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

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的政策把人民“倒”而“悬”之，到头来几个官吏“辞职”，“悬”也就此“解”下，这幕剧，真是“恶作”也够味儿之至。官话说，无论“八一九”改革币制，或现在取消限价，为的都是解除老百姓的苦痛。某些大官，因为害怕大家因此埋怨起政府来，乃曰：“思虑或有不周，办法或有不妥，但衷心却是为了人民”，他们对于自己的颟顸低能，压根儿不觉得一点难为情，反而战战兢兢的只求老百姓对他原谅，真是怪事。

……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解悬了吗？》

很多年以前，当我爸爸还在煤场一锹锹“挖山不止”的时候，他也许就已经有了一种神秘的预感，觉得强加于他头上那座黑色的大山，已开始在历史巨大的掌心中缓慢移动。它被人类前行的力量所驱使，正在一点点挪开它原来的位置……

夏日的台风猛烈地摇撼着黑沉沉的煤山，他甚至听见了从煤砾中发出嘎嘎崩裂的粉碎声。

这只是一种幻觉而已。他解嘲地摇了摇头。这座山实在是太大太硬也太坚固了。何况，每挖去一锹，它又会重新生长出来。每隔七八年又来一次，像一个砍不尽的九头怪兽。

日历已经指向一九七六年秋。那一天，头上已出现几缕白发的张恺之，正在弹簧厂孜孜不倦地敲打着他永远的洋铁皮。忽然，他似乎觉得脚下的大地剧烈地震动了一下，他的身子晃了晃，那张宽大的铁皮猛地从他手中蹦了出去，锋利的尖角在他手上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殷红的鲜血喷射在灰白色的铁皮上，漫漫流淌成一个奇妙的符号……

像是个字呢！我爸爸忘了疼痛，好奇地侧头望着那延伸着的血迹——是个“大”字，还是“人”字呢？他琢磨着。最后他断定那是一个“人”字。西斜的阳光在那“人”字上驻足不去，刺疼了他的眼睛，血色便格外地鲜艳夺目。他发现自己原来还拥有如此旺盛而鲜红的血液，这个意外的收获使他对自己感到十分满意。

那个大地震动的时刻，时年五十二岁的张恺之，正津津乐道于研究那个鲜血涂抹的人字。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他已经等待得太久，他的生命是由几十年的等待连接而成。他对这种等待的结果其实早已麻木，等待已成为他的生命本身。

在他的一生中，尽管他曾经多次预言过自己一定会重新站起来。但当着七十年代末期拨乱反正的钟声，在满目废墟的神州大地敲响时，他仍然感到了一种极度的惶惑和震惊。

他面对着一种结束和另一种开始。然而究竟是一种“什么”行将结束，又是一种“什么”即将开始呢？

历史的风车疾速地旋转，从一九七八年开始，短短几年，中国将三十年来纠结的乱麻、沉积的污垢，匆忙重新整理和清扫。“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纷纷官复原职；反右“扩大化”的所谓“右派”，终于恢复了名誉、重新安排工作，并归还了被抄家没收的财物……满目疮痍的黄土地，掩埋着无以数计的冤魂；狭长的铁路公路，挤满了离乡背井的上访者；四海之内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声声哭诉、阵阵怨愤，一时气冲霄汉。

那么张恺之呢？他既不属于“文革”、也不属于“反右”。他的冤情发生得太早，早在共和国建国之初；早得某些人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还有过这样的事情。他的“错案”属于“镇反运动”后期，清理中、内层干部中的个例，哪儿和哪儿都挨不上，那么将由谁、由哪个部门来受理他的申诉呢？

那段时间张恺之不断收到各种聚会的邀请，去送别他昔日的难友们，欢天喜地回归革命队伍。我那仍然做着白铁、水管的爸爸，一次次向老友们表示真诚的祝贺，然而笑容里未免掺着几分苦涩。他时而冲动时而沮丧时而激愤时而焦灼，他已在等待中苦熬了近三十年，三中全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大概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可盼望的机会了。

我在千里之外的北大荒，不时收到爸爸充满焦虑的来信。他说某某伯伯建议应向公安部提出重审他的案子；某某伯伯建议应找当年主管政法的省委领导；但不管将从哪里开始着手，他总算已弄明白，不会有人主动找上门来为他平反。现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必须尽快找到当年直接与他联系的地下党领导人。

