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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央日报大声疾呼，要政府“收拾人心”。人心需要“收拾”，可见现在的人心，到了怎样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步！尤其是限价的一闭一放之间，广大人民，生活陷于绝路，情绪表现惶恐，正如所说，这些情形，已经不是“爱听或不爱听”所能抹杀，也不是“任何粉饰之词所能粉饰”的了！
……
照样子看，一般“收拾人心”论者，都一律主张向特权阶级开刀。因为“国家演变到这个地步，势必牺牲极端少数的人才能拯救最大多数的人”，同时，如果“只顾全少数人的利益权势”，那么，“尽管口里喊革命，事实上是反革命”。中央日报如此说，分量就有点重了。这实在就等于说：政府现在只顾全少数人的利益权势，走的是“少数派路线”，而大多数人“装着一肚皮闷气，人心失尽”。
……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假定得了吗？》
四十三岁的爸爸回到了盼望多年的杭州。但是四季常绿的杭州城，根本没有他这种人的立锥之地。当那个忧伤的春节终于过去以后，辖区的户籍警来找爸爸，和善地对他说，今天你就去街道办事处报到吧，街道服务站会给你分配工作的。
他最初把“街道”这个词汇同自己的归属相连时，觉得十分刺耳。——“街道”是城市最基本的细胞组织，是这座庞大的国家机器不可缺少的一颗螺丝；“街道”还是“人民民主专政”那张巨网上，最后一道疏而不漏的网眼。一个走进了“街道”的人，便意味着他已无可挽回地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无论承认还是不承认，他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
于是他终于平静甚至“满意”地接受了这个“工作”。这是他目前唯一的出路了。他早已是一个劳动者，只要不再把他当犯人对待，只要能有一碗饭糊口，多少能同妈妈一起负担全家人的生活，他已别无所求。
街道服务站杂工组由七八十个“闲散劳动力”组成。他很快得知，其中的六十一个人有程度不等的“问题”——被单位开除的右派、解除劳教分子、刑满释放分子，还有像他这种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各人拥有例如“木陀”“瘌痢”“长条儿”这样亲昵的外号种种。他们听说如今新加入的这个张恺之，原来是个知识分子干部，对他倒是十分友好和客气。
我爸爸与这样一些遭遇也许比他更离奇古怪的人为伍，又一次开始重新做人。
在杂工组完成了一项下水道修建工程以后，服务站站长一度有意推荐他去工厂做“合同工”，这是当时在街道的最好出路。但是名单送交派出所，爸爸被刷了下来。如果继续去做泥水小工，一天只有一元三角钱的工钱，扣去街道的管理费，一个月才三十几元的收入，实在是太少了。何况还要同街道的妇女们混在一起，婆婆妈妈的难受。无奈之下，在其他种种杂活里，爸爸选择了去煤场挑煤。他宁可去做又累又脏、但是多劳多得的煤场装卸工。
每天天还没亮，他便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出了门，手里拿着一根挑煤用的扁担。一个面目清秀的中年人，手中拿着一根扁担，自然有些不伦不类。张恺之毕竟还残留着知识分子最后一点自尊感，那根扁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使他觉得难堪和别扭。所以他每天都起得很早，他希望能在天亮之前穿过街巷，到达他干活的地点，以免被昔日的同事和熟人撞见。其实那时他早已没有什么熟人了，新闻界文化界的旧友不会再记得他，而那些同样跌落深渊的故旧知己，早已是自顾不暇。街头巷尾陌生的面孔中，根本没有人会注意他，妈妈似乎一再向他提醒。但爸爸仍然固执地坚持在蒙蒙的晨曦中，扛着他自己认为是模模糊糊的扁担出门。
晨曦中，艮山门铁路边上黑压压的煤山，鬼影憧憧。
亮晃晃的铁轨从乌黑的煤山边上擦过，通往阴沉沉的远处。
面对这片乌黑的煤场，他又一次清醒地顿悟：从今往后，他不仅已真正坠落于社会的最底层，甚至将变成一种黑色的颗粒、一种极其细微极不足道的黑色粉尘，消失在城市每日排放的烟雾中。
爸爸每天傍晚回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乌涂涂的“非洲黑人”。衣服、头发和脸上，都嵌着一层黑黑的煤粉，只剩下两只眼睛幽幽的亮色，还能辨别出他是爸爸。回家后爸爸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洗下一盆黑漆漆的浑汤，就像洗毛笔的水那么黑。每次爸爸都很诧异地问妈妈，哎呀怎么会这样黑哩，我明明已经跳在铁路边那个水塘里洗过一次了嘛，要不然，连眼睛都睁不开呐。妈妈苦笑着说，现在你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黑奴”啦，将来说不定可以写一部《新黑奴吁天录》呢！那段时间，我们家的桌上地上床上，到处都分布着这种无孔不入的煤粉，我真怀疑它们会深入到我们全家人的骨髓里去。
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的爸爸，还会强打精神地给我们讲他在煤场的见闻。其实也没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无非是今天的场地离铁路近些还是远些，煤堆高些还是低些，卸煤的角度难些还是容易些，计算吨位的时候，测量得公平还是不公平。他津津有味地讲着这些，倒好像我们将来都可能去干这种挑煤的活计似的。
