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妹妹,还有妈妈,谁也料想不到一贯倒霉的爸爸,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现在他确实到处受人们的尊敬。
爸爸的面孔看上去有些晦气,从我记事的那天起,一直到现在,他总是皱着眉头,苦着脸子,好像谁欠他二百吊钱似的。我们家有本古老的相册,被我们姐妹俩翻来翻去多少年,已经破旧了。但里面保存的相片,凡是有爸爸的,包括他和妈妈的结婚照,也是这副不走运的样子。一位自称会看面相的老师,曾经说过,——半点也不带恶意:“高志实是个天生注定的失败角色!”也是如此,自从爸爸大学毕业,担任教师工作以后,命运就是这样给他安排的。但今天,这个预言好像不那么灵了,因此,妈妈说:“人,不能一辈子总倒霉。”
我从心底里钦佩妈妈,她是个有远见的人,无论爸爸怎样倒霉,怎样失败,她从不后悔当初的抉择。翻过结婚照,就是妈妈、爸爸和同班同学的合影,照片已经发黄了。不过还可以辨认出来,年轻时代的妈妈,穿着连衣裙——还是五十年代的式样,活泼潇洒,丰姿翩翩,在所有女同学中是最出色的。但她却爱上在男同学里面最不出色的一个,那就是爸爸。他在最后排的边上,呆呆傻傻地站着,似乎想着什么,似乎又有些气恼。我问过爸爸:“你照相时也不会笑一笑?”
爸爸给我解释:“我在考虑毕业论文,一篇研究马卡连柯教育理论的文章。”
妈妈揭他的底:“他当时在生气,亚亚,你爸在扯谎。”
“生什么气?爸爸!”
爸爸不作声,妈妈替他回答:“因为有人建议他不要搞这种不时兴、不吃香的论文题目。”
“谁?”
妈妈指着照片上站在她身后的叶叔叔,这个一直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工作、前不久才调离开的校革委会主任,正在照片上兴高采烈地笑着,是那种很有感染力的笑。
据说,叶叔叔在大学里是个活跃人物,从这张合影上,还可以看到那张演员似的脸,确实是很漂亮的。大学生文艺会演,他和妈妈一块演过秧歌剧《夫妻识字》。我记得早先相册上有一张剧照,头上都扎着羊肚子手巾,显得土里土气的样子。后来,妈妈把这张冒傻气的剧照揭掉了,现在填补那块空白的,是妈妈在五七干校好几年劳动中的唯一照片,多少有点珍贵文物似地留存在相册上。一片白漫漫的秧田里,妈妈和许多老师弯着腰插秧,必须仔细找,才能认出妈妈的背影。
“真缺德,干吗从背后照呀?”
“那还不是故意恶心我们。”
小妹问:“妈,你总弯腰,不累吗?”
妈妈说:“小妹,想起你爸还在那里坐喷气式,我也咽着眼泪忍了。”
听到这里,爸爸把学生作业推到一边,凄苦地一笑,说实在的,他那笑,比哭还让人难受。
简直无法想象,像爸爸这样一个和成功决不沾边的中学教员,在人们心目里,会一下子变得这样有分量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当我从学院回家,走到这条再熟悉不过的僻静马路上,甚至能听到身后的窃窃私语:“高老师的女儿,这回她爸爸露脸了,应届毕业生高考成绩在全市又拔了尖……”
虽说叶叔叔调到区教育局去以后,爸爸接任校长职务,但人们仍旧习惯叫爸爸妈妈“高老师”、“王老师”,而且语调里敬重的成分多了,希求的成分多了。一所好的学校,一位好的教师受到社会尊敬的日子终于到了。我顿时觉得这条狭长的马路变得亲切起来,好像我从来也不曾这样轻松地在这条马路上走过。记得就在这同一条路上,我噙着眼泪在门缝里看到爸爸被他教过的学生押解着,朝他啐唾沫,用扎枪戳他,游斗示众。然后,我天天顺着这条狭长的路,去学校给关在地下室的爸爸送饭。也是在这条路上,我拖着才几岁的小妹,送妈妈去五七干校。哦,爸爸关了,妈妈走了,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马路上飘满了落叶和大字报碎片,妈妈脸上也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一步一回头,望着我们,停停走走。撇下两个不丁点儿的孩子,撇下关在牛棚里的丈夫,真是生离死别地揪着她的心。那时候,我才十多岁,只觉得从来没有过的冷,而妈妈,她说过:“那滋味,亚亚,只有将来当你做母亲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呀!”那些年,在这条马路上,每一步都充满了屈辱、痛苦、泪水,可见不到今天那一张张亲切的笑脸。
真的,现在,我爸爸却像俗话所讲的那样走运了。去年高考,他们学校在全市名列前茅以后,他成了大家所需要的人。妈妈在电话里告诉我:“孩子们真争气,比上届考得还要好,我恨不得一个个亲他们。”说到这里,我听出妈妈声音有些激动,在哽咽着。
“你怎么啦?妈妈!”