张恺之终于向省公安厅，正式递交了他的申诉书和自述材料，并将副本交给省报——他原来的工作单位。希望他们能联合复查，解决他的问题。当他将一沓厚厚的稿纸，郑重地放在那张堆满了各种文字材料的桌子上时，他恍然觉得这个重复了许多年的动作，实在已熟练到近于机械的地步了。这份经过他六天六夜“苦斗”，在原来所有申诉材料的基础上写出的长篇自述，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的心血和耐力。走出公安厅大门时他的四肢瘫软，他不敢去想也不敢相信，这是不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申诉？

答复竟然很快就来了。省公安厅已同意和报社联合复审。报社政工部门为此事已发出了六十多封外调专函，对张恺之的历史“疑点”进行查证。那段时间，省公安厅此类申诉堆叠如山，应接不暇，故要求省报派出一位人事处副处长，协助公安厅进行外调，报社也很配合。张恺之悬吊的心，总算是有了一线依托。他长达二十七年的申诉，至此第一次被受理。一九五二年写下的“戏本”，一九七九年才算是终于开了场。

各地的证明材料陆续寄回来了。却偏偏的，他最重要的一位证人，当年地下党直接领导他的王鼎成（解放后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社长），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于是寻找另一位证人便很费了些周折。

每一次去公安厅催问“案子”的进展，爸爸总是兴冲冲又忧心忡忡。几次听说快了，一时却又杳无音讯。那座黑色的大山总是挖一锹又长一锹，日日月月没有穷尽。他每天都看见阳光从他的头顶掠过，却眼睁睁看着它消失在高远的蓝天。希望像一丝稍纵即逝的闪电，在天际可望而不可即。这是爸爸生活中一段异常难熬的日子，甚至比那漫长的“自救”生涯更令人难以忍受。他不停地给我写信，企图以此来缓解自己的焦虑不安。毕竟，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只是上头的一个决定。或许说，是一份登陆的许可证。你能否走过这片泥淖，还得自己找鞋。

他们周围所有的热心朋友，几乎都帮着张恺之投入了“找鞋”的活动。

经某某朋友介绍，爸爸认识了一位马律师，当时他恰巧在省公安厅为一位领导起草文件。他青年时代在上海参加过学生运动，解放后多年一直从事公安工作。外表永远温文尔雅的马律师，对张恺之的遭遇出于一种深切的同情之心，开始为爸爸的平反一事四处奔走。

张恺之终于得到了公安厅二处那位态度和蔼的栾科长较为可靠的答复。他说事情已经搞得差不多了，结论的草稿都写出来了。目前就是还缺少一份证明材料——在某个重要的历史关节上，一个查证人的证言。经过联系，得知此人曾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然而时隔多年，如今已下落不明。省公安厅通过北京公安部门去查找，只知此人是在劳改系统，解放初从上海送去外地劳改。现在究竟人在何处，还需要等候各地的回函。总之不是在内蒙古，就是在黑龙江，或者是新疆、青海这样一些遥远的劳改农场。要找到这个人，是很费时间的事情。要耐心地等一等。不过，按此线索找下去，总是找得到的，想必应该是快了。那位科长还说，你如果是一般的问题，有半个月我也就给你搞好了，但你的事情时间太长，这个人又很重要，我们这样认真地去查实，就是为了给你作出全面的结论……

爸爸在心里长长地松了口气；他一直担心这个“证人”在解放前夕跑到台湾去，那他真是有口难辩了。既然此人还在大陆，总还有查清的希望。解放初期，他在“革大”直属班受审查时，有关方面根本不作任何调查，单凭一种武断的猜测，就轻易草率地把一大批人打成了“反革命”，将他们的政治生命判了“死刑”，弄得这些人几十年有冤无处申诉。如今能够这样彻底地查一查，弄个水落石出，他当然求之不得了。

那一天傍晚，张恺之走出公安厅大门时，心里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时已深秋，他却觉得身上有些燥热。他脱去了那件脏兮兮的黑呢子上衣，在暮色中匆匆走回家去。最后一线夕阳，将他的灰色的毛衣染成了怪异的紫红色，一晃一晃的十分耀眼。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解除了魔鬼咒语的怪物，正一层层蜕去那身黑色的外壳，恢复他几十年前的本来面目。

