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乡民俗的表现形式是立体的、多侧面的，所以，并不总是漫天飞舞的蚕花和欢天喜地的庙会，更多的习俗，其实是体现在与生产更为直接的具体蚕事活动中。

从前述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感受到蚕乡民俗的务实精神和世俗化倾向，正是基于这样的特点，本章中你更能体会到蚕农们为了获得蚕作丰收而付出的不仅仅是艰辛的劳动，还有时时处处的良苦用心和战战兢兢。

形成这诸多习俗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蚕业生产多环节、高风险的特点。因为有太多的因素会影响蚕作的成败，而这许多因素中，在古代的科技水平下，蚕农们是没有能力认识和把握的。所以，只能求助于神灵的魔力，所以，就有了许多繁琐的民俗和森森然的蚕月。

以当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部分民俗中充斥了大量糟粕的东西，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应倡导的，但这些东西毕竟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是蚕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正如泼脏水时不应该连同孩子一块倒掉一样，只要我们带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认识和研究它们，依然可以从中发现许多闪光的东西。

桃枝显魔力

为了使自己的蚕作得以平安，蚕茧丰收，古代蚕人们创造出了形形色色的蚕神来庇护自己，可是，他们发现蚕神并不万能，虽然顶礼膜拜，虔诚祭祀，但各种各样的灾祸依然频频光临。于是，他们以为冥冥之中一定还有诸如白虎星之类的凶神恶煞在暗中作祟。

为了驱逐和防备形形色色的鬼祟，达到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目的，渐渐地，民间又衍生出五花八门的“祛祟”风俗，有的则演变为纯粹的巫术。在蚕乡，把这些专门用来对付各种凶神恶煞的风俗和巫术统称为“怯蚕祟”。

最简便易行，又无需化费什么成本的，是一些蚕农自己都能办到的仪式。因怯祟心理的差异和他们心中拟想出来的鬼神不同，办法和仪式也是五花八门。在此，不妨罗列一些最大众化的“怯蚕祟”招式，供你欣赏。

在门框上方高悬一面“照妖镜”和一把剪刀。“照妖镜”可以抵御妖魔的侵袭，因为任何妖魔在镜子面前都会现出原形来，所以妖魔是很怕镜子的。剪刀当然是用于铲除胆敢来犯的妖魔的。

在蚕室门上贴个门神，用石灰水在门前地面上画出弓和箭的样子。这个办法比较一目了然。门神的职能到哪儿都是为主人挡驾，使邪恶远离主人，借用到蚕室，当然也能确保蚕宝宝的平安。弓和箭本来就是御敌的象征，再用富于腐蚀性和刺激性的白色石灰水来画，我想大概既可以利用石灰的白色在地上留下醒目的印记，又能增强驱逐的效果吧。

虽只是个驱邪的仪式，但用石灰水来涂画仍不失其科学性。因为石灰水具有很好的消毒作用，是价廉物美的蚕用消毒材料，至今仍是养蚕消毒中的主力军。在养蚕技术倡导科学的今天，一般都要求经常在蚕室门前用石灰水消毒，以防病菌带进蚕室。所以，愚昧的形式后面有时也隐藏着科学的道理。

用米粉做成白虎形状的糕团，丢弃道旁，或送给别人吃掉，这是专门用来驱除白虎星的。古人以为邪恶的鬼魅经常会依附在与其相似的物件上，所以，用象征的手法糟蹋其象征物也就等于消灭了其本身。

清明日吃螺蛳，再把螺蛳壳抛到屋顶上去，这是专门祛除“青娘”的。古人以为蚕病的精灵是“青娘”，就躲藏在螺蛳壳内。吃掉螺蛳肉，把空壳抛上屋顶，“青娘”就无处藏匿，当然也就无从作祟了。重要的是，这一天吃螺蛳不能用嘴吸吮，而只能用针挑出，故称为“挑青”。

