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数千年的蚕业，在它自身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培育了灿烂的蚕文化，这里面有神圣而神秘的神话传说，有绚丽多彩的蚕花，有意味深长的蚕俗民风……与此同时，蚕文化在与蚕业相伴相随的历史进程中，也反过来滋润了蚕业，推动了蚕业的进步，更多地，则在日积月累的社会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滋养了我们的语言、文学、艺术，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泉之一。

这便是蚕文化所结出的累累硕果，当然，这些硕果本身也成了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蚕业和蚕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还远不止这些，本章所谈的仅限于文化艺术领域。“神采篇”中还将就蚕业对社会进步的贡献进行全方位的阐述。

文理同辉映

在蚕业技术与蚕文化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对文化和艺术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在这洋洋艺海之中，其中有那么几瓢是别具特色的，它们不仅散发着醇厚文化芳香，同时还闪耀着科学技术的光辉。从这些作品中，你更能觉察到蚕业技术与蚕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提携的印记，自然，它们也打通了普通百姓从文化视角了解蚕业技术和蚕文化的通道，成为后人认识和研究古代蚕业技术，寻找蚕文化发展脉络的宝贵文献。

可以把这些作品定位为散发着浓浓文化气息的技术文献或科普读物，虽然这种文化味也许并不是当时创作者的有意为之，但客观上它们的确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这一点很值得当代人好好向古人学习，为什么不能使搞技术的多一点文化涵养？为什么不能在技术文献里多一点文化的味道？为什么不能以更通俗趣味的方式来推介技术呢？

我以现在这样的方式来写这样一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中得到的启发。

首先应该重点介绍的是历史上两篇著名的《蚕赋》。一篇出自战国后期的荀况，另一篇为三国西晋时杨泉所撰。这两篇赋各具特色，一篇侧重于文化，一篇侧重于技术，但二者都兼具文学和技术价值，为我们准确把握古代蚕业科技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可靠依据。

“赋”是一种古代文体，流行于先秦两汉时代，属于一种文理简明的文学体裁，往往文字不多，言简意赅，寓理于文之中，既有文的严谨，又具诗的风韵。

荀况的《蚕赋》犹如一则谜语，通过层层叠叠的比喻和设问描述了蚕的特性，最后自己揭开谜底。全文仅170字，却准确而又栩栩如生地描写了蚕的秉性，令今人赞叹不已。

有物于此：兮其状，屡化如神，功被天下，为万世文。礼乐以成，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焉而后存。名号不美，与暴为邻。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弃其耆老，收其后世。人属所利，飞鸟所害。臣愚而不识，请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失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屡化而不寿者与？善壮而拙老者与？有父母而无牝牡者与？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夏生而恶暑，喜湿而恶雨。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谓蚕理。蚕。

荀况是战国后期赵国的大学问家，生卒年代约在公元前300年前后，被尊为与孔子、孟子齐名的先秦儒学三大家之一。著有《荀子》，现存的有32篇。著名的“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就出自《劝学篇》。《蚕赋》取自于第二十六篇《赋篇》，是其中五个小篇中的一篇，原篇无题，后人名之谓《蚕赋》。

因为“蚕”音同于残暴的“残”，所以这篇《蚕赋》中说它“名号不美，与暴为邻”。蚕吐丝结茧，奉献人类后，自己却功成身败；蚕蛾产卵后，人们丢弃将死的蛾子而收藏蚕卵以待来年，这些典型的蚕业生产特点，《蚕赋》中仅用“功立而身废，事成而家败。弃其耆老，收其后世。”寥寥数语就形象地概括了，而且还赋予了深刻的内涵。

此外，从《蚕赋》中“屡化如神”、“三俯三起”、“冬伏而夏游”、“前乱而后治”等语句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蚕业水平已对蚕的变态、眠起、化性现象及吐丝特点等都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完全可以把《蚕赋》看成一篇精炼的科技文献。

当然，象“前乱而后治”这样的语句是不是也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哲学见解和政治见解呢？这是史学家们的事了。

这篇《蚕赋》不但寓哲学思想于蚕的生理现象之中，准确地概括了蚕的一生以及它为人类作出的贡献，而且还通过赞颂蚕辛劳一生的美德，含蓄地嘲讽了过着男不耕女不织的寄生生活的贵族阶层，同时，也精确地阐述了蚕业科技理论。其巧妙地揉合文学、科技和思想内涵于一体的高超水平不得不令今人折服。

杨泉的《蚕赋》则全然不同，从文学性和思想性上来看，它无法与荀况的《蚕赋》相提并论，但它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养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确切地说，杨泉的《蚕赋》更像是一篇以赋的形式写成的蚕业生产技术要点，类似于现在专门用来辅导蚕农的技术资料。

