻人，闷闷地坐着。她揉揉眼睛，那不是贾起。连贾起的影子也不是。
她看看四周没有看守，就大着胆子把脸贴在木栏上，轻轻问道：
先生，你是从哪里被他们抓来的？请问尊姓大名？
那年轻人说一口纯正的北方话：我叫非蒙，是民族文化馆的。
妈妈愣了一愣说：啊你就是非蒙先生呀，我读过你写的诗，真的，有好几首，我都能背出来……
那人脸上掠过一丝苦笑，摇了摇头：写诗变成了政治犯啊……他站了起来，走到小窗口，打量了我妈妈一番，忽然问：小姐姓朱？
妈妈点点头。不明白他为何好像知道她这个人。
……前些日子疏散时，沿途贾起同我关在一个号子里。——那位非蒙先生用喑哑低沉的嗓音说——贾起对我说过，这里还关着一个他爱着的人，名叫朱小玲。如果他牺牲了，日后有机会，请我一定把这句话告诉她……
我妈妈一阵眩晕，泪水扑簌簌地淌了下来。
……家里来保释我们，可他已经被害了……她说不下去……
她在他的窗前站了很久，她不停地哭着，说不出话来。她泪眼模糊地望着他，好像他就是贾起。路上传来了脚步声，有人来了，她不得不走了。她回一回头，再看一眼那位幸存者，忽然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些失去自由的人做些什么，她急切地问：非蒙先生，我明天就要出去了，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办吗？我可以给你送信……
非蒙先生的手里拿着一只烟斗。他晃了晃那只烟斗，叹了口气说：我没什么人可以收信，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一盒火柴……
关于这盒火柴的记忆，五十年以后，我妈妈同杭州大学的关非蒙教授谈起时，仍是不胜感慨。这位非蒙先生出身于一个基督教家庭，自幼崇善信善，国民党却把他当成共产党抓起来关进了上饶集中营；而在解放后，作为一个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他依然崇善信善，不幸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
妈妈设法替非蒙弄到了一盒火柴。那缕缕轻烟在贾起曾住过的地方久久缭绕，也许能代替她祭祀贾起慰藉贾起……
她跟着我外婆下山的那天，夜里宿在山边的一个小旅店里。那天恰是七月十五，路边的坟头前，有人烧着黄表纸，黑色的烟灰如蝴蝶纷飞。我外婆叹口气说今日是鬼节，回洛舍后，定要给贾起做一次道场，为他超度亡灵。她只记得那夜的月亮又大又圆，似一张苍白的脸，从树后渐渐升高，茫然环视群山。月色如洗，山峦犹如披了一层缟素，令人欲哭无泪。夜半风起，松涛哗响，久久盘旋于她的床前，像是朝鲜义勇队门前那呜咽的长箫，一声声，哀婉凄绝。
一夜无眠。睁眼望着窗外的树影，晶莹似雪。从浙东到浙西，她和贾起一步步走过山林田野。那些大海和雪原的故事，已像是一个永不可企及的梦，消失在孤坟黄土之下……
如果她不坚持让贾起陪自己来浙西就好了。她想。
如果她在街上没有遇到曹平山那个败类就好了。
如果不住在曹平山家里就好了。
如果不把贾起叫来认门，第二天贾起就不会“自投罗网”了。
……如果，那天清晨她发现特务盯梢，让他们把她一个人抓走就好了。他们一走，贾起赶来时，就不会被发现了。但假如他们留下“尾巴”，继续守卫呢？
如果不是日本鬼子进攻天目山，家里人及时赶来，贾起就不会被杀了……
她想了千遍万遍，设想出种种可能，编造出一个个理由，试图挽回贾起的生命。又想到这个罪过实际上永远也不能纠正了，她再一次陷入了伤心欲绝的自责之中。
可以有一万个如果。但只有一个万一。
命运的偶然，有时就只相差半步。
朱小玲在二十岁那年，被命运的阴错阳差，被她自己永远的懊悔，一拳打翻在地。
她还没有上前线杀敌，就眼睁睁让敌人杀了她的同志；她刚刚开始革命，就革掉了自己朋友的命。革命为什么是这样残酷的啊？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这一走要去多少时候，盼你鸳鸯白了头……
从此这首歌将像一盘沉重的石磨，一遍遍从她心头碾过。碾出一滴滴悔恨与愧疚的苦汁，陪她走完生命的后半程。
几年后她曾写过一篇纪念贾起的文章，登在上海一家进步的报纸上。“文革”初期我曾读到过那发黄的剪报，记住了这样的句子：
……昨夜，你来了，轻轻地叩着我的窗扉。你还是穿着那件天蓝色的长衫，带着那把遮阳挡雨的油纸伞……
那份剪报曾作为证明材料上交，从此再无下落。
……
然而对于这场悲剧，我却持有与我妈妈很不相同的看法。除了她的幼稚任性，造成了贾起之死这一无可弥补的损失和错误以外，另一个明显的历史疑点是：既然贾起心里明明知道自己是浙西国民党通缉的政治犯，被捕的危险极大（我妈妈不知道他是共产党，所以糊里糊涂失了警惕），他为什么竟敢陪我妈妈途经于潜去洛舍呢？这无疑是飞蛾扑火。
我妈妈对此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我心里的答案很清楚：因为他爱她。是爱情促使他敢以生命去冒险。他把他的生命同时献给了革命和爱情。而死神却比爱神抢先了一步到达。事实上，我们所无限景仰的爱情和革命，彼此从来也没有和睦相处过。革命摧残着爱情，而爱情又折磨着革命，这个爱与死的话题，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一个永远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