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我的姨妈们不断地对我说：“你是不会有钱的……”“如果有个农民想娶你，你就应该感到很幸福了。”很小的时候我便知道，没有钱你什么也不是，而有了钱你便可以为所欲为。或者，你可以依靠你的丈夫。没有钱，我便须坐等一位先生来娶我。如果你不喜欢他，怎么办呢？其他的女孩子会逆来顺受，而我不会。我的骄傲会使我感到痛苦。那种情形简直与地狱无异。我不断地对自己说：“金钱是万能的钥匙。”这种想法本身是稀松平常的，但对我来说，它的价值在于，我十二岁就发现了这一事实。

开始人们总是想赚钱，而后又会被工作所吸引。工作的吸引力远远大于金钱。金钱最终不过是经济独立的象征。对我来说，金钱之所以能吸引我，只是因为它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并不是需要用钱去买什么东西，我从未渴求过什么，除了温柔。我需要购买的只是自由，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买下它。

刚在康朋街安顿下来时，我对生意一窍不通。我不知道什么是银行，什么是支票。对生活的无知使我感到羞愧，但是卡柏男孩更希望我保持原来的样子，保持他最初遇到我时的样子。“生意就是银行，”这就是我所得到的答案。卡柏在劳埃德银行里存下证券作为担保，他是那家银行的合伙人之一。这样我的生意便可以开始了。

一天晚上，他带我去圣日尔曼吃晚饭。

在路上我对他说，“我赚了很多钱”，语气中带着年轻人的虚荣。“生意进展极其顺利。一切都非常简单，我只需要开张支票。”我对成本、账目等等都毫无概念，不久后康朋街的一切都乱作一团。

我只关心帽子的样式，很幼稚地喜欢听人叫我“小姐”。

“是的，这样很好。但是你欠了银行的钱。”我的伴侣回答道。

“什么？我欠了银行的钱？那是因为我赚了钱吗？如果我没有赚到钱，银行是不会给我钱的。”

卡柏笑了起来，甚至带着点嘲讽的意味。

“银行给你钱，是因为我用证券做了担保。”

我的心开始跳得厉害。

“你是说我挥霍的那些钱并不是我赚的？那些钱是我的！”

“不，那是银行的。”

我怒火中烧，失望透顶。到了圣日尔曼之后，我一直向前走，走到自己筋疲力尽。

“昨天银行还打过电话给我……他们说你在银行提的钱太多了，但是亲爱的，这都无所谓……”

“银行打电话给你？为什么不打给我？那就是说我在依赖你？”

我心中绞痛，晚饭更是难以下咽。我要求回巴黎去。我们回到了加布里埃尔街的公寓。我看着那些我买下的漂亮物品，我曾经以为那些钱是我的利润。原来一切都是他在支付！我是在靠他养活！那天晚上是雷雨天气，而我胸中更是一阵暴风骤雨。我开始憎恨这个为我付钱的有教养的男人。我把手袋迎面扔向他，而后逃出门去。

“可可！……你疯了吗……”卡柏一边追着我一边喊道。

我不知方向地在雨中乱走。

“可可……理智一点。”

他在我的后面跑，在康朋街的街角追上了我。我们两个的身上都淌着水。我抽泣起来。

卡柏把我带回家。这时雨已经停了。我的骄傲所受到的深深伤害反而使我不再那么痛苦。很晚的时候，我们一起出去吃夜宵……多么糟糕的一天！第二天我很早便来到了康朋街。

“安热勒，”我对我的工长说，“我在这里不是为了消遣，不是为了胡乱挥霍。从今开始，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许为我担保，一个生丁也不行。”

“你太骄傲了，”卡柏对我说，“你会受苦的……”