杨泉只是西晋的一个微士，并没有出任过什么显要官职，终身默默无闻，所以少有他的传记，但他是一位地道的饱学之士，著有《物理论》十六卷、《大元经》十四卷，可惜都已亡佚。唐代马总所编的《意林》曾保留了《物理论》的片断，清代孙星衍辑集成《物理论》一卷。《蚕赋》就是其中的一个篇章。

温室既调，蚕母入处，陈布说种，柔和得所，唏用清明，浴用谷雨，爰求柔桑，切若细缕，起止得时，燥湿是俟，逍遥偃仰，进止自如，仰似龙腾，伏似虎跌，圆身方腹，列足双俱，昏明相椎，日时不居，奥台役夫，筑室于房，于房伊何，在庭之东，东受日景，西望余阳，既酌以酒，又挹以浆，壶餐在侧，脯脩在旁，我邻我党，我助我康，于是乎蚕事毕矣。

在这篇《蚕赋》中，与养蚕密切相关的重要技术要素，如温度、湿度、光线、桑叶老嫩、切桑要求、给桑规律、蚕儿动态、蚕室环境等等都一一点到，绝无疏漏，甚至连养蚕时需要大家齐心协力的劳动特点都谈到了。可见，杨泉的确可称得上是一个精通养蚕技术的行家了。

透过这篇《蚕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晋代的蚕业技术已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经验，即使用当今的科学眼光来分析，这些经验仍不失其正确性和实用性。

集中展示蚕业技术和蚕文化成果的，是历朝历代的综合性农书和专业性蚕书。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自汉代至清末，共有包含蚕业内容的综合性农书56种，专业蚕书21种，除因失传而无法考证其内容的以外，大部分都详细记录了当时对蚕业技术的认知和与之相关的民俗、文化等内容。

在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很多文化的东西都还处于萌芽状态，再加上鬼神崇拜等唯心思想的渗入，使得技术与文化紧紧纠葛在一起而难分彼此，并不象今天这样泾渭分明。所以，那些在古人看来是纯技术的农书或蚕书里，其实有大量是今人所谓的“蚕文化”的内容。正因为有了这些看似浑沌的内容，它们的史学、文学、哲学等文化价值才从中显现出来，成为我们学习研究古代蚕业技术，同时也是学习研究蚕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据有关史藉记载，我国汉代前后就已有《蚕法》、《蚕书》、《种树藏果相蚕》等专门论述蚕桑的著作，可惜，这些古籍都已经失传了。

自汉以来，较有名的综合性农书就有《汜胜之书》、《齐民要术》、《陈敷农书》、《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等，这些农书中，都设专章对栽桑、养蚕等蚕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环节详加论述，充分显示了古代农学思想对蚕业的重视。

以上所述的农书被誉为我国古代的“五大农书”，分别是各历史时期农业科技专著中的经典之作，而且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汜胜之书》强调“得时”，成为“不误农时”的传统农学思想的鼻祖；《齐民要术》的“作物轮栽”思想和马驴杂交实践都具有划时代意义；《陈农书》首次专门论述了土地利用和肥料问题，从内容到体裁都突破了先前农书的樊篱，开创了全新的农学体系；《王祯农书》以图谱的方式介绍农具，可谓农技推广史上的一大创举；《农政全书》大量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为古代“洋为中用”开放思想的典范。

在对蚕桑技术的论述上，《陈敷农书》在共三卷中，把蚕桑单列一卷讨论，首次把蚕桑放在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农桑并列思想的成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齐民要术》对蚕眠性和化性等现象的论述充分说明当时已对蚕学有了极深刻的认识，同时，书中还辑述了蚕业科技史上的一颗明珠——“永嘉八辈蚕”。

所谓“永嘉八辈蚕”，是东晋郑辑之的《永嘉记》中记载的浙江温州永嘉地区一年养八批蚕的奇迹。这在今天虽算不得什么，但在没有任何低温处理设备的一千六百多年前，先人们充分利用蚕的化性特点和自然控温技术而达到这一水平，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除此之外，由元朝司农司编撰的《农桑辑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方农书。该书中蚕桑篇幅几乎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第一次完全把“桑”与“农”进行并置考虑，这从书名中就直接反映出来了。

“司农司”并不是作者的名字，而是当时专门负责农桑的中央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农业部”。

至元元年（1264），元世祖即位，施行重农劝农政策，第二年便设置了专管农业的“劝农司”，后来又改为“司农司”。《农桑辑要》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司农司主持编写的，该书的“原序”中说：“大司农司，不治他事，而专以劝课农桑为务……”明确阐明了“司农司”的职能，由此，也可窥元代重农桑气氛之一斑。