“没有什么,亚亚,我是高兴的,你回来过礼拜,没忘了吧,小妹的生日,咱们要小小地热闹一下。这两年,她顶惨了,你考上大学住校了,我和你爸一心又扑在学生身上,就她一个小瘫子,总锁在屋里——”说到这里,妈妈实在讲不下去了,挂上了电话。
那还消说,一提和我相依为命的小妹,我马上赶回城里。是的,在这个世界上,在那个顶顶寒冷的日子里,只有她陪着我,脸对脸地无声地哭泣,度过那一个又一个凄凉的夜晚。小妹特别懂事,她那毛茸茸的眼睛,永远那样温顺。对了,我想起来了,她还等着我校改她的作业呢!因为瘫痪,因为生病,一个教员的孩子,竟得不到在课堂读书学习的机会,这使我们,尤其是妈妈心里感到格外对不起她似的,无论如何,早就应该给她买把轮椅了。
我已经远远地看到我们的家了,那间终年潮湿发霉的小屋门前,赫然停着一辆闪光的漂亮轿车,使我眼睛为之一亮。而过去,连一辆三轮摩托,喊破了嗓子都不肯站下来。
小妹啊小妹,你原本不该瘫痪的呀……
现在,也许大学里繁重的课程,把那些阴沉的回忆都压在脑海里的最底层了,我也害怕回想怎么领着小妹度过那些灰暗岁月的?就是那一回,小妹发高烧,我深夜在马路上招了多少回手,没有一辆可怜我们的车停下来帮助,我只好背着小妹,踉踉跄跄地挣扎到了医院。哦!那年头人们的同情心,是少有的淡漠,甚至我们姐俩栽倒在医院台阶下的残雪里,竟没有人从门斗里跑出来拉一把。亏了一位打扫院子的爷爷——假如我现在见到他,还是要这样称呼他老人家的,他把我们搀扶起来,摸了摸小妹滚烫的额头,便问:“你们家大人呢?”
当他终于知道我们虽然有父有母,但实际上等于没爹没妈的孩子时,便默默地放下扫帚,抱着妹妹去挂号、候诊、化验、领药,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呵斥他,他也默默地忍受着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终于取出了药,他塞在我的口袋里,然后,又默默地抱着妹妹送我们回家,第二天,第三天,他又来背妹妹去医院打针,那化了雪又结层薄冰的路面好滑啊!他默默地走着,像罪人似地低着头。就这样,脊髓灰质炎没有夺去妹妹的生命,但下肢却瘫痪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救了妹妹命的爷爷,根本不是医院的清洁工,而是一位著名的儿科专家。妈妈领着我去感谢过,他还是那样不多说话,只是懊悔:“孩子本来不致落到这样的结果,他们剥夺了我治疗的权利。”
“谢谢你,教授,你在那样的处境底下……”
他叹了口气:“没有办法,我爱孩子!”
如果让我本着良知去选举最伟大的人,我一定投儿科医生和教员的票,因为职业使他们关怀孩子,假如没有他们,这个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呢?
爸爸就是这样,他的心系在学生身上,甚至关押在地下室里,甚至在小将们的棍棒底下,他也忘不了履行一个教师的神圣职责,竟给几个看守他的学生补习功课,别的被关的老师都劝他:“算了吧,老高,还嫌没吃够苦头!”
“这世界还不至于那样绝望吧?”
“你呀你呀!真是恶习改不了。”
“有什么办法?”爸爸回答,也是教授说过的那句话:“我爱孩子。”学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啊!
所以粉碎“***”以后,他终于重登讲台,就和还担当革委会主任的叶叔叔,产生了更大的分歧,他赞成培养孩子们的集体感、荣誉感、责任感,不同意分快慢班、搞“小灶”、弄“营养钵”,他问:“剩下的孩子怎么办?手心是肉,手背就不是肉了么?我从来不相信,除了天生的愚痴以外,有绝对笨的孩子!”