那天他心情很好。路过电影院时，他心血来潮地买了几张电影票，请妈妈和妹妹看了一场日本电影《砂器》。

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时，他忽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觉得很多年前，发生在他身上的那场“浩劫”，很像是一部拙劣的推理小说：a=b，b=c，所以，a就=c了。如此草菅人命，问题究竟出在由于当初没有认真核查事实，还是由于评判事实本身的标准所造成的呢？标准作为一个量词，究竟由某种思想体系还是由某一集团制订？更确切地说，是党还是国家呢？难道一旦掌握了标准的制订权，就掌握了解释“历史”的权力么？推理小说似乎源出日本，但《砂器》却证明，世界上的事情，无论多么复杂的案情，事实必定具有它不可更改的客观性。

这场电影看得他心情激愤，一时却又更为迷茫。

过了几天，马律师来找他说：那个重要的证人已经找到了，并寄来了证明材料。你本人提出的申诉与复查的情况相符。他又说，省公安厅的复查人员认为，一九五四年张恺之从乔司回来后，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其他问题，原本就应该让他回报社工作，那时没有这样做就是不对的。马律师还拿出了一份（79）96号文件，给他念了一段用红笔画出的文字：凡是原则认定的主要事实失实，混淆敌我矛盾的，都应属于有错必纠之列。他收了文件，叹口气说：但是现在积压的申诉太多，还必须履行一整套繁复的公文程序，时间确实是拖得太久了一点，你再耐心等几天，想必应是快了，快了。

马律师刚一走，张恺之再也按捺不住，急急跑去找公安厅的那位栾科长。一打听，才知他病休在家。他又跑到栾科长家里。栾科长见到他，竟问：怎么，还没有搞好吗？我还以为元旦前就搞好了呢！原来这个月栾科长动了手术，在家休养。张恺之的事，已交给别人去办了。爸爸说：那么春节前能不能办好呢？这可已经是一九八〇年了。栾科长点点头说，争取吧，我上了班，马上去催。

现在我已忘了一九八〇年的春节，我为什么没有回杭州探亲。我是在春节过后收到爸爸的来信的。那是一个雪后初霁的大晴天，窗玻璃上晶莹的冰凌花，正在温煦的阳光下渐渐消融，化作滴滴清泪般的细流，在明亮的玻璃上蜿蜒着，洇湿了双层窗框中的木屑。那些奇妙的冰凌图案，慢慢消失在阳光和暖气中，露出了窗外银白的积雪……

我打开了爸爸的信。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为爸爸高兴吧，我们多年来等待的奇迹终于出现了！省公安厅和省报作出了决定：撤销一九五二年对我的处理。并宣布给予平反。我真的解放了！

下面的一句话是：我衷心地欢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胜利万岁！

我没有感到什么特别的惊喜。也许这早已在我的意料之中。也许，那么多年的盼望，已使我近于迟钝和麻木。

只是，我的目光在“解放”那两个字上，停留了许久。我眼前出现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的第二天清晨，他正飞快地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沿着公路驶向杭州城，去报告海宁县和平解放的消息。而这位地下党员张恺之同志本人，却在三十年以后，才真正得到“解放”，这是不是有点像一部荒诞小说的情节呢？

爸爸在信上还说，关于他平反后的工作，还要等待省人事厅的安排决定。他本人的愿望，自然是回省报去工作。

他几乎每天都兴奋地准备着返回工作岗位。然而，他的工作安排，却迟迟没有消息。

他仍然天天去粮食局仓库上班，叮叮当当地敲着白铁。铁皮在他手中卷曲成一个个圆筒，将他的忧虑和渴盼，一层层卷裹于其中。

一晃就是几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人来通知他去报社报到。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他开始忐忑不安了。

又是一趟趟的跑腿和催问。一次次地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查寻。

开始时有一种奇怪的说法。人事厅认为，既然张恺之当初并没有被判刑，说明当时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不存在平反的问题。但省公安厅指出，那时都把人家弄去劳改了，实际上还是作敌我矛盾对待的。既然搞错，就应该给人彻底平反，恢复工作才能算是最后解决。