作为农艺学和工艺学的综合性科技著作，《天工开物》提出的家蚕杂交优势现象比法国学者比兹比尔斯雅提出的杂种优势学说要早二百多年。它的“蚕浴”方法在家蚕育种和防病消毒技术上是一大进步。

《天工开物》一书的书名也很有说头。“天工”表示自然的力量，“开物”表示人力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二者相合，表达了天人合一，人力与天工相协调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该书特别重视实践，提倡探索，倡导定量，使其在古籍中独树一帜。

我国有“中华考工十大奇书”之说，即古代最伟大的十部科技著作。它们分别是：

《周髀算经》，西汉，中国第一部数学奇书。

《九章算术》，西汉，世界数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算经奇书。

《汜胜之书》，西汉，中国第一部农学奇书。

《考工记》，春秋，中国第一部工程物理奇书。

《齐民要术》，北魏，中国古代农业的百科全书。

《梦溪笔谈》，北宋，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王祯农书》，元代，中国第一部全局性农书。

《授时历经》，元代，中国最高成就的历法著作。

《天工开物》，明代，中国农艺学和工艺学奇书。

《农政全书》，明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农学奇书。

十大奇书中，有四部半是农书（《天工开物》算半部），可见农业在中国古代科技中的地位。这四部半农书中，全都有专章论述蚕业，又可见蚕业在古代农业中的地位。

以上所谈的还只是综合性典籍，大量的专业性蚕书则更为详尽地记述了各历史时期的蚕业技术和蚕文化现象。如《秦观蚕书》、《湖蚕述》、《豳风广义》、《广蚕桑说》、《蚕桑辑要》、《野蚕录》、《樗茧谱》等。其中《秦观蚕书》比日本最早的蚕书《蚕饲法记》早了600多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沈秉成编撰的《蚕桑辑要》，还在书后附录了二十首乐府诗，标题分别是护种、下蚕、采桑、饲蚕、捉眠、饷蚕、铺地、山棚、架草、上山、火、采茧、择茧、缫丝、剥蛹、作绵、生蛾、布子、相种、赛神，艺术地再现了蚕业的全过程。他还在每首诗之前都写了小序，详细地记述了浙江湖州一带蚕业生产的种种习俗，可谓文理同辉的典范。

在浙江湖州的《南浔镇志》中，当地文人董蠡舟也写了《南浔蚕桑乐府》二十六首，可谓沈秉成乐府诗的姐妹篇。他在每一首乐府之前也加小序，记述风俗民情，极为详尽。每首的标题分别为：浴蚕、护种、贷钱、糊、收蚕、采桑、稍叶、饲蚕、捉眠、饷食、出、铺地、搭山棚、架草、上山、火、回山、择茧、缫丝、揭茧、作绵、絮、生种、望蚕信、卖丝、赛神。

法国汉学家儒莲依据《授时通考》的“蚕桑篇”和《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编的《蚕桑辑要》则成了我国蚕业技术外传的见证。

艺技两相随

蚕丝业与文化艺术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其它产业那样单纯，而是一种相辅相承，共生共荣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蚕丝业，也许这个世界上的很多艺术和文化现象将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当然，艺术也为催生和丰富蚕文化，进而推动蚕丝业的繁荣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农业，虽然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根本、最重要的产业，但它之于文化艺术的意义，主要就体现在为文化艺术的成长提供了土壤和创作源泉，仅此而已。其它产业与艺术的关系也许就更为疏远一些。而蚕丝业对文化艺术的贡献则是无以伦比的，这一点，在以下的文字中你能体会得到。

蚕丝业对文化艺术的最大贡献，首先在于丝织品的发明彻底颠覆了原来的文字记录载体，使笨重的甲骨、石头、金属、竹、木等材料统统退出了历史舞台，轻盈便捷的“帛”很快取而代之。据史料记载和文物考古研究发现，早在近三千年前的西周就已经开始用丝织品替代竹、木等材料进行书写了，秦汉时期虽还大量采用简牍，但用帛作书写和绘画材料已相当流行，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大量帛书、帛画就是最有力的证据。直到唐代，依然流行用素绢作书写之用。

帛，是古代丝织品的总称。最原始的“帛”在织造方式上并不像现在这样有丰富多彩的品种，因此在使用功能上也没有明显区别，作服饰，或作书写材料主要是依经济能力而定。

简牍，就是写在竹、木等材料上的书藉，故有“竹简”、“木简”等称谓。

秦汉时期“帛”没能完全替代简牍的主要原因是当时蚕业还不够发达，丝织品无论从产量和成本上都还不能满足全社会的书写需要，只有少数贵族阶层才有能力以帛代简，所以，自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简、帛共存状态。