一直总是跟上时代的叶叔叔说:“你呀你呀,老高,就是不领会上级精神,所以总倒霉,让我这个老同学都没法替你说话。”
其实爸爸在课堂上、在家庭里、在熟人中间,能够侃侃而谈,有时还是妙趣横生的。但对某些人,尤其他的这位老同学,就吭吭唧唧说不出句整话,甚至索性保持沉默。所以有关爸爸自己的问题,什么平反啊,落实政策啊,补发工资啊等等,都得妈妈出面去张罗,申诉,告状,上访,把妈妈忙了个不亦乐乎。有一次,她忙中出错,将一篇学生作文,当作申诉材料塞在信封里,寄给了市教育局长。不知这位局长拆开信后,读到题名叫做《啊!春天!》的赞美文章,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脸色!
然而,爸爸的春天虽说来得晚了一些,但终于来了。
爸爸妈妈送坐小轿车的客人出来了,我正好碰个当面,妈妈介绍说:“丁部长,这是我的女儿……”接着把我当过三年瓦工,自修完初高中课程,考上最高学府的全过程都讲了,弄得我怪窘的。部长握了握我的手:“祝贺你。”然后笑着对爸爸妈妈说:“有你们这样两位好老师,我也不觉得奇怪了,连丁峰,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的,竟然也变好了,而且考上了大学,说实在的,要不是你们的教导——”
爸爸不大善于应酬,总是那句经常挂在他嘴边的话:“孩子,都是好的,每个大写的人,应该而且可能找到发光的金子。”过去,他讲高尔基的话,往往引起别人的哄笑,但今天,部长却认真地点头。妈妈害怕爸爸继续发挥他的教育观点,便打圆场地说:“还是丁峰自己努力,家长的配合,近两年进步确实快,我们不过尽到做教师的责任罢了!”
“不不,你们费了很大心血,这我完全知道,我在‘牛棚’里关了十年,没人管他,差一点就不可救药了。”部长确实发自内心的感激:“考上考不上是次要的,关键是丁峰被你们教育成人!”他紧紧地握住爸爸的手,久久也不放,看来,他是从家长,而不是从部长角度感谢的。
看热闹的邻居脸上都流露出惊羡的神色。尽管不了解他是什么部的部长,但漂亮轿车的分量却是心中有数的。汽车开走了,然而可以猜到,这件事在街坊中间,还要议论一阵子,是啊,一个谁也看不起的教书匠啊……
我和爸爸妈妈回到屋里,这个十几平方米的潮湿长霉、有股耗子皮味的房子,我们家已经生活了好几十个春秋了。正因为狭小拥挤,假期我也在学校宿舍里住。这掉皮而变得斑驳的墙壁,和爸爸那张晦气面孔一样,构成我脑海中永远也晴不了的阴霾天气。躺在床上、气色不大好的小妹,叫了一声姐姐,然后告诉我:“部长送给我过生日的——”
这时,我才发现,敢情屋里这样亮堂,像出了大太阳似的,原来桌子上放着一块特大的巧克力蛋糕,上面用奶油和火红的樱桃肉堆出一个在花丛中跳舞的小女孩。我问妈妈:“这位部长怎么知道妹妹明天过生日呢?”
“还不是丁峰来看考分,听到我给你打电话。”这样一个使得蓬荜生辉的巨型蛋糕,让妈妈感到不安了:“看,这多不好!”
爸爸说:“怎么办?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吃吧,小妹,既然送来了。”他把蛋糕捧到床边,或许她病得没有胃口,或许是怜悯那个跳舞的奶油做的女孩,一个瘫痪的孩子多么珍惜那两条能跳能蹦的腿啊!她摇了摇脑袋。不知为什么,妈妈突然捂住脸委屈地哭了,妹妹眨着长睫毛的大眼睛:“妈妈,你怎么啦?”
