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流杯亭》有尤戈谈《红楼梦》中的服饰一文，认为“那些关于服饰的神来之笔不是由于写实，倒确乎是由于摹写了戏装的缘故”。所举有三例，一是宝玉的“束发嵌宝紫金冠”，“百蝶穿花大红箭袖”，“邓云乡先生因此感到像煞《凤仪亭》中戏貂蝉的吕布，只是缺少根雉尾。我们自然也有同感”。二是北静王“穿着江牙海水五爪龙白蟒袍，系着碧玉红鞓带”，“则纯然一个舞台上的老生”。三是第四十九回史湘云的服饰描写，“移用了戏剧中刀马旦（如《虹霓关》东方氏）的装束”。

我以为此说不确。《红楼梦》反映的虽是清朝的现实生活，然而写到人物的服饰，却偏偏尽量避免有时代特征的“时装”，尤其对清朝男子的薤发拖辫和女子的三寸金莲，基本上是讳莫如深的态度。大体上来说，《红楼梦》中男子的服饰，往明代靠得较近；女子的服饰，则又往现实贴得较近。这是因为满族入主中原后，厘定服饰制度时有所谓“男从女不从”的政策，因而明清两代女子的服饰区别没有男子的服饰那样明显。曹雪芹写到贾宝玉的服饰时，恰恰比写贾政、贾珍、贾琏、贾蓉等人更多了一笔，写到了他的辫子。就在尤戈所引的那段文字后边，便有“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的描写。此时的宝玉，难道“像煞《凤仪亭》中戏貂蝉的吕布”吗？至于北静王的服饰描写，如到山东博物馆看一下所藏戚继光画像，便不难断定那是明代贵戚的写实。戚继光穿有皇帝特赐的团领大红蟒衣，腰围玉带。北静王因身份高至亲王，着白蟒袍、系红鞓带，当不足奇，并非“戏装”。至于第四十九回中史湘云的服饰，很可能确实并非清朝女子时装，而是曹雪芹的虚拟，但那又怎么可能是摹写了如《虹霓关》中东方氏那样的刀马旦的“戏装”呢？须知，直到曹雪芹谢世，有“刀马旦”这一行当的京剧尚未出现（京剧以前的戏曲行当中只有闺门旦、刺杀旦、贴旦等）。《虹霓关》这一剧目虽假托隋末秦琼、王伯当故事，但东方氏等情节并不见于《说唐演义》等书，亦不见于昆曲传统剧目，很可能是一出曹雪芹在世时根本就不存在，直到同光两朝京剧艺术走向成熟时才有的剧目。

尤戈所使用的“戏装”这一概念，十分汗漫。什么戏的服装？从他整个行文上看，似都引领读者去联想到京剧，以及现在仍在演出的古装戏曲的服装。京剧是曹雪芹谢世后又经许多年才出现的一个剧种，所以《红楼梦》中的人物服饰不可能去对之加以“摹写”。那么，这是“摹写”昆曲演出中的戏装？京剧形成以前的昆曲戏装，无论实物还是当年的图画都所存无多。我们现在倒是仍可以到山西洪洞县广胜寺的明应王殿中去观赏一幅“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这是一幅元杂剧演出壁画，上面有九个着戏装的人物。但《红楼梦》中又有哪个角色的服装与之“像煞”呢？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写实之作，但其使用的艺术符号系统却是完全不受“实象”约束、具有出奇魅力的独创“意象”体系。因为《红楼梦》中的服饰描写不合清俗，便断定是“摹写戏装”，与因为《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南北花草树木毕集，天下园林美景荟萃，便断定是“摹写年画”（第四十回中刘姥姥便有此感受）一样，都至少是一种肤浅的理解。

有趣的是，本世纪初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决定将《黛玉葬花》搬上京剧舞台时，为了高层次的美学追求，不得不摒除已有的种种旦角“戏装”，单为林黛玉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古装”。现今仍时常上演的荀派京剧《红楼二尤》中，王熙凤一角则采用《红楼梦》中全然未曾描写过的“两把头”、长旗袍、花盆底鞋的“旗装”。这就更加使我们意识到，《红楼梦》的服饰描写既非摹写生活，更绝非摹写“戏装”，而是一种天才的“意象”符号体系，它构成了《红楼梦》所营造的至高美学境界的一个最具独创性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