同时，“帛”还是纸张发明的催化剂。“神采篇”中还会有详细的描述。

“帛”的发明不仅给文字记载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同时也催生了中国特有的水墨书画艺术和绣、扇、伞等日用品，这些日用品最终都融入了大量艺术成份，演变为极具艺术价值的工艺品，甚至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

不能说丝织品的发明是书法、国画，乃至毛笔发明的必然，但毫无疑问，中国的传统书画和毛笔之所以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与丝织品的诞生有着最直接的联系。

关于书法和国画的起源上，有“书画同源”之说。从文物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很容易想象远古先民们当时的书画创造。为了记述一些事件，或为抒发一些情怀，先民们最初在岩壁上留下了似画非画，似字非字的符号或图案。随着这种创作的不断深化和成熟，符号和图案分别朝两个方向演化：抽象化的结果是诞生了最初的如甲骨文一类的象形文字；具象化的结果是演化为气韵生动的绘画。这便是书画的同一个“源”。

不管是“书”还是“画”，为了长期保存和运输、交流的需要，当它们从岩壁上走下来以后，只能保留在甲骨、竹、木等笨重的载体上，为了使“刻划”更精确美观，又衍生出刻划前的“描摹”，这也许便是毛笔诞生的机缘了。

“帛”的出现彻底革命了这种“刻划”方式。先人们很快发现，只要用水墨和各种颜色的矿物粉末，就能在“帛”上以“写”的方式轻松、快捷地完成原先笨拙、缓慢的刻划。这一切是那样的得心应手，效果是那样的神奇，仿佛“帛”就是为“写”这种方式专门准备的。

这个演变过程并不是我的臆造，而是有考古根据的。从秦汉，甚至战国时期留存下来的大量帛书、帛画，我们至今仍能想象古人第一次在“帛”上描绘时所显露的那份惊叹和欣喜之情。

由此，具有独特魅力，并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中国书画艺术便奠定了它的基本面貌，至今也没有质的改变。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因为“帛”诞生于我国的缘故，书画艺术诞生于我国也变成了必然。

关于毛笔发明的传说，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这种必然。

相传秦国将军蒙恬驻军边疆，经常要向秦始皇奏报军情，因当时的文书用的是简牍，需要用刀契刻，速度很慢，而战情瞬息多变，文书往来频繁，用刀刻字难以适应战时需要。蒙恬急中生智，随手从士兵手中的武器上撕下一撮红缨，绑在竹杆上，蘸着颜色，在白色的丝绫上书写，由此大大加快了书写速度。此后，他又因地制宜不断改良，利用北方狼、羊较多之便，采用狼毛和羊毛做笔头，制成了早期的狼毫和羊毫笔。至今制笔行业仍把蒙恬奉为祖师爷。

在这个传说中，笔的发明仍离不开丝绸相伴。历史上一直有“恬笔伦纸”之说，既反映了纸与笔的相伴相生，同时，这二者也都与丝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试想，这个世界要是不曾有过纸和笔，那么，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必然，在前面曾谈及的“轧蚕花”的圣地，湖州含山的所在区域，不仅是“蚕花娘娘”下凡光顾之地，还是全国最著名的毛笔生产基地和书画用绫绢的生产基地，有“湖笔之乡”和“绫绢之乡”的美誉。

丝绣，更是直接在蚕丝业上诞生起来的艺术品种。儒家文化的代表作《十三经》之一的《尚书》中，就记载了四千年前的章服制度，规定“衣画而裳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丝绣作品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龙凤图案绣品。可见丝绣艺术的历史也是够长的了，它几乎是伴随着蚕丝业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当然，在它的发展前期还不能算艺术，就像书画的最初功能也是实用一样，更多的是实用装饰的需要，所以，称作工艺品也许更为恰当。

丝绣，也称刺绣，可以把它看作是以针和丝线为工具材料完成的绘画艺术。除了一枚针以外，丝绣所涉及的“画版”和“颜料”都是地地道道的蚕丝产品，所以，丝绣是与蚕丝业血缘关系最近的艺术。

用不同的图案标志绣于官服之上，以区别君臣等级的方法，称作章服制度。这种制度一直沿袭后世。

宋代崇尚丝绣服装的风气，大大推动了丝绣工艺的发展。到了明代，刺绣已成为一种极具表现力的兼具艺术和工艺价值的艺术门类，先后产生了号称“四大名绣”的苏绣、粤绣、湘绣、蜀绣。

上海露香园的顾绣，就是当时最出名的刺绣。顾氏家族世代相袭的刺绣工艺名扬四海，并得到朝廷的赏识。到了清代，顾绣更是蜚声海外，吸引了大量海外商人前来订购，一时间，顾绣几乎成为刺绣的代名词，并终于使其成为一朵独立的艺术奇葩。

