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看看从一条匪夷所思的小虫发展起来的蚕业。几千年以后，我们惊异地发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仅仅是那个与小虫密切相关的蚕业，它的触角几乎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每一次延伸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在这些不同的方式中，有的，是行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无疑是这个行业的伟大之处，我们不得不感叹一条小虫竟能成就如此大业，究竟是大自然的造化，还是人类的伟大？有的，也许仅源于一次偶然的灵光乍现。这个灵光乍现的偶然却改变了世界的模样，而蚕业仍是这个偶然的母体，其中，依然孕育着必然。
不管怎么说，是这条小虫孕育了蚕业，是蚕业润泽了百业，是百业兴旺了世界。我们怎能不瞪大惊诧的眼睛发出由衷的感慨呢？
静下心来想想，在现代社会，当你离开丝绸，离开蚕业，你依然会生活得很好，因为，这世界是如此的丰富多彩，缺少任何一点东西都不会对你有什么大影响。可是，假如这世界不曾有过蚕，不曾有过蚕业，且不说这个世界的经济是否会象现在这个样子，也许，你平常熟视无睹的很多东西都将不复存在。你还会说与你无干吗？
这决不是耸人听闻的想法。
立社会支柱
说蚕丝业是社会的支柱，在现代人理解起来，的确有些耸人听闻，但在以“衣食为第一要务”的农业社会里，却是很容易理解的。
在饮血茹毛的荒蛮年代，还谈不上社会呀，支柱呀什么的，可以暂且不论。进入奴隶社会早期后，考古研究表明，蚕丝业形成以前确有一段时间的“衣”主要靠的是麻类作物，而且已经有了原始的纺织业。它是否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支柱产业，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既便是，也仅限于“衣”的范畴，不可能像后来的蚕丝业一样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为，当时的社会本身还不发达，更何况，由麻主导“衣”的历史也并不久远。
在以后的社会里，尽管麻类纤维从来就没有退出过历史舞台，现在，随着纺织工艺的进步，它甚至有卷土重来之势，但它的地位从来也没有达到过像丝绸这样的境界。
当蚕丝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它很快取代了麻，占据了“衣食世界”的半壁江山。蚕丝业之所以会轻而易举地取代麻，最主要的原因是蚕丝纤维优越的性能迎合了贵族阶层奢侈浮华的生活方式，而在古代，掌握经济命脉，主导社会潮流的正是贵族阶层。
从产量上来看，麻类纤维也许从来都不输于丝绸，但由于它的消费阶层仅限于平民百姓，经济价值一直无法提升，只能屈居其后。当棉花引进我国以后，它又多了一个“平民化”的竞争对手，所以，麻类纤维从来都不曾主导过“衣世界”。
丝绸纤维巨大的消费市场刺激了蚕丝业的发展，使它一跃成为与“食世界”中的粮食生产平分秋色的主导产业，这便是“农桑”二字的来历。
蚕丝业并不仅仅是在产业上因为与粮食生产相提并论而成为社会支柱的，更重要的，它还是国库和生产者重要的收入来源，因而实实在在地成了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蚕丝业从栽桑直到织成绸缎中间所经历的生产环节复杂，付出的劳动很多，经营风险很高，更重要的，是它的终端产品所拥有的华贵性能，决定了它对社会巨大的经济贡献。
当然，这种经济贡献在古代主要是通过官办生产机构和繁重的税赋来实现的。“神秘篇”中我们曾经谈到在汉朝就已经建立了专门管理蚕丝业的机构，通过这些机构来督促发展蚕桑生产，甚至直接组织丝绸生产，并采用名目繁多的税赋手段来达到经济盘剥的目的。
唐代以后，统治者为了收取更多的税赋，蚕丝业在其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巧取豪夺的手段。如在唐朝，凡是税金或劳役不足者，都可以用绢帛实物充抵。政府还故意采取跌价折算的办法，获取更多的丝织品，使百姓不堪重负。宋朝时，还曾采用“和买”政策，盘剥了百姓无数财富。
所谓“和买”，其初衷似乎不错。就是政府在春天贷钱给农民发展生产，到夏秋天回收绢帛，这样，农民就不必向富豪去借高利贷了。可是，随后的“和买”政策便变了味。贷钱数量越来越少，甚至还会以一部分盐来充抵钱数，而要求回收的绢帛量却不断增加。到了南宋，“和买”竟发展成了“白配”，也就是政府一文不给，绢帛照样要缴纳，成了名副其实的“官抢”。
蚕丝业既成了古代统治者聚敛社会财富的重要手段，客观上，也逼迫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凤阳花鼓”调的故事，形象地反映了明朝统治者既鼓励发展蚕丝业又依靠蚕丝业聚敛财富的事实。
著名的“凤阳花鼓”调似乎已成了流浪乞讨者的专利，开场是这样的：“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从这则“凤阳花鼓”调反映出来的是百姓对明太祖朱元璋的痛恨。