爸爸从不向我们诉说和抱怨他挑煤的千难万险。我曾说过我爸爸是一个天性乐观而开朗的人，他既去挑了煤，就必得赋予挑煤以某种积极意义。十五岁的我差一点觉得挑煤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一直到有一天，那个叫做“瘌痢”的“同事”，顺路来叫爸爸去开会。他无意中向妈妈提起了煤场那次惊险事故，我才知道爸爸原来在“从事”着一种多么危险的劳动。
那一天，爸爸挑着满满一担煤屑，走上了高高的跳板。用挑煤人的行话说，这叫做“三马四跳”——即三级马凳、四块跳板搭成的长长的煤山之路。挑煤工把铁路轨道旁卸下的散煤，一担担挑到空场地上堆起，从一张马凳、一块跳板，一天天逐渐加高，最后加到“三马四跳”，一座十五米以上高度的煤山便巍然矗立。这就是“文革”前开始储存的“战备煤”。爸爸在果园劳动多年，在河边船上挑大粪、给果树挑水抗旱，一双脚板和一副肩膀，早已练得行走自如。但这天他上了跳板，走到四级马凳时，他脚下的草鞋，忽然被跳板上一枚“蚂蟥钉”钩住，沉沉的担子猛地一晃，整个人就倒伏在跳板上，那根扁担吊着两头的挑子，一下子压在他的脖颈后头。那担屑煤有一百多斤重，爸爸用身子死死撑住，一动不动地保持着平衡，随后跟上来的人倒也机警，毫不迟疑地在跳板上撂下挑子，上前去“救”他。当他们把爸爸头颈上那担煤移开时，爸爸居然一骨碌就爬了起来。脚上身上一点伤痛都没有，简直是奇迹。
天保佑，算他运气啊！那个叫“瘌痢”的人大声嚷嚷，嘴里啧喷有声。假如老张摔下跳板，定是头破血流了，伤腰断腿都不稀奇，又没有劳保没有公费医疗，那是哭都哭不及的！“瘌痢”仍然感叹不已。
不要讲了嘛。爸爸阻拦他。反正也没出事，讲了倒让她们担心。
妈妈不让他再去挑煤了。但爸爸说不挑煤挣的钱太少，他不但要继续挑煤，还要去跑煤球车，这样收入就可以更多一些。成年以后，我一直奇怪爸爸这样瘦小的人，当年怎么能去做装卸工呢？而且爸爸还是一个容易晕车的人，大卡车一跑起来，他就恶心想吐。于是他只好在车上顶风而立，冬天寒风凛冽，别人都缩着脖子背对着风坐在车厢板后面，可他却得迎风站着，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晕车。
其实跑煤球车比在煤山挑煤更紧张劳累。因为煤球厂调度员分给街道工的，都是后夜班的活，而且送的地点都是距离较远的煤球分销店。每天深夜爸爸出门去“上班”的时候，我和妹妹都在梦乡里酣睡。我从未见过爸爸挑煤，我只能从爸爸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想象着更深夜静的街道上，疾驰而过的热气腾腾的煤车——那一辆笨重的解放牌大卡车，停在煤球厂的车间门口，六个浑身上下黑黢黢的装卸工，从车上跳下。两副杠子四个人，另留两个人在车上管攒拢。一筐筐蒸腾着热气的煤球，被他们从车间里飞快地抬出来，冲上跳板。一块跳板上上下下，稍慢几分钟，前面和后面的杠子就会碰头。碰了头就会挨骂，挨骂事小，弄不好就会撞伤。一次正在巷口卸煤球，爸爸一脚踩空，从解放牌大卡车上跌下来，奇怪的是他竟然又一次当场爬起，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这样的“故事”，常常听得我气都喘不过来。我说爸爸你真的蛮“结棍”啊，我怎么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呢？
爸爸很谦虚地笑笑说：嘿，我力气比不上人家，不过动作是蛮敏捷的啊。另外，也亏了小倪那个人呀，你不是见过那个大个子吗，他总是抬后杠，让我抬前杠。他力气大，上跳板的时候，他每次都把煤筐拉在靠自己那一头，还使劲往上推着我走，这样我的分量就轻多了，你晓得不晓得？装卸队里的那些工人，都是蛮爽气的人呐……
那个叫做小倪的年轻人，平时很少讲话。也不知他为什么会到街道里来做工。只是听说他父母双亡，他一直也没有结婚，唯一的嗜好就是喝酒，并且越来越贪杯，发了工资就买酒喝了，生活弄得乱七八糟的。后来也不知他得了什么病，像一只未曾燃尽便熄灭了的煤球，不声不响地死去了。
那每日被铲平运走、复又重新矗立的煤山；那热气升腾的煤球车上高高的跳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一团走不出去的黑雾，笼罩着我们全家。
自从爸爸走进“街道”的那年开始，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来去匆匆、若即若离的爸爸，终于清晰而具体地站在我面前。
那以前的很多年里，我对爸爸的了解，实际是一个空白或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忽然地，我发现真正面对爸爸，其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爸爸平时烟酒不沾，他生活中最大的享受，是买上两毛钱的熟猪头肉，晚饭时让妈妈用酱油、糖和酒再加加工，便吃得山珍海味一般。他喜欢在早晨的泡饭里拌上一勺古巴砂糖，说是可以给自己的重体力劳动增加点力气。
爸爸在晚饭后定要仔细地阅读当天的报纸，有时还会把它们细心地剪下来。他的枕边总是放着一两本前苏联小说，入睡前，他总是会翻上几页，就好像服用安眠药似的。
有时爸爸如果上夜班跑车，白天在家休息的空闲中，他也会从一只上锁的抽屉里，拿出一沓厚厚的稿纸来，然后正襟危坐地开始写作。听妈妈说，他在写一个叫做《白蚁王国覆灭记》的剧本，已经写了好多年了。据说爸爸对这种危害建筑物的害虫很有研究。他要通过白蚁王国的兴亡，来揭示人类的真理。后来他似乎是终于写完了这个剧本，刚写完，“文革”就开始了。爸爸将他那部珍贵的手稿东掖西藏，一连转移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却不知所终。爸爸后来一直为此扼腕叹息。
