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自我

我在1993年刚刚开始做“老舍之死”口述史时，像汤普逊一样对历史见证人的“记忆”充满了乐观，以为“来自人类感知的每一种历史资料来源都是主观的，但是只有口头资料来源容许我们向这一主观性提出挑战：去拆开一层层记忆，向后挖掘到记忆的深处，希望达到隐藏的真理。”但田野作业的经历再次让我体味到，抽出被访者记忆“最深层的秘密”几乎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我与亚伦・内文斯的感慨是一致的，即“任何人对于过去事件的回忆都是不值得信任的。”

我想原因正如保罗・康纳顿（p.connerton）所提醒的，在人们的历史记忆和对现实的理解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动态的互动关系。“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情和事件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相应于我们能够加以追溯的不同的过去，我们对现在有不同的体验。于是，从今我们推演故我就有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现在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有人会说是歪曲――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也因为过去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或歪曲我们对现在的体验。”

好在从我所面对的历史见证人对于“老舍之死”的叙述中，尚看不到由性别差异所导致的“使用语言的不同方式”。无论男女，他们在讲述“故事”时，“使用主动的我，（the active ‘i’），恰恰通过他们的言语形式就假设他们自己是他们行动的主体。”但无庸讳言，他们每一个人“过去的记忆”都势必要和口述时“自我”对过去以及现实的理解，甚至现实的处境密不可分。对有些当事人，还涉及到他/她在今天根本不愿再提起，更不要说勇于面对刀割般的创痛。当我和郑实按图索骥，叩响“八・二三事件”的当事人之一，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公开承认曾带领女八中的红卫兵冲击北京市文联的“她”的家门时，看得出来，“她”的确怀着很大的戒心。郑实第一次见“她”时甚至在极力回避“她”的目光，而且不敢提及“老舍之死”，怕这个词语会刺激“她”，使“她”拒绝采访。

试想，1966年，眼前这个已过50岁的妇女才17岁。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无论“她”的内心是否平静，是否时常想起“八・二三事件”的情景，是否愿意回忆并讲述，也无论此前正忙碌着什么，瞬间即被无奈地推回到30多年前。在《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一书里，郑实在“她”的采访实录前面的题记中，典型描绘出此时记录者与受访者双方的心理状态：“70年代出生的我，对‘文革’根本没有直接记忆。但我的父母、兄长，这些实实在在生活在我身边的人，心中对‘文革’的记忆却无疑是实实在在、抹杀不掉的。在按门牌寻找的路上，我看着每一个50多岁和父母年龄相仿的女性，心想，也许这就是她。即便不是，也许她1966年也是红卫兵，去冲击过某个单位，或某个人。如果反过来，当时她的父母是受冲击的对象，那她可能造不了反，只能旁观，甚至受株连；也有可能决然与父母划清界限，使自己显得更加革命。反正她是少女时期，呼吸的只有‘文革’的气息。如今，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和她身上留下的衰老印记，已使人们无法从直观上联想起‘文革’。同时也使我这个晚辈在与她面对时，无法想象青春在她的心底留下了怎样的痕迹。她给我留了电话，让我过几天再另约时间。我担心她会改变主意。果然，当我再打电话时，她的情绪变得很不好，问我有没有证件之类证明身份的东西，光身份证没有用。并说自己已没什么好说，因为1966年的事多次有人找她，要她交代问题，弄得她无法正常工作。解释再三，她终于答应见我。年1月9日，新世纪北京第一场雪后寒冷的早晨，我和傅光明如约登门。傅光明的专业研究者身份及他对老舍之死多年研究的成果，似乎更能使她信服。她同意讲述1966年8月23日的情形，但不同意录音。”

这段充满深情的文字令我不禁联想到唐**・米勒和洛纳・米勒（donald and lorna miller）记录下的“20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绝大屠杀”。在土耳其奥托曼帝国(the ottoman empire)时期的1915年到1922年间，有总数超过100万的亚美尼亚人，这是境内全部亚美尼亚人口的一半，遭到屠杀。幸存者们的“记忆”重构了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有些人被活活打死；另一些人被当作负重的牲口使用，被残害、拷打或者饥饿致死。孕妇们的肚子被剖开，而其他母亲们被迫把她们正在挣扎的婴儿丢在河中的岩石上淹死，或者把他们卖给路过的阿拉伯人；不少母亲和家庭一起自杀。这一无法想象的恐怖在幸存者的记忆中留下了什么？有些人将永远也不会谈到它。在有些人心中，愤怒现在已经让位给了政治解释，或着屈从于无人关心的状况；或者甚至让位给了原宥宽恕。但是在另一些人心中，对土耳其人的仇恨在熊熊燃烧：他们在夜里梦到被追杀――“我醒来时浑身是汗”――“他们（用刀）刺在你背上。”还有很多人仍然渴望着复仇，1973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个全家几乎都死于那场大屠杀的78岁的幸存者，在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的一间咖啡店，将两个土耳其领事官员开枪打死。他的这种狂怒无疑是由在另一个文化和另一个大陆持续超过50年的记忆所导致的。