人事厅终于答复说，恢复张恺之的工作，需要有省公安厅当年处理他的原始档案作为依据。然而，在报批的材料中，根本没有这个原始档案。他的档案残缺不全。是遗失？还是原来就根本没有？无人知道。

爸爸那只薄薄的档案袋里，除了几份干部审查登记表、本人“交代”的历史材料等等，还有一张省公安厅的公用信笺。上面写着十五个字：张恺之——特务嫌疑、叛徒嫌疑、托派嫌疑。

既无公章，也没有署名。

这是谁写的呢？不知道。算是结论吗？也不知道。

他想起一九五四年底对他宣布无罪释放的时候，他曾问过，一九五二年对他作出劳改处理的主要事实依据究竟是什么？有关方面的回答含糊其辞：你没有现行问题，不予起诉，也不作刑事处分。他说：那么总该给我一份处理书吧。回答是：不必了，不作刑事处分还有什么处理书呢？

就这样，张恺之从入党到变成“反革命”，从“地下”到“地上”，从“反革命”到几十年后平反改正，始终没有见过任何书面文字材料。他就像一个登山探险的失踪者，一个注销了户籍的死囚犯，消失在冰川峡谷或戈壁荒漠……

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真的是最宝贵的东西么？——他不得不问自己。

那座压在他头顶的黑色大山，如一棵枯死的大树，地下尚有粗壮的根系，延续伸展到地层的深处。

在他的一再催促下，省公安厅、省报和人事厅反复交涉，但人事厅仍然坚持必须搞清他的原始档案，才能落实工作问题。

从春到秋，从秋到冬。从公安厅到人事厅，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马拉松。湖畔已是枯叶飘零、朔风呼号，就在张恺之被省公安厅告知复查结论，宣布平反以后，整整八个月过去了，爸爸还是在当他的白铁师傅。

他的那些焦急不安的朋友们，为他找到了当年在“方小”时的地下党负责人卜明。后来又终于找到了在地下时期的第二位领导人，也就是爸爸当年将姜弘任介绍去上海后，指示姜弘任从事搜集上海外围驻军情报的那位同志，大军解放上海前，他曾是地下闸北区委成员，如今正巧出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之职。我很难想象爸爸见到他当年的上级时的心情。爸爸只是对我说过，他们十分理解他的处境，一定会实事求是地作出负责的证明的。对于过去发生的那一切，他们的心里也许更为沉重。

多年以后，当种种冤假错案被纠正时，我在无意中发现，其中似乎存在着一个奇怪的逻辑：上头的人坚持说，是底下办事的人执行错了；而底下办事的人强调说，我们从来都是根据文件执行的。于是所有的人都毫无责任地获得了解脱。那么后人将如何走出这座错误的迷宫呢？那是一个永远的“二律背反”。

也许张恺之命中有救。大概连命运之神也已幡然醒悟，觉得愧对于他——一九八〇年八月那一个阴沉的下午，正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如有神力相助，一次奇妙的邂逅，竟然意外解救了他。

那一天他心事重重地骑着自行车，经过天水桥。焦虑的目光漫不经心地掠过路边的行人。忽然，眼前闪过一个熟悉的面影。他的心猛地一惊，定了定神，刹住了车把。——这个人是……对，是他！就是他！郭成俊，直属班的那位班主任！他不是早已带着一批劳改犯到青海去了么，怎么又回来了呢？张恺之差点喊出声来。他永远都认得这个人，不管此人走到哪里，不管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那双鹰隼般锋利的眼睛，一辈子都在叼啄着他的心。张恺之紧迫了几步，跳下车招呼那人。他的嗓子发紧，笑得很勉强。他曾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再见到这位郭成俊，但恰恰也许就是这一位当年负责处理他问题的郭成俊，能够提供自己原始档案的有关线索。

出乎张恺之的意料之外，郭成俊见到他，竟然喜出望外，十分高兴。他好像已经完全忘了当年把张恺之送去劳改一事了，亲热地向他问长问短，倒使得张恺之一时有些尴尬起来。两个人站在马路边上寒暄了一番，言谈之间，爸爸才知道，原来郭成俊一九五八年去青海当了劳改支队政委，在大西北这些年，也吃足了苦头。如今老婆患了老年痴呆症，儿子犯了刑事罪坐了牢，他也是刚刚落实政策回到杭州的……