除了猪头肉和白糖之外，爸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嗜好，那就是诲人不倦。在晚上读完报纸到上床看书的中间那一段空隙，只要他不写作，他主要的工作便是教育我和妹妹。他总是启发我主动地向他汇报学校的情况，然后不厌其烦地教导我那是怎么怎么一回事。他不断地向我指出我在什么什么地方错了，在哪儿哪儿做得不对，应该如何如何……他的矛头通常主要是针对着我，但当我小心谨慎地避免着授他以柄，他一连几天抓不住我的辫子时，这种批评的指向，便波及并蔓延到家庭的其他成员那儿。小叔叔姑姑还有舅舅，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爸爸永远正确的批评。
批评是爸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旦中断了批评，爸爸便变得无精打采，索然无趣。每一次，他都会在我们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中，获得极大的满足。他有一个极其充分的理由曾使我们每个人都深受感动，他说他就是因为在幼年时缺少父母有益的指点，任凭自己瞎闯，成年后社会经验不足，导致后来的厄运，他怎么能眼看着我们重蹈他的覆辙呢？他虽然无法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但教育我们批评我们，却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啊。
爸爸从不说自己有错有罪一类的话。但他又无法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对他的处理是不公正的。——他不可能也不敢对我们说这样的话。他必须要求我们听党的话跟着党走热爱党相信党。甚至还主动要求我在“思想上”同他划清界限。于是这种教育方式同他的教育宗旨，就发生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冲突。我已经上了初中，有了一点点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时对爸爸那种冠冕堂皇的教导，多少有了一些不满。比如我提问，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提问，爸爸在沉吟中选择他的答案，常常语塞、词不达意还会有些许的尴尬。但他又不能承认自己错了，他十分在乎他在这个家庭里，最后保留的一份尊严和威信。即便再是潦倒背运，他依旧拥有着那一份极强的身份感和自我意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是不容反驳的。一旦有谁触犯了爸爸违抗了爸爸，他就会暴跳如雷、声色俱厉，持续轰炸直到你向他低头认错为止。
最使我难以容忍的，恐怕就是爸爸坚持要检查我的日记这件事了。妈妈说过日记是写心里话的，妈妈说日记是自己最真诚的朋友。但爸爸热衷于“第三者插足”，从未忘记过我这个“朋友”。每隔几个星期，他就会仔细地阅读我的日记本，然后提笔在每一处空隙里，写上他的眉批。我的日记本上，处处留下了他漂亮的笔迹，真不知是我的日记，还是他的周记了。万一被他发现了有什么不健康的思想，他便将日记本摊在桌上，让我坐在一边，开始了他冗长而严肃的谈话，常使我苦不堪言。于是绞尽脑汁设法藏匿我的日记本，就成为我伤透脑筋的“地下活动”。无奈家里那么一点地方，我无论把日记本藏在哪里，每次总是会被他找到。有一次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就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大大的字，大意是谁偷看我的日记，谁就是小狗一类的话。——结果可想而知，那一次，我被爸爸狠狠地臭骂了一顿，还写了一份书面检讨。从此以后，爸爸检查日记就被进一步合法化了。我开始设法躲避爸爸，他的严厉总使我感到难堪。
那些年中，我和爸爸的关系多次陷入僵局。尽管妈妈一再柔声细语地从中斡旋，爸爸在我心目中，仍然可畏可怕。爸爸为抵抗他自己承受的压力，无意地在家里建立了另一种压力场，我为抵御外界的压力，只好首先去抵御我的父亲。如此循环往复，我和他都被置于一个无形的怪圈之中。
肚皮上的红痣在那些日子突然变得奇痒难忍。但我不可能向爸爸诉说关于红痣的疑问。我也永远不会知道爸爸身上究竟有没有红痣。我渐渐恍悟，那颗困扰我已久的红痣，同我头皮上那块黑色的胎记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话说得很对，只是未敢说出一句话：“打倒老人政府！”……
其实，拆穿来说，是明白得很的。倒不是“老人政府”造成了“老人社会”，而是在“老人社会”的基础上，才会产生“老人政府”。
今日的所谓“人无出路”，并不是因为“老人”把我们的路阻挡着，而是整个的他们的制度，庇护着既得的权益。整个社会被根深蒂固的势力所统治，徒然喊着“希望一个青年的政府”，只等于“缘木求鱼”。
“老而不死谓之贼”，如果这句话不错，那这个老朽的社会，就是“贼”的社会了……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也论老人政府》
爸爸在他厄运开始的第二个十年，曾经希望国际冷战的缓和，能够减轻国内阶级斗争的压力。但他的这个幻想却又一次破灭了，他在长期痛苦的等待中，迎来的是更为极“左”的疯狂。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爸爸妈妈为了防备红卫兵来抄家，害怕红卫兵会毁了他们多年积累的“文化”——那些“封资修”的书籍。所以爸爸把书架上所有“嫌疑”的书，都收藏在一只巨大的木箱里，贴上了“供批判用”的封条。那一天，我和妹妹帮着搬那些书的时候，妹妹忽然拿起那本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指着封面上那个奥斯特洛夫斯基，窃笑着说，嗳你看这个人像谁？像谁呢？我歪着头看了一眼，扑哧一声也笑起来。我不知道。我假装严肃地说。妹妹把嘴贴在我耳朵边上，轻声说：像爸爸呀！她放下书，又去把妈妈叫来，妈妈看了一会，点点头说，噢是蛮像的嘛。不过妈妈并没有笑。