史实是这样的。洪武三年，朱元璋为了使自己的家乡尽快富起来，下令江南苏松杭嘉湖一带的十四万富民迁往凤阳安家垦荒，并规定不准私自回原籍，这些富民中就有大量是蚕农。为了能回乡扫墓探亲，每年冬天，他们就乔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沿路唱着自编的“凤阳花鼓”调回到老家，次年二三月间再返回凤阳。这样做既掩人耳目，又发泄了对朱元璋的怨恨之情。
朱元璋的这一做法虽然有背常情，不得人心，但主观上他是想发展凤阳的农桑，获取更大的财富。他曾规定凡拥有五至十亩土地者，必须栽桑半亩以上，否则，就要给予交纳绢帛一匹的处罚，而按规定栽桑的则可免四年的税赋。
有史学家认为，我国明代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状态，而最早有这种表现的便是蚕丝业。特别是在江南蚕桑主产区，如浙江湖州、江苏盛泽等地的蚕丝业是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家家养蚕忙，户户机杼响，丝庄绸行星罗棋布，四方商贾云集。更有一些善经营者，经过几年扩大再生产，便发家致富了。
明初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写的一篇他与织工之间的访谈录《织工对》表明，当时织工与作坊主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雇佣关系，已没有其他身份的隶属关系，这便是资本主义萌芽早期的例证。
在古代，蚕丝业不仅是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百姓生活的经济支柱，特别是在蚕桑主产区，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经济来源。在江南蚕区，至今还流传着一些民谚，足以说明蚕丝业在百姓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如“吃饭靠田，花钱靠蚕”、“种田好来勉饱饱，看蚕好来真当好”、“稻好吃一年，蚕好用一年”，等等。
除了它对社会的经济贡献，蚕丝业的支柱地位还表现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贸易的促进。通过对贸易的促进，大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并通过“丝绸之路”等途径又大大推动了文化的进步。
丝绸贸易的历史最早可溯源到遥远的殷商时代。《管子·轻重戊》中已有“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利民，而天下化之”的记载，说明当时已驾着牛车马车开展丝帛贸易了。需要说明的是，史书中之所以专门指出丝帛贸易，是因为当时的丝帛不仅仅是商品，而且多半还承担了货币的职能，它的重要性远胜于一般商品。
据传说，商时的殷王相土是马车的发明者，殷王王亥是牛车的发明者。马车和牛车的发明使人类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工具。我以为，它们的重要意义决不亚于“四大发明”。贸易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交通工具以后才得以不断发展和成熟起来。
由于古代丝绸产量的稀少和价值的昂贵，它的货币特性持续了近两千年。在一件西周时期的铜鼎铭文上就有用一匹马和一束丝交换五个奴隶的记载。直至唐朝，丝绸还是一种高面值的非金属货币。特别是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因为国与国之间的货币不通用，丝绸所起的作用更大，它不仅本身是最大宗的贸易商品之一，同时又承担着衡量其它商品价值的货币职能。
“丝绸之路”无疑是丝绸贸易发挥社会支柱作用的典范。它的繁荣不仅进一步提高了丝绸产品的价值，为历代王朝带来滚滚财源，同时，还带动了几乎所有商品的国际贸易和不经意间的文化大融合，它对我国千百年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所发挥的推动作用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丝绸之路”和蚕丝业对文化的贡献在后续章节中还会再谈及。通过文化的力量，又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无形的，但却是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也指向蚕丝业本身的发展。所以，蚕丝业的与众不同就在于它通过文化这个重要环节，形成了对社会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影响力量。
当然，我们还不能忘记丝绸贸易的发达给交通事业所带来的进步，特别是对航海事业和海船制造技术的巨大推动作用。中国航海业的进步，又推动了西方航海时代的到来，而它便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
在现代社会，交通事业已成为社会肌体的大动脉，一刻也不可以停息，就像我们的身体不可以停止片刻的血液流动一样。不论是公路、铁路、航空还是海运，只要有一项停止运行，这个社会马上就会陷入混乱和瘫痪。在古代，交通的地位也许还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重要程度，但它对社会的影响同样是难以估量的。
