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对蚕宝宝以及与她相关的方方面面有了基本的认识以后，相信你已经对她充满了温柔的爱意，这种爱意也许不是一见钟情式的，也不那么冲动，但她是绵长的，回味无穷的。
“蚕宝宝”一词，是江南蚕区的百姓对蚕的爱称，充分体现了人类对蚕的深厚感情。本书不是学术著作，请允许我时不时地以这样的方式来称谓蚕，这也是我对蚕的感情的自然流露。
与你的爱意相似，蚕宝宝的故事也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九曲回肠，虽历尽周折，却从不曾中断过。事实上，九州大地到处都深埋着关于蚕宝宝动人而真实的故事。今天，它们终于有机会登台亮相，纷纷述说那史前时代就已经开始的柔美而惊人之举，据此，你能清晰地看到蚕丝业从远古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足迹。
在下面的文字中，你会产生与神奇篇中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虽少了一点生动和趣味，却能看到那一个个巨大而坚实脚印，带给你踏踏实实的印象。当然，历史的脚印有时候不免单调，不免冗长，你得有点耐心，别嫌枯燥，别嫌啰嗦。真正的历史都是在一点一滴的平凡中铸成伟大的。
史前夏商周
1926年，中国年轻的考古学家们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忙碌着，他们正在寻找的是华夏文明的曙光。
一天，他们意外地发现了深埋于地下的半个切口平直的茧壳，好像是被什么锋利的工具削割的，同时，又出土了石制纺轮、纺锤和骨针、骨锥等纺织工具。这个遗址距今约5500年，属“仰韶文化”前期。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故名“仰韶文化”。该文化分布地域以陕西关中地区、河南为中心，年代距今约6950——4950年。
出土的茧壳与那些纺织用具是什么关系？这是不是表明至少早在5500年前，蚕丝业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按考古惯例，这只是个孤证，不足为据。那就再走着瞧吧！
1958年，浙江湖州的钱山漾，在进行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时，发现了一个属于“良渚文化”的新石器遗址。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绢片、丝带、丝线、麻布等丝麻织品，经c-14测定，这些纺织品距今约4700年。从这些丝质纺织品中，你会发现，良渚人已经掌握了娴熟的纺织技巧，毫无疑问，他们也一定掌握了养蚕、采茧、缫丝等丝绸织造的前段工艺，要不然，哪来那么多丝织品？
应该说一说“良渚文化”，这是个神秘的、高度发达的土著文化，年代跨度大致在距今5300—4200年之间。在良渚社会中，有完整的礼制和社会组织，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艺。他们在治玉、纺织、制陶、造船、酿酒等方面的高超技艺，令几千年后的现代人叹为观止。被誉为长江流域史前文明的灿烂之花。
不可思议的是，距今4200年前后，正当“良渚文化”发展到巅峰时，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地层学上分析，500年后，在浙江大地出现了文化面貌完全不同的马桥文化。专家们只能推测，也许是因为某种不可抗拒的原因，如长期洪水泛滥（因为考古学家发现，在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普遍叠压了一层淤泥和泥炭层），良渚先民被迫举迁他地。
有证据表明，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北上中原，融入了中原的华夏文化。也许，中原文化的蚕丝业正是得益于良渚文化。只是猜测而已。
1959年，江苏吴江县的梅堰乡又出土了纺轮、骨针、陶罐多件，其中黑陶罐上刻着丝绫纹及蚕形图案，据鉴定，属新石器时代文物。由此推论，当时已有原始的手工编织劳动，再从陶器上的蚕纹可推知，生长在原始桑林中的野蚕，已为先民所喜爱，蚕蛹可作美食，茧壳可以制绵，抽丝更能造福于人。因此，蚕被作为神虫膜拜，铭刻它的形象，用以装饰。
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村发现了又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被称为“河姆渡文化”。
在第一期发掘时，出土了大量与纺织有关的打纬骨机刀、骨梭、梭形器、木制绞纱棒、打纬刀、经轴（残片）和陶制纺轮等工具，经c-14测定，距今约7000年。1977年冬开始的第二期发掘中，又出土了一个象牙骨盅，上面栩栩如生地刻着四条蚕纹。另外，还在残陶片上发现了昆虫幼虫沿着叶缘啃叶的逼真图纹。