糟蹋白虎糕团和“挑青”，其实是出于同一种驱魔原理，也就是通过破坏妖魔的依附物来达到驱魔的目的，古人称这种方法为“厌殃法”。

有的地方还有端午节吃面条的习俗，是专门消灭蚕脓病的鬼祟“拖丝娘”的。吃面条时，不能像往常一样用门牙将面咬断，而必须一口吸入嘴内闭唇咀嚼，这样才能围歼“拖丝娘”。

也有委曲求全，希望寻求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干脆摆上一桌供品，念上一段咒语，专门请鬼祟们来大吃一顿，祈求它们别在蚕月里再来作怪。

最具有巫术特征的，是端午节这一天，蚕娘们会一手持一把由桃枝、艾草、菖蒲、大蒜等组成的束枝，一手端一碗雄黄酒，一边在自家屋子四角喷雄黄酒，一边念念有词，说一些驱赶鬼祟的套话，一边不断甩打束枝。仪式结束后，再将束枝恭恭敬敬地插在大门顶上。

有时自家桑叶不够，需从外面购进，在外来桑叶进屋前，也要先用桃枝拍打几下，以示驱赶外来“野鬼”，还要将嫩桃枝弯成小圈放在蚕匾内压邪。

由桃枝驱邪稍作引申，便出现了有的地方的蚕娘喜欢以桃花作蚕花的现象。她们将娇艳的桃花插在头上，既对得起蚕神，又驱除了邪魔，还满足了自己的爱美之心，可谓一石三鸟。

桃枝驱邪的习俗应该是古代“桃符”的演变。

《山海经》中有这样的故事：东海上有座古老的度朔山，山上有一棵大桃树，树干伸展三千里，枝杈一直伸向东北方的鬼门，鬼门下的山洞里住着百鬼，每天都由此门出入。神荼、郁垒两兄弟善降鬼魔，每年岁末必站在大树下检阅百鬼，见有害人的恶鬼，就用一种“苇索”捆起来，给专吃恶鬼的神虎充饥，为民除害。

但天下恶魔太多，神荼和郁垒忙不过来，也没法保证每家每户的平安。于是黄帝下了一道命令，除夕那天，家家户户都要在门前悬挂用桃梗刻制的神荼、郁垒神像，同时，在大门上端悬挂苇索并画上一只虎，以驱逐妖魔鬼怪。

后来，人们嫌刻木人麻烦，就直接在桃木上画两个神像，题上神荼、郁垒的名字，于除夕下午挂在门两旁祛鬼，这就是所谓的“桃符”。

到了五代，桃符上开始以吉利的联语代替神荼和郁垒的名字。后来，便慢慢演化为贴春联的习俗。王安石的名诗《元日》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百姓张贴春联的盛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类似的蚕俗还有很多。如用“旧书败卷”糊蚕辟邪；蚕室门口挂蒜头、菖蒲和楝树花，既为辟邪，也预兆蚕茧结得像楝树子一样多；还有在门窗上用石灰水摁白手印的；蚕上蔟时在柱子上剁一把刀，在蔟棚上放一碗冷饭的；蚕期中遇山间升起白雾，要敲锣打鼓、鸣放爆竹以驱赶“白鲎”的，等等，不一而足。而目的都是一个，驱除妖魔，确保蚕事太平。

“鲎”是江南对虹的称呼。在江南半山区，养蚕季节经常会遇到阴晦的天气，这种天气下，在山谷间常会升起形如虹霓的白色气带，扶摇直上半空。民间把这种现象称作“白鲎”，据说这股白气下沉，击中谁家的蚕，就会中“邪”，不会结茧。

从以上驱邪招术的主要内容来看，蚕农们要驱的主要是蚕病之“邪”，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昆虫的家蚕，本身并没有完善的抗病免疫机制，而经过数千年的家养驯化，它的抗病能力的确很弱，非常容易得病。而蚕一旦得病，不但很容易传染，而且基本上是无法治疗的。原因很简单，养蚕时个体多、密度大，生命周期又很短，不可能象普通家畜、家禽一样进行治疗。所以，蚕一旦得病，很可能会造成颗粒无收的悲惨结局，蚕农们因此格外担忧。时至今日，养蚕的第一要务仍是防病。