明嘉靖年间，上海松江府出了个进士叫顾名世，官至尚宝司函。他书画造诣极高，又深谙女眷生活寂寞，便精选宋元大家的字画名作勾勒底稿，供女眷们作刺绣消遣。

他的长子顾汇海之妾缪氏绣技极高，在苏绣的基础上独创新意，成为顾绣的真正创始人。顾名世晚年时，在上海九亩地建了一座私家园林，取名“露香园”，并收富家女子为徒传艺，自此，顾绣逐渐成为一种出自名门闺媛之手的闺阁绣，也称“露香园顾绣”。

传至他的孙媳韩希孟时，技艺登峰造极。她在针法和用色上神妙独到，已达到让人分辨不出是绣还是画的境界。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还为韩希孟的刺绣书写对题，并称其为“针圣”。后世也将这类绣品称为“画绣”。

到了清代，顾名世的曾孙女顾兰玉开设刺绣作坊，广收徒弟，传授顾秀技法。自此，顾秀之名传遍了大江南北。

此外，蚕丝业对独具中国特色的扇文化、伞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丝织品的出现，结束了中国扇以禽羽和植物叶片为扇面材料的历史，进而演变出以纨扇为代表的平扇和丰富多彩、极具艺术魅力的折扇两大系列。今天，扇子已经不仅仅是一件实用品，还由它延伸并影响了文学、戏剧、保健等其它文化领域。

丝织品不但作为扇面的制作材料给中国扇带来了革命性的进化，同时，还孕育了独具韵味的扇面文化。在中国画的画面形式中，还专门形成了“扇面”格局。

伞文化的发展也同样受益于蚕丝业。一种说法认为伞也是由黄帝发明的，称为华盖。最初的伞用兽皮做伞面，丝织品发明后，改用罗绢等丝织品，不但使伞变得轻盈美观，还逐渐把伞变成了区别身份的象征。每当帝王将相出巡时，按等级分别用不同颜色、大小、数量的罗伞伴行，以示显赫和威严。明代时，还规定“庶民不得用罗绢凉伞”，只能使用纸伞。

关于伞的发明，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春秋末年，木匠的祖师爷鲁班经常外出修建亭子，但一遇雨雪天气，常被淋湿。他的妻子云氏非常心疼丈夫，一心想做一件东西为丈夫遮风挡雨。受丈夫修亭子的启发，她用竹子劈成细条，在细条上蒙上兽皮，做成了一个可以随身携带，收张自如的“亭子”，这便是世界上第一把伞。

中国的伞在唐朝时传入日本，18世纪中叶传到西方。据说在公元1747年，一个英国人到中国旅行，看见有人撑着油纸伞在雨中行走，他欣喜若狂，发现这玩艺很适合英国的天气，就带了一把回英国。后来，雨伞变成了英国绅士必备的“武器”。

除了蚕丝业对文化艺术的直接影响和推动，它本身丰富多彩的产业特征和神秘艰辛的劳动过程也成了历代文人和艺术家的重要创作源泉。当然，他们的创作成果也成了蚕文化的组成部分。“神圣篇”中谈及的诗词歌赋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除此之外，绘画、戏曲、小说等艺术门类也都对蚕丝业投注了极大的热情。

如唐代著名画家张萱的《捣练图》，描绘了唐代妇女从事丝绢加工时的劳动场景；著名古典小说“三言两拍”的作者冯梦龙和凌蒙初因都是江南人，他们笔下的很多故事都在蚕乡的背景下展开；《红楼梦》、《金瓶梅》等文学巨著中也有大量有关丝绸的描述；现代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的《春蚕》更是通过直接描写蚕业生产来表现社会现实。

当然，艺术作品并不仅仅表现了蚕丝业。也有通过艺术手段，宣传和推广蚕丝业，为弘扬蚕丝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作品。最典型、最著名的便是《耕织图》了。

《耕织图》的最初创作者是南宋时绍兴二年至四年的于潜县令楼。当时，南宋偏安不久，宋高宗屡下“劝课农桑”的诏令，地方官吏也“以奉行劝课农桑勤怠为尝罚”，楼，常常深入民间了解农桑实情，感叹农夫蚕妇的辛劳，于是，几经修改，以连环图的形式，绘制成《耕织图》上呈朝廷。宋高宗甚为欣喜，并亲自召见了他，一时间，人人传诵，名动朝野。

《耕织图》分耕图和织图两大部分，耕图21幅，织图24幅，以后，又由楼，的孙子楼洪为每幅画配上五言诗。由于《耕织图》以写实手法详尽描绘了农耕、蚕织的全过程，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很适合作劝课农桑的宣传材料，因而受到了历代朝廷的提倡和百姓的欢迎。