c-14测定，是一种利用放射性碳元素的半衰期原理而进行的年代鉴定技术。因为任何放射性元素都有固定的半衰期（也就是使放射量减到一半所化的时间），通过测定文物中放射性碳元素的放射量，就能推断出文物的年代，当然，这种方法也有误差，年代越久远，误差也越大。
1984年，河南荥阳县青台村，还是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5600多年的用于裹尸的浅绛色罗织物。
这些丰富的史前遗存，总算可以打消你的疑虑了吧。它们不仅告诉你至少在5000多年前蚕丝业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而且，还向世人宣布，蚕丝业的曙光并不只是从中原大地升起，几乎是同时，长江流域也已晨曦初露。
在此之前，史学界曾认为，蚕丝业起源于黄河流域，之后，才慢慢传到长江流域。直到今天，关于蚕丝业的起源还没有定论，最难的是还不能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蚕业中心在起源上的关系找到，但基本推翻了原先的黄河流域单一起源说。
可以这样想象，蚕业蹒跚着迈出的第一步其实还要更早，或许，这一步就在河姆渡骨盅上那几条蜿蜒蠕动的蚕纹上。先民们从认识野蚕，到利用野蚕丝，到驯化家养，再到缫丝织绸，经历了不知多少沧桑巨变，这个过程绝不会像神话传说中那样轻松浪漫。经过数千年的磨砺，这项伟大的功业才得以在神州大地发扬光大。
在这本书以后的叙述中，会不断出现“蚕业”、“蚕丝业”、“蚕织业”或“养蚕业”等与养蚕缫丝织绸有关的行业称谓。尽管在不同时间、地点、场合有不同的叫法，甚至有人对不同行业称谓的内涵有诸多争论，我的理解，总体上来说，它们是一回事。
因为从栽桑开始直至织绸完成，每个阶段都只不过是这个行业中的一部分，离开了这个行业的整体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自古以来，这个行业中各阶段都是连在一起，由同一些人连续完成的，只是到了近代，才由于工业化而出现了社会化大分工，变成了现在相对独立的一个个小行业。即便如此，现在依然有“茧丝绸一条龙”这样形象的说法，国家在宏观政策上也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
所以，本书中不同的称谓只是在不同叙述环境下对某个阶段有所侧重而已，不必太计较它的确切内涵。稍微来一点“模糊学”的概念，反而会使其内涵更准确一些。
后来的足迹就变得越来越清晰、坚实，步伐也大大加快了。
可以想象，刚刚脱离蛮荒，跨入文明门槛的夏朝正是蚕织技术脱胎换骨的时代，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养蚕渐渐变成了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帝王们越来越意识到蚕织对于稳固江山社稷，改善百姓生活的重要意义，所以才会把养蚕的发明权归于黄帝之妻嫘祖名下。
奴隶社会中期的商代，已经出现了很多与蚕相关的记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能找到蚕、桑、丝、帛等有趣的象形文字，你不得不叹服古代先民们丰富的想象力。
其中最完整的是祖庚（公元前1265年）、祖甲（公元前1258-公元前1250年）时的卜辞。其中有这样的卜辞：
贞元示五牛，蚕示三牛。十三月。
翻译成现代文字，意思是“十三月某日，用五头牛祭祖宗，用三头牛祭蚕神。”“元示”就是殷商的老祖宗上甲微。把蚕神与自己的祖先并列同祭，可见蚕神地位之高。
研究中发现，在武丁时期，有一组为“呼省于蚕”的卜辞竟出现了九次，它的意思是“快派人去看看蚕吧”。同样的内容占卜达九次，既说明当时对蚕事的极端重视，也可推测当时一定是遇上了蚕病暴发之类的紧急情况，占卜也不太灵验了，只好多次派人去视察督促了。
甲骨文的发现也是个很有说头的事。清代末年，河南安阳小屯村有个农民叫李成，身上长了疥疮，又疼有痒，一天，他无意中捡起地上的白片片，用力捏碎，竟然成了白粉。他便把白粉撒到疥疮上，想用它来止止痒，没想到白粉很快就把脓血吸收了，不久，身上的疥疮竟然好了。李成一高兴，就把乡亲们扔掉的白片片收集起来，跑到几里外的城里去卖。他告诉中药铺的掌柜，这东西是药材，能治疗疥疮和外伤。药店掌柜不信，对着药书查考，总算弄明白这就是中药里的“龙骨”。
自此，这种甲骨被当作中药大量出现在中药铺里。一个偶然的机会，光绪翰林王懿荣发现了这种有刻痕图案的“龙骨”，他认定这些“龙骨”是“殷商故物”，就派人到各中药铺搜罗，购藏了数千片，开了殷墟甲骨文字研究的先河，使“龙骨”变成了珍贵的古代文化研究资料。
以后，殷墟甲骨不断被大量出土，甲骨文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最有名的是被世人称作“甲骨四堂”的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和郭沫若（字鼎堂），因为这四位大学者的号或字中都有个“堂”字。
现已认定，甲骨是商王占卜的工具，上面记载的都是有关占卜的内容。目前，已出土的甲骨有15万多片，发现的单字共有4500多个，已识别的有2000多个，公认的有1000多个。