古代的养蚕条件较差，除了怕得蚕病，还怕一样东西，那就是老鼠。因为蚕是高蛋白小动物，最对老鼠的胃口，所以老鼠对养蚕的危害也很大。蚕农们都有养猫灭鼠的习惯，然而，养猫还不足以对付鼠害，于是，民间又产生了一个具有巫术色彩的辟邪物——蚕猫。

有的地方习惯于在养蚕前到集市上买一、二只“蚕猫”，要在没人的时候悄悄塞到蚕室的某个角落，以为这样可以吓退老鼠；有的地方则有以木刻工艺印制在各种彩纸上的“蚕猫”，与糊纸一起配套出售，蚕农买回家以后贴在蚕上；还有的地方干脆流行蚕娘们自己制作剪纸“蚕猫”，贴在蚕室墙上祛鼠。

“蚕猫”的习俗还流传到了日本，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祛鼠。在日本蚕业最昌盛的时期，每年都有大量的蚕种出口到意大利、法国，远渡重洋时，蚕猫图便成了装载蚕种的船舱里的监护者了。

以上都是一些由蚕农自已来操作的简便易行的驱邪法，但碰上特别讲究的，或家境条件较好的蚕农，便不满足于这种“野法”，而要请正而八经的巫师来作法驱鬼了。由巫师的作法仪式，又渐渐演化出“扫蚕花地”和“唱花蚕”这样蚕乡特有的文化现象来。

“扫蚕花地”是一种带有表演性质的驱邪仪式，一般在春节或清明举行。届时，表演“扫蚕花地”的艺人身穿红绣花衣裙，手拿各种小型养蚕用具作道具，在蚕室里一边表演各种虚拟的养蚕动作，一边吟唱民歌。其中最重要的动作就是打扫蚕室和扫地。

“扫蚕花地”的寓意就在于一个“扫”字，通过“扫”，就可以驱除鬼祟，禳灾辟邪，保得蚕花茂盛，体现出这一习俗的神圣意味。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神圣的“扫蚕花地”也在不断地被简化，变成了象征性的扫地。如有的蚕乡要在大年初一早晨扫地，从家门口一直扫到里面；有的地方则在新婚的第二天，新娘在喜娘的陪同下象征性地扫一次地。这些都被称作“扫蚕花地”。

“唱花蚕”的性质与“扫蚕花地”有些类似，但各地有不同的形式。最典型的“唱花蚕”是艺人们挑一付担，上供蚕神像或插一面幡旗，一边敲小锣，一边沿村游唱。来到蚕家门前，主人送他一些米面之类的东西，他则捧着蚕神像，口唱《蚕花歌》，在蚕农家兜一圈。

在水网密布的水乡，还有一种别具一格的“唱花蚕”形式。“唱花蚕”者划着小船来到蚕家门口的河埠头前，一边唱歌，一边在河心划出各种图形，煞是好看。主人则照例以米面等物相酬，之后，小船再划到别处表演。

无论是“扫蚕花地”还是“唱花蚕”，都由巫师的作法仪式演变而来，所以，依然保留着表演和程式的痕迹，只是随着崇拜心理的淡漠化，神秘的成份越来越少，才变得越来越成为一种娱人的习俗。

“怯蚕祟”是为了驱逐妖魔，遇难呈祥，但还不够。因为蚕农们知道，虽然用尽办法驱除妖魔，但妖魔们并不会善罢甘休，形形色色的灾祸依然会降临到他们头上，所以，他们从不敢奢望真的“蚕花廿四分”，而是更渴望在养蚕还没开始以前，就能预知蚕事的结果，也好有个心理准备。于是，便出现了具有占卜性质的蚕俗。

“烧田蚕”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每至大年三十或元宵节晚上，青年们在竹子或木杆顶端结扎草束，再缠上丝绵等物扎成火把，吸足油后点燃，在田岸上奔跑，执竿起舞，巡行于空旷田间，口中则喊一些祈求田蚕丰收的祷词，一旁还有人敲锣打鼓，点响爆竹。只见火龙游走，人声鼎沸，颇为壮观。而兆示来年农事和蚕事丰歉的，便是那火把。谁家的火旺，则来年田蚕丰收；火不旺，则田蚕歉收。南宋诗人范成大的《照田蚕行》诗中就有“侬家今夜火最明，的知新岁田蚕好”的诗句。

