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这话形容老北京胡同之多。
衚衕，这两个繁体字很形象，把胡同夹在“行”字当中，就是可以通行的巷道。胡同来源于蒙语“浩特”，意思是有水井的居民区。元朝修建大都，纵横各九条大街，划分出棋盘式的居民区，区内四合院大小不一，胡同也有宽有窄，宽的可通行骡马轿车，最窄的只能过一个人，名称也象形：头发胡同、耳朵眼胡同。
自古“无水不建都”。北京地区三面环山，丛林茂密，河流甚多，地下水源丰富，小胡同里到处可以打井。胡同与水井密不可分，乃市井文化之渊源。
我出生在北京西城劈柴胡同高华里的四合院，记事时已搬家住到附近的小沙果胡同寿康里2号。寿康里是胡同的终端，呈“丁”字型，只有一个出口，十分僻静。出口处有大槐树，树下有井，井边的一家人拉水车每天两趟给寿康里各户送水，以此为生。京西的骆驼队也往胡同里送煤，送大白菜，骆驼就卧在四合院大门口倒嚼（反刍），我蹲在旁边看，怎么也看不见它在吃什么。
四合院就是四面房屋围着个方形院子，房屋的后墙代替院墙，是非常节约而适用的民居。典型的四合院，北房相对高大，坐北朝南，四季进阳光，冬暖夏凉，属正房，也叫上房，共五间，正中一间堂屋兼客厅，较宽大，两侧各有一间带耳房的卧室，耳房也可住人，大多用做储藏室。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家庭，上房由祖父母或父母居住。西厢房三间，上午进阳光，下午不西晒，冬天不喝西北风，由长子或长孙居住，人口少的家庭，也可辟为书房、客房。《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是北京（元大都）人，他写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山西，却仍沿用北京人的习惯，让张生住在西厢房。东厢房三间，西晒，喝西北风，由次子或女儿居住。南房四间也叫南倒座，终年不进阳光，喝西北风，属下房，由用人居住。东南角是大门洞，连着四合院的大门，其余是门房、厨房、厕所。受宠爱的小女儿，可以住在北屋的耳房里，如同闺房，然而，若是嫁不出去，或者被丈夫休妻回了娘家，这样的女儿，以及没有生育男孩而又守寡的儿媳，往往也住下房，是不拿工钱的用人。四合院里面，门对门，窗对窗，哭笑之声相闻，好比一家人围着大方桌和和美美地对脸吃饭，却又是长幼尊卑，等级森严，互相监视着过日子。由此可见，四合院是封建家庭关系的外壳。
寿康里拥有十几座新式四合院，说它新，因为这些四合院是按图纸统一建造的，灰砖细瓦清水墙，大约是房地产商于清末民初，为了出租而投资兴建的。老北京的民居，除了“侯门深似海”式的深宅大院建筑材料精良之外，普通的四合院大多破旧了，几百年间来回翻修，外墙抹一层青灰，里面是泥土和碎砖头，很少见到新砖砌成的清水墙。寿康里的住户都是小康之家，独门独院。民谚描绘这种四合院拥有“天棚、鱼缸、石榴树，厨子、洋车、胖丫头”。我家大致如此。天棚，就是在四合院顶上搭个遮阳的席棚，初夏时节搭，秋后拆掉。老北京有这种棚行，杉篙、苇席都由它提供，来几个架子工，半天就能搭好；秋后也由他们拆走，还把院子打扫干净。鱼缸很大，在院子里露天养金鱼。除了红花似火“多子多福”的石榴树，还有葡萄架、夹竹桃、兰花和很多菊花，我的父母都爱花，给了花行定金，他们就按季把鲜花送来。洋车就是《骆驼祥子》里那种包租专用的人力车，据说是日本人发明的，所以也叫东洋车。我家那辆人力车很新，雪白的坐垫，车灯、车把铜头、脚踩的车铃铛擦得精光锃亮，车夫年轻力壮，除了接送我父亲上下班，他还住在门房，兼听差和门卫。我家有位山东厨师，买菜做饭全包了，他擅长鲁菜，当时北京的饭馆也是鲁菜一统天下。没有胖丫头，却有两位奶妈和一个干杂活的老妈子。