一年以后，卡柏的担保便成了摆设，他可以收回他的证券了，因为康朋街的利润已经足够支付一切。骄傲是一件好事，但是从那天开始，我无忧无虑的青春彻底结束了。

一段回忆应该有其寓意性的结论：那是它存在的理由，否则它便只是一段无稽之谈。人们只有通过工作才能成名。天上不会掉馅饼，我需要亲自和面做出来给自己吃。我的朋友们说，“可可所碰到的一切，她都能将其变成金子。”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我一直在辛苦地工作。我工作了五十年，和所有人一样努力，甚至比任何人都更努力。证券、胆量或机遇，什么都无法替代工作。

有一天，我又遇到了巴先生。

“你似乎是在工作？”他不无讽刺地对我说，“卡柏养不起你吗？”

我可以这样回答这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这些轻佻女人的供养者：“我不亏欠任何人。”多么潇洒！我就是自己的主人，我只依靠我自己。卡柏男孩很清楚地注意到他并没有守住我：

“我以为我给了你一件玩具，实际上却是给了你自由。”某天，他面色忧郁地这样对我说。

1914年，战争爆发。卡柏强迫我撤退到杜维埃，他在那里为他的那些赛马租下了一栋别墅。很多优雅的女人也到了杜维埃。我不仅要为她们提供帽子，不久之后，由于缺少裁缝，我还需要为她们置备衣服。我身边只带着制帽女工，所以我把她们变成了裁缝。衣料紧缺。我按照马房仆役穿的毛衣式样为她们制作jersey针织上衣，或是为她们制作像我自己穿的那种户外运动针织衫。战争的第一个夏季过去，我赚了两千个金法郎……而且赛马也取消了最佳观赛区！

我对自己的新职业有多少了解呢？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存在裁缝这一说。我是否已经注意到自己在服装业掀起了一场革命？完全没有。一个世界正日暮西山，而另一个世界如旭日东升。我处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中，机会向我招手，我就抓住了它。我是新世纪的同龄人，时代造就我用服装展现这个时代的变迁。我们所需的，是简单、舒适、整洁，不知不觉中，我为这个世纪提供了它的一切所需。真正的成功是命中注定的。

1914年前的最佳观赛区！我没有想到，在看赛马的过程中，我见证了奢华的泯灭，目睹了十九世纪的消亡和一个时代的结束。华美的欧洲同时也是没落的欧洲。巴洛克风格闪耀着它最后的光影。繁饰扼杀了线条，额外的负载压制着身体的结构，就像是热带雨林中寄生虫使树木几近窒息。女人不过成了财富、蕾丝、貂皮、毛丝鼠皮和贵重面料的代名词。复杂的装饰、繁琐的花边、刺绣工艺、薄纱轻罗、繁复的色彩使得服装变成了一件迟来的华美艺术巨构。长长的裙裾拖扫着尘埃，调色板的各种细微变化把彩虹分解成了千万种精美的颜色，最终却使其枯燥乏味，空余矫揉造作之感。稀有变成了普遍，富有平常得一如贫穷。

孩提时代，我也同许多人一样为这种美丽所折服。在蒙多尔，十五岁的时候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定做一条裙子：我的裙子是淡紫色的，就像勒梅尔出版社的劣质小说一样的淡紫色，裙子的后身束紧，仿佛身后跟着无数的侍女。裙子两旁缀有手制的深紫罗兰花束，就像剧作家罗斯坦所描述的那样。裙子的衣领是由两根鲸须支撑，这两根鲸须一直伸进了我的脖子里。在下面，裙子的后面拖着一个“清扫机”，可以一路收集身后所有的仰慕者。