三十年风尘岁月，天地沧桑，物是人非。当年那位居高临下、掌握着审干生杀大权的直属班主任，同眼下站在张恺之面前的这位笑容可掬、态度谦恭的“老熟人”，像是判若两人。西北的风沙磨去了郭成俊眼里的阴鸷，他的目光暗淡，嗓音嘶哑，黑黄的面孔中透出几分难言的恍悟。

爸爸定了定神，告诉他自己已经正式平反了。但因省人事厅缺少原始档案，恢复工作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落实。说到这里，爸爸忽然觉得喉咙里有一团黏糊糊的东西，使他觉得憋气。他想要大声地说点什么，于是他用力地咳了一声，在心里对自己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都不过是一粒小小的棋子呵。他很快平静下来，问起郭成俊是否还记得当年他的原始档案的记录，并希望他尽快同省报人事处联系一下。那位处长还是郭成俊的老乡呢。郭成俊一听，当即痛快地答应了。

那一天爸爸欣喜若狂地赶回家，向妈妈报告这一奇迹般的转机。他在叙述了过程之后，疑惑不解地对此事加上了几句评语。他说，真没想到，郭成俊如今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了啊？他又说，自从我平反以来，周围的人怎么一个个都变得那么客气起来啦？他还说，看来，这个世界，正义终究还是能够战胜邪恶的，对吧？

妈妈淡淡一笑说：但愿！

第二天，郭成俊果然如约去了报社。人事处长给他看了那份不署名的公用笺。郭成俊一眼认出了“三大嫌疑”那十五个字，出于当时的某某同志之手，此人现在平湖县的一所中学当校长。于是经过再次认真查证，至一九八〇年九月，省人事厅终于同意恢复张恺之的工作，这前后长达一年多的平反，至此，才总算有了最后的结果。

纠正一个在一夜之间草率作出处理的错案，却竟然花费了一个人的一生，整整二十八年的时间。

五十六岁的张恺之重新走进省报大门的那天早晨，他的心情似乎并不像自己当初想象的那么轻松。他茫然地望着大门口来来去去年轻而陌生的面孔，望着那幢熟悉却又生疏的办公大楼，心里像是有一种被完全掏空了的感觉，灾难和不幸虽然都已成为过去，可是重新开始的，又将是什么呢？

人事部门通知他先去副刊报到。除此之外，报社的领导中，没有一个人向他表示慰问和道歉。他提出应该为他公开恢复名誉，答复是，当年处理你的时候，并未在报社的大会上公开宣布，谈不上恢复名誉。何况，现在报社的年轻人，根本也不了解情况，就在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宣读一下平反决定便是了。其他能免就免了吧。不过，有关亲属的工作单位，可以开列一份名单来，由报社发函，告知平反的结果。就此完事大吉。

报社大楼宽敞的走廊里，对流的穿堂风掀起了办公桌上一叠叠文件，露出文件篇头那行鲜艳的红字，在他眼前晃动。

当初把你送走是正确的。如今请你回来，同样也是正确的。——他像是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说话，心里忽然有些空落。

穿堂风把门“嘭”地带上，又一阵风来，将门猛地弹开。

走廊里来来去去的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客客气气、冷冷淡淡地同他打着招呼，从他身边经过。——回来了啊？有人问。——回来了。他回答。——看你身体蛮好吧？——蛮好蛮好。——有空来坐坐呀。——好的好的……

他觉得后背有些发冷。就好像他离开了不是近三十年，而是三个月。甚至也许前些天才离开，只不过是到外地去出了一趟公差回来，没有人想知道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些遭遇，究竟是因为什么。人们很忙，没有人对二十八年前的事情感兴趣。——就好像他被驱逐得完全正常，如今回来得也非常自然。

人们似乎不想多问也不愿多说。那些被岁月磨起了皱褶的面孔上，仍像当年一般毫无表情。既没有惊讶也没有怜悯。

冷漠。令人心寒心悸的冷漠，弥漫在这座机器一般隆隆运作的大楼里。

那么……

哦哦，至于党籍的恢复嘛，还需要研究。

那么……

至于工资待遇嘛，此事不太好办啊。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原则上是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但你的事情发生在一九五二年，那时的干部尚未评级。我们查了报社一九五一年的会计账册工资单，当时南下干部都享受供给制，而你的工资是五十九万元旧币，这个数目在当时是很高的，所以嘛……