那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病愈后的相片。他的双目深陷、眼眶突出、颧骨高耸、头发稀疏、薄薄的嘴唇紧紧抿着，神情严峻而顽强。
我们拿着书又端详了一会。真的，真的很像爸爸。
那时的爸爸，年轻时潇洒而俊朗的外表，已经改变得太多。曾经圆圆的脸，变得瘦削而憔悴。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深深凹在光秃秃的额头下面，眼眶像两个井沿，在很深的井底，闪烁着冷冽的水波。
如今这双眼睛，又将面对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骤雨。
大串联开始了。当我一心盼望着学校能同意像我这种“出身不好”的同学，也能和红卫兵们一起外出串联时，我一点都没有想到，大串联实际上已威胁到我们家庭的生活来源。
煤车停开了。由于铁路交通混乱，“战备煤”的运送受阻。艮山门车站每日呼啸而过的煤车不再往来，煤场已无煤可挑。
服务站说：有工做工，无工回家。爸爸只好停工在家数日。
有一天，那个曾同爸爸在一起跑煤车，外号叫“章木陀”的人，说是找到了一份给铁刨花打包件的活，急急忙忙来叫爸爸同他一道去轴承厂。爸爸走后不久，来了两个街道的人，凶巴巴地问我：张恺之人呢？我说我爸爸出去干活了。去哪里？我说我也不晓得啊。他们在门口犹犹豫豫地站了一会，也不知去哪里找他。后来就嘟哝说：好啦好啦，今天算你爸爸运气，本来要叫他去游街的，他不在就算啦，算给他逃出一回。不过等他回来，你告诉他，明朝不准上班了，在家里等着，明朝还是要去游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统都要去游街的！
爸爸回来后，我告诉他这件事。爸爸说，游街就游街，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反正是一只“死老虎”，死猪不怕开水烫的。
不过爸爸还是嘀咕了一句。他很关心游街的时候，会不会戴高帽子，那么帽子上头，会给他写上一个什么罪名。
第二天爸爸去游街。爸爸不准我去看，但我还是偷偷去了。我想我就只看一眼，看看爸爸的帽子上到底会写什么。我低着头挤在人群中，让额头披散的刘海儿遮住我的眼睛。后来我听见有人当当敲着铜锣过来，差点以为是卖梨膏糖的老头，抬头看，只见一大片白花花东歪西倒的高帽子，是游街的队伍过来了。他们垂着手慢吞吞地走着，脸上毫无表情。有些人被剪掉了头发，那帽子老是滑脱下来，走几步就要用手扶一扶，有个人就干脆用手举着，于是那几个“牛鬼蛇神”的字，高高在上地格外显眼。路边有孩子窃窃地笑，举手喊着打倒×××的口号，尖声怪调的像是在做一个好玩的游戏。
后来我看见了爸爸。他的帽子上写着：叛徒！
爸爸若无其事地跟着队伍走着。我觉得他好像快要笑出来了。
那次游街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像看了一场街头活报剧，闹哄哄乱糟糟的。记得爸爸回家后，把那顶帽子揉成一团，哭笑不得地说了一声“瞎扯淡”！
过了几天，爸爸又被叫到街道俱乐部去陪斗。斗争的对象是一个叫余熊的电工。有人揭发余熊，说他把红宝书垫在屁股下当凳子坐；又说他收听敌台，是现行反革命。爸爸的罪名有所变化，这次成了“特务”。爸爸回来对妈妈说：我弯了半天腰，怎么一点没事。还是挑煤锻炼人，腰都练出来了，你说是不是啊？
还有一次，爸爸被叫去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街道办事处主任。我认识这个瘦瘦高高的老头，讲一口山东话，嘴里总是有一股大蒜味儿，不过他待人挺和气的。听说他在南下前，是山东老区的一个村长。就在那天开完斗争会后，王主任回家过马路，突然被一辆汽车撞倒，送到医院里，已经脑溢血死去。
厨房隔壁的小学校操场里，每天晚上都传来撕心裂肺的嚎叫声，夹杂着皮带抽打的声音。在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我站在窗边，看见操场的大樟树上，吊着一个人。那人苦苦哀求着，但没有人理他。后来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无声无息了。吊挂在樟树上的人影，在昏黄的月光下，像一尊受难者的雕塑。
自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爸爸在家里很少讲话了。妈妈也总是忐忑不安的样子。我觉得这个家，像是凄风苦雨中的一只鸟窝，在风暴的袭击中摇撼着，早已不堪一击，随时都可能从树上翻落下去。
那年冬天，沈兆际一家人自杀的惨案，几乎震动了整个城市。
我们全家都被这骇人听闻的死讯惊呆了。一连好多天，我们常常会突如其来地毛骨悚然，惶惶不可终日。
爸爸说他见过沈兆际这个人。就在不久前的一天，街道通知他去开会。除了平时熟悉的那些“牛鬼蛇神”以外，还有一个面孔圆圆的中年人，穿得很整洁，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派出所所长对大家说：今天的会，是让大家来帮助这个沈兆际。他散布了许多反动言论，要让他彻底端正认识。但那个斯文的中年人，一声也不响。派出所所长说：嗳你怎么不检查自己呢？你说过的那些反动言论，我们都是掌握的——有一天晚上，你和朋友到西湖边上去，你是不是对别人说过，西湖假如装上许多霓虹灯，就跟香港一样漂亮了。你这不是羡慕资本主义又是什么呢？你必须老实交代出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这个沈兆际还是不说话。他就那么坐着，从开始到最后，也没说一句话。于是派出所所长又进一步启发在座的那些人，叫大家批判揭发。有几个人随声附和了几句。爸爸什么也不知道，一直没有发言。大家很尴尬，东拉西扯地敷衍了一会，最后所长只好匆匆散了会，留下沈兆际个别谈话。