我家总共四口人，我和弟弟一人有一位奶妈，断奶之后她们并不走，因为我母亲是北平第三十八小学的校长，工作忙，基本上不带孩子。家母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在当时就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新女性了。家父是大学教授，还在中学兼课。父母一个月的薪金合计超过三百（银）元，一袋兵船牌白面（四十斤）才两元。这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教师的待遇甚高。
“七七”卢沟桥事变那年我六岁，至今还记得日寇攻打宛平城隆隆的炮声。家人往窗户上贴牛皮纸条，防备震碎的玻璃伤人，再就是大夏天的挂上棉门帘，说是可以挡住炮弹的碎片。除此之外，老百姓再没有什么防御措施了。一天夜晚，爸爸到小床边来亲吻弟弟和我，把我弄醒了，他只说了一句话“乖，听妈妈的话”，就匆匆转身出屋。我隔窗看见爸爸提着一只小皮箱，由妈妈送出了四合院。后来才知道，爸爸跟随他任教的大学连夜撤退到南方去了。
此时正值暑假，不上学。我在胡同口看见许多伤兵，从西往东撤退，附近的居民纷纷上前送茶水、鸡蛋，人力车夫还主动拉车把伤兵送往医院。后来妈妈告诉我，这是宋哲元将军率领的二十九路军，英勇抵抗日寇，他们是抗战英雄。
月底，日本兵进了城。妈妈不准我和弟弟出门。秋后学校复课，仍然由奶妈送我去上学。由于父母都是教师，想对我进行智力早期开发。妈妈多次给我讲她的教育计划，要我五岁上小学，十岁上中学，十六岁上大学，二十岁出国留学。还说，只要我做到了，弟弟也能做到。然而，现在我们师大附小校门口挂上了日本的膏药旗，师生进出校门必须给它鞠躬。不久又来了日本教员，规定我们一律学日语，不准说自己是中国人。第三十八小学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我妈妈愤然辞职，不给敌伪做事，还叫我也退学。她含着眼泪说：“不当亡国奴！就在家，妈教你。”她精心设计的教育计划，在我刚上二年级的时候就被破坏了，怎不伤心落泪。
二舅一家人从河北省无极县老家逃进北京城，与我们住在一起。二舅说日寇在农村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妈妈说，日寇在城里进行奴化教育，强迫市民当亡国奴。夜晚，关好了院门，大人们就聚在北屋听武汉电台的广播。这个节目一开始总要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妈妈常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学唱，还把歌词抄下来，教我读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年冬天，妈妈带着我和弟弟离开寿康里2号，住进天津的英租界，又搭乘招商局的轮船到香港，再转到江南，开始了流离失所的难民生活。八年抗战，我们辗转逃难，吃过草根树皮，住过山洞窑坑，见过饿殍当道，哀鸿遍野……在云贵高原风雪交加的山路上，我也曾想起寿康里四合院的“天棚、鱼缸、石榴树……”
岁月飘忽，斗转星移。我二十七岁才回到北京。弟弟远在新疆建设兵团。父母早已埋骨于抗战陪都重庆。由于“反右”的问题，我被我热爱的部队“复员处理”回家。其实无家可归。只好寄居在寿康里2号二舅家的门房里。这间门房六平方米，从前是“骆驼祥子”一个人居住的地方。现在容纳三口之家：妻子受我牵连，也从部队复员，而且，我们的大妞儿又不合时宜地凑热闹，闯人人寰。