“烧田蚕”也称“照田蚕”，据说这一习俗还与隋炀帝有关。当年隋炀帝企图占妹为妃，妹妹不愿意，便要求元宵夜遍地都开“无藤着地花”，方能允婚。隋炀帝便派人高举火把在田野中狂奔，既是对妹妹要求的回应，又有威逼的意思，其妹便愤而自尽以示抗争。

之后，便演化为以“火崇拜”为主要形式的占卜性习俗。范成大的《照田蚕行》全诗生动地描绘了“烧田蚕”的情景和占卜意味。

照田蚕行

乡村腊月二十五，长竿燃炬照南亩。

近似云开森列星，远如风起飘流萤。

今春雨雹茧丝少，秋日雷鸣稻堆小。

侬家今夜火最明，的知新岁田蚕好。

夜阑风焰西复东，此占最吉余难同。

不惟桑贱谷芃芃，仍更苎麻无节菜无虫。

前文提到过的“三姑把蚕”，是专门占卜蚕事的习俗。旧时的蚕乡，市上有专门的“黄历”出售，在这种历书中，会按照“阴阳五行”推算出当年是哪一位姑把蚕，则预兆这一年的蚕事情况。

在有的地方，又从“三姑把蚕”演变出一种叫“接淘箩头姑娘”的占卜活动，在淘米箩上摆物摇动，视其状态，预测蚕事的丰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土法”也用作占卜。如在清明日插柳，根据柳叶萎蔫的迟早来占卜当年桑叶的余缺；在蚕收蚁前几天，将涂了泥的大蒜头放在蚕室的墙根，到收蚁那天，萌出的蒜芽越多则预兆当年的蚕事越兴旺。

茅盾的小说《春蚕》中，也描述了蒜芽占卜法。

在蚕乡的谚语中，也有许多是占卜蚕事的。这些谚语有的是结合物候特征从生产实际中总结出来的，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有的则纯属无稽之谈。后章中还将谈到。

蚕事多禁忌

蚕俗民风并不是空穴来风，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源于充满艰辛和苦涩的蚕业实践，其目的无非是祈求蚕作平安，企盼蚕茧丰收。所以，透过这些蚕俗民风，依然能找到许多有利于蚕作生产的合理的东西，不过，更多的则已被宗教或民间的盲目崇拜心理改造得面目全非。最典型的当数神秘的“蚕禁忌”。

禁忌，是因为古代科学落后，百姓对许多自然现象和生产中的问题无法解释和解决，只能寄情于子虚乌有的鬼神，依靠种种禁忌来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广义的禁忌并不只是“禁止”，也包括“提倡”，如反映在语言上，既有讳言，也有“口彩”。

蚕业因其发展历史久远，生产环节复杂，经营风险高，反映在“蚕禁忌”上，也就显得特别复杂多变。可以说，没有哪一种行业的禁忌会达到蚕业这样登峰造极的程度。

所谓的“蚕关门”是蚕月中最大的禁令。

“蚕关门”从蚕娘“暖种”开始一直持续到采罢蚕茧，以前文提到的“望蚕讯”为标志，才告“蚕开门”，贯穿了几乎整个蚕期。

养蚕之始，首先要“催青”，也称为“暖种”。蚕娘们身穿棉袄，将蚕种紧贴胸口，靠体温催发蚕种孵化，如遇春寒还要加盖厚棉被。在此期间，蚕娘们犹如十月怀胎，要排除一切杂念，少言寡语，尽心尽责，全家气氛也因此变得肃穆庄严，不准其他人“打扰”她。

正式养蚕开始后，一切交际活动便暂告停止，家家闭户，不相往来，村坊里行人寥落，悄然肃穆。有的地方还要求已婚蚕娘在养蚕期间孤眠独宿净身，以示虔敬。即使是平时情投意合的村邻，也只是在河埠或村道上相遇时才匆匆说上一两句问候的话便罢。