在商代的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形态逼真的玉蚕饰物和青铜器，尤其在青铜器上发现了因铜锈渗透而保存下来的丝绸残片，从中可以看到平纹绢，提花的回形纹绢，雷纹绢等复杂工艺，说明商代的养蚕、丝织技术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到了周代，有关蚕桑丝绸的记载就更为丰富了，仅《诗经》中就有大量诗篇记载了采桑、育蚕、作茧、丝织、缝衣等各个过程。西周的《考工记》记载了练丝、练帛的丝绸工艺。丝绸产品也出现了罗、纨、绮、锦、绣等名目繁多的品种。
山东济南的西周墓中甚至出土了22件玉蚕实物，系统地表现了小蚕、眠蚕、大蚕、熟蚕等蚕的整个发育阶段。
更重要的是，周代已在官制中专门设立了丝绸生产的管理机构，成为我国历史悠久的官营丝绸生产和管理机构的开端。
春秋战国时代，江南的蚕业也开始发达起来，最有力、最精彩的证据当属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了。
越王在公元前494年被吴王夫差打败后，以天天睡柴房，尝苦胆的方式下定决心，要强国雪耻。他的两位谋臣文种和范蠡向他进谏了富国强兵的计策。文种献的九条复国大计中，第二条就是要重视发展栽桑养蚕。范蠡也认为要“省赋敛，劝农桑”，并给他献上了著名的“美人计”。
“西施浣纱”的故事不但凄美，也是一个相关联的印证。西施是浙江诸暨苎罗村人，这位有“沉鱼”之容的美人原是个缫丝织绸的能手，经常到村边的若耶溪练洗织好的绢绸。
为了复国雪耻，越王的谋臣范蠡献上“美人计”，让勾践把越国的绝色美人西施送给吴王夫差。西施以牺牲自己的代价换回了越国的胜利，也使自己名垂青史。
1995年从境外购回的“者旨於赐”越王剑剑柄上缠绕着的织造精细的丝带和绢片正是当时崇尚农桑，振兴丝绸的最好例证。
《史记》和《吕氏春秋》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吴国和楚国边境两户蚕农家的女儿，在采桑时互相责骂对方偷采了桑叶，两家怒目相斗，殃成人命，惊动了两国官府。吴、楚两国原本有仇，吴国公子光便借机攻打楚国，占领了楚国的居巢和钟离两城。
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一尊春秋时期越式蚕桑纹铜尊，形象地刻划了蚕儿在桑叶上爬行、蠕动、啃食的情景，尊口沿面铸有十几组蚕形，每组两条，翘首相对，作眠蚕状，煞是生动。
春秋晚期铜鼎纹饰中的蚕桑纹生动表现了桑林人工放养的情状，证实了养蚕业曾经有过的人工放养史实。目前已出土的五件战国青铜壶上也有精美的采桑图。北京故宫收藏的宴乐、射猎、采桑纹铜壶的采桑场面中，桑树长得很高，人是爬在树上采桑叶的，而河南辉县出土的采桑纹铜壶的桑树图形，已经与人等高，由此也可看出桑树的修剪和栽培形式从乔木到低干桑的演变过程。
秦汉三国晋
公元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结束了战国时代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政权，它就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秦皇朝。遗憾的是，过于专制的秦皇朝不得人心，统一中国后只经历了短短的十五年便告灭亡。所以，并没有留下多少有关蚕丝业的记载，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关于秦皇重视蚕织的证据。
在吕不韦编撰的《吕氏春秋》中就有记载说，皇后带领众嫔妃在郊外养蚕，在皇田里采桑，一年四季都有蚕织事务，身体力行教导蚕妇。
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秦代墓葬中，一批被称为“云梦秦简”的竹简中包括了二十来种秦律。其中有一条律令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凡偷采别人家桑叶的，价值不足一钱银两的，要罚做苦役三十天。可见判罚还是蛮严厉的，如果超过一钱银两呢？可想而知，就不是做几天苦役的问题了，谁还敢对蚕织之事掉以轻心呢！
秦皇朝虽然短命，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却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政权，还创立了影响深远的皇帝制度，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制，在地方推广郡县制，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如：统一文字、度量衡及货币，销毁兵器等。
当然，秦朝统治的残暴、黑暗以及“焚书坑儒”等作为也是极不得人心的，这正是加速秦皇朝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