促技术更新
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已为世界所公认，也是颇值得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可是，你是否知道，这“四大发明”中其中有三大发明与蚕丝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把一切人类文明成果都归功于蚕丝业的名下，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事实上，任何文明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多种因素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结果。由于蚕丝业起源早、对社会的影响大，它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多发挥一些催化剂的作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即便如此，也有它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如火药的发明和发展似乎就没它什么事。
造纸术的发明与蚕丝业的关系最为密切。
《后汉书·蔡伦传》中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可见，最初所谓的“纸”，其实就是绢帛，所以这个“纸”字用的是“纟”字旁。直至蔡伦发明的“纸”，才与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纸有点接近了。
可见，在纸的发明以前，首先是有了纸的应用，当然，那时候用的是绢帛。由于绢帛太过昂贵，才催生了以树皮、麻头、破布、旧鱼网等为原料的造纸技术。这一技术的最大好处是原料来源广泛，成本低廉，有的还是废物利用，因此可以大量生产。而这一技术的灵感便来源于古人利用废丝制造丝绵纸。
造纸术的发明者蔡伦是东汉和帝皇宫中的小太监，他曾做过制造和管理宫廷用品的官——尚方令，因而对工艺技术很有心得。当时，蔡伦看到写字所用的竹简和木简太笨重，丝帛太贵，丝绵纸又不可能大量生产，于是，他就研究改进造纸的方法。
蔡伦总结前人的经验，先把树皮、麻头、破布和破鱼网等东西剪碎或切断，放在水里浸渍相当时间，再捣烂成浆状物，还可能经过蒸煮，然后在席子上摊成薄片，放在太阳底下晒干，这样就变成纸了。蔡伦把这个重大成就报告了汉和帝，汉和帝大为赞赏，从此，全国各地都开始用这种方法造纸，这种纸因此被称为“蔡侯纸”。
东汉末年，又出了一位造纸能手，名叫左伯。他造出来的纸厚薄均匀，质地细密，色泽鲜明。当时人们称这种纸为“左伯纸”，可惜历史上没有把左伯所用的原料和制造方法记载下来。
至于后人用桑皮、稻草、竹子、蔗渣、木浆等原料造纸，都是受蔡伦用树皮造纸的启发。
到公元7世纪，造纸术开始东传至朝鲜、日本；8世纪开始，造纸术沿着丝绸之路西传至阿拉伯、摩洛哥，再到印度；14世纪后才从意大利再传遍欧洲。
印刷术的进步也有蚕丝业很大的功劳。
宋代是我国印刷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也在这一时期。在此之前，雕版印刷、銅版印刷、型版套色印刷等技术已相当成熟，而这些技术的源头便是丝绸织物的印染工艺。特别是型版套色印刷技术本来就是丝绸印染工艺，而这一工艺早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宋代的纸币、佛像等彩色印刷品用的都是这种工艺。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在印刷原理上并没有改变，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一个“活”字。
雕版印刷是印刷术中的元老，普遍认为发明于隋，盛行于唐而完善于宋。现代书籍印刷中最常用的字体“宋体”就是在宋代的雕版印刷中诞生的。我国颇具风韵的版画品种水印木刻至今仍采用雕版印刷的工艺。
活字印刷术是平民毕升在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发明的。他采用胶泥刻字，火烧陶化的办法做成活动的字模，再进行排版印刷，从而大大提高了字模的利用率和印刷工效。该技术大约在十四世纪传到朝鲜、日本，并逐渐从中亚传至埃及和欧洲。
四百年后的1450年，德国人古腾堡在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基础上，用铅、锑、锡合金铸成活铅字，开创了以机械操纵为基本特征的世界印刷史上的新纪元。
指南针的发明虽与蚕丝业没有多大关系，但它的推广应用，以至于后来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却与蚕丝业紧密相连。