第二天爸爸问了别人，才知道这个沈兆际，美术学院毕业，原先在美术出版社当编辑，也是个画家。一九六〇年不知为什么辞了职，平时以画连环画为生。“文革”开始后，出版社不再出书，他的经济来源中断，靠老婆一个人的收入，养活两个孩子。所以有时候，就同一伙无事可做的画家，在一起发发牢骚。却没想到有一位朋友的老婆检举了丈夫的“反动言论”，株连到他，被连续批判多日，还让居民委员会监督，每天在巷口扫地……
就在那次派出所“帮助”他的半个月后，这个沈兆际在家里，用电线将自己老婆电死。又电死了两个女儿。据说他妻子曾请求他，两个人一起死了算，但留下两个孩子。他不肯，他说要走全家一起走，何必留她们在这人世受苦。当时两个女儿苦苦哀求，他竟然不为所动，还是极残忍地下了手，然后自己割腕自尽。却不料他还剩下一口气，被邻居发现，送到医院抢救。他活过来以后，全市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大会，沈兆际被当即执行枪决。
如今，风雨飘摇却仍然温暖的“鸟窝”，就成为爸爸妈妈妹妹和我，最后一个遮风避雨、互相依傍的港湾。
妈妈已经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勒令交代问题了。校门口贴出了“打倒大叛徒朱小玲！”的标语，不久后，妈妈被隔离审查。爸爸除了顾及自己的“问题”随时会“卷土重来”，还要为妈妈的事情操心分忧。在妈妈长达四年之久的隔离审查期间，爸爸帮妈妈写下的文字材料，恐怕比妈妈自己写的还多。妈妈历史上每一个重要的环节，爸爸都烂熟于心。有时我甚至觉得爸爸比妈妈还了解自己的历史，许多细节，妈妈总是连自己都弄不清楚，而爸爸却能将其整理得泾渭分明。过去的许多年中，一直是妈妈在支撑着这个家。到了“文革”，早已沉入“街道”里的爸爸，似乎由于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反而幸免于难。他从“文革”的边缘擦过，比起以往的遭遇，这位老运动员已是见怪不怪。只是在记忆中，留下了一些荒唐可笑的故事。
一九六九年初夏，妈妈还在隔离审查中，我离开杭州，去了北大荒。
那些荒诞滑稽的故事，都是后来我回家探亲时，断断续续听说的。
不过爸爸也许天生有点缺乏幽默感。他一边讲一边自己笑得一塌糊涂，我们却完全莫名其妙。——你们是怎么搞的嘛，连听都听不懂？每次他笑完，就为我们的“迟钝”而生气。
故事一：关于“表格”
时间：“文革”初期
讲述人：爸爸
——那是我在电缆厂当临时工的时候，你妈妈还在隔离审查。我有一次去上海跟车，给你卢坤伯伯带了点鲜鱼，往他单位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他也被隔离了。我刚回到杭州，就让电缆厂解雇了，只好又去跟着装卸组的人跑车。那段时间，全国各地来找我外调的人，每天都有好几拨。街道干部为接待他们，忙得不亦乐乎。偏偏我每天外出跑车，街道的人，经常找不到我。于是只好把我从装卸组调出来，安排到附近的粮食局仓库去管仓库，以便随叫随到。
那时来找我调查历史的人，哪儿来的都有。问来问去，都是一九五二年镇反、一九五五年肃反、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候，早已重复了无数遍的内容。我就开始不耐烦了。同你妈妈单位的那些红卫兵小将们一样，那些外调人员其实都在借外调的名义游山玩水呢。你热爱名胜古迹我们管不着，可是让我们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地写材料，实在岂有此理。有一次，两个外调的人找到了我们家里，自称是浙江日报的。他们问我：你是怎样介绍袁少阳参加特务组织的？我反问说：我怎么会介绍袁少阳参加特务组织呢？你们倒说说看。那个高个子的人说：你不是让他填过一份表格吗？我问：啥时候填的表格啊？那人说：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又问：一九四九年五月，杭州不是已经解放了吗，我怎么会介绍他参加特务组织呢？另一个矮个子就说：那就要问你啦，你自己心里最清楚！这时我忽然想起了解放初的一件事。那时我去市委报到，地下市委书记对我说，可以找几个思想进步的排字工人，去省报工作。后来我就找了袁少阳几个人，同袁少阳也就这么一点关系，那恰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于是我生气地对他们说：那时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他是个工人，我是介绍他参加工作，不是参加特务组织。你们不要胡说八道！那个矮个子气势汹汹地说：张恺之，你太嚣张了，你想抗拒“文化大革命”，绝没有好下场！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一听这话，火冒三丈，顿时就跳了起来，用手指着门口，对他们喊道：你们给我出去，出去！你们走！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跟你们讲话，走！快走！这两个外调人员只好气呼呼地摔门走了。后来过了十多天，报社来了另外两个人，很客气地向我道歉了。他们说，是因为在袁少阳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份履历表格，介绍人一栏，是我签的字。所以让我作个证明。我说：你们懂不懂起码的常识啊？以后不要再闹这种笑话啦！
妹妹在一边插话：我告诉他们说：这种表格，在文具店里，都有卖的……
故事二：关于“逃票”
时间：“文革”中期
讲述人：妈妈
——后来就开始“斗批改”了。那时候我的隔离审查已经结束，回到了家里。你爸爸告诉我，街道党委派了工作组到服务站，杂工组改名叫修建队了。有一天，来了一个女指导员，听人说，她以前是外县一个剧团演样板戏的，人倒长得蛮端正。她用一口绍兴方言自我介绍说：我叫金彩凤，现在，街道党委派来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同大家一起搞斗批改……此话一出，众人哄堂大笑，她自己还莫名其妙。掏出一本小红书，像模像样地给大家念语录。下面几个妇女忍不住笑，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这个修建队七八十个人，什么人没有啊，她还以为自己真的就是代表***革命路线的哩。