爸爸也觉得有点奇怪,捧着蛋糕呆立在那里:“诗白,你——”
妈妈泪汪汪地说:“小妹长这么大,做爸爸妈妈的,还没给过她一件像样的生日礼物呢!”妹妹的生日最容易记了,因为那是十年浩劫开始的日子,印象所以深刻,正是由于和辛酸、苦痛的回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出生的那天,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也正是赫赫扬扬的“红卫兵”杀向社会的那一天,而历史的惩罚首先落在教过这些“红卫兵”的老师头上。妹妹还没满月,爸爸就被关到学校的地下室去了。她刚刚学会走路,说话,略微懂点事的时候,妈妈无论怎样央告,也终于必须去五七干校。就这样,一场小儿麻痹症,没有夺走她的生命,却夺走了她的双腿。现在,爸爸妈妈在学校里那样忙,我又进了大学,只好终年把小妹一个人可怜巴巴地锁在屋里,想想也怪难过的。也许因为她过早地尝到生活的酸辛,小妹总是一个人悄悄地缩在床角,而且像小动物那样容易受惊和忧心忡忡。
“妈妈,别哭了!”懂事的妹妹安慰地说:“这蛋糕,蛋糕上的娃娃,不就是礼物么?”没想到妈妈哭得更凶了。也许爸爸意识到自己未能尽到丈夫的职责,使妻子陪他吃了这么多年的苦,以致现在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冬天,就更加寒酸了,尽管妈妈从来不曾埋怨过他,只是怪自己:“谁让没能耐呢?”教书匠本来被人瞧不大起,何况再加上没能耐。看着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家,这样一个豪华阔绰的大蛋糕,因此,不由得沉思起来,好一会,从他嘴里蹦出两个字:“当初……”
妈妈止住了哭,惊惶地望着爸爸:“看你,想到哪儿去了?”那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记得有一回,妈妈对她一位老同学也曾这样瞪大眼睛反驳过的。
也许相册上那张毕业合影,勾起了客人忆旧的情思,看到小屋里狼狈的样子,听说我爸爸还在“挂”着,关在学校不准回家,而且妈妈短短的假期已满,马上要回干校去,不禁长叹一声:“要是当初,你跟小叶……”
妈妈当时正在给我们烙饼,每次临去干校之前,她总要烙上许多许多大饼,恨不能够我们吃一年的,一直吃到她明年回来才好。她边烙边回答着她的老同学,也是那么一句话:“看你,想到哪儿去了?”
“那时候,小叶追得你多紧啊?”
“我压根儿也没后悔过,亚亚的爸爸窝囊一辈子,我也认命了。”妈妈曾经考问过我:“亚亚,一个人的成功,是凭借钻营而获得的,但另外一个人的失败,却是因为事业跌了跟头,你应当尊重谁?”她还没等我考虑好,先自己答复了:“我宁肯爱那个失败者!”
那位阿姨遗憾地叹息:“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哪至于去五七干校,诗白,小叶如今在文教口是响当当的,你应该去求求他,何必死了的鸭子——嘴硬呢?再说,都是老同学,不看僧面看佛面嘛!”
“高志实那性格,会赞同我这样去托人情吗?”
“嗐,书呆子脾气,坑他一生。”
“再说如今,一个台上,一个台下,来往极少。”那时候叶叔叔正红得发紫,每天上下班门前路过,别说迈进门槛,连看都不屑看一眼,倒运的人家有股晦气。加上我爸爸妈妈天生的书呆子劲头,谁也不大愿意沾惹的。
“诗白呀诗白,人生的道路真是莫测,谁能想到你那样一个风头人物会挑上老高?”
妈妈替爸爸辩解:“你说,咱们同学里头,有谁比他事业心更强的?”
“诗白,事业心值几个钱一斤?如今,书本和社会现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现在想想,这位“两码事”阿姨说得也对,再没有比那个年代,这两者之间背离程度更大的了,甚至超出了人的正常理智。一封小学生的来信,学校玻璃窗全成碎片,也不知是谁一弹弓,我爸的眼眉上至今留下一块亮晶晶的疤痕。就在那位阿姨别有用心地告诉妈妈“甚至到今天,我感到小叶对你还是蛮有感情”的时候,爸爸正额头上缠着绷带,站在校园广场上受批判。
但是妈妈并不后悔,我记得也是那天,妈妈送走了“两码事”阿姨,给我们烙完了饼,该回干校去了。我劝妈妈:“绕远点吧!”