为避免外来生人冲撞蚕神，影响蚕的生长，有的地方的蚕农会在门口打上许多桃树桩，系上用左手反捻搓成的草绳，张成网状，表示禁止陌生人造访；或者在门口贴一张红纸，表示“蚕月免进”的意思；或者在廊下草帘子上插一根桃枝，以示蚕禁。如有鲁莽者上门，蚕娘也许会气急败坏地端出一盆冷水来，劈头盖脸地泼向来人。严重的话，还要在外人回去的岔路口搞一个“送客人”的仪式，以示祛邪。

由于蚕业在古代极高的经济地位，大量的国库收入都来源于蚕业，所以官府也对蚕月极为重视，“蚕关门”的禁令同样得到了官府的尊重。在此期间，官府甚至停止缉犯、诉讼、征税、会考等一切官方活动，让蚕农安心养蚕，是谓“放蚕忙。”

“蚕关门”虽是一种禁令性蚕俗，其中不乏神秘的迷信色彩，但客观上，这种习俗也源自于长期的蚕业实践，有其合理性。通过“蚕关门”，一方面可以确保蚕农们专心致力于蚕事，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控制病菌蔓延，减少蚕病的发生。

“蚕关门”只是蚕月里的总禁令，在日常蚕事活动中，禁忌更是多如牛毛。如忌敲打响声，忌哭泣吵闹，忌秽语淫辞，忌骤冷骤热，忌冷露湿叶，忌酒醋五辛，忌香烟油熏，忌披麻戴孝，忌孕产妇，忌用破蚕匾等等，还有很多语汇上的禁忌。这些禁忌中，有些符合科学道理，有些则充满了迷信色彩，特别是语言上的忌讳更属无稽之谈。

如在《农桑辑要》中引述的《务本新书》中的“六忌”就符合科学道理：忌当日迎风窗，忌西照日，忌正热忽着猛风骤寒，忌正寒陡令过热，忌不净洁人入蚕室。蚕室忌近臭秽。

而有些忌讳不但不科学，还有害于蚕事。如到大蚕期还要关闭门窗，甚至连壁缝都一概用纸糊死，以致于室内空气浑浊，既容易导致蚕病的发生，也极不利于养蚕人的健康。

旧时养蚕，以炭火加温，因为过分密闭蚕室，常常导致人体一氧化碳中毒，所以，每年蚕月都会有中毒身亡的惨剧发生。愚昧的观念还往往将这种悲剧归结为恶魔作祟，于是，“蚕禁忌”变得更为严厉，蚕农们更加战战兢兢。

对声响、哭闹等的禁忌，则完全是从蚕事的神圣性和小心翼翼而延伸出来的，显然，喧哗或响动有背于蚕事的神圣气氛。事实上，蚕并没有声音感觉器官，一般的声音并不会对蚕产生任何影响，除非直接震动蚕座，蚕才会有所知觉。所以，在蚕室外从事正常的活动，甚至用镰刀割草也在禁忌之列就未免有些可笑了。

忌孕产妇和戴孝者，是因为古人认为这样的人身上有不洁物或晦气，会冲撞了蚕事的圣洁。这完全是一种心理上的忌讳，其实与蚕事无关。

至于韭、葱、蒜等辛辣物品更是对蚕无害。现在有些用于防细菌病的蚕药中就含有这些辛辣物品的有效成分“大蒜素”。

有的则完全把蚕人格化了，引出令人发笑的禁忌来。如大眠后在蚕室内严禁赤膊，以防蚕看样学样打赤脯，不结茧；养蚕期间禁外出看戏，禁谈戏文情节，以防蚕翘首“看戏”而不食叶。

还有的则完全是凭空想象，毫无来由的禁忌。如忌拍打蚕箔，以防财气拍光；忌对蚕儿计数，以防“越数越少”；忌用破蚕匾，以防“坍匾”倒蚕，等等。

普通蚕农的心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虽然谁也说不上禁忌到底有多大的意义，但人家都这样在做，我这样做总不会错的从众心理是“蚕禁忌”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

语言禁忌是“蚕禁忌”中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主要来源于原始信仰，古人以为语言有魔力，故“犯冲”的语词不用，以免祸患或不吉利的事发生。所以，凡遇谐音语词，必要另寻它语替代，此举虽属牵强附会，但透过这些忌讳，我们有机会更全面地领略一下蚕乡独特的“禁忌文化”。