过了一些天，是晚上，金彩凤在修建队狭小的房子里，召开全体大会。她站在上面，突然声色俱厉地喊道：张恺之，今天你要老实交代，你为什么要在电车上逃票？
你说什么逃票啊？当时你爸爸一点都摸不着头脑。
什么逃票？我们有证据，你不要想抵赖。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说，前些天，你坐电车到城站去干什么勾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爸爸越发莫名其妙。他解释说：大家晓得，我一向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我从来不坐电车，而且，我差不多有一年没到城站去了，你说的逃票，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弄错呀？
在座的人顿时议论纷纷，都觉得这件事蹊跷难辨。有敢说话的，认定张恺之不会做这种事；也有人建议领导核对日期时间，只要证明那一天你爸爸是在工地上，嫌疑就可以排除。这时有个家伙站起来说：嗳，我相信，领导上不掌握材料，是不会冤枉好人的，你还是坦白了的聪明。你爸爸瞪了那个人一眼，怒气冲冲地骂了一句：你是个混蛋！你说这种话，连狗都不如！金彩凤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脸涨得通红，高声喊叫：张恺之，你的反动气焰太嚣张了，我们革命群众决不会放过你的！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停职反省，作出书面检讨！你爸爸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屋子，会场上闹哄哄的乱成一团。
到了第三天，家里来了两个干部样子的人，说是来外调的，又不肯报出单位和姓名。一来就装模作样地让你爸爸谈个人历史。你爸爸也故意不问他们到底要调查什么，就滔滔不绝地给他们讲地下工作时候的事情。对自己的个人历史，你爸爸反正早已是倒背如流，重复无数遍了。他东拉西扯的，听得那两个人直打哈欠。
又隔了几天，街道通知你爸爸去开会。我想大概又是那个“逃票”的事，什么时候才算完啊，真是旧冤未了，新错又添，我们到哪里去讲理呢？
你爸爸走进会场，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个斗争会，听说，那个在电车上假冒张恺之逃票的人，竟然被抓到了。那天到我们家来外调的人，就是市交通公司的……
（爸爸在一边忍不住插进来说：那个人叫杜国江，是武林街道的。我怎么都没想到，会是这个人冒充了我。杜国江曾经同我一道在果园“自救”，后来也回了杭州，所以知道我的地址。他本是湖南湘潭人，老家离韶山只有几里路。十年内战时期，在国民党军队当排长，围剿井冈山时被俘。听说朱德总司令还对俘虏讲了话，去留悉听尊便。他居然站到“去”的队伍里，又回国民党军队当了排长。到抗战初期，此人已爬上副营长之职。抗战胜利后，他才离开国民党部队，去做了生意。解放后的处境当然可想而知了。这样一个人，在电车上逃票被人抓住，问他的工作单位和姓名，他竟说自己叫张恺之，是××街道的临时工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公交公司的材料转到我所在的街道服务站，金彩凤趁机大抓阶级斗争，才惹出了这场小小的风波。不过，那个杜国江，在批判大会上，总算低头认罪，遭到了众人的唾骂，我看他也真是没出息，可怜又可恨啊……
不过那天金彩凤还是批判你了，爸爸！妹妹提醒说。）
是的是的。妈妈点点头说。还是批判你了。这件事最滑稽的就在这里。他们把那个杜国江批判完了，放他走后，金彩凤又跳到台上去，振振有词地说：今天这个事情，虽然是搞清楚了。但是，张恺之必须要接受教训，社会上到处都是阶级斗争，一不小心就会弄出问题来的啊……
（嗨，还是让我自己来讲吧。爸爸又插话说。我听金彩凤那么讲，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刷地站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理直气壮地对大家说：请各位革命群众听着，指导员让我接受教训，我不懂！我一没有逃票、二没有冒充别人逃票、三没有诬蔑人家逃票，要我接受什么教训呢？金彩凤恼羞成怒，马上打断我，尖声喊道：这是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张恺之，你给我回答，他为什么不冒充别人，偏偏要冒充你呢？你和他狼狈为奸，互相勾结，企图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责难逃！我根本不理她，指着她的鼻子说：金彩凤你今天给老子讲清楚，你说我到城站去搞什么反革命勾当了？你身为指导员，不调查研究就血口喷人，让大家说说看，到底是我接受教训，还是你应该接受教训啊？我讲完就坐了下去。台上的金彩凤脸色铁青，“哇”地哭了起来，歇斯底里发作一样，大叫大嚷：我不干了，我不干了，你们牛鬼蛇神都翻天了……台下的人笑嘻嘻地一哄而散，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那天晚上你回家以后还在生气呐。妹妹补充说。我真怕你把火气发到我头上来。不过还好，你就是骂了金彩凤几句。
我骂她了吗？我骂她什么呢？爸爸觉得很奇怪。
妹妹吞吞吐吐地说：我不会讲，那是一句粗话。
我骂粗话了？爸爸越发惊讶。我怎么会骂粗话呢？