“不——”妈妈坚持着从校园旁边的人行道走过去。高音喇叭的声浪,呼啸的口号,以及人们发现我们母女俩时那叽叽喳喳的议论,朝我们阵阵袭来的时候,她紧紧地捏住我的手,这才使我有勇气看一眼那乱糟糟的会场。叶叔叔像唱样板戏那样,挺直腰板,站在麦克风前激昂慷慨地讲着些什么;而爸爸作为批判的靶子,只身孤影地立在台口。缺乏历史知识的小将,糊了一顶只有秦始皇才戴的旒冕,放在爸爸头上,倘若不是胸前纸板上写着“孔老二孝子贤孙”的话,真以为爸爸是当时被顶礼膜拜的法家老祖宗始皇帝了。
爸爸的唯一罪过,就是企图向学生灌输知识,而知识和罪恶是同义语,只有交白卷才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叶叔叔好比那部电影里的龙校长,面对着千山万壑在呼喊学生觉悟过来,不要上高志实的当。这使得爸爸扭过脸瞅了一眼,啊,他同时也看到了围墙外边的我们,真的,他怔住了……
妈妈停住了脚,望着爸爸,再也迈不动腿了。我从妈妈闪亮的眸子里,看到了那永远也不后悔的强烈的爱,尽管没说一句话,但我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隔断他们心的交流。这时,会场里更多的人,顺着爸爸的目光,把头扭过来,一直到叶叔叔中断了他的演说,妈妈才拉着我的手昂着头走去。
也许这是很可笑的精神胜利,但在那个灰暗的年代里,如果在自己心灵里,连这最后一点光明面也消失的话,还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么?
爸爸大概觉得话说重了,委屈了妈妈,便转了个话题:“好了,不讲那些了,无论如何,这一届的孩子考得不错,总还是让人高兴的。”
“最高兴的还是学生家长!”妈妈低声回答。
“你怎么啦?诗白——”始终对教育事业怀着赤诚之心的爸爸诧异地问,显然他觉得妈妈的话里有些不可理解的情绪。
难道妈妈会不为她的学生取得好成绩而高兴吗?但是作为一个瘫痪孩子的母亲,作为一个破破烂烂家庭的主妇,就要想得更多一些了。也许她在学校里忙起来会忘掉一点,但现在,那大蛋糕映衬下小妹苍白的脸——教授提醒过要准备氧气枕头,怕她心脏犯病——妈妈没法使自己愉快起来。
谁说爸爸是书呆子呢?他揣摩到妈妈的心理,便坐在床边小妹的身旁,捧着她的脸:“爸爸和妈妈也要送你一份生日礼物!”
小妹闪动着长长的睫毛,露出疑问的眼神。
爸爸告诉她:“小妹,给你买轮椅去,每天推着你上学,礼拜天,我们全家一块逛公园,好吗?”
那苍白的小脸上,泛出淡淡的笑。
“可是,要好多钱呢!”妈妈是个当家人,总要现实主义一些。“再说,工作这样忙,谁能成天推?”
“别忘了这社会里还是大写的人多!”
原来,是一群自告奋勇的孩子,一个热心的红领巾小组,她们甚至愿意轮流背小妹上学。
妈妈怔住了。
我不禁想起给爸爸挂上“孝子贤孙”纸牌批斗的孩子,想起那些砸玻璃窗的孩子,我这才明白,教员,也许是一门最最平凡,最最普通的职业,然而他所从事的工作,对这个社会作出多大的贡献啊!
爸爸充满自信心地说:“你们不是说人不能倒霉一辈子么?社会风气一天好似一天,怎么能让孩子背呢?等着吧,我这就去委托商行把那轮椅推回来!”
爸爸兴冲冲地出门去了,在门口,顺便关照一声:“可能我回来略微晚点,要去给一个孩子补课;另外一个孩子,这回考试名落孙山,我得去看看他和他的家长。”他又探进头来:“小妹,等着我啊!”第一次要给他瘫痪的小女儿买生日礼物去的爸爸还是忘不了他的学生。
不知为什么,我眼睛反倒有些酸酸地。
小妹倚靠在床头,突然问:“妈妈,你做害怕的梦吗?”
“你怎么啦?宝贝!”妈妈望着那张近乎惨白的脸,关切地问:“怕是不舒服了吧?”
“我挺好的。妈妈,你暑假也这么多学生作业要批啊?”
“什么作业啊?得让掉队的孩子追上去。好了——”她推开学生的补课作业:“妈妈陪你说会儿话。”
正在这时,有人敲门,轻轻地,文雅地敲着:“笃笃,笃笃!”再不像过去砰砰砰砸门破户,还未容你应声,不是拖去爸爸,就是押走妈妈,随后就是可怜的妹妹,死死地搂住我,一声不吭,有时竟会吓得背过气去。所以直到今天,小妹还留有这种惊恐后遗症似的,看,脸上简直一点血色都没有了。
我连忙去开门,进来两个妈妈班上的女学生,尽管如今长大了,但马上认出了她俩。记得样板戏成为全民族唯一教科书的时候,她俩在小学开始就演《红灯记》,成了脱产演员。特别是那袖珍版的李奶奶,竟然也老腔老气地痛说家史,总是获得满堂喝彩声。所以叶叔叔千方百计像挖角似地弄到中学来,成了他的宝贝疙瘩,整天领着外出演戏。打扫厕所的爸爸多了一句嘴,说了一句“总不能一天唱到晚,她们是孩子!”那时破坏革命样板戏,和中世纪亵渎上帝几乎是同罪。不过,宽宏大量的叶叔叔看在老同学面上,就在学校内部批判了事。但爸爸也怪,你就拉倒了吧!书呆子气也实在没有办法,居然对炙手可热的革委会主任讲:“你干吗拿学生做垫脚石,当你的晋身之阶呢?”