汉代是中国封建历史中最繁荣昌盛的朝代之一，也是蚕业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这时的蚕丝业已臻成熟，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官丝”和川蜀地区为主的“民丝”遥相呼应，形成了一片繁荣景象。
汉族的族称，也来自汉朝的“汉”字。秦统一以后，中国人口主要居住在中原一带，以“华夏”为族称。汉朝的兴旺发达，使原称为“华夏”的中原居民都流行汉礼仪，服汉衣冠，便逐渐有了“汉人”的称谓。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汉人”逐渐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族称也相应产生。
在张迁碑文中就有“蚕月之务，不闭四门”的句子，意思是说，在养蚕季节里，四面城门都通宵不关闭，以便于蚕农们采桑出入。可见当时各级官府对蚕桑生产的高度重视。
据记载，汉武帝刘彻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作了一次长途巡视，一路走，一路挥霍“皇恩”，光“御赐”的绢帛就达一百万匹之多。由此可以想象当时蚕丝业的兴旺发达和产量之高。
东汉年间，有一位大学问家叫许慎，他编撰了一部著名的《说文解字》，把汉以前的各种文物制度、物产名称都广为收集，并给予解释。其中就有许多蚕桑、丝绸的名称来历。
关于丝织品，《说文解字》是这么说的：“缯为帛总称，绢为缯别称，纨为素缯，缣为并丝缯，绨为厚缯……绫为齐人称布帛细者之名……”从他的描述中，可见当时的丝织品有多么丰富。
最能说明问题的，当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初期的大量丝绸衣物和面料，有锦、绮、绒、纱、罗、縠、绢、绣及各种印花织物，可谓琳琅满目，色彩绚丽，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有一件素纱单衣衣长有128厘米，袖长为190厘米，总重竟只有49克，还不到现在的一市两，真可以用薄若蝉翼来形容了。
马王堆汉墓是1972～1974年间发掘的重大考古发现，共有三个墓，是汉初长沙丞相利苍和他妻、儿的墓地，出土了一千多件随葬品，其中就有大量的丝织品和相关的帛画、帛书等。
后面的“神圣篇”中两度谈到的“非衣”帛画就是从一号墓中出土的，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汉代的神话艺术，也了解了缣帛织造方面的技艺。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共十二万字，大部分是已失传一、二千年的古籍，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哲学、医学、天文学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还第一次让考古学家们见识了文献中经常谈及的帛书真面目。从绢帛的尺寸中还可以推断出西汉初期纺织机的大小规格。
汉代的另一宗千秋功业是“丝绸之路”的开拓。以张骞出使西域为开端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原地区通往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贸易通道，自此以后，漫漫西行路上商旅不绝。这条路上传输的不仅仅是丝绸和奇珍异宝，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的交融，给后世留下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因为“丝绸之路”的意义实在太大了，下一章我们专门再来谈它。有意思的是，“丝绸之路”这个名字，是德国地理学家里希托芬在19世纪末才第一次叫开来的。
与中原和川蜀地区相比，汉代时的江南蚕业还是相形见绌，扭转这种局面的功臣是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孙权。
三国时期群英荟萃，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孙权实在算不上一个出类拔萃的英雄。事实上，他在治国安邦方面绝对不输孔明，真正泽被百姓的还数这位大爷。这一点你要明白噢。
在统治江南长达五十三年的时间里，孙权倡导农桑，首次在江南建立了官营织造机构。开始时，官营织造的规模并不大，只有后宫列女数十人，短短几十年间，规模扩大了十倍之多。他还重视海外贸易，开发台湾，聘问南洋，开创了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与印度和东南亚的海上贸易通道，中国的丝绸产品自此名声远扬东南亚。
在这个刀光剑影的时代，江南人民在孙权的庇护下，过起了男耕女织的安乐生活，使江南的经济和农桑得到了长足发展。
传说中孙权夫人赵氏就是一位丝织高手。她在昭阳宫中亲手织造，以为臣僚及百姓表率。她曾花费数月功夫，织出纤细的罗縠，裁作幔账，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功，暑日可使房内有清凉之感。