像那位拿着机械手的夫人一样，我决意定做这样一条裙子。那是近郊的一位夫人，她很穷，很少说话（在外省，人们都很少说话）。出于一种受压抑的自恋心理，或是一种隐约的包法利性格，她总是穿着不同寻常的裙子。她穿的那些紧身衣裙使我羡慕不已。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她有一只机械手，那是一把手型的金属钳子，她用它来提起裙裾，就像是系好窗帘上的束带。她很腼腆地说这样是为了节省。然而我却在其中看到了优雅的极致。我从来没敢向她借用那把形似芦笋的机械手，但是我发誓自己也要有一件同她一样的拖裾长裙。我的拖裾太长，以至于我要将它挽在臂间，我是多么优雅啊！我就这样穿着去做弥撒，我要去炫耀，我要让所有人因我惊讶……我穿好衣服下楼。结局恰如人们所料：“现在，”我的姨妈们说，“你上楼去换衣服，我们去做弥撒。”多么可怕的判决！做日课的时候，我哭了，我求上帝赐我一死。

初次的失败同样也是外省带给我的初次的礼仪课和品味课。间接地说，是我奥弗涅的姨妈们将其谦逊简朴强加在了美丽的巴黎女人身上。很多年过去，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深色的庄严朴素，我才懂得去尊敬从周围自然环境中所获取的颜色。我设计的羊驼毛织料的夏衣和羊毛呢织料的冬装，剪裁都酷似修道士的圣袍，那些优雅女士们所迷恋的这种清教主义都来源于蒙多尔。我之所以在头上低低地扣上一顶帽子，是因为奥弗涅的风会吹乱我的头发。我是征服了巴黎的公谊会教徒，正如五十年前日内瓦和美国的粗呢征服了凡尔赛。

1914年的一切仍同1900年一样。而1900年仍然是第二帝国时期，有着第二帝国时期千金易得的迷醉，其服装式样也很快地从一种风格转移到另一种风格，设计师们极其浪漫地从各个国家、各个时代汲取灵感，却没能够找到一种恰如其分的表现方式——那是因为服饰的美感永远都只是道德忠实性与情感真实性的外在体现。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成名，为什么我会经久不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1913年穿的小套装到1946年依然能穿出去，因为新的社会状况与我穿这件衣服时的社会状况具有相同的本质。

这就是为什么康朋街三十年间一直是时尚品味的中心。因为我发现了忠实性，并且按照自己的想法使时尚变得忠实。

1914年还没有出现运动裙。观看体育运动的夫人们仿佛是以前戴着圆锥形女帽观看骑士比武的夫人们。她们的腰带束得太低，她们的髋部、腿部处处都被束缚起来……她们吃得很多，于是就会变得很强壮，而正因为她们很强壮，又不想被人看出这一点，所以她们紧紧地压制着自己。紧身胸衣把脂肪挤到了胸部，把它藏在了裙子下面。通过发明jersey针织上衣，我解放了女人的身体，我放弃了腰身（直到1930年我才重新开始注意这里），我塑造出了新的廓形。为了适应这样的风格，在战争的作用下，我的客人们全部都瘦了下来，“像可可一样苗条。”“在可可那里，我们感到很年轻，像她那样做吧。”她们对其他的服装设计师说。在众多女装店主的盛怒声中，我把裙子改短了。jersey针织面料不再只用作内衣，我使它光荣地成为了外衣。

1917年，我剪短了自己浓密的黑发。我逐渐地把它越修越短，最终我梳起了短发。

“您为什么要把头发剪短？”

“因为头发妨碍我做事。”

所有人都为此陶醉，他们说我“像个小男孩儿，像个牧童”（对于女人来说，这样的话开始变成了恭维话）。

我决定用最廉价的毛皮代替昂贵华丽的皮草。我再也不从南美订购毛丝鼠皮，再也不从沙俄订购紫貂皮，我开始使用兔皮。这样我使穷苦人和小商人发了财，大商人们一直不肯原谅我这一点。

“可可的成功是因为现在不再有盛大的晚宴了，”1914年前最著名的女装设计师们如是说，“但是一件晚礼服……”

晚礼服有它容易的一面。而jersy针织上衣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和吕库古【1】一样，我不赞成使用昂贵的面料。一袭华美的面料，其本身是美的，但是一件裙子愈是金贵，就会变得愈为贫乏。人们把贫乏与简约混为一谈了（自己放弃总要好过被人剥夺）。