指南针的前身被称为“司南”，是一个像汤匙一样的东西，发明于战国时期，沿用了一千多年，到了宋代才演变为指南针，并开始应用于航海，作为天文导航的辅助手段。“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大大推动了航海事业，也使指南针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并使这项技术逐渐成熟起来，这就是所谓的“罗盘”。
明初时，郑和下西洋续写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宏伟篇章，成为我国古代远洋航海的鼎盛时期，也把指南针的应用推向新的高峰，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指南针导航技术传给了阿拉伯人，继而传到欧洲，从此，迎来了欧洲海上霸权时代。
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历程。最初，指南针是方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风水先生，以“磁石磨针锋”的人工磁化法获得的，是风水先生察看地形风水的辅助工具。他在记载中谈到了水浮、悬丝等多种指南针的装置方法；谈到了用不同磁石可磨得指南或指北不同的磁针，虽然还不清楚磁场有南北两极和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道理，但显然已经发现了这种现象；他还指出了地球的偏磁角，即正南偏东。可见，在他那个时代，指南针技术已有相当的基础。
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后，使导航技术从定性进入了定量阶段，航海者因此能更准确地掌握航线。因为航向是由指南针确定的，所以，航海家便称航程为“针路”，根据“针路”再绘制航海图，或写成航海日记，叫“针经”。现存最早的航海图和“针经”便是郑和下西洋后留下的。
到了近代，蚕丝业对技术进步的最大贡献便是促成了人造纤维的发明。
自从人类开始认识到蚕丝纤维的优越性能以来，一直梦想着能通过人工的手段无限制地生产出可与蚕丝纤维相媲美的人造纤维，这种纤维应该有蚕丝一样的光泽，蚕丝一样的强度，应该有任意的长度……而生产成本却是非常廉价的。
十七世纪以来的欧洲工业革命，大大激发了欧洲科学家们的发明热情，更使他们醉心于蚕丝纤维的仿生研究。1664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霍克利用诞生不久的显微镜第一次观察了蚕丝纤维结构，并预言人类一定能制造出像蚕丝一样的纤维。
在以后的191年里，各国科学家一直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不懈努力，但始终没有成功。直到1855年，一位瑞典化学家获得了制造人造纤维的专利，他从植物树皮中提取纤维素，制成一种粘稠的液体，再抽拉成丝。他虽然获得了丝，但这种丝的牢度还不足以实用。1883年，又一位英国科学家取得了一项生产坚韧长丝的专利，但他的制造成本比生产真丝还高。
差不多同时的法国，正在为控制微粒子病而殚思极虑的巴斯德实验室里，他的一位叫查堂纳特的年轻助手目睹了蚕丝生产的艰难，独辟蹊径地开始了寻找蚕丝代用品的征程。他仿效蚕的吐丝机理，让从桑叶中提取的纤维素液体强迫通过微孔，再用暖风固化，终于得到了闪亮的、可用于织造的人造丝。整整25年以后，这位科学家的妻子穿上光彩照人的人造丝礼服参加了舞会。
事实上，把这种纤维称作“人造丝”并不准确，因为，它的原料并不是人造的，而是完全从植物中提取的天然纤维素，只不过用人工的方法改变了它们的形态，但它至少实现了人类自主的工业化生产，所以，习惯上仍称为“人造纤维”。人造纤维的诞生，既有蚕的功劳，又是蚕丝业催生的结果。这个历程整整走了三百多年。
人造丝的美梦并没有做完，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并没有多大进展。直到1930年，一个偶然的机遇使尼龙的诞生出现了曙光。又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在1939年实现了尼龙的工业化生产。这项发明大大推进了化工工业的前进步伐，因而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尼龙的发明奠定了合成纤维工业的基础，使纺织品的面貌焕然一新。用尼龙生产的第一件织品便是女用丝袜。据说，在美国第一次公开销售尼龙丝长袜时，曾被视为珍奇之物争相抢购，最后不得不出动警察来维持秩序。尼龙因此被当时的人们形容为“象蛛丝一样细，象钢丝一样强，象绢丝一样美”的纤维。二次大战期间，尼龙又被作为蚕丝的最佳代用品用于降落伞、飞机轮胎帘子布、军服等军工产品。
以尼龙为代表的合成纤维其实才是真正的“人造纤维”，因为它们的原料是最基本的化学物质，完全通过人工合成的方法生产出来的，但既然已经有另一类纤维被称为“人造纤维”了，所以，它们只能叫“合成纤维”了。
尼龙的发明颇具戏剧性。
1926年，美国最大的工业公司——杜邦公司的董事斯蒂恩出于对基础科学的兴趣，建议公司开展一些发现新的科学事实的基础研究。于是，公司在1928年成立了基础化学研究所，年仅32岁的卡罗瑟斯博士受聘担任该所有机化学部的负责人，他把对高分子物质的探索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