对于纳粹集中营牺牲者的更为系统的贬黜、羞辱和灭绝的记忆，是同样令人难以忘怀的。两百名意大利的集中营幸存者曾经证实了他们中有多少人仍然保持着这一记忆，因为他们感到它那极端的恐怖对于其他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用语言是难以表达的，而且在那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们听来是太过痛苦了：他们曾经如何被与所有认识的人隔离开；所有的一切被抢走；衣服被剥光；头发被剃光；号码代替了名字；被迫用嘴和手“像野兽一样地吃东西；”每天都在看到和闻到死亡的情况下生活，闻着焚烧尸体的气味，看着别人的骨灰被用作铺路的灰渣，看者尸体堆积如山。为了生存，他们学会了吃草；学会了从任何人那里偷东西；学会了除了自己不相信任何人；学会了挨着囚犯同伴的尸体安然入睡，甚至剥下他的衣服来取暖。最为重要的是，学会了对死亡习以为常，甚至当看守们当着他们的面将另一个囚犯砍死时也无动于衷……显然，即便到今天，讲述这些经历的代价可能也是几周之久的重复出现的噩梦恐怖。并且这些回忆可能几乎是同样间接无法容忍的。“那些被留下而成为孤儿的人们之中的许多人出来也不谈论他们的过去，这是禁忌……首要的是，他们不愿意，他们也不能够，讨论过去。”许多确实谈到过去的人都非常不情愿，他们以嘶哑的低语说话，或者突然号啕大哭起来。……他们已经将一个仍然流血的伤口带入了老年，一份混合着损失、羞耻、愤怒和内疚的情感在今天仍然像以往一样真实：“缄默的极度痛苦”曾经“萦绕着他们的一生一世……这是一种如此痛苦、如此无所不在、如此无所不包的伤害，甚至在一生时间之后似乎也不可能谈论它。”

不知我的被访者中有无汤普逊所说，要借叙述，即释放记忆，来达到治疗精神心理的目的。“大多数人都拥有某些在回忆时会释放出强有力感情的记忆。……但是某些记忆发觉出深层的、尚未解决的痛苦，这一痛苦确实需要在职业治疗者的帮助下进行更持久的反思；并且，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口述史学家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建议，这如何才能被发现。这些情况通常都来自暴力的、羞愧的或者特别是纠缠复杂的和困惑茫然的家庭经历；或者来自战争和迫害的经历。”

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在其所著《历史学与社会理论》谈到“口述与书写”时说，“口头交流就有它自己的形式和风格。一项关于谣言的著名研究认为，在口头传播的过程中，信息是根据接受者的需要而改变的，这个过程包括信息的简化（删繁就简）、选择（重点渲染）和同化（把未知的变成已知的）。” “历史学家们经常用‘神话’这个术语来指代那些不真实的故事，从而与他们自己的故事或者‘历史’进行清楚的对比。如果把这种用法同人类学家、文学理论家或心理学家的用法相比较，也许将会是具有启发性的。” “无论如何，人们应该知道口头叙述和书面叙述（包括那些叙述者认为是未加修饰的真理），都具有原型、模式或是神话的因素。因此，那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描述他们的经历时（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了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描述中的某些意象。人们常常是从另一个事件的角度来回忆一个事件，甚至最初也是这样来感受亲历的事件。英雄们有时候以一种类似于解析梦境的、弗洛伊德所称的‘凝缩’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我们经常能在一系列的往事记叙中发现这个‘神话化’的过程，这些往事被描述得越来越接近某种原型。”“一些评论家――尤其是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可能会认为成文的历史是刚刚讨论过的‘小说’和‘神话’的一种形式。”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一种令人兴奋的新方法开始流行，这就是“心理史学”。当时，“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一个德高望重的史学元老，对他的同事说了一句令他们大为吃惊的话，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下一个任务’将是更严肃地对待心理学。……尽管如此，已被广为宣传的历史与心理学的结合看来还是被延迟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它仍然是下一个而不是当前的任务。”他进而说明，历史心理学的理论至少能通过三个不同的途径对历史学家有所帮助。首先，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常常也是一个心理学家――一个业余的心理学家。理论（更准确地说是相互竞争的理论）可以揭示出貌似非理性的行为中的理性根源以及理性行为中的非理性根源，这样就使历史学家不会轻易地假设一个人或团体的行动是理性的，而把其他人或其他团体贬斥为非理性（“狂热”、“迷信”等等）。其次，心理学的理论对史料考订的过程作了贡献。为了正确使用作为历史证据的自传和日记，不仅要考虑文本写作的文化背景和文体规则，而且要考虑作者的年龄以及他或她在生命周期中的阶段。口述史学家也开始考虑他们收集的证词中的幻想成分和导致这类幻想的心理需要。因为从白日幻想到梦只有很小的一步。第三，心理学家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讨论作出了贡献，即探讨“公众的”和私人的动机之间的联系。因为对个人动机的分析对社会运动深处的原因的分析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同时，由于公众原因和个人动机之间存在相互“契合”的可能性，个人对于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基本上是难以抵制的（而不是不可能的）。 “历史学家就像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一样，经常假设他们论述的是事实，他们的文章反映的是历史实际。”“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小说家和诗人一样从事虚构故事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也是遵循流派和文体规则（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些规则）的‘文学作品’制造者。”以历史的名义叙述出来的事，是历史的小说还是小说的历史。彼得・伯克引用了一位被调查者的探问：“为什么要竭力去发掘发生过的每一件事呢？”“我怀疑我们是否真的知道你所说的实际发生的历史……或者在历史中是否有小说中一样多的以假乱真的虚构。”