1920年后，大设计师们开始试图反击。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曾经在演员化妆室的一角看整个剧院大厅。那些复兴的花哨颜色让我很是吃惊，那些红色、绿色还有电蓝色，普瓦雷把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古斯塔夫·莫罗的惯用色彩全部引入了时装界，这些使我觉得恶心。俄国的芭蕾舞，那是舞台的装饰，不是服装的装饰。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曾对身边的一个人说：

“这些颜色简直让人难以忍受。我会让这些女人们穿上黑色。”

于是我主张黑色。这种颜色流行至今。因为黑色横扫一切。我以前也会容忍其他的颜色，但是会把它们处理成单色的主体。法国人总是没有整体的概念，而在英国的庭园里，构成“绿草带”之美的，恰恰是整体因素。一株秋海棠，一朵雏菊，一只云雀，孤立地看毫无特别之处；但是如果花丛有二十尺深，那么它便是一个极美的整体。

“这样会剥夺了一个女人所有的特性！”

错！女人只有处于集体之中时才能保持她独特的魅力。例如歌舞剧中的一个群众角色，把她孤立出来，她便像是一个丑陋的木偶；而我们再把她放回原来的队伍中，她不仅恢复了所有的资质，而且与其旁边的演员相对比，她的特色也凸现了出来。

我从苏格兰引进了斜纹软呢，并且用朴素的织物取代了绉绸和薄纱。我坚持让人们减少毛料衣物的清洗次数以保持其柔软度。在法国，人们洗涤的次数太多了。我从批发商那儿订购自然色颜料，我想让女人们顺应自然，服从生物适应周边环境的法则。在草地上穿一件绿裙子是非常可行的。我到罗迪耶那里，他非常骄傲地给我看了二十五种不同的灰色。这样让顾客如何做出选择呢？她需要依赖她的丈夫，而她的丈夫又有其他的事情要做，这位夫人便会推迟订货，而卖主只能空费时间。裙子裁好之后，买主又会改变主意，等等。我确实该为自己简化了色板而感到自豪。

到此为止吧，我不能为叙述一些显而易见的道理而继续饶舌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人尽皆知的，并且早已过时。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时装杂志已经写满了我的工作方法：在别人绘图设计、做玩偶娃娃或制作模型的时候，我是如何在寻找真人模特。（我的剪刀并不是普拉克西特列斯的雕刻刀，但是我同样更多地是在雕刻模型，而不是在绘图设计。）我的模特们是如此长期不变，以至于我对她们的身体和面貌比对自己的身体面貌更为熟悉。从简单的套裙到盛装礼服，我店里所出产的作品是那样地如一人所做。

如果让我写一部技术手册，我会写下：“一件制作精良的裙装可以适合所有人穿着。”虽然这样假定，但是每个女人的臀围不尽相同，肩部也是情况各异……一切都取决于肩部，如果一件裙子的肩部不合身，那么它永远都不会合身。身体的前部是不动的，背部则会弯曲。一个丰满的女人背部总是很窄，而一个消瘦的女人却往往会有宽背。背部活动的时候，至少要有十厘米的空间，必须能够俯身打高尔夫球或穿鞋子。另外还需测量顾客们双臂交叉的情况……

上身的一切接合处都在背部，所有的动作都是始于背部。因此在背部需用尽可能多的布料。衣服穿在身上应该能够活动自如。一件衣服在人们静止的时候应该能合身，而在人们运动的时候又应该有足够大的空间。不应该害怕褶皱：一个褶皱如果有用的话便总是美的。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维纳斯，因此我们无需任何掩饰，我们所遮掩的一切总会呈现得更为清晰……在模特身上，我会先用棉坯布先设计构思，真正的布料选择应该推到后面。调整得恰到好处的棉布坯衣比任何衣料看上去都更漂亮……在前面提高腰身会使一个女人显得更高，放低臀线则会掩饰下垂的臀部（臀部形状像是“一滴油”的情况真是屡见不鲜！）。裙子的后身应该裁得更长，因为它总会往上升。所有能使脖子显得颀长的设计都很美……

