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人的眼里，不受限制的信息过滤（filtering）可能显得非常怪异——它是最新技术的潜在产品，甚至可能是科幻小说的素材（就像许多科幻小说开的脑洞经常会成为现实一样）。然而，在许多方面，信息过滤是过去的延续。过滤是不可避免的生活现实，它与人性本身一样的古老。它在我们头脑中形成。没有人可以看到、听到或阅读一切。在任何时刻，更不要说在任何一天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进行了大量的过滤，目的仅仅是为了让生活变得可控和条理。注意力是一种稀缺商品，人们会管理自己的注意力，以确保自己不至于不堪重负。

的确，我们可以发现，整个行为科学领域都建立在对注意力有限性的持续关注以及我们对个人思维和经验的强行过滤上面。作为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行为科学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因其2011年的著作《思考，快与慢》（thinking，fast and slow）而被广为人知。不过，其出版于1973年的处女作《注意力与努力》（attention and effort）一书，其书名早已为他的学术生涯埋下伏笔。行为科学中的许多研究都强调，人们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关注特定的议题和事件。人们常常想要把这种努力降到最小，这植根于我们的物种特性。有时，我们审慎地分配自己的注意力：我们决定关注我们的孩子，而不是叙利亚或伊拉克问题。可是我们也经常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当你开车时，你往往只专注于车辆前后的事物，你的许多动作都是无意识的。我们“看到的”和我们注意到的东西，往往超越了我们对意识的掌控。

至于传播环境，一个自由社会会给予人们足够的能力来过滤掉他们不想要的材料。只有暴*才强迫人们阅读和观看特定的材料。在自由国家中，读报的人不会只阅读同一份报纸，况且还有许多人根本不看报纸。每天，基于各自的喜好和观点，人们在不同的杂志间做出选择。体育爱好者选择体育杂志，在很多国家他们可以选择一本专注于某一种特定运动项目的杂志，比如《篮球周刊》（basketball weekly），或者《马术实战》（practical horseman）。保守派可以阅读《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或《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喜欢汽车的人有无数的杂志可以选择。《爱狗新知》（dog fancy）在爱狗人士中相当流行。那些政治观点偏左的人或许会喜欢《美国展望》（american prospect）。还有不少人喜欢《雪茄迷》（cigar aficionado）。

这些都只是一些当代例证，折射出许多国家长期存在的生活现实：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和五花八门的选择可能。然而蓬勃发展的状况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差异是个人对内容掌控的急剧增强，选项数量的显著增多，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迅速提升，以及与此同时，公共媒介（gen-eral-interest intermediaries）的影响力在不断下降。

公共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和广播。在这本书中，这些媒介的社会功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说到公共媒介当下的杰出代表，我们可以举出《时代周刊》（time）、《新闻周刊》（newsweek）、《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哥伦比亚广播公司（the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以及《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等。依靠公共媒介，民众有机会接触来源广泛的信息，这包括我们与他者分享各自的不同经验，也包括接触他们事先没有想要了解的材料和话题。《纽约书评》为你提供了许多你没有预先选择的阅读材料，新闻日报也是如此。你可能会读到没有经过自己挑选的各种内容——倘若你有事先选择的权力，你可能把它们选入，也可能排除在外。你的眼睛可能掠过一个德国的移民冲突故事、洛杉矶的犯罪、东京的商业创新实践、印度的恐怖袭击，抑或新奥尔良的飓风。于是，你就有可能读到这些内容，尽管你不大可能将它们放在你的twitter推送或“我的日报”之中。你也可能会观看某个特定的电视频道（或许你更喜欢第四频道），当你喜爱的节目结束后，你可能看到另一个节目开头，也许是一出戏剧，也许是新闻专题报道。你并没有事先选定，但这些节目不知怎么就吸引了你的眼球。

阅读《时代周刊》或《新闻周刊》，你可能会发现关于马达加斯加的物种灭绝或达尔富尔的种族灭绝问题，这可能引发你的兴趣，甚至影响你的行为，改变你的生活，尽管你刚开始阅读的时候并不了解上述事实。公共媒介系统的特定内容并非由个体操控，这很像在公共街道上，你不仅会遇见自己的朋友，还会碰到从事各种各样活动的异质人群（或许包括银行董事长、政治抗议者和乞丐）。

不少人认为大众媒体（mass media）正在消亡。为百万民众提供多样化的议题和观点，让他们共享这样的经验和信息披露，这几乎是公共媒介的全部理念，而今，它们却被看作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段短暂插曲。作为一种预测，这种观点似乎是错误的。即使在互联网上，大众媒体仍在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当然，它们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

“传播市场正在起变化”，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轻描淡写。许多至关重要的公共媒介都遭遇了严峻的挑战。我们不应忘记，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即使在工业化社会中，公共媒介也是相对新鲜的事物，它的出现打破了常规。报纸、电台和电视广播公司有其特定的历史，有其独特的开端，因而很可能迎来同样独特的结局。事实上，20世纪可以视为公共媒介的伟大时代，因为它们为百万民众提供相似的信息和娱乐。

21世纪的媒介图景可能与20世纪截然不同。看一个小案例，在1930年，每个家庭平均订阅1.3份新闻日报，而到了2003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0.5份以下。尽管在这一时期，与报纸阅读群体典型（正）相关的教育年限大幅上升。就此而论，传播选项的激增和定制信息能力的增强，正急剧降低着公共媒介的社会功用。

的确，与“我的日报”相伴相生的特殊兴趣媒介（special-interest intermediary），这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相较于来源广泛、涉及大量观点的信息，线上新闻媒体常常采取“垂直”的形式，聚焦于更精确的主题，譬如体育、科技、政治，或者在大小不一的利基市场运用专业方法激发用户的兴趣（比如fivethirtyeight.com，该网站专注于运用统计学方法讨论政治和体育议题）。这类机构正在迅速发展，它们吸引了投资者的资金，而且运行模式更像初创企业，而非公认的新闻机构。这种更为专业的信息来源——比如沃克斯传媒集团（vox media）运营的各种在线媒体平台——也将产生一些回音室效应，从这个角度上看，它们也降低了共享体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