张恺之急急插话说：当时我是从《当代晚报》转到省报的，报社领导特别强调说，地下党的同志一向在地方上工作，需要养家活口，所以暂时就按照《东南日报》的工资发，但这完全不能体现我的级别呀……

他的解释被冷冷地打断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研究过了。遵照文件精神，恢复原工资待遇。所以，你当年的五十九万元，等于现在的五十九元。相当于二十一级干部。你一平反，就是二十一级，不比你当白铁师傅强多了么？

我爸爸顿时目瞪口呆，哭笑不得。他的脸涨得通红，气愤地说：你们这样生搬硬套，实在是太可笑也太过分了！一九五一年我就被任命为文教组组长，又是特派记者，相当于中层干部，难道现在还比不上一个新闻学校毕业的实习生么？你们坚持要按原来的工资，那么我的职务，为什么又不按原来的呢？

处长笑笑说，我也没有办法。上头只有这么一条规定。

二十九年前，敢于站在地板中央质问社长的张恺之，曾是血气方刚、不知天高地厚。如今他历尽了半生磨难，尽管精神不倒，毕竟已磨去了几多凛然的锐气。何况他还保留了知识分子那一点儿可怜的自尊；何况他自以为还应当牢记共产党员大公无私的品格。他嗫嚅着嘴唇，再也发不出声音。

没有任何赔偿。什么赔偿也没有。像所有那些被平反的人一样，爸爸就连任何一点索取赔偿的念头都没有。他只不过希望得到起码公正的待遇。然而，在某些人看来，平反却是一种恩赐，除了对宽宏大量的平反感恩戴德，你难道还想再要求别的什么吗？

一个人被无辜毁坏了的大半生，包括精神肉体家庭家族的一切损失，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

张恺之平反后第一天上班，悻悻而归。

破旧的自行车穿过拥挤不堪的小巷，链条在脚下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暮色沉沉地降下来，像一道厚重的高墙，隔开了他与黑暗中行走的路人。他想他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正在夜色中进行的种种秘密。他想在无关的路人看来，他也许只是他们身边一闪而过的一个黑影。那一刻他甚至觉得原来一切都并没有任何改变，就像这破烂昏暗的小巷，路面不断地被修修补补，却仍然固定在城市原来的位置上。他仍然像是每天傍晚从粮食局的仓库下班出来，穿过这条弯曲狭长，通往人生终点的隧道……

那个傍晚他决定，他还得继续“申诉”。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那道人为设置的高墙。

几个月以后，我收到了爸爸恢复党籍后的来信。这封用秀丽的毛笔字小楷书写的家信，我一直珍藏至今。对于我来说，这封信是一个永久的纪念；对于爸爸自己，却是一个无意的总结。

他在信中写道：

报社党委终于告诉我：你就去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吧。

我就这样糊里糊涂被开除出党，又稀里糊涂回到了党内。

我恢复党籍，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得“道”多助的结果。我不但没有太激动，而是痛定思痛，没有多少欢欣的情绪。实际上，放在我面前的种种问题，一个也还没能解决。今后能否解决，也未可知。但是我认为，恢复党籍就是恢复了我的名誉，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今天的党是很有希望的——只要它能得到你们这代人中优秀分子的信任和支持，它就可以振兴和建设我们的新大陆。也许你以为我这些想法仍是太书生气，但是，书生气是一个民族精神力量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没有一点书生气，就只能陷入庸俗的市侩气氛之中……

我将那封信反复地读了几遍。

我不知道所谓“名誉”这种东西，一旦丧失，是否真的有可能重新恢复？一个人在几十年中所承受的精神折磨、所经历的损害污辱，难道是恢复名誉所能补偿的么？我甚至无法知道，当一个人已迈入晚年时，当着他失去了一生中所有的时间、生命和机会以后，“名誉”的恢复对于他还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我没有在爸爸的信中，找到通常那些被平反的人，种种言不由衷的陈词滥调——他没有说他感谢党。没有。从来没有。虽然，我知道，在他饱受创伤的心底，他仍然是深爱着它的。因为那毕竟，毕竟是折磨和支撑了他一生的理想。