我可以这样一连讲上几个小时，然而很少有人会对这些产生兴趣，所有专家都了解这些基本常识。众多诸如《marie claire》杂志早已把这些知识传播到了寻常百姓家。至于美国，当我到了美国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地看到人们什么都已经知道：我在哪一年开始设计长裙，哪一年又将它们裁短。我不需要解释我的作品，它们似乎都在进行着自我阐释。

现在，我用两句话来解释为什么我不跟您提起裙子是怎样制作出来的：首先因为我从来就不是裁缝。我很羡慕那些懂得缝纫的人，而我从来没有学会过缝纫，我会刺到自己的手指；其次，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做裙子。通不过综合工科学校考试的高尚绅士们都知道如何去做。那些已经站不稳的老夫人们也知道如何去做，她们一生都针不离手，她们是能令人非常愉快的人。

而我恰好相反，我是令人非常憎恶的人，我希望有人能体会出这些由衷的话。

我和卡柏男孩住在加布里埃尔街一栋迷人的公寓里。我第一次看到乌木漆面屏风的时候，几乎喊了出来：

“真漂亮啊！”

我从未这样评价过任何物品。

“您真是太有艺术气质了……”某次晚宴中，一位陌生的老先生如是对我说。

“我没有艺术细胞。”

“那么，”他有几分紧张地斜眼看着我的请柬，“您不是香奈儿小姐？”

为了避免麻烦，我简单地回答道：“不，我不是。”

我有很多乌木漆面屏风。中世纪的时候，它们起着壁毯的作用，人们可以用屏风重构他们的房间。贝哈德对我说：

“您是个最为怪异的人。”

但是与我更为熟识的科克多却说：

“我不敢告诉别人你是怎样生活的：早上七点钟起床，晚上九点钟入睡，人们永远都不可能相信这些。而你也什么都不去争辩！”

我只喜欢在人前表现怪异。

我染出了第一批米色地毯。这种颜色让我想起踏实的土地。所有的室内家具也是同一颜色。直至有一天，“室内家具设计师”们向我求饶。

“试试白缎色，”我对他们说。

“真是好主意！”

而后成套的家具便淹没在一片雪白之中，就像伦敦萨默塞特·毛姆夫人的时装店里曾用天真的白缎色来装饰店面。天然漆、中国的蓝色与白色、带有大幅图案的米纸、英国的银器、花瓶里的白色花朵。

我同样记得亨利·伯恩斯坦【2】第一次来到加布里埃尔街时所表现出的惊讶：

“这里真是太美了！”

（从那以后，安托瓦尼特·伯恩斯坦的巧手便将这种新式装饰艺术发展起来，从体育馆剧院到大使剧院，这种艺术在当时蔚然成风。）

怪异已经到了垂死关头，我希望我曾推动了它的消亡。保罗·普瓦雷是一位有创意的女装设计师。他使最私人的午餐变成了沙布里昂【3】式的舞会，而最为简朴的茶会也如同哈里发们在巴格达所欣赏的表演。最后的交际花们，这些赏心悦目的女性，曾为我们的艺术繁荣作出卓越贡献。在“嘉娜达”【4】、弗尔萨纳、玛丽-路易丝·埃鲁埃和艾里布夫人穿着蓬裙在探戈舞曲中婀娜多姿，猎犬和猎豹陪伴在她们的身边。这确实让人陶醉，但是这很容易。（为芭蕾舞剧《天方夜谭》设计服装非常容易，但是一件黑色小裙却很难做。）我们必须对独特性保持怀疑：服装业很早就陷入了掩饰和装饰之中。某位公主为她那印有黄道十二宫的绿色披肩骄傲不已，然而这只能使无知的人感到惊艳。与其表面所呈现的效果相反，我们应该指出正是怪异毁灭了个性。所有极端的东西最终都会被贬抑。一位美国人的赞美让我非常开心：