西晋末年的内乱和东晋十六国时期的群雄割据，使中原人民流离失所，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南迁潮。从蚕丝业发展角度看，南迁潮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蚕织技术，大大促进了江南蚕丝业的繁荣。战乱虽然带来了灾难，却无意中促进了南北方的蚕丝业技术交流。
当时的中国总人口并不多，劳动生产率也低下，人口是生产力中最主要的因素。人口的大转移就意味着经济的大转移，对社会的影响也非常大。据记载，这一次人口南迁狂潮有九十多万人南下，占当时中原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可以想象，它对中原地区的消极作用和对南方地区的积极意义。
南北朝时期，北朝的蚕丝业因为遭受晋末动乱的影响，一蹶不振，进入了中原蚕丝业的低潮期；而南朝一方面得益于中原地区转移过来的大量人口和蚕织技术，蚕丝业方兴未艾，另一方面，正值佛教大发展，寺院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寺院纷纷役使僧尼和“白徒”、“养女”们养蚕织绸，一片繁忙景象，为蚕丝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白徒”、“养女”是当时寺院中区别于僧尼的依附人口，寺庙中的称“白徒”，尼姑庵中的称“养女”。
佛教的大发展使僧尼人口急剧增加，单纯依附于社会布施已不能解决僧尼的生存问题。为了不影响佛教的发展，僧尼们开始自食其力。考虑到农桑生产会伤害生命，犯杀生戒，为尽量避免直接犯戒，寺院中便使用佃客为他们从事生产经营。“白徒”、“养女”就是专业佃客，一般不列入国家的户籍，是寺院的私属人口。
唐宋元明清
自隋唐以来直至近代的约1500年间，蚕丝业在神州大地一步步稳健地走了过来，虽历经沧海桑田，却从没有停下它坚实的脚步，成为历代经济的强有力支柱，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兴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隋朝是唐朝前的一个短命王朝，只立国三十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弹指一挥间，但却是一个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朝代。在这一点上，它与秦朝极为相似，它的功绩在于结束了长达两百多年的南北分治，重新统一了中国。
隋朝只经历了两代皇帝。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朴素爱民，勤勉治国，国力蒸蒸日上。他在长安和洛阳设置了纺织业官营作坊，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进行生产。当时，西域波斯国（即伊朗）进献织金锦“金线锦袍”，华丽异常，文帝就命令官营作坊仿制，结果仿制出来的金线锦果然光彩夺目，甚至超过了波斯国的水平，文帝甚为欣喜，由此可见当时丝织工艺水平之高。
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却一点也不像父亲，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不但鱼肉百姓，还好大喜功，挥霍无度，所以很快断送了江山。他游江南时的排场令后人们望尘莫及。据说，当时的船队浩浩荡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光挽船的士兵就有八万人，以锦采为袍，所有船只一律以织锦为帆。你见过这样的场面吗？
话要说回来，隋炀帝无意中也做了一件功被千秋的大好事。公元604年，隋炀帝离开首都长安，到洛阳巡游。为了便于南巡，第二年，他便下令开凿大运河。成千上万的劳工花了六年时间，将原有的运河连接起来，完成了全长176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这条古老的运河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蚕丝业也是盛况空前，从《旧唐书》中记载的一件史实可见一斑。
公元743年，当时的水陆运使韦坚为讨唐玄宗欢心，在宫苑的望春楼下开拓了一个广运潭，用漕船数百艘，每船装上江淮各州郡的特产，首尾相接，徐徐划行，唐玄宗亲临望春楼观望，甚为欣喜。此举曾轰动京城，如林的桅杆看得从未见过船桅的京城百姓目瞪口呆。可以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水上博览会。
在每一艘标着郡名的漕船上，你可以看到当时仅江淮一带的丝织品就已经琳琅满目了。如广陵郡载的是锦、官瑞绫绣，会稽郡载的是罗、吴绫和绛纱，吴郡载的是方丈绫，丹阳郡载的是京口绫……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来说，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蚕织业的水平，中原地区都要高于江南。这时候，江淮一带的蚕织业才刚刚崛起，还不能与中原和川蜀的蚕织业相抗衡。