1930年，卡罗瑟斯的同事希尔在从反应器中取出熔融的聚酯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种熔融的聚合物能像棉花糖那样抽出丝来，而且这种丝冷却后强度和弹性都大大增加。这一现象使他们预感到熔融的聚合物也许能用来纺制纤维。但在随后的研究中，他们竟然得出了聚酯不可能制取合成纤维的错误结论，最终放弃了对聚酯的研究。有趣的是，1940年，英国科学家温费尔德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合成了聚酯纤维涤纶，这对他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转而研究聚酰胺。1935年，他们终于合成出聚酰胺66，这种聚合物在结构和性质上很接近天然丝，拉制的纤维具有丝的外观和光泽，其耐磨性和强度超过当时任何一种纤维，而且原料价格也比较便宜，于是，杜邦公司决定进行商品生产开发。1938年10月27日，杜邦公司正式宣布世界上第一种合成纤维正式诞生了，并将聚酰胺66命名为“尼龙”。
遗憾的是，尼龙的发明人卡罗瑟斯没能看到尼龙的实际应用。由于他一向精神抑郁，总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科学家，加之1936年他的孪生姐姐去世，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终于在1937年4月29日美国费城一家饭店的房间里喝下了掺有氰化钾的柠檬汁而自杀身亡。
从此，人类真正实现了几百年前的梦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尼龙真的完全替代了天然蚕丝，它的许多性能依旧是尼龙所无法企及的。相反，我们要感谢蚕丝业为化学纤维的发明所作的默默无闻的贡献。可以毫不为过地说，尽管蚕丝业并没有为化学纤维的诞生作过直接的贡献，但如果没有蚕，没有蚕丝业，那也一定没有化学纤维繁荣的今天。
架文化桥梁
蚕丝业与文化的渊源关系，实在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清的。前面的几个篇章中，或多或少都谈到了这方面的内容，“蚕韵篇”更是对其中最直接、最精彩的部分专门进行了讨论，尽管如此，似乎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可见蚕丝业对文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世界文明的方方面面，更何况，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孕育而成的蚕文化也是够博大精深的了。
在这个小节中，再次把蚕丝业与文化挂起钩来，只是想说明蚕丝业所泽被的“百业”也包括文化，谁也不能否认，文化是“百业”中极其重要的一方面，特别是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文化不但是当今社会的“根”，同时也是一株枝繁叶茂的产业“树”。
趁此机会，正好可以将前文中这方面有遗漏的地方再做些补充。
除去蚕丝业对诗歌、艺术、文学、民俗等方方面面的文化成果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外，从它为文化架设桥梁的角度看，最典型的便是丝绸之路。之所以再次提及丝绸之路，实在是因为它无以伦比的作用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它不但是一条绵延数千公里、触及世界各地的贸易之路，也确是一座有形的、连接欧亚大陆的长桥，通过这座长桥，世界文化实现了大交流、大融合，并蔓生出新的文化成果。
丝绸之路形成的当时，它的主要功能无疑是在政治和贸易上，文化只不过是它的“副产品”，但历经千百年岁月的融蚀，在当时看来是多么至关重要的东西，现在都已灰飞烟灭，至多在历史典籍中留下一点淡淡的痕迹，而真正存留下来、淳厚绵长的却是不朽的文化。由此来看当今世界的纷争，也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吧。
宗教是通过这座桥梁直接以文化的方式输送到中国的典型代表。当今世界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无一不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其中对中国文化最具影响力的便是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至今没有定论，有说是在西汉末年，甚至还有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出使印度求佛的说法。其中东汉初年传入我国的说法流传最广，这时候，丝绸之路正开始形成气候，较为可信。