南宋时，几乎各州、县府的墙上都绘有《耕织图》壁画，供官员百姓观摹。以后各朝代，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有大量的临摹作品和内容相仿的《耕织图》问世，版本达近百种之多，还流传到了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地区，对亚洲的农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楼，的原作《耕织图》并没有传世，现在存世的《耕织图》中，最有名的就是清代康熙皇帝命宫廷名画家焦秉贞和名雕刻家朱圭、梅裕凤绘制雕刻的《御制耕织图》共46幅，耕图和织图各23幅，康熙皇帝还亲自为每幅图题诗一首。

还有一个关于《蚕织图》的逸事不妨一谈。

1968年，大庆油田在清理“四旧”时发现了两卷古画，准备烧毁，幸亏当时有一位“军管会”的干部有些文物常识，决定暂不烧毁，听候处理。这事一搁就是十几年，直到1983年，大庆市政府派人把古画送到故宫博物院，经鉴定，才确认这两幅古画竟是南宋珍品《蚕织图》和《瑶池醉归图》。

原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逃时从宫中盗运出大量字画，这些国宝被运到了长春。后来，苏联红军攻克长春，溥仪被俘，这些字画也流散到了民间。

从题记和有关记载，终于了解到这幅《蚕织图》的来历。原来，楼，的《耕织图》被宋高宗“玉音嘉奖，宣示后宫”后，深得高宗续配吴皇后喜爱，于是，她又命画家临摹此图的蚕织部分，并作了一些修改，然后，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画中内容作了详尽的题注。

正是这幅《蚕织图》，才得以让我们形象地了解了宋代的蚕业风貌。

可以说，《耕织图》是古代艺术与技术相伴相随，相辅相承，共同发展的典范。

言语得滋养

蚕丝业对语言的滋养也是丰富多彩的，既有对蚕乡日常土语的深刻影响，也有对正规汉语的杰出贡献，当然，更多的则反映在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的谚语、歇后语等民间俗语上。

在前述的“蚕禁忌”中，曾谈到了大量语言禁忌。语言禁忌的初衷当然是为了蚕事的平安、吉利、兴旺，但客观上却对蚕乡的日常土语产生了最为深刻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的结果并没有导致语言的贫瘠化，也没有影响语言的功能，恰恰相反，语言禁忌使得蚕乡的土语变得更为丰富、形象和生动了。其原因就在于，某些犯忌的语言不能说了，但相应的表达仍然是不可少的，这就逼迫人们要想出更吉利、更生动的语言来替代，渐渐地，便衍生出大量蚕乡独特的语汇。

如江南很多传统蚕区把“虾”叫做“弯转”，把“笋”叫做“钻天”，把“酱油”叫做“鲜猛猛”，等等，就是最好的例子。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长期“蚕禁”文化的影响，很多蚕月里的避讳语汇曾演变为蚕乡的正式语汇，之后，随着“蚕禁忌”的淡漠化和现代文化的冲击，蚕乡这些独具特色、生动有趣的语汇又在逐渐消失，正在被全社会的大语言所同化，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还保留着这些说法。

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语言也是活的，它永远在不断演变中，永远会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精神，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为这些语汇的消亡而悲叹，但适当的研究却是必要的。

蚕丝业对正规汉语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汉字和成语两个方面。许多我们平时习以为常的汉字和成语其实都来源于蚕丝业的方方面面。

据有关专家统计，甲骨文中，带“糸”旁的字有一百多个；《说文解字》中，“糸”旁字有二百六十七个。而“糸”旁就是从古代“丝”字演变而来，凡是带“糸”偏旁的，都与蚕丝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字在现代意义上也许已与蚕丝业无关，甚至常人已不太了解它的原意，但只要稍加考证，都能找到它们的渊源。

大家都知道，现代汉字是由以象形古汉字为基础演变而来的，它们的构造主要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方式。

象形字是按事物的形状特征造出来的，如“日”、“月”、“水”等。

指事字是用象征性的符号造字，如表示数目的“一、二、三”，“刀”字上加一点表示刀口，即“刃”字等。

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偏旁合起来表示新的意思，如“休”表示一个人靠在树旁，“森”表示树木很多。

数量最多的就是形声字，占了汉字总数的80%以上。形声字由一个形旁和一个声旁组成，形旁表示意义类别，声旁指示读音，如“泻”、“钉”等。

带“糸”（现为“纟”）旁的字一般都是会意或形声字，也就是说，都是从与“丝”相关的这个类别衍生出来的，如“线”、“纬”、“纺”、“织”等。

源于蚕丝业的成语几乎与蚕丝业的文化背景和各个环节都相关联，且多有来历或故事。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成语。