那天我正好在场,亲眼看到叶叔叔的脸上失去那种富于感染力的笑容,保养得好、胡子刮得光光的面孔,升起了阴云,他对爸爸说:“老高,谢谢你提醒我!”
提醒了他什么呢?
那一阵子,正好是该妈妈从五七干校回来的时候。她去干校比谁都早,但回来却比谁都晚,别人一期期结业,她总是留在那里,不懂事的妹妹,问过探亲的妈妈:“你怎么老蹲班哪?”妈妈苦笑地回答:“谁让妈妈老不及格呢?”
然而这一回千真万确要毕业了,妈妈写信来告诉我们,别的老师也证实有这回事。于是,我天天背着瘫痪妹妹去路口公共汽车站等候,一直等到马路上的灯亮了,等到家雀飞回自己的窝,等到妹妹迷迷糊糊睡一觉,还是不见妈妈的影子。
“回家吧!小妹,妈妈今天不会回来的了!”
“不——”可怜的妹妹盼妈心切:“姐,再等等妈妈吧,我不怕冷!”那瑟瑟秋风把人心都吹得凉洼洼地,我搂住她,一直看到末班车过去了,路上没有什么行人了,我驮着妹妹往回走。那条细长的、铺满落叶的路,在我脚下,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头似的。
“妈妈明天准回来,姐!”妹妹在我肩头上喃喃地说。
“那当然。”
“回来了再也不走了吧?姐!”她又趴在耳边叮问。
“肯定的,不走了!”当时我也那样深信不疑。现在,我才明白,哪怕是无望的等待,也比彻底绝望要好一些。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妹妹比我先看到了,她惊叫一声:“妈妈!”只见妈妈从下班时间拥挤的乘客里闪出来,顺着妹妹的喊声,也发现了我们姐妹俩,像叫花子似地坐在马路牙子上。她无限痛惜地朝我们跑来,泪水晶莹地滚落在笑着的面颊上。但是,还未容我背起妹妹,就是这两个女孩,那时红得发紫的小演员,翩翩地赶在我们前头,拦住妈妈,递给她一张纸条,然后唱着“祖祖孙孙打豺狼”走了。
我注意到妈妈的脸刷地一下白了!好像手里捏着法院的判决书似的。笑容和泪珠同时消失,失神地走到我们身边。
妹妹扑到妈妈怀里,搂住她的脖子,好像害怕再失去似的紧贴着:“妈妈回来了,再也不走了!”
“嗳!嗳!”妈妈答应着。她手里捏着让她连夜返回干校的通知,又不忍使妹妹伤心失望地哄着,所以总是把眼睛回避着我。也许因为妹妹从来不曾那样朗朗地笑过,妈妈更不好说了。妹妹从小被吓破了胆,连笑都不敢大声。但这一会儿,她笑了,显然是向路人表明:她有一个妈妈,一个从干校回来再不转去的妈妈,她越是笑,大概妈妈心里越想哭。
好容易哄妹妹早早睡了,马路上的灯发出昏黄的光芒,家雀回到自己的窝里啁啾,我悄悄地锁好门,送妈妈走,便条上写得清清楚楚,连夜返回。在路口分手的时候,妈妈再也忍不住,伤心地哭了,好在天黑,路上行人看不真切,她那颤抖的冰凉的手抓住我,哽咽地:“亚亚,对不起你,这么小就挑起家的担子,是爸爸、妈妈没能耐,窝囊,才叫你受苦的,怪我吧,亚亚,是妈妈不好……”她再也说不下去了,泪水一滴滴跌落在我手背上。
妈妈,爸爸,普普通通的教员,究竟有什么错呢?
我又顺着那条修长的,似乎没有尽头的路往回走,我不知道妹妹醒来后找妈妈,我该怎样回答她?难道就说是因为妈妈不好,又被赶回干校去么?后来,我去学校地下室给爸爸送牢饭,才明白只不过由于爸爸一句话触怒了叶叔叔。我埋怨地:“爸爸,你干吗多嘴呢?”