我每次重读他那封信，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当十七岁的张其霭走出上海吴淞路的水果行，在流浪的岁月里最终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时候，他所向往所濡染的那些“书生气”，却为他带来了一生的厄运。他一头栽在自己梦寐以求的红色理想中，为了实现这“民族精神力量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价值。

这本应浑然一体的价值观，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分裂成为对立的两极呢？如果社会理想的实现需要以人的价值丧失作为代价，那么这种社会理想的“价值”究竟何在呢？

当我亦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时，重温爸爸1980年的教导，我不得不一次次固执地向自己发问。

就在爸爸平反恢复工作的同时，却传来了卢坤伯伯在上海病重的消息。爸爸一时顾不上其他，去报社报到后，立即赶往上海探望卢坤。据爸爸后来讲述的情形，此时卢坤伯伯已肝癌腹水，疼痛难忍。形销神锁，面色灰黄。爸爸拉住他枯瘦的手，话未成声已是泪如雨下。

卢坤伯伯从来都不是一个爱惜自己的人，一向都拒绝上医院。待病情发现时，已是晚期，上海的医疗条件也无能为力了。

那是爸爸一生经历的所有痛苦中，最为伤心的日子。

病床前吊瓶里的药液，无声而缓慢地浅落下去。像一条即将干涸的河流，消失在茫茫的戈壁滩上。他干瘪的手臂上，已难找到能够插入针头的皮肤，就像岩石和沙漠，将生命之源拒绝在外。短暂的昏睡中，卢坤伯伯会被剧烈的疼痛折磨得禁不住哼出声来，但他一旦清醒，无论怎样地难忍，终是咬着牙，任凭汗珠如豆粒般滚落……

爸爸伏在他的耳边，告诉他自己平反的消息。

卢坤伯伯被痛苦扭歪的脸抽搐了一下，眨了眨眼睛。也许只有爸爸能够看懂，一丝一丝的喜悦和欣慰，在卢坤暗淡的眸中闪过。如果那能够称为微笑，那么一定是世界上最真诚的笑容了。那微笑融化在爸爸的眼睛里，面前一片模糊如大雨滂沱天昏地暗了……

爸爸在卢坤伯伯的病榻旁，整整伺候了十天。

陪伴另一个人走向生命的终点，也许比自己亲历死亡更痛苦。

在深夜的寂静中，爸爸时常久久地注视着他的老友昏睡的面容。一个面色黧黑、顽皮聪颖的男孩子，从病榻上一跃而起。柏年么——爸爸面对少年的卢坤轻声喊道。他想起了四十多年前，他和卢坤刚刚在粤帮水果行的联益小学认识时的情形。柏年长他几岁，遇有同学打架，他总是跳出来抱打不平，打得鼻青脸肿地回家，依然雄赳赳的一副模样。他们一起学说上海话，可是柏年怎么也改不掉浓重的广东口音，说“鸡蛋”，他非说是“给当”；说“吃饭”，他非说“释放”……差点把上海人笑死。他的头脑灵活而舌头笨拙，简直可以说一点语言细胞都没有，到后来连他自己也灰了心，索性就开始进行“创作”——直到解放后，卢坤在领导岗位上，还说着一种上海话不像上海话、广东话不像广东话的奇怪方言，他那个美丽而贤淑的上海妻子倒是心领神会的……

……假如当年他和柏年不离开那个广东老家呢？他痴痴地想。假如他们没有来到这座陌生的繁华都市，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民主理想，从而走上了一条坎坷的革命旅程，那么他和卢坤的一生，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假如他们像大多数广东人一样，漂洋过海，去了大洋的那端，他们生命的最后归宿，又将会在哪里呢……而人生无法假设也无法重新开始，他们注定了漂泊、注定了流浪，像所有背叛了故乡的异乡人，一生一世都在苦苦寻找着自己精神的家园……

昏昏沉沉的瞌睡中，爸爸想起了自己平反回报社后，许多朋友感兴趣的，仅仅是他的身体气色。他们对他乐观饱满的精神状态感到惊讶。他们津津乐道于他仍然像年轻人一样旺盛的精力、羡慕他敏捷的思维和矫健的步履。那几位熟识的同事，甚至充满善意地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英俊少年”。

