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被别人搀扶着住进了医院。白色的病房，洁白的病床，轻声细语，一切都很宁静。只是思绪飘忽，无法清理。比较明确的是我被迫承认自己病了，算不算病倒了呢？还可以争取康复，在我的经历中有过多次“打不倒”的记录。今天就算暂离繁忙劳碌，享受一段难得的休闲吧——这大半辈子，我有过休闲吗？

由于腿疼得厉害，近两个月我是靠吃止痛片过日子的。在朝鲜战场，志愿军有句通俗的口号：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那时候我们只有十八九岁，负伤叫做挂花——好比佩戴大红花。生病不说，坚持行军打仗，杀敌立功。凯旋回国以后，我依然保留着这点军人气概，生病不说，遭遇挫折也不说，年轻人谁能一帆风顺？有病挺几天，有难挺几年，总能挺过去。这次腿疼，我知道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还是不说——不对领导说，因为人家都很忙。不对妻子说，因为她是医生——家里有医生是件很难堪的事，“医不自治”，也不能给亲人治病，她擅长联想糖尿病的种种合并症，心脑肾脏，血管神经，瞎眼锯腿，一种比一种可怕，何必让她吓唬我呢？要是告诉她，我就不自由了，也许当天就得住院。所以还是偷着吃止痛片吧，照样开会出差，爬峨眉，登金顶，没想到那上面是冰天雪地，腿可遭了殃……回到北京，门诊大夫板着脸说：“必须住院了！”

唉，被人搀扶进医院，实在丢份儿。

我记不得自己也曾经搀扶过别人。现在躺在病床上，心猿意马，不由自主地偏要追忆这种事，我搀扶过谁？史铁生，对，我们几个文友推着他的轮椅在北戴河海滨散步谈心，抬着他上台阶。十七年前我们一同去长春，出席“作家文学”颁奖会，几位获奖者争着背他上下火车。铁生是好样的，插队劳动时坐下了病，下肢瘫痪，从此走上文学之路，《我遥远的清平湾》写得多么好啊！对啦，前些年我还帮刘绍棠推过轮椅，抬着上台阶，彼此同住一幢宿舍楼，遇上了，自然要帮一把。为什么会想起这些小事情呢？看来，健康人帮助病人，举手之劳，的确不算回事儿；而当我自己病了，接受别人的帮助时，才懂得健康之可贵，才明白人生在世总是需要互相帮助的呀！

我住的是积水潭医院。积水潭这名称很老实，它是个大蓄水池，比较深，所以叫潭。它对北京的贡献很大，“无水不建都”嘛。但它又不像北海、中海、南海那样夸张，分明是个湖，却要称做“海”。其实，这些“海”还靠积水潭给它供水呢。因此我想，应该向积水潭学习——人也变得老实些才好。我不老实吗？当然。十年前就因为腰疼住院，发现了糖尿病，开始吃药，控制饮食，二十五天症状就消失了，乐滋滋地赶紧出院，去写我的小说和剧本，长期熬夜，当“拼命三郎”，且不忌嘴。听冯牧同志说他患糖尿病十多年，从不忌嘴，这话特顺耳。又听说叶圣陶老先生九十华诞时讲的长寿之道是“抽烟、喝酒、不运动”，就更开心了！还以此为根据，与我那位当医生的妻子辩论，说西医只会“头疼治头，脚疼治脚”，不把病人当做一个有机的整体看待，不懂得精神因素的重要作用。而且，我还跟公费医疗赌气——每周取一次药，多了不予报销，真麻烦呀，我这“终身服药”的糖尿病人得跑多少趟医院？耗费多少时间？莫非时间就不值钱？干脆，不报销了行不行？我开始去药店自费买药，买那最便宜的“优降糖”，买一次就够吃半年的。于是乎多年不进医院，不作检查，不跟公费医疗打交道，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哈，现在一想，果然很不老实。