“我不能不替孩子们想啊!”
“嗐,她们是她们,你是你!”
他叹息地说:“亚亚,谁让你爸是老师呢?”
可不么!当我报考大学填写志愿时,爸爸,妈妈,这对忠诚不贰的教师,一定要我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上“师范”两个字。我问他们:“这碗苦酒,还没喝够么?”
妈妈惊讶地问:“你认为这是苦酒么?”
“最让人看不起,最受人作践的就是教师!”我一想到那灰暗的岁月,由不得愤愤地说。
爸爸眉额上那块疤痕红了,他激动地说:“什么时候开始尊重老师,那社会大概才能有希望。是苦酒,亚亚说得对,然而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而且是为了别人的孩子,教师的胸怀里跳动着一颗多么宝贵的心。这使我想起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他把火偷盗给人间,而忍受无穷无尽的责罚;其实知识也是照亮世界的火光,但传授知识的教师,却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往祭坛献出自己的孩子。
小妹啊!你本不该瘫痪的呀!
我踩着落叶往回走,正琢磨着怎样告诉妹妹,没想到,她嘤嘤的哭声倒先传到我耳朵里。夜静了,那委屈的、不敢大声的抽泣,像锥子似地刺着我的心。小妹醒了,黑古隆冬的屋子里,喊妈妈,妈妈不应,喊姐姐,姐姐不在,她一定该吓坏了。我快走几步赶回去,打开锁,推开门,可怜的妹妹已经从床上滚下来,爬到了门口,一声一声地哭喊着:“妈妈、妈妈……”
我拉灯,偏巧赶上停电。只好抱起妹妹,紧紧搂着,懂事的妹妹显然已经明白了一切,什么也没有问。越是这样,我心里也越难过,越发想着连夜赶回干校的妈妈,连跟自己孩子多温暖一会也不可能,孤零零地,悬着一颗心走了,最可怜的还是妈妈。我们姐妹俩脸贴脸地哭着,眼泪流到了一起,那是一个多么黑,多么冷,又多么长的夜晚啊!
然而那日子终究还是过去了,连这俩上台唱样板戏的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当她们终于明白,并不是她们的高超艺术把观众征服,而只不过被人当作小玩意觉得可乐在鼓掌的时候,后悔好像也来不及了。妈妈大概没有为她俩少花费心血,这次也考到了录取分数线上。也许是来感谢老师的,然而又有些想说,而不好吐口的话,踌躇地,不知该怎么表达?
“王老师,你,你能原谅我们吗?”
妈妈诧异地:“怎么啦?孩子们!”
这时,妹妹叫我:“姐,我不好受……”说着,她就像近年来犯病时那样,脸唇青紫发绀,两眼失神,鼻翼翕动,再也没有比那副痛苦模样令人更心碎的了。我扑了过去,握住她哆嗦的手。妈妈也顾不得她的学生,转过身来,跪在床边,把脸紧紧贴住妹妹,喃喃地问:“宝贝,你哪儿难受?告诉妈……”
那两个女同学觉得这时候来打扰,太不合适了,便悄悄地退了出去。
小妹难受地喘着气,妈妈关照我去要车,准备送医院,估计心脏又发病了。妹妹不让我去找车,她不愿在医院里孤孤单单地过生日,明天,她整整十五周岁了,何况爸爸已经答应去买轮椅,她在等着盼着。
我迟疑地站在那里,望着妹妹那惨淡的脸,两颊稍稍有点血色,似乎缓解了一些,安静地眯着眼休息了。妈妈长吁了一口气站起,这时她完全不是把我当作她的女儿,而是作为她的知心朋友,剀切地讲:“一个真正的教师,对待学生,就应该像妈妈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亚亚,我希望你将来能这样去做!”
尽管我并不是十分甘心,但终于还是按照爸爸妈妈的意志,端起了这杯苦酒,进了师范大学。也许我有些灰颓,不禁反问:“妈妈,可社会对你呢?”
妈妈凄苦地说:“亚亚,你爸爸一张嘴就是高尔基讲过大写的人,然而,这个社会并不全是由大写的人组成的,还有一些小写的人——”说到这里,她显得十分愤慨,重复了一句:“是的,小写的人,你能指望他们有正常的良知吗?”她把那些学生的补课作业拉过来,拿起了红蘸水笔准备批改,突然发现桌上一个信封:“咦?——”
“哦?”我也愣住了。
妈妈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照片,我凑过去看。天哪,正是爸爸戴着秦始皇的旒冕,在校园广场挨批判时拍下来的照片,胸前纸牌倒是挂着的,但是字迹却辨认不清了。猛一看,爸爸的那晦气面孔,那怪异装束,很像担任圣职的大主教在做弥撒一样地神圣庄严。唯有他身后,坐在主席台上的叶叔叔,显然好像吃饱了圣餐似地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这是怎么回事?哪里来的?亚亚!”