这个四合院的变化也很大。二十年前我们离去时，所有的书籍、家具、衣物用品全都委托二舅代管。后来，由于日寇的种种暴行，农村成了人间地狱，无极县老家的二姨、五姨、大表姨几家人都逃到寿康里来避难，“独门独院”变成了大杂院。好在彼此是亲戚，生活拮据，就变卖赵家留下的家什，待到我回来时，亲戚们总算匀出来这间门房，还有一张老式大木床，哈，此床真大，睡三口人还有富余，我便坐个小板凳，趴在床边写小说。当时我处于失业状态，许多单位一看档案就不肯录用，总共几百元复员费，坐吃山空，穷而为文，卖文餬口。
大妞儿生于8月，天热，她又长得白白胖胖，前胸后背都起了痱子，我就买来一辆竹制儿童车，每天傍晚推着她到胡同里乘凉。邻居老太太竟然还能认出我来，说：“这是赵家老大吧？在胡同里打雪仗，还把皮球踢到我们院里，过来捡球先鞠躬，特懂礼貌的孩子，一转眼也当爸爸啦！你妈妈跟我同岁，她还留在南方当校长哪？”问得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心想，母亲二十九岁离开北京，带着两个幼儿辗转逃难，尝尽了人世艰辛，逃到湖南，她当中学教员，全家吃一盘辣椒炒竹笋；逃到重庆，她任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全家吃一碗辣椒炒魔芋豆腐，这可是比草根树皮好吃多了。只要条件允许，妈妈就为教育事业努力工作。可惜，营养不良，积劳成疾，四十一岁就被败血症夺去了生命。
1961年夏，我家又十分错误地添了个二妞儿。好在我和妻子都有了工作，只是单位太远，我在北郊昌平县朱辛庄的农机研究所当秘书，清早五点半骑自行车二十二公里去上班，绝对不敢迟到，因为我失业一年，穷怕了，情急之中给彭*市长写信请求工作，没想到一周之内就有批复，这样的工作机会太难得了，内心感激，岂可迟到早退？妻子在西郊八大处的调节器厂上班，买张汽车月票，也得早晨六点出门。这是许多双职工家庭共有的难题：孩子谁管？此时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些农民逃荒进城，殊不知城里也是“瓜菜代（粮）”。妻子的产假只有五十六天，她真的急了，竟然从寿康里胡同口大槐树下领回一家徐水县逃荒的母女，条件很简单：我们提供吃住，她母女二人负责带孩子，做饭，管家，不要工钱。此事存在许多蹊跷，简言之，这六平方米的门房没了我和妻子的立锥之地，把这个家全都交给了她娘儿俩。当时粮票比钞票重要，你吃个窝头，二两粮票三分钱，这点儿钱好办，谁兜里都掏得出来，粮票却是紧紧巴巴的呀。我的口粮定量一月三十二市斤，妻子三十斤，全部交给徐水县的母女还不够吃，为什么？她娘儿俩是老实人，实话实说：起初，人民公社化，社员吃食堂，大锅饭，放量吃，把胃撑大了。然后大跃进，徐水“放卫星”，“亩产小麦七千斤”，***他老人家亲自来视察，也受骗上当了。再往后就是闹灾荒，有真有假：天灾是假，风调雨顺，老天爷没跟咱过不去；饥荒是真，既然你上报“粮食亩产几千斤”，上面就来个“高征购”，唉，粮库无粮，食堂只能供应野菜汤。如今可好，她娘儿俩有饭吃了，我和妻子也不能喝西北风呀，在亲友之间东挪西借，睡办公室，勒裤腰带，终非长久之计。
战友杨恕动了恻隐之心，帮我搬进光彩胡同9号前跨院的南倒座。这个南房两小间，总共十二平方米，居住面积陡然扩大了一倍，心想，世间必有真情在！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徐水县的娘儿俩也打道回府。大妞儿送进托儿所，妻子带着二妞儿上下班，白天寄放在工厂的哺乳室，幸好当时的年轻人懂礼貌，在公共汽车上看见抱小孩的妇女，立刻就有人让座。不像现在，生活越富裕，年轻人越自私。
光彩胡同是新名称，原名王恭厂。我有职业病，喜欢写小说也就喜欢寻根问底，王恭厂是不是“王工厂”的错写？读了些古书，才知道明朝的一次大爆炸就发生在此地，当时全城都听得到巨大的爆炸声，气浪掀翻了附近的骡拉轿车，剥掉了行人的外衣，铁霰散落到四华里以外的西四牌楼，王恭厂的房屋化为齑粉，留下个十丈方圆的大坑。这次爆炸露了馅儿，王恭厂原来是一座兵工厂。此地虽然在内城的西南角，却仍然是居民区。在居民区建兵工厂，是当政者的一大错误，因此朝廷百般掩饰，没有公开追究责任，连爆炸原因和伤亡人数都不予公布，成为一大历史疑案。