这里有一则文坛逸事可以间接地说明当时的蚕业状况。
话说唐太宗李世民安邦定国以后，艺趣大增，得知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墨宝《兰亭集序》还珍藏在山阴欣永寺的高僧辩才和尚那里，一心想占为已有。他曾间接试探辩才和尚，但辩才矢口否认，说真迹已佚。
《兰亭集序》至今仍是书坛的扛鼎之作。据说在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初春，一批文人雅士在会稽郡的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兰亭雅集，王羲之有感于聚会的盛况和当时社会的炎凉，趁着酒兴一气呵成，记录了这次雅集并抒发了诸多感慨，完成了这篇文采与书艺兼备的传世名篇。
唐太宗对这件作品推崇倍至，以至于在他死后也被作为殉葬品一同进了昭陵。我们所见的《兰亭集序》都是后人的摹品。
在唐代，佛教盛行，寺庙僧人受到政府的特别保护，知名高僧更是一个特殊阶层，连皇帝也得礼让三分。唐太宗不便下诏硬夺，于是，他只好派遣谋臣监察御史萧翼前往智取。
萧翼便乔装打扮成一介潦倒书生来到欣永寺。辩才见这位北来打扮的书生，便问道：“何处檀越？”萧越回答：“弟子乃北人，贩少许蚕种来卖，欲借寺内一宿。”辩才见此情形并不生疑，便答应了。
接着，萧翼借机与辩才套近乎，大谈经纶学问，辩才见这个潦倒书生才华横溢，对答如流，乐得忘乎所以，竟然拿出了祖师爷传下来的《兰亭集序》真迹让书生一饱眼福。谁知，这位书生竟从袖筒里摸出一道圣旨，辩才和尚这才恍然大悟。可是为时已晚，《兰亭集序》真迹终于被诓走了。
这则逸事虽与蚕业没有多大关系，但间接说明了两点。第一，当时蚕业已是社会的一个重要或时髦行业，类似于现在的it行业，所以，萧翼才会找这个借口；第二，当时北方蚕业水平要明显高于南方，所以才有从北方贩蚕种来南方一说。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经济重心由中原向江南转移的起点，蚕丝业也不例外。
所谓“安史之乱”，是指唐玄宗时代的公元755年和758年连续发生的藩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
玄宗晚年纵情声色，醉心于杨贵妃，荒于朝政，而朝中任用国舅杨国忠为相。小人当道，藩将安禄山与杨国忠不和，怕对自己不利，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叛唐。潼关失守后，玄宗听从杨国忠的意见，入蜀避难。逃至马嵬坡时，兵士饥疲交迫，军心动摇，杀了杨国忠，并逼迫玄宗处置杨贵妃，玄宗无奈，只得赐死杨贵妃，让位于太子李亨，为肃宗。
安禄山则称帝为燕。公元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不久，安庆绪又被部下史思明杀害，史思明继位为大燕皇帝，但又被其养子史朝义所杀。公元763年，原安禄山部下李怀仙降唐，逼迫史朝义自杀，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才告结束。
这个时期，中原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民不聊生，而江南地区毕竟远离战场，偏安一偶，社会相对稳定，于是，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南迁狂潮。南迁的结果，不但使南方的劳动力得到大量补充，也进一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使南方的蚕织业得到了根本发展。
有一则出自李肇《国事补》的史料，生动地记录了北方蚕织技术南传的故事。
公元767年，江东节度使薛兼训到任后，发现浙江东部的蚕织技术比较落后，一心想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在军中挑选了一批未成婚者，发给他们丰厚的财物，密令他们回到北方去娶善于蚕织的妇女为妻，一年以后陆续娶回了数百名蚕织能手。从此，浙东一带的蚕织技术迅速发展，绫罗绸缎花样繁多，成为江东一带的著名产品。
这种人性化的技术引进手法实在令今人自叹不如。现在，当然已不适宜再用这种办法了，但他的创意是否对今天还有启发意义呢？
唐亡以后宋立以前，中国历史又进入了几十年的大割据时代，史称“五代十国”。在这段时期，对蚕织业而言，值得一提的是吴越国王钱镠。
这个吴越国可不是春秋战国时的吴国和越国，两个朝代差得远了，千万要搞清楚噢。
吴越国开国君王钱镠自公元893年受唐室之封为镇海节度使，907年封为吴越王，建都杭州，至978年钱俶归宋，实际统治达80多年。
钱塘江原名之江、浙江，就是因为钱王组织修筑了海塘，故名钱塘江，并留下了“钱王射潮”的美丽传说。