“谁知道?”
但是照片背面有两行字,工工整整的笔迹,表明决心地写着:“老师,我们决心沿着你们走过的路走下去!”看到落款的两个名字,妈妈恍然大悟,原来刚才那两个女学生要说未说的话,就是这些。这两个未来的人民教师——妈妈说她们也报考了师范——从哪儿找来的这张照片呢?按理说,只有叶叔叔才会保存这些“史无前例”的宝贵资料啊,我不由得想起妈妈刚才说过的话,这社会多么复杂啊!
正好,相册上妈妈那张干校插秧的照片旁边,还有些富余地方,贴上爸爸这张“做弥撒”的照片,就算珠联璧合了。
“妈妈,爸爸不会反对吧?”
“那有什么,这是历史的注脚。”
我还没有粘贴好,许久不登门的“两码事”阿姨一阵风地进屋来了,大声地说:“哦,诗白,这回你们可出足风头,高考成绩两次夺魁,了不得,了不得!”
妹妹被她的喧嚷声惊醒了,像从可怕的噩梦里摆脱出来,恐怖地望着这位心宽体胖的阿姨。也许她以前每次来,都像乌鸦预报凶兆似的哇哇,使得妹妹心惊肉跳,我赶忙放下相册,到床边挨着小妹坐下,慰抚着那瘦弱冷颤的手。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诗白,求你帮忙来啦!”她喷出了一个烟圈,像一张越来越大的嘴:“小叶准备把他的儿子,转到你们学校,望子成龙嘛,有什么办法!我希望你们两口千万不要设置障碍。”她拉过相册,很熟悉地翻到那张合影照片:“都是老同学——”
“谁?”妈妈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把爸爸教育方法说得一子不值的人,竟然想出这么一招,而且派来了使者。
“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诗白,那是两码事儿,那一阵,谁不是这样呢?田鸡要命蛇要饱,人,总得要适应环境,生存下去嘛!不错,小妹得了小儿麻痹症高烧不退的时候,亚亚去求过他,让他把你从干校放回来——啊?”突然,这位“两码事”阿姨眼睛倒钩着,惊叫一声,扑过来:“小妹,小妹……”
这时,我才发觉妹妹那冰凉的手,在痉挛地抓住我,妈妈完全慌乱了,泪流满面地抱起妹妹,六神无主地:“怎么办?怎么办?小妹,小妹!”她一声比一声高地喊着,然而小妹没有反应,只是非常痛苦地佝偻在一起。
“两码事”阿姨已经在门口截了一辆汽车,进屋招呼:“诗白,快,送医院!”
截住的恰巧就是丁部长的那辆轿车,司机打开了门,部长亲切地迎了过来,一看妹妹那痛苦的样子,也不知道是催促我们,还是关照司机:“快、快——”
妈妈抱着昏迷的妹妹和我刚坐稳,轿车沙沙地疾驰而去,部长安慰着妈妈:“王老师,别慌,别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时,我从后座的车窗望出去,只见那条我走过无数遍的修长狭窄的马路上,爸爸推着买来的轮椅,正急匆匆地赶来,和他并肩走在一起的,正是丁峰。我认识他,他和叶叔叔一块来抄过家,还踢了妹妹一脚。他帮着爸爸飞快地推着轮椅。汽车开得越来越快,和他们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但是,我好像还能清清楚楚地看见,爸爸眉额上那块伤疤,和那种绝不是晦气倒运的面孔,他终于给他瘫痪的小女孩,买来了轮椅。一个穷教员能有这一天,不正表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希望么?
当我扭回头就在我们汽车的前方,也还是这条修长狭窄的马路上,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那样慈祥,那样善良。他是谁?哦!他不是那位儿科专家,那位教授么?正夹着一个小氧气枕头,朝我们走来。我情不自禁地探出头去喊着:
“爷爷!爷爷!”
这时,妹妹清醒了一点,喃喃地念叨着,我听得出来,那是两个字:“生——日!”
是的,就在妹妹生日的这天,我看到我们生活中间许许多多大写的人。假如我们这个社会全都是这样的人,那该多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