现在的光彩胡同，东西向，长不足百米，东口较宽，不知是不是当年兵工厂爆炸留下的大坑，虽已填平，却不宜盖房。整条胡同只有十几个院落，还包括一个煤厂，堆放煤末，加工煤球和蜂窝煤。一家小型街道工厂，制作黑白铁用具，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家里吃闲饭”，由家庭妇女组成。一家小杂货铺，两间民房，前面一间售货，后面一间住人，原本是个“夫妻店”，公私合营的时候“组织起来”，派来一位也是小商贩成分的小组长，三人合作经营。“文革”期间，小杂货铺也闹革命，那夫妻二人斗争“当权派”，对小组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监督劳动，不给报酬。邻居说：“斗小组长，他官儿太小吧？”答曰：“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不也是个小组长嘛！”
我住的9号院有点名气，因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曾经租住过。这不是典型的四合院，它带前跨院和后院，院内有枣树、榆树、葡萄架，五间北房相当高大，铺彩色瓷砖地面，大玻璃窗，有点洋气了。前跨院质量较差，房间矮小，泥顶无瓦，是给用人和门卫住的。战友杨恕复员回京当厂长，哥俩都是党员，父母过世后，谁也不愿意继承房产，当房东，收房租。于是决定，只留下几间自住房，其余交公。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前跨院空出了两小间房，我也是吉星高照，立马填补了真空。
7号院属于国务院的高干住宅，据说住着什么副部长，我们平头百姓是不去串门的。再往东就是5号院“大红门”了，每天早晨吉姆牌高级轿车开出这两扇红漆大门，傍晚又鸣两声喇叭，红漆大门立即打开，挂着咖啡色丝绸窗帘的黑色吉姆再开进去，首长是在院子里上下车的。
一次，我家的大黄猫叼着个塑料袋从房上跳下来，离拉歪斜地走回家，妻子一看，原来是它偷回来一袋半斤重的肉松。甭调查，一定是“大红门”的。当时买肉凭肉票，我家要是买三毛钱肉，还尽量要肥的，回来用它炸一大碗黄酱，全家人吃好几天，谁舍得拿肉票买肉松哩。是不是把这袋肉松给“大红门”送回去呢？我说不送，高干有“特供”，我在西单菜市场见过，“大红门”的厨师拿出副食“特供本”，鸡鸭鱼肉随意买，而且比市价便宜得多。他们丢了肉松，再去买几斤嘛。我的女儿上小学了，还没尝过肉松是啥味道哪，来！咱们现在就把它吃了，也给大黄猫用肉松拌一碗饭，大家解馋，在肉松面前人人平等，人猫平等。
光彩胡同9号是个大杂院，住过编辑、教师、理发员、售货员、科长、股长和两户工人师傅。邻居之间彼此照顾，这对双职工家庭尤其重要。譬如，我的两个女儿就可以不当“脖子上挂钥匙”的小学生，而是把房门钥匙挂在“北屋奶奶”的窗棂上。副食店一旦来了芝麻酱、免收粮票的豆制品等“紧俏食品”，售货员阿姨就会“通风报信”，叫孩子们赶紧去买。送蜂窝煤的来了，尤其是冬储大白菜，邻居垫钱，帮着搬运，照买不误。“南屋爷爷”半夜发病，我们年轻人也蹬着平板三轮车及时把他送进医院。这个大杂院我一住二十二年，几户老邻居至今不断往来。
每当看到小胡同墙上那些打眼的“拆”字，心里都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而住进厨卫齐全的单元楼，冷冰冰的防盗铁门一锁，邻居老死不相往来，怎不令人怀念小胡同、四合院那温馨的邻里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