佛教传入我国后，由于后续传播途径的演变，形成了驰名中外的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两大分支，共同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史上属于北传大乘佛教，其中传入藏区的推崇密宗，输入汉地的注重显宗，各有千秋，又相得益彰。北传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发扬光大，因而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同时，它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民族关系、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其它任何文化无法企及的，这一点，只要是中国人都能感受得到。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前三世纪被定为印度国教。它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仅比孔子大十几岁，两人是同时代人。
佛教界一直有汉明帝求法，佛教初传的史话。相传在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梦见神人身披金光飞于殿前，第二天，他便向大臣询问此神的来历。太史傅毅回答说，西方有位名叫“佛”的神仙，陛下梦见的恐怕就是他。明帝十分向往，就派使者到西域求佛。
三年后，使者到达西域的大月支国，遇到两位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便邀请他们来华。迦叶摩腾、竺法兰接受了邀请，携带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来到洛阳，明帝特意建造白马寺供他们居住。在寺中，二位高僧译出了《四十二章经》，这便是中土最早的佛经译本。
汉地佛教经过隋唐时期的佛、道、儒三教鼎立，宋明以后开始走向融合，形成了以儒学为中心，佛、道两教的宗教精神渗透其间的儒教。藏传佛教则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成为西藏地区具有统治地位的宗教。
西藏的前身称为吐蕃王朝，英语中称西藏为tibet便是“吐蕃”二字的音译。吐蕃王朝形成于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九世纪达到鼎盛时期，随之濒于崩溃，到公元十二世纪时已不复存在。王朝的兴盛时期正好与唐朝同时代，两个王朝都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在当时的亚洲大陆上发挥过巨大作用。
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和文化影响颇为奇怪。
在佛教传入汉地时，处于印度和中国汉地两国之间的西藏却迟迟没有接触佛教。据研究，尽管到公元四世纪开始有一些佛教物品传入西藏，但在当时并没有宗教意义，真正的传入时间，已晚至松赞干布时期，也就是公元七世纪的盛唐时期。这个时期，西藏才创制了藏文，开始翻译佛经，兴建佛殿，正式拉开了佛教传播的序幕。以后，又与当时的本土宗教苯波教展开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斗争和融合，终于确立了其独特的统治地位。
而与其相反，佛教虽然在印度和中国汉地拥有更悠久的历史和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甚至已影响到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但在这两大文明古国都相继衰微下来。佛教在印度的地位很像中国的道教，有源远流长的传统，但成不了正统。
当然，佛教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也得益于通过丝绸之路这座桥梁的输送，进一步传播到朝鲜、日本等东亚地区，否则，它的传播、发展和演变都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除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走的也是丝绸之路。
比较一致的说法认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标志是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九年（公元635 年），东罗马教士阿罗本经波斯来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从此，基督教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公元五世纪，基督教已通过丝绸之路在西域广泛流传，教民众多。即使是阿罗本受到唐太宗礼遇之前，他也已经在西域展开传教活动，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和尊敬。
基督教创立于公元一世纪。现在我们所用的公元纪年法就来自于基督教，把传说中基督诞生的那一年定为公元元年。
基督教传入我国时被称为“景教”，其实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也译作聂思托里（nestorius）派。《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详细记载了阿罗本受唐太宗礼遇的经过。唐太宗时，正是唐朝盛世，出于边境安定，确保丝路畅通的需要，急需取得当地边民的理解合作，而边民中有不少是基督徒，得知阿罗本正在西域传教，深受当地居民欢迎，太宗大喜过望，便以国宾礼遇召见阿罗本，还特别派遣宰相房玄龄率队到长安西郊迎接，直接迎入宫中，以表示对这位外国传教士的尊崇。