沧海桑田

沧海变成了桑田，或沧海变成了桑田，比喻世事变迁很大。该典故取自晋代道学家葛洪所著的《神仙传·麻姑》：“麻姑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也可用作“沧桑”或“沧桑巨变”。

桑中之约

专指男女约期幽会。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窦氏》中写道：“桑中之约，不可长也。”古时，桑林是约定俗成的男女幽会之所。还有专指男女幽会地点的成语叫“桑间濮上”。桑间，其实是古时的地名，濮上，在濮水之上。

蚕食鲸吞

比喻不同的侵占方式同时并用。蚕食，指像蚕吃桑叶一样慢慢啃食；鲸吞，指鲸鱼吞食一样凶猛。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有：“此祟乃汝父遗一幼弟，汝兄遗二孤侄，汝蚕食鲸吞，几无余沥。”

作茧自缚

蚕吐丝作茧，把自己包在里面，比喻做事原来希望对自己有利，结果自己束缚了自己，反使自己吃亏受累。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云：“虎尾忧危切，鸿毛性命轻；烛蛾谁救护？蚕茧自缠萦。”

孟母断机

孟母用刀割断正在织机上的绸，以此来教育孟子要发奋学习。与此类似的还有“半途而废”，讲的是汉代乐羊子中途停学，其妻引刀断织以劝戒夫君的故事。

“孟母断机”的故事出自汉《列女传·母仪》。

孟子少年时曾疏于学业，一次，他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绸，便问他道“你学到什么程度了？”孟子随便答道：“就这么回事。”他母亲便拿刀割断了正在织的绸，孟子问她为何如此，母亲回答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我割断正在织的绸一样，还有什么成果可言？”从此，孟子便勤学不息，终成天下名儒。

“半途而废”的故事出自《礼记·中庸》。

一天，乐羊子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回家后把它交给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向的人不喝盗泉的水，因为它的名字令人厌恶；也不吃向别人乞讨来的食物，宁可饿死。更何况拾取别人丢失的东西，这样会玷污自己的品行。”乐羊子听了妻子的话，非常惭愧，就把那块金子扔回野外，到远方寻师求学去了。

一年后，乐羊子就回来了，妻子跪下问他为何那么快就回来。羊子答道：“没别的事，就是想家。”他妻子便拿刀割断织机上的绸说：“这段绸从蚕茧上的一根丝开始，我在机杼上费时劳作，才积累到一寸，再由一寸寸的绸积累成一匹。今天我割断了这段绸，则前面的功夫都白费了。你出去求学，也要靠日积月累，中途而归，不是与我断织一样吗？”羊子深为妻子的话所感动，重新出去求学，七年不曾回家。

经天纬地

形容人的才能极大，有规划天地的能耐。《国语·周语》：“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织物的直线；纬，织物的横线。也可作“经纬天地”，就是把天地当作一块绸缎来规划安排。

还有“经文纬武”，形容治理国家文武兼备。

锦上添花

锦，指织锦，是一种华丽的丝织品。在织锦的底子上再添加花纹，比喻美上加美。黄庭坚在《了了庵颂》中云：“又要涪翁作颂，且图锦上添花。”在织造工艺上，“锦上添花”也是一种在彩纬提花的基础上，另用小梭在织物局部挖织花纹的妆花工艺。

青出于蓝

比喻老师培养了学生，而学生又胜过了老师。《旬子·劝学》中记载：“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里的“蓝”，不是指蓝色，而是指蓝草。古代丝绸印染中，最常见的就是青色，而青色染料是从一种叫蓝草的植物中提取的。

红紫乱朱

比喻以异端乱正统，或邪说冒充真理。《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古代丝绸印染技艺中，以朱为正色，红、紫为杂色，或称间色。杂色乱正艳，是印染中的大忌。

此外，还有男耕女织、指桑骂槐、桑枢瓮牖、桑弧蓬矢、丝丝入扣、千丝万缕、经纬万方、锦绣前程、繁花似锦、衣锦还乡等，不胜枚举。有一些虽不是成语，但已被我们用得很熟，以至于完全离开了它的本意，却都来自于蚕丝业。如综合分析、组织机构、笼络人心等等。

有一个叫“织锦回文”的成语很值得专门一提。“织锦回文”的本意是一种用五色丝织成的回文诗图，转意为妻子的书信诗简，亦用以赞扬妇女的绝妙才思。

“织锦回文”，又称璇玑图，据说晋代窦滔之妻苏蕙写了一首按顺逆次序都能通读的诗，并把诗织在锦上，称为回文锦，寄给丈夫。因为这种诗构思巧妙，形式奇特，以后便成为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