病床很舒适，可以摇起来，半靠半坐，看窗外的鸽群远近飞翔。也可以全身平卧，闭目养神。躺着看书、看报、看电视都很舒服，以及吊瓶子输液，也叫打点滴，很形象，点点滴滴，消磨时光。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目前就生活在这抽丝祛病的缓慢节奏中，唯独思想不能平静。

我是北京人，热爱北京城，爱她的历史文化，包括积水潭。元朝以积水潭为中心建设大都，那时南方的运粮船队和商船客船经由大运河直接驶入京城，积水潭“帆樯蔽日”，码头繁忙，岸边店铺鳞次栉比，客栈酒楼生意兴隆。明朝科学家郭守敬引白浮泉水经瓮山泊（昆明湖）注入积水潭，使它成为供水中枢。清朝在积水潭南岸建了一座兖王府，小桥流水，假山曲径，亭堂楼榭，松柏成荫，鸟语花香。解放后加以扩建，就是今天的积水潭医院了。唉，被人搀扶着住进“兖王府”，还增添了几分沧桑和悲凉的感觉。

陆游六十八岁时于病中写过一首情感豪迈的诗：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巧，我今年也是六十八岁，住进积水潭医院，条件比陆放翁那“孤村”好多了，更应该是“不自哀”的吧。

我不知道陆游当年患的是不是中风偏瘫之病，但从他的诗句“僵卧孤村”来看，大概是行动不便了。我今天只是腿疼，咬紧牙关还能走动，去做ct和肾图时却遇见一些不能走动的病友，被家属用轮椅或担架床推着进出诊疗室。有位老人，被三个年轻人推着，我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三兄弟，推着他们的父亲，彼此长得十分相像嘛。虽然现在不提倡“养儿防老”，但眼前所见，这三个年轻人还是在尽孝道的。忽然想起，我们单位的老作家骆宾基和端木蕻良病危时，其子女都在国外，未能赶回来见上一面。人老了很可怜，“生老病死”这人生的四大痛苦，我们现在就同时遭遇了一半。我有两个女儿，在国外的老大听说爸爸住进医院，赶紧寄来一千美元，也算孝心吧，其实我缺的并不是金钱。小女儿忙于工作，常来病房探视的也不是她，而是我那相依为命的老伴儿。我从来不相信“多子多福”，自己年轻力壮的时候，拉扯着一群孩子，还怎么工作、学习？一旦老了病了，子女再多，也只能是分担医疗费吧。如果社会保险搞得好，肯定比依赖子女更可靠。我和妻子都因为参军在外，谁也没能为双亲送终啊。不依赖子女，但是病中又想念亲人，这也是理性与感情的矛盾。

天天有人来病房看我，作协秘书长，文联的书记，亲朋好友……我慌了，请他们“封锁消息”，若有人打听，就说我是糖尿病“例行检查”，最近就出院。这样才安静一些。我慌什么？据说这两年上帝“收文人”，唐达成、汪曾祺、李凖、阮章竞，住院时都出现过“一窝蜂探视”的情景，这简直就是个不祥的信号呀。所以我真的准备很快就出院。“兖王府”的鸟语花香，对病人也有压力。

倒是远在旧金山的老友杨华深谙心理学，写长信和打很长的长途电话跟我谈心。他八十二岁了，说自己坚持晨跑，一天吃五种水果八样蔬菜，当然数量不多，绞成菜泥和鲜果汁来吃，就不用吃什么维生素和保健品了。他的内脏没有任何毛病，血压维持在120/70毫米汞柱范围之内，至今参与编辑华文杂志《中外论坛》，而且坚持向我约稿。还说，住院期间，每天散散步，再写千把字，做自己心爱的工作，保持乐观心情，病魔就会在你这铁打的汉子面前逃跑。您瞧，这位老友多么会做病人的思想工作呀。他的肺腑之言，是“健康比长寿可贵”。假如没有健康，生活不能自理，事事给他人增加负担，这样的长寿不是幸福。借此机会，祝愿老年朋友，有病早治，争做健康老人，那才是家庭幸福和社会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