……他真的还是当年同卢坤一起在上海叱咤风云的那个“英俊少年”么？他似乎不会相信。他只知道，这些年来，为了等待这“有朝一日”的平反改正、为了证明自己最后的无辜，他拼命地坚持着苦熬着挣扎着支撑着。他脸上的开朗和眼里的明澈，都被他这种信念和希望胁迫而生。是他自己创造了那样一种精神状态，他之所以能够不屈不挠是因为他不得不如此。一旦他不小心越过了那条绝对的精神封锁线，他就会无所依托、一败涂地了……

然而当他真的回到报社的时候，当岁月证明了那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谬误时，他却已经老了，他的精力才华已销蚀殆尽。他忽然觉得，也许真正的悲哀，恰恰在于他历尽坎坷，却居然还保留了那个笑傲人生的外表……

老友的呻吟使他猛然惊醒。

卢坤终将撒手人寰，先期离他而去。永远永远。而他又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呢？在老友的病榻前，爸爸忽然觉得自己也同样已没有力量维持下去了。在他的心灵深处，也许他的“精神状态”正在临近崩溃，他的所谓信念正在裂变瓦解，而这些，除了他的妻子小玲，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察觉和理悟的……

那个凄凉的夜晚，他最后的广东老同乡，在弥留之际睁开了浑浊的眼睛。

那双眼睛久久地望着他，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

爸爸把一侧耳朵紧贴在他的嘴边。我在这里。他对他说。嫂嫂和孩子也都在这里，我们听得见的……

卢坤伯伯那气若游丝的声音，在生命最后时刻，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当爸爸辨别出那句话的意思时，爸爸觉得自己的呼吸也随他一同停止了——

……要搞搞清楚，一定要搞清楚。贴标语的那件事情……他们说我不肯去贴标语，就是自动脱党，是政治动摇……这个历史结论……我不能接受……一定要……帮我申诉……

这就是一个老党员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最后的遗言。

卢坤伯伯于一九八〇年九月在上海逝世。终年尚不到六十岁。据说后来，在他的家属的一再请求下，有关方面依照他的遗愿，终于撤销了审干时对他的不实之词，也算是为那段历史“平”了“反”。

卢坤伯伯的去世，使爸爸痛心欲绝。平反给我们全家带来的欢欣，湮灭在这一悲哀的噩耗里。

比卢坤伯伯的突然病逝更令我震惊的，却是他临终前的遗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想着他最后的那个遗愿。那是他参加革命之初发生的事情，早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之前。那个幼稚纯真的少年，不懂得“组织”需要绝对的服从——当革命给予了他们关于自由平等的理想时，“组织”却需要他们用个人自由作出抵押。革命与自由本互为因果却又互不相容，这大概是许许多多知识分子革命者，所始料不及之处。

据爸爸说，卢坤伯伯为了那次所谓脱党的经历，解放后几十年，一直心情压抑。那种不治之症，大抵都是长期积郁成疾所致。

卢坤伯伯去世的几年以后，时至一九八三年中央落实政策检查组到达杭州，爸爸经过又一轮锲而不舍的上访和申诉，报社总算同意，调整了他的级别，但仍然没有彻底落实。对于爸爸如此执著地要求公正恢复他的待遇，我曾迷惑不解地对爸爸说：算了算了，何必呢，不就是几十块钱的事么，费那个口舌干什么？

算了？爸爸生气地提高了声音。怎么能算呢？你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那么难？就是因为改错的人，往往就是当年做错了事情的人，否定自己是很痛苦的啊，你别看“落实政策”一共只有四个字，“落实”本来有弹性，“政策”也可以加以解释。而我要争取的就是一个真正的而不是敷衍的落实。否则，我要平反做什么？

我在很多年中，曾以为命运的种种磨砺，已使爸爸彻底放弃了他青年时代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我一直认为爸爸早已变成了一个安于现状的现实主义者。但平反后恢复了本来面目的爸爸，使我深切地体会了那句名言：你不可改变我！

至此，张恺之的艰难的平反经历总算告一段落。他一生所受的苛虐也可算是终于结束了。但那并非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就在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新的冤情和莫须有之罪，依然在我身边此起彼落地生长蔓延。然而宇宙本不知何以为初，又安知何以为末呢？也许在终结之前很久，另一种开端，其实已经正在发生着、替代着、演化着了……

那将是我这个故事以外的故事。也是我写出这个故事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