“花了那么多钱却不落痕迹！”

我买得最多的是书，为了阅读。书曾是我最好的朋友。收音机是一个装谎话的盒子，而每一本书都是一件珍宝。最糟糕的书也会告诉你一些道理，一些真实的情况。最拙劣的小说也同样是人类经验的纪念碑。我见过很多睿智而博学的人，他们惊异于我所知的一切。如果我告诉他们我是通过小说学会了生活，那么他们更会惊诧万分。如果我有女儿，她们所有的一切教育都将来源于小说。小说里记载着别处没有写到的重要定律，这些定律往往能支配人类。在外省，人们很少说话，人们不会通过口头说教来进行教育。我曾经从女仆那里偷来蜡烛，在阁楼里借着蜡烛的微光阅读连载小说。从这些连载到最经典的巨著，所有的小说都不过是以梦做衣裳的真实故事。很小的时候，我本能地把人名录当做小说来读，而小说也不外就是更大规模的人名录。

“我从未送过你礼物，”卡柏男孩说。

“确实如此。”

第二天，我打开了他送来给我的首饰盒：里面装着一枚发冠。我从来没有见过发冠，我不知道应该把它戴在哪里。我要把它戴在脖子上吗？安热勒对我说：“这是戴在头上的，去看歌剧的时候可以戴。”

我想去看歌剧，就像一个孩子想去沙特莱剧院。我还知道男人们会送花。

“你可以给我送花，”我对卡柏说。

半小时之后，我收到了一束花。我简直欣喜若狂。又过了半小时，第二束花。我已经心满意足。再过了半小时，又是一束。这开始变得有些单调。整整两天，每半小时就会有一束花送来。卡柏男孩是想对我说些什么。我懂得了这一课。他是在告诉我什么是幸福。

我们在加布里埃尔街的幸福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几乎从不出门。晚上，为了让卡柏开心，我会梳洗打扮。我知道他很快就会说：“实际上，为什么一定要出门呢？我们在家就很好。”他喜欢我呆在属于自己的环境里，而我也有着一种后宫女人的特性，很能适应这种遁世的生活。

外面的世界在我看来是那样的不真实，我从来没有养成到那个世界去的习惯。像孩子们一样，我对社会观点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心目中的巴黎带着几分稚拙，就像一幅十五世纪的画板。例如，有一天我来到了议院。我坐在了外交专席，那是为英国使馆预留的位子。一位青年演说家以一种锐利尖刻又十分无礼的声调斥责克里蒙梭。我的反应就像是顶层楼座的常客听见了戏里叛徒的大段台词，我大声喊道：“这样凌辱国家的拯救者是多么无耻啊！”所有的人转头向我，议会厅里一片嘈杂，警务人员应声而入……

卡柏可以在克里蒙梭府上自由出入。他为克里蒙梭带来了商人的气质与才智，这其中没有等级也没有辈分。卡柏总是为他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法和实用的建议，但是他并不是完全采纳。克里蒙梭对卡柏有着一种去日无多的老人所独有的迷恋。他离不开卡柏，他请卡柏接受巴黎军事专员之职，而卡柏在英国政府中也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取这一职位。他不想因此与斯皮尔斯【5】失和，因此拒绝了克里蒙梭。