是真的。难道你自己不晓得吗？妹妹很认真地望着他。
我不晓得。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从你到了街道后，你一直是这样的。尤其是这几年。
嗬嗬，我想这不可能！爸爸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婴音说的是实话嘛。妈妈公正地加以确认。我也作了旁证。
是这样啊……爸爸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街道……他叹了口气说。街道这个地方……不过，那些讲粗话的人，可都是好人呐！
故事三：关于“磨刀霍霍”
时间：“文革”后期
这一次，是妹妹讲的。任何事情经她一讲，即使原本很平常，也会忽然就好笑得很。
——嗳你记得那个汪永连吗？就是那个每次来我们家，离老远的地方，就开始喊爸爸名字的那个人。喉咙有点哑壳壳，声音一往上翘，就会突然跑调的那个人。想起来了吗？嗯。你不要看他这么邋邋遢遢的一个小个子，爸爸说他以前参加过土改工作组，是工人提拔的厂工会主席。不过他这个人有点喜欢自说自话，那破喉咙又不动听，一跑调，往右边一拐，就拐成了“右派”，后来弄到街道里来。爸爸做白铁工的时候，他给爸爸打下手的。
——你晓得刘学谦吗？那个瘦高高的长条，戴副眼镜，一看就是很聪明的样子。听说他从前是矿冶学院的大学生，念到三年级，那一年暑假，到天津去看他姑夫。他姑夫是天主教教区的一个神……神什么？（爸爸提示：神职人员）你说他看什么不好，偏偏去看神……神父。其实他父亲解放前是上海海关的检疫专家，解放后弄到新疆去了，后来也不知怎么又变成了反革命。他对我说过，他们家在杭州耶稣堂弄里的私人房子，也被没收了。他自己的父亲太远了没法去看，就只好去看姑夫。没想到这么一看，就看出麻烦来了。回到学校，说他同宗教组织有联系，勒令他退了学。不过他功课好，懂机械什么的，就到一所中学里去代课。代来代去的，同一个教数学的青年教师很要好。到一九五七年，那个数学教师变成了“右派”，让他揭发，他不肯，就被学校赶出来了。反正他有技术，七弄八弄的，到了服务站来当了技术工人。同爸爸一道，给新房子做水电安装。
还有一个叫邵岱南的电工，说他写过反动标语。他爸爸解放前当过县长，后来逃到台湾去了。有一次他看报纸，一边看一边随手乱划，在报纸的边边上，写了好多字。让别人发现了，说他是反革命。他仔细一看，才看见那报上有张领袖像，他在旁边写了好多“打倒”。其实是因为那天的报上登了美军入侵黎巴嫩的消息，他解释说自己是想写打倒美帝国主义，只是后半句还没写完。但没有用，还是把他送去劳教，他真是跳到西湖里也讲不清楚了。那个叫黄其煌的人，你认识的，十七岁时在上海交大念一年级，就打成“右派”了，他不是还会写诗的么。还有一个“章木陀”，力气很大，专门管摇绞板的。他原来是个派出所的户籍警呐，三年困难时期，他老婆生了孩子，饿得没有奶，他就在业余时间去“柯黄鱼”，做点小生意，好给他老婆买猪脚爪发奶，结果被送去劳动教养了，出来后只好到街道里混日子。这么一批牛鬼蛇神，在一道做生活，街道里当然是眼睁睁盯着他们的啦。
（爸爸插话：还有一个叫俞通的人，一九四九年参过军，向大西南进军时，在部队做文化教员。只因他姑夫是国民党官员，他后来被清洗出部队，弄到街道上来。他做过会计，有经济头脑会算账，也是个人才。我们这几个臭知识分子，臭味相投，大家相处得很好的。刘学谦以前在安装队干过好几年，懂设计施工，又会操作，我们以他马首是瞻，互相配合，一连干了好多个工程项目，房主都很满意。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想，也许可以设法同某单位挂钩，筹建一个独立经营的水电安装队。）
你先让我讲下去嘛。哦，偏偏工地上有一种大锯条，锯一段时间，就会断掉的。断掉了没有用，刘学谦看扔了可惜，出个主意，说是可以用来磨水果刀。爸爸他们都赞成，每个人都很起劲地磨了好几把。（爸爸插话：那种锯条的钢极好，又韧又薄，安上一个木头柄，可以当菜刀用。）刀片长长的，亮得像镜子一样。刘叔叔还专门送了我一把小的，我用来削铅笔，刀片还没碰到铅笔，木屑就掉下来了。同学都和我抢。爸爸要用它来剔肉骨头，我是不肯的。
可是突然有一天，爸爸回家时脸拉得长长的。对我嚷嚷说那些刀呢？统统去找出来，派出所要我们上交了。不上交就变成阶级斗争啦。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我说那我用什么削铅笔呢？爸爸说都到这时候了，我还管你用什么削铅笔呀！
（爸爸纠正说：不对，你漏掉了关键的细节。事情是这样的：那次派出所所长把我们找了去，板着脸说：最近你们都在干些什么？刘学谦笑嘻嘻说：没干什么，不就是管道安装吗。派出所所长喝道：我不是问你这个，有人反映，你们在工地上不好好干活，搞什么名堂？刘学谦说：我们也搞不出什么大名堂，就是混口饭吃……所长一拍桌子：你们还想抵赖，有人反映你们磨了很多尖刀，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刘学谦吓了一跳，连忙解释说：我们只是用断锯条做了几把小刀，是削水果用的，没什么意思啊。所长想了想，命令说：那你们回去吧，明天把所有刀子，统统都给我缴上来，一把也不许留！以后再不准这样搞，谁搞就对谁不客气！我们走出派出所，松了口气，又叹了口气，第二天，大家只好把刀子都缴了上去，才算拉倒。）
妹妹又说：爸爸你忘啦？那天晚上汪永连偷偷跑到我们家来，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把那大的水果刀缴上去，要缴就缴小的。我说小的我还要削铅笔，要缴就缴大的吧。他说那我可一定要留一把大的，到时候你们就说我没做大的好了。就这样，总算混过去啦。
（妈妈补充说：后来我听说，这件事，是你们修建队里的积极分子反映给队长的，那个退休老工人，队长吴阿四，一听就赶紧跑到派出所去汇报说：不得了啦，阶级敌人都在磨刀霍霍啦，你们还不去管一管！）