中原战乱频仍时割据吴越大地的吴越国王钱镠，自知国力不够强大，既没有统一全国的雄心，也不想与邻国纷争以扩充势力，所以采取了“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的政策，尽管初衷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客观上是大大推动了蚕丝业在江南的进步，出现了“桑麻遍野”的兴旺景象。
史载钱镠功成后衣锦返乡时，为显示其派头，甚至是“山林树木，皆覆以锦幄”，可以想见当时丝织业之繁荣。他的政策虽然加重了百姓税赋，却也免受了生灵涂炭，更重要的是，为宋以后的蚕丝业重心从中原转移到江南做好了准备。
公元960年，大宋帝国建立，但宋代的军事实力远不及当初的汉唐，北方分别有契丹族的辽和党项族的西夏长期与宋对峙，为保太平，宋王朝采取了以钱帛换和平的策略，每年不得不向辽和西夏输送几十万匹绢帛，朝庭对绢帛的需求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程度，所以，宋王朝只能督劝农桑，加重税赋。
经过100多年的苦心经营，到北宋末年，其商品经济比盛唐时期更见繁荣，丝绸贸易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把当时这种繁荣景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张择端，宋徽宗时的宫廷画家。该画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作品以长卷形式，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世俗景象和自然风光。
作品大致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市郊景画，第二段是汴河，第三段是城内街市。先是汴京郊外的景象。农民在田里耕作，有钱人扫墓归来。路上，驮队、挑夫、骑马坐轿的人物正匆匆进城。接下去是最精彩的部分——汴河。汴河上的拱桥如一道彩虹，桥上行人如潮，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桥下舟楫相竞相争。接着又描绘汴京的街市。城中官府衙门、民居宅院、作坊店铺、茶肆酒楼，屋宇错落，林林总总，街上车水马龙，三教九流，应有尽有，百业兴隆，热闹非凡。
《清明上河图》既是一件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丰富的形象资料，因此，它还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如果说隋唐时期江南蚕丝业还不能匹敌于中原和川蜀，北宋时则已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而且，江南蚕织业在产量上大有盖过中原和川蜀之势。从《宋会要辑稿》中记载的各路上贡丝织品的情况来看，北宋年间已经形成了全国三大丝绸产区，即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川蜀地区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前二者以质量和高档品取胜，而后者在罗、绢、绸等大路丝织品的产量上已遥遥领先。
12世纪初，女真族崛起，立国号为金，锋芒直逼宋王朝，朝庭在危难中仓惶南迁，几经颠沛流离，终于在杭州安顿下来，史称南宋。
宋王朝的南迁，又引起了第三次中原人口南迁潮，使中原地区的蚕丝业真正走向了衰败，蚕丝业的重心明显向南方倾斜。原本已经成为丝织业重镇的杭州，因为朝庭的南迁，使人口激增，市场更为繁荣。一时间，杭城内外，机声轧轧，官私作坊，遍布全城。著名的《耕织图》更是把当时的蚕织工艺和流程形象地展现给了我们。
关于《耕织图》，“神韵篇”中将有专门介绍。
当时，杭州城的丝绸贸易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街市如林，夜市如昼。在《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了杭州城中的29个行市，其中就有丝锦行、生帛行、枕冠行、故衣行、衣绢行、银朱彩色行6个行业是与丝绸相关的专业集市。除此之外，南宋时的海上丝绸贸易也相当兴盛，从浙江有三条通道把丝绸销往世界各地。向东到日本，向南到南洋各国及阿拉伯，向北则经辽东半岛转输到朝鲜。
13世纪初，北方草原上崛起了新生力量，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游牧部落从此有了自己的王。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东征西讨，荡平了中亚、西亚，势力一直扩展到欧洲边缘。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发动了向南宋的进攻，1276年，元蒙军队占领南宋都城临安。
从蚕织业角度看，因为川蜀地区正好是宋元之间长期争夺之地，战乱的影响，使人口锐减，土地荒芜，蚕织业也难逃厄运，继中原地区的衰落以后，蜀丝也辉煌不再，重心已完全转移到以杭州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历史主宰的战略转移，蚕丝业也因此得以新生。