如忌“姜”、“酱”。因僵病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蚕病，与“僵”同音的字自然不能提，所以，生姜改称“辣烘”，“酱油”改称“颜色”、“鲜猛猛”、“咸酸”等。即使僵蚕本身，也要改称“冷蚕”，一旦发现僵蚕，最好不要作声，悄悄吃掉为上。

僵病是由真菌寄生于蚕体而引发的，因真菌的种类不同又有“白僵”、“绿僵”等多种僵病。

僵病虽是一大蚕病，在古代对蚕业损失很大，但僵蚕可以入药，有的地方便通过人为接种的方法专门生产僵蚕以供药用。所以，任何事都要一分为二来看。

“神采篇”中还将对“僵蚕”有所叙述。

忌“四”、“私”。因为这两个字都与“死”、“丝”谐音，所以，蚕室里不但生老病死的事一概免谈，也禁传私生子一类的轶闻。把蚕“四眠”也改称“大眠”；见到死蚕只能悄悄拣出，不能言传。

忌“爬”、“逃”，“游”。因为蚕到处乱爬，不肯吃叶是白肚病的病症，这种蚕俗称“游蚕”，所以“爬”要说成“行”，“油”要说成“滑漉漉”，“游”要说成“下水过”。连避邪物“桃枝”因桃字与“逃”谐音，也不得不改称“掌头”。

忌“虾”。吴语中“虾”的发音与浮肿同义，而浮肿是白肚病的特点，所以“虾”改称为“弯转”。白肚蚕本身则改称“白老虎”。

忌“笋”。因笋与“损”同音，所以“笋”要称“萝卜”、“钻天”。

有打油诗曰：“掘笋不叫笋，叫笋蚕要损，吃姜勿唤姜，唤姜蚕要僵”，形象地表现了这种语言禁忌的特点。

忌“亮”。因为蚕的头胸部发亮也是蚕病的症状，所以，“天亮了”要说成“天开眼了”。

忌“腐”。因豆腐带“腐”字，便雅称“白玉”，或叫“大素菜”。

忌叫“鸭”，以防压死蚕宝宝，所以称呼鸭子时以赶鸭时的吆喝声代之，叫“咧咧”。

忌“葱”。因与“冲”音近，有冲撞相克之意，所以“葱”改称“香头”。

忌“完”。“完”有完蛋、完结的意思，自然不吉利，所以，“完了”改叫“好了”。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经过长期的禁忌熏陶，如今，很多语词已不再局限于蚕月，而成为日常生活的正式称呼，这便是传统蚕区有很多物品的称呼异于别处的原因。

对蚕农而言，这种禁忌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关系到全家的盛衰，所以，决不敢掉以轻心。每至蚕期开始前，特别要对童稚告诫再三，因为童言无忌，最容易“祸从口出”。正如清代洪景皓的《蚕诗》所描述的那样：“遮满村儿也解事，暂呼春笋叫钻天。”

在蚕区，大人们往往把懵懂不解事或弱智的孩子比喻为“无心白大蚕，吃叶不结茧”，可是，即使这样责骂孩子的话在蚕月里也是不敢说的，以防应验。

与语言禁忌相对应，而又出于同样心理需求的，便是“讨口彩”，也就是说吉利话。

如睡觉要叫“眠一眠”，寓意“蚕眠一眠，大一大”。出恭方便也戏称“张一张”，吴语中“张”与“长”谐音，寓意蚕体长一长。前文“望蚕讯”中曾提到送鳓鲞、水糕，糖包子，寓意有“立想”、“丝高”、“甜在心里”、“包好”等，也是一种讨口彩。

甚至乞丐们在蚕大眠至上蔟时分，也会用稻草扎成马鸣王菩萨的样子，挨家挨户乞讨，边敲小锣，边唱莲花落：“马鸣王菩萨上门来，一家两家三家来，家家人家大发财，小茧采来像鸭蛋，大茧采来像鹅蛋……”。这更是一种直截了当的以口彩取悦蚕农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