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人们不会生活在回音室或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中。他们能够看到、听到各式各样的话题和观点，即使他们没有事先去阅读和听取这些话题及观点，也不愿意这么去做，结果也依然如此。以上主张激发了关于网络行为和社交媒体使用的严肃问题，以及筛选和屏蔽信息能力的惊人增长。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伟大的法官之一——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坚决主张：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一个惰性民族”（an inert people）。为了避免惰性，一个民主社会一定要免于受到审查制度的影响。可是，表达自由体系需要做的远不止这一件事，它必须确保将人们置于相互竞争的观点中。言论自由的理念有积极的一面。它对政府可能的举措加以限制，但同时它也需要某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一种囊括好奇心、开放和谦逊的氛围。

如果一个民主社会中的成员不能欣赏自己同胞的观点，如果他们信奉“虚假新闻”，或者在某些“争斗”中视对方为敌人或对手，那么这样的民主实践就不会尽如人意。数十年前任职于联邦法院的勒恩德·汉德（learned hand）法官认为：“自由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关于民主恶托邦（democratic dystopia），英语文学史上有两部经久不衰的作品。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创造了无处不在、不可抗拒的“老大哥”，成为我们最熟悉的民主失败的景象。以“永远踩在人类脸上的一只靴子”作为老大哥的象征，奥威尔描绘了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胜利。许多威权者都是审查官，他们压制反对者的不同意见。对他们来说，互联网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社交媒体也让他们感到紧张，因此他们同样试图对其展开审查（除非社交媒体符合他们的目的）。

更为微妙并让人同样不寒而栗的景象，来自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这个世界拥有和平安定、快乐选择和形式自由的公民权，似乎没有十分明显的威权者。人们被快乐控制，而非监狱和枪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确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但是政府成功地控制了人们的各种欲望。想想赫胥黎笔下的英雄——野蛮人约翰，他坚决反抗美丽新世界的快乐：“但我不想要舒适的生活。我想要上帝，我想要诗歌，我想要真正的危险，我想要自由，我想要善良，我想要罪恶。”1

在宪法的帮助下，美国并没有变成《1984》的世界，并且成功避免了任何类似于《美丽新世界》的景象出现。诚然，美国曾有过威权行为（比如在“二战”期间拘禁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享乐主义（pleasure seeking）也在美国文化中起了主要作用。然而，至少对美国而言，奥威尔或赫胥黎都不算有先见之明。他们的小说是具有教育意义的政治梦魇，而非对过去或未来的现实描绘。

两位作家都遗漏了另一种形式的恶托邦——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回音室，即个性化的力量或封闭的共同体。它削弱个人自由，危及自治本身。不过，尽管充满了恐惧，“美丽新世界”毕竟是一个由共同的行为和关怀整合起来的多样化社会。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以及我在本书所关注的问题，则与此完全不同。

正式讨论之前，我们先看看约翰·穆勒是如何评价国际贸易价值的：

在现今人类进步程度不高的境况下，让人们接触与自己不同的人，接触他们不熟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其意义之大，简直无法估量。……这种交流一直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源泉之一，在当今时代尤其如此。目前的教育水平，还不足以使人们不犯错误地养成优良的品质，因而不断用本民族的观念和习俗，与处境不同的人们的经验和做法相比较，是不可或缺之事。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向其他民族借鉴一些东西，在特定技艺或实践上是如此，在自己相对劣势的特性要点上更是如此。2

在当今世界，比较不同的观念和习俗已经是轻而易举；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互相学习。对于地球上的诸民族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事实上，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此，我们或许可为穆勒正确指出的“人类进步的主要源泉”而庆祝。在某些方面，这种庆祝已经拉开了帷幕，就此撰写一部著作可谓是信手拈来。

然而本书的目的不是庆祝。相反，我的目标是探察实现穆勒所谓“不可或缺之事”在当下所面临的障碍，进而思考如何消除它们。

【1】罗格·谢尔曼，1721—1793年，美国政治家，1776年《独立宣言》五人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2】穆勒，1806—1873年，英国思想家，又译为约翰·穆勒，本段语出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3页，译文有较大改动。

【3】barack hussein obama, the audacity of hope, keynote address at the 2004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