三年以后，太宗亲自下诏允许景教在国内自由传播，还在长安兴建波斯寺，自此，景教得以在中国发扬光大。
由此可见，丝绸之路为基督教的传播架起了桥梁，而基督教也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国内的繁荣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伊斯兰教的传入与基督教无论在传入的时间和方式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正统史书把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这一年，高宗在京城长安接见了已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哈里发（即国王）派来的使节。其实，真正的传入时间肯定还要再早一些，唐代史籍及小说都有唐初穆斯林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来长安及西北地区贸易的描述。杭州早在太宗时代就已有阿拉伯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杭贸易并定居，阿拉伯传教士艾比·宛葛素在阿拉伯人聚居地兴建了清真凤凰寺。
七世纪初，麦加人穆罕默德在希拉山洞的冥想中创立伊斯兰教。它的诞生比佛教和基督教都要迟得多，但不久，它即以蓬勃的活力流传于阿拉伯半岛，遍及半个世界，波斯、印度相继由佛教之国变成了“清真之国”，并很快传播到我国。其流传速度是佛教和基督教望尘莫及的，究其原因，除了其教义的作用外，大量阿拉伯商人频繁穿梭于丝绸之路是最直接的传播因素。
伊斯兰教创立之初，阿拉伯半岛各部落长期过着游牧生活，都有自己崇拜的神。伊斯兰教的“真主”一神论教义有利于阿拉伯的统一，麦加贵族害怕危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曾多方迫害伊斯兰教徒。公元622年（后来伊斯兰教徒把这一年定为伊斯兰教的纪元），穆罕默德带着部分信徒逃往麦地那，在那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国家。他病故后不久，他的继承人“哈里发（原意为穆罕默德的继承者，是事实上的国王）”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除了像宗教这样直接以文化方式传播外，更多的则是以技术传播的方式而带动了相应的文化传播，或者，重新形成相应的新本土文化。当然，技术的传播是双向的，我国的四大发明、农业、手工业技术及丝绸、陶瓷、铁器等输往西方，而西方和印度的天文学、数学及宝石、香料、棉花、葡萄等多种产品和农作物品种传入我国，其结果，是使我国和西方世界的文化、技术都得到了发展。
如在数学领域，虽然我国古代也有辉煌的成就，但在现在看来最基本的10个数字符号和十进位法是被阿拉伯人改进后，经丝绸之路分别传入欧洲和我国的，从而大大推动了世界数学学科的发展。
我们通常所说的阿拉伯数字，其实并不是阿拉伯人的专利，而是最先由印度人发明，被阿拉伯人广泛采用后简化而成的，所以，称“印度数字”才更为贴切。
棉花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众多农作物品种中影响最深远的作物。它与佛教都来自于印度，传入的时间也大致相当。在唐代以前，棉花的种植区域仅限于新疆、云南、两广和福建的部分地区，棉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无法与丝绸相抗衡。直到宋末元初，黄道婆大力推广棉纺织技术，使棉业生产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布衣文化”，最终成为民间的主流纺织产品，而丝绸因为其昂贵的特性，只能成为少数贵族阶层享用的产品。在现代，蚕丝业反而已无法与棉纺织业相提并论了。
在棉花传入我国以前，汉字中并没有“棉”字，只有“绵”字，是指丝绵。因为有了植物的“绵”，才改“纟”旁为“木”旁发明了“棉”字。古籍上所记的“木绵”是我们现在通常用作枕芯材料的的木棉，而非棉花。
以棉为中心的“布衣文化”虽没有蚕文化那么博大精深，但它已经在民间深深地扎下了根，拥有广泛的平民基础，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显山露水，只有当新事物触及其文化根基时才会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近年来纯棉织物的广泛流行便是“布衣文化”对新兴织物的有力抵抗。
与棉花相类似，随着宝石、葡萄等的输入和引种，一方面带进了相应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在我国长期的产业发展和社会消费过程中，又培育了自己的文化内涵，最终融合成异于别国的宝石文化和葡萄酒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