在此期间，蚕织业曾受到一次严重的挑战，那就是棉花的栽培和棉纺织技术的普及。把棉纺织技术带到江南地区的就是著名的黄道婆。她原是松江府（现在的上海郊区）人，年轻时流落到海南岛，从当地黎族百姓那里学会了纺织技术。1295～1297年间，她遇顺道海船回到故乡，把棉纺织技术带了回来，在她的推动下，松江府成为江南地区的棉业生产中心。
令人吃惊的是，在这场纤维织物大革命中，以杭州为中心的江浙蚕织业表现得巍然不动，而其它地区则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样，江浙蚕桑主产区的地位越发显得得天独厚。
明朝以来，蚕丝业一直鼎盛于苏南和浙江嘉湖平原，数千年的历史渊源，使得这一地区的蚕织业大有“任凭沧海桑田，我自闲庭信步”的风范。在这一历史时期，其实还有很多值得一说的东西，不过，无非是说明蚕织业如何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甚至还有史学家认为，明代的蚕织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展开。
但有一个重要的史实还是想提一下，那就是郑和七下西洋，这不仅是中国远洋史，也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一大壮举。虽然早在唐代以前就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远洋贸易，但无论从规模，从对国家经济的意义，从对航海技术的推动，还是从丝绸贸易等各方面都是过去难以望其项背的。可以说，郑和下西洋续写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恢宏巨篇。
郑和小名叫三保，在宫廷里当宦官，人称三保太监。1405—1433年间，他七次率领庞大的船队远洋航海，到过中印半岛、南洋群岛、印度、伊朗和阿拉伯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和肯尼亚。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比哥伦布航行美洲要早半个多世纪。
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自缢煤山。不久，吴三桂引清军入关，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没想到的是，中国的蚕织发展史也在这个王朝出现了逆转。
虽然在清军平定江南时蚕织业受到了严重影响，但在“康乾盛世”，蚕织业仍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康熙皇帝六下江南，对江南兴盛的蚕织业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谓“康乾盛世”，是指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在位时持续了百余年的兴盛时期，有人这样评价三位帝王：如果说康熙是一位学者型的帝王，雍正是一位职业型的帝王，那么乾隆就是一位艺术型的帝王。
但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蚕织业开始出现了动荡不定的局面。先是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使纺织业飞速发展，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对生丝原料的需求大大增加，加上法国、意大利遭受严重蚕病，蚕茧产量锐减，大大刺激了我国的蚕丝产业。在此期间，江南蚕区丝绸业蓬勃兴旺，浙江湖州的南浔还涌现出号称“四象八牛七十二黄狗”的丝商群体，闻名于世的“辑里丝”获得了巴拿马金奖。接下来是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因为蚕区受战乱影响，蚕桑生产和丝绸出口都遭受严重打击。
战后，产业恢复了一段时间后，西方洋商开始操纵市场，采取“引丝扼绸”的政策，一方面大肆掠夺我国蚕丝原料，另一方面竭力扼杀丝绸织造业，使我国的蚕织产业第一次面临危机。到清末，西方列强和日本利用我国廉价的生丝原料织成洋绸，再向我国倾销。几千年来一直以发明蚕织业为荣，以出口丝绸为荣的中国，居然成了绸缎输入国。
蚕织业在清末的衰落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一点启示。曾经再辉煌、再先进的东西，也不可能独立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几千年来，蚕织业其实一直是跟着国家的命运在跑，蚕织业的发展史简直就是中华文明兴衰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