和平期间（在那个时期，战争与和平总是交替出现），卡柏因车祸丧生。我不想把这段回忆叙述成小说……他的死对我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沉重打击。失去了卡柏，我便失去了一切。“他如果还和我们在一起就再好不过了，”克里蒙梭如是写道。卡柏才智过人，性格独特，他虽然年轻，却仿佛已经有了五十岁的经验，他有着某种亦庄亦谐的威严，他那带有讽刺意味的严肃惹人喜爱又让人屈服。他虽然衣着时尚，性格却极其严肃，作为马球手和富商，他比其他人都有教养得多；他的思想非常深刻，甚至可以发展到众多不可思议的、甚至是玄学的层面。他写过很多作品，却从未拿来出版过。他的作品通常具有预言性质，他曾预见到1914年的战争不过是一个序曲，其后必将有一场更为严重、更为残酷的冲突。他留给我一段岁月所不能弥补的空虚。我知道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依然在保护着我……有一天，在巴黎，我接待了一位陌生的印度人。

“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您，小姐。是您认识的一个人传给您的消息……那个人生活得很快乐，在那个世界里再没有任何烦恼。请您接受我带来的信息，您一定会明白其中的含义。”

印度人向我转述了那条神秘的信息，除了卡柏和我，任何人都不会明白其中的含义。

我不得不说，接下来的生活并不是一段幸福的生活，虽然那段生活震惊了世人。我当时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康朋街工作了一整天之后，我只想回家休息。就像很多忙碌的巴黎人，因为太忙碌所以晚上不能出门。（这让外省人、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感到难以置信：很多法国人并不生活在街上或咖啡馆里，他们更喜欢呆在家里。）

虽然我曾经能够给周围的人带来幸福，但是我对自己的幸福却毫无概念。丑闻会妨碍我。我有各种各样故做镇静的办法。我不喜欢离开家，同样我也不喜欢别人打断我的独白，不喜欢脱离自己的思想。我不喜欢别人把我无序的生活或思想变得有条有理。秩序是一种主观的现象。我同样不喜欢听建议，不是因为我固执，而是因为我太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而且，人们给你的，往往只是玩具、药物或是只适合他们的建议。我也不喜欢依赖别人生活，因为一旦依附了别人，我就会变得软弱下来（那是我表现善意的方式），而我不喜欢软弱。正如柯蕾非常深刻地借茜朵之口所说：“爱情并不是一种体面的感情。”我酷爱批判，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批判，我的生命便已经结束。

别人都经历过青春时代。而我的青春只是一场梦。或者，梦比现实来得更好？但是孤独使我获得了成功。赌场里，当一位先生走近我，对我耳语一句之后，我就没法再赢下去。他说：

“我能不能在您的赌注里随上一千法郎？”

这种情况下，我已经预感到自己一定会输。

我不喜欢人们像玩弄小猫那样支配我。我径自走在自己开辟的道路上，虽然这条路也曾让我感到厌烦。我是这条路的奴隶，因为这是我自己作出的选择。我有着钢铁一样的坚韧，我从未旷过一个小时的工，也从未生过病。我逃过了好几个名医。他们预测我会有这样那样致命的疾病，而我则听而不闻。从十三岁开始，我就再也没有想过自杀。

我以做裙子为生。我本也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这只是一个偶然。我喜欢的不是裙子，而是工作。我为工作牺牲了一切，甚至我的爱情。工作耗尽了我的一生。

逐渐地，比起身边时时围绕一群朋友，我更习惯于周围有着一群老主顾，对他们，我可以随意地说：“请您走开。”

我把我的时间只用于工作。有一天，和我工作的奥夫人【6】懊恼地对我说：

“您讨厌我。”

我回答道：

“您觉得我几点钟会有时间讨厌您呢？”

人们会想到一切，他们会幻想出各种各样的假设，除了一种：我在工作，所以我忽视了他们。

【1】古希腊斯巴达改革家，提倡检朴。

【2】法国剧作家。

【3】沙布里昂伯爵夫人，19世纪舞蹈家。

【4】交际花名，下同。

【5】英国贵族，负责英法联络。

【6】m. a. ，香奈儿的助手奥贝尔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