相传晋代时，秦州刺史窦滔被派往襄阳驻守，他没有带他的妻子苏蕙前往，而是带着宠妾远赴襄阳出任地方官，从此与妻子中断了联系。其妻因思念丈夫，作反复回环可读的回文诗，织成锦文，寄给窦滔，提醒丈夫不要贪于美色，忘记结发妻子，劝其回心转意。璇玑图经过历代文人推读，据说已能从中读出7958首诗。后人也有以“回文锦”比喻情书的。如元代姚燧《越调·凭阑人》中有云：“织就回文停玉梭，独守银灯思念他。”

还有一类生动有趣，充满乡土气息的语汇，既来源于实际生产、生活，又反过来指导生产和生活，成为通俗易懂的口头教科书，这便是谚语、歇后语等民间俗语。

在古代，大量的平民百姓被剥夺了掌握书面语言的权利，只能通过一些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民间俗语来获取知识和做人的道理。谚语和歇后语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类，所以，它们被称为语言中的盐，成为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五彩佐料。

我们把与蚕业生产有关的谚语称为“蚕谚”，在这些“蚕谚”中，既有预测蚕事的，也有总结蚕事经验的，还有通过蚕事来阐述生活哲理的。

清明青条，老叶金条；清明白条，老叶白挑。

清明叶开苞，蚕娘朝叶笑；清明一粒谷，蚕娘朝叶哭。

谷雨雨勿休，桑叶好养牛；谷雨树头响，桑叶一斤鲞。

上述蚕谚就是利用物候和气候等特征来形象地预测产量的，其中不乏科学性和实用性。

若要桑树好，桑地不见草。

若要桑树好，冬罱河泥夏除草。

桑地上羊肥，桑树胀破皮。

年前冬耕，叶增三成。

惊蜇前后包，清明前后扫，谷雨前后养，小满前后老。

大眠眠出，状元考出。

养蚕养到小满上，养蚕娘娘要吃糠。

上述蚕谚概括地总结了搞好蚕业生产的关键技术，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对蚕农而言，这些谚语比高深莫测的理论更管用。

做天难做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种田哥哥要雨水，养蚕娘娘要晴天。

蚕等叶，叶价贵；叶等蚕，叶价贱。

桑叶要起来是宝，勿要起来是草。

多吃一口叶，多吐一口丝。

要养好蚕先培桑，要养肥猪先备糠。

马无夜草不肥，蚕无夜食不长。

上述蚕谚则描述了实际生产中经常出现的矛盾现象，透过这些现象，又阐明了其中的辩证道理。虽是蚕谚，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

上半年靠蚕，下半年靠田。

上半年人养蚕，下半年蚕养人。

蓬头赤脚一个月，快快活活过一年。

六十日早稻勿种是懒汉，廿八日龙蚕勿看是懒婆。

家不兴，少齐心；桑不兴，少河泥。

勤三年成桑，懒三年变桩。

桑条从小压，大来呒办法。

关于“桑条从小压，大来呒办法”这条蚕谚，它的本意是压桑条要趁枝条嫩小的时候去做，等枝条一成型，就压不好了。其实，这条谚语采用了暗喻手法，教导人们教育孩子要从小抓起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道理，其中还有一个故事呢。

有位风水先生一向对儿子骄生惯养，从不加管束，儿子因此变得专横跋扈。有一次儿子兴起，竟然杀了父亲，然后逃往外地谋生。走投无路中，只好出家做了和尚，终于悔悟，决心重新做人。

其实，风水先生并没有被杀死，只是老来孤苦伶仃，靠乞讨过活。后来，乞讨时遇上了已做和尚的孽子，儿子收留了他，并让他去压桑条。因为桑大枝粗，老人怎么也压不动，这才恍然悟出了这个道理。

以上蚕谚借用蚕事总结了生活经验，道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显得更为形象隽永，耐人寻味。可以说，这样的蚕谚根本就是蚕农们最生动朴实的哲学教科书。

歇后语是民间俗语中诙谐幽默的又一种形式，往往利用谐音或表面意思，引伸出另一层略带讽刺意味的本意。在蚕乡，这样的歇后语也比比皆是。如“隔年蚕做茧——无心思（新丝）”、“蚕肚皮——尽是私（丝）”、“熟透的桑椹——红得发紫”等等。

当然，民间俗语并不限于谚语和歇后语，还有谜语、俚语，以及称不上什么语的蚕乡习惯说法。如传统蚕乡喜欢把蚕昵称为“蚕宝宝”，把未正式办过婚礼的新女婿称作“毛脚”，把游手好闲的懒汉称作“懒白肚”，等等。这些色彩缤纷，充满表现力的蚕乡语汇，大大丰富了我国的语言文化，也构成了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