妹妹最后说：后来有一次我到派出所去换户口簿，看见刘叔叔的那把刀儿，就放在所长的办公室桌上，他们正在用它切西瓜呐。那把刀顶漂亮了。刘学谦还说等以后有机会，他一定要把它“偷”回来的。对了，你想不想看看我那把小刀呢？我去给你拿来噢！
妹妹去找那把小刀的时候，爸爸说：可惜那样一来，我们几个人想筹建水电安装队的计划，自然就落空了，没有人再敢提起。
听完这些“故事”，我哑然无语，哭笑不得。比起“文革”中那种种惊心动魄、血肉横飞的大事件，这些小故事实在是平常而又平淡。但多年后我依然难以忘却。
很多年以后，当我们重新温习那些愚昧荒诞的往事时，我们看到，在“革命”这个神圣伟大而崇高的旗帜面前，“人”显得何等渺小、卑贱而微不足道。假如人们为了“革命”而成为非人，那么革命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在那个丧失了理性和良知的岁月里，张恺之只能将他的疑问深藏于心底。
在那个“磨刀霍霍”的故事发生以前，爸爸一直在粮食局的仓库，做些收货出货的杂活。
他考虑到自己的年纪一天天大了，即使外调结束，他也不能再去做装卸工了，应该掌握一门手艺才好。当时仓库来了个白铁工胡师傅，正需要人帮忙，爸爸就去给胡师傅打下手。
听说这个胡师傅，小时候学过这门手艺，抗战时当了兵，钣金工的手艺就扔了，后来重操旧业，也就是个三级工的水平。胡师傅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当少尉文书，后来部队在四川起义，所以解放后，他持有国防部颁发的复转军人证。原在一个厂里做合同工，因为他认识肉铺的人，常常走后门给食堂买些便宜的肉骨头下水之类，有一次食堂用餐的人吃了那些排骨，全都上吐下泻，送去医院急救。查来查去查到他头上，被安上一个阶级报复和蓄意破坏的罪名，有口难辩，判了三年劳动教养。从此不知哪根神经搭牢，竟然逢人便说，他奶奶生前告诉过他，他是伟大领袖早年离散的亲生骨肉毛岸龙，早年由毛泽民送来杭州。因此他一有空就给中南海方面写信，那些信都被转回到街道里，久而久之，大家习以为常，也没人理会他。刑满后到了粮食局仓库。爸爸说这个人其实挺正直的，他跟着胡师傅学手艺，胡师傅提出的第一条守则，就是不准用公家的白铁做私活。他平日不肯给人做私活，单位的头儿对他还算不错。
过了三个月，胡师傅要爸爸自己揽活做，我爸爸只好硬着头皮去独立操作。他系上了长围裙，拿起了檀木方尺，开始跟人叮叮当当地敲白铁。又买了些《钣金工实用手册》之类的书籍来看，凭着胡师傅教给他的一些基本要领，自己一点点用心琢磨。几个月下来，渐渐熟练了，居然也就有些入门。开始时，爸爸做简单的隔漏、落水管，再学做水桶、水壶等实用家什。后来就依样画葫芦，尝试做通风保暖设备、虾米弯头、圆锥体等等。“文革”以后，社会上生产早已萎缩，这些白铁业务，都是队里的泥水师傅，设法同业主联系来的。所以爸爸很珍惜自己的活计。他是在学会了钣金工的技术后，才进一步发展到后来那个水电安装组去的，据说他专门分工做白铁水管，人称张师傅。
奶奶活着的时候，曾说“换一件活计换一副骨头”。爸爸做了钣金师傅后，手上胳膊上，常常被划上一道道的血印。肩上挑煤的老茧未退，手掌上的老茧又一层层压得老厚。冬天的时候，只要他粗糙的手一碰上丝绵被的被面，就会勾出几根细细的长丝来。白铁皮一般被用来做屋檐下的隔漏，铁皮卷成形封嵌好了，还得爬到屋檐下去安装。有时几层高的楼房，他战战兢兢地爬上去，脚下发虚，身子直晃。爸爸从小就有恐高症，一登高便冷汗淋漓，天旋地转。但他居然能把那些隔漏，一只只地装在屋檐下，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爸爸终于能够凭自己的手艺过活了。他的技术日益熟练，于是他常常忍不住在我和妹妹面前，吹嘘自己的手艺如何如何，不过我们总是不大相信。妈妈对爸爸自称的四级工水平，也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为了证明自己的技术，某一日爸爸回家的时候，从包里拿出了一只方形的白铁盒子，盖子可以打开关上，虽然开合有点费劲，总算是能开能合的。他很骄傲地告诉我们，这是他利用休息时间，用白铁的边角料做成的，给妈妈用来做针线盒，实在再好不过了。那只针线盒至今还保存在妈妈的抽屉里，封存着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我每次开启那只不太灵活的盒盖时，总会有许多往事的碎片，在手中绵绵的长线中，丝丝缕缕地连接起来。
后来他还做过一只水筲和一只形状粗笨的罐子。那只罐子盛上凝固的猪油，随托运的食品，发送到北大荒农场，一直伴随了我许多年。
许多年过去了，那些少年时代的往事渐渐被记忆洗得淡漠。浮于表面的琐屑，被岁月的流水淘筛，只剩下了沉淀于底层那些最沉最重的颗粒。随着起起伏伏险恶多难的人生波浪，只有当我自己也逐渐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后，才开始向我饱经风霜的爸爸渐渐走近。
在后来北大荒凛冽的寒风中，我许多次爬上积雪覆盖的草垛，遥望着家乡的方向——我看见爸爸背着蔬菜走过漫长的公路、看见他每天“挖山不止”走上漆黑的煤山，他仍然是高高地扬着头、极目四眺，俨然一副俯瞰众生的神态。他用自己顽强的生存意志和体力，担起了所有压在他身上的重负。当他烦恼、当他苦闷、当他暴躁、当他愤怒——他却终未有过怯懦和悔恨、终未有过谄媚和妥协。他走过“卑贱”人生，还始终坚持了他自尊坚忍的个性人格。爸爸同那些身处逆境，而心理先行颓丧的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之处是：他无论经历怎样悲惨的遭遇，在精神上却是永远“打而不倒”。
爸爸和妈妈正好是一个相反。妈妈在苦难中沉湎于她的幻想。用一种可以称为“童话理想主义”的浪漫精神，抵御了命运的残酷。而爸爸在苦难中逐渐抛却了他的幻想，变成一个脚踏实地的劳动者，笑傲尘世，独立于天地之间。
我想，当我的青年时代和“文革”同时戛然而止时，我才真正理解了我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