这又让我想到顾颉刚做过的被中国民俗学界视为里程碑的一件事，即他通过研究孟姜女千里寻夫（万喜良）哭倒长城的传说，为其层累造成古史的说法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经考察，顾颉刚发现春秋时期孟姜女的原型是杞梁妻，或杞良妻，即杞良的妻子。杞良本是杞国战将，在与莒国作战时战死了。国君在野外准备向杞良妻志哀，被杞良妻拒绝。因为按照礼仪，悼念应在家中，而不是在野外进行。这个故事最初并非源自民间，而是来自贵族上层对于礼制、礼仪的看法。到了战国时期，商业发达的齐国，娱乐业也相继发展起来，人们开始编故事、编歌、编音乐。杞良妻的故事就进入到歌和音乐中来，几经传唱，变成了会唱歌的杞良妻，在哭丈夫的时候哭的就是歌的调子。到了汉代，盛行的天人感应说又使故事衍变成杞良妻能哭，天地动容，城垣为之崩塌。城中最大的是长城，所以到南北朝时，尤其北齐大兴土木修长城，杞良妻哭倒的城就变为长城了。到了唐朝，人们一想，长城是秦始皇开始修建的，这个故事便与秦始皇扯上了关联，杞良妻的名字自此正式成为孟姜女。而实际上，“孟姜”在春秋时期只是一个美女的代称，并非一个什么固定的人名。也就是说，后世所谓孟姜女哭长城与秦始皇暴*挂在一起的传说，是在最原始的信息上一步步叠加起来的。无论口头还是文献，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事件，在经历了后人层层叠加进和当时情境相糅合的“记忆”加工以后，成为了新的流传，使传说与历史之间出现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以上都体现出历史记忆大体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任何个人对历史事件的记忆都具有社会性，某个群体当中对某一事件的记忆大体上是相同的。第二，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对事件的记忆后者遗忘，或者是重构都要经历一个过程。第三，那些具有所谓的负面影响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由于政府的禁止，或者是过去由于让人难堪而不便被公开的记忆，或者是人们强迫自己去遗忘，或者是不去思考的记忆。但对于某些事件来说，人们强迫遗忘的企图往往是不成功的，一旦人们被告知说不要去谈论某件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却往往被记忆下来。”

不过，“很明显记忆是一种社会记忆，它的内容存在于社会之中。记忆不是对过去经历的重复而是对它的重构。在这种重构中，我们会依照目下的社会来重构。一个常识就是，我们对于过去的最为痛苦的经验都会受到歪曲而被遗忘，因为这些造就我们痛苦的社会限制往往是在其运作时才会起作用，事过境迁，其影响的力量也会逐渐消失。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非常自然的结论就是，‘我们的心灵是在社会的压力下来重构其记忆的。’”

美国史学家贝克尔的结论是：“作为社会记忆的人为伸张，历史（我很愿意承认在理解人类的经验上还有其他恰当的方法）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艺术。这也是必然如此的。因为它是本能地从扩大当前经验的范围的冲动里产生出来的；并且不论科学的那种支离破碎的术语，把历史这样地伪装起来，它在本质上仍是原来的样子。……因此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是真相和想像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也就是我们通常分别称为‘事实’和‘解释’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

这种“混合物”也许大量充斥在“老舍之死”的口述史里。作为具有“史官”身份的采访人，我无法，也不能在这部书里，对我的受访者的口述有多少是史实与想象之间的“混合物”做出分析。因为我的职责只是记录。好在“就事件本身而言，它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它之所以对我们具有某种意义，并不是由于它本身，而是由于它作为另外一些事件的象征，是代表一连串事件的象征。”历史学家之所以要运用一件历史事实，只因为这一历史事实代表着一系列历史时间中的一环，它概括着许多事实以外的东西。这时，历史事实才真的是历史事实。“客观的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而历史领域是一个捉摸不定的领域，它只是形象地被再创造，再现于我们的头脑中。”

但我以为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美国史学家沃勒斯坦所说的：“记忆还是忘却、保守秘密还是把它向大众公开，是一个对某种态度是提倡鼓励还是反对拒绝的问题。它既是一种科学的、学术的决定，也是一种政治的决定，同时还是一种道德的决定。我们不要希望自称历史学家的人在今天或明天就能对何种决定是正确的获得一致意见。所有学问都是现在的行为，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现在的行为。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可以逃避紧迫的现实，但是，现实也是最容易消失的，因为它总是转瞬即逝。因此，所有学问都是过去的学问，我认为，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应该用过去时态来写。历史对过去也没有特殊的权利，因为所有科学都必须是历史的，在某一特定时间点上的所有现实都是在先前时间点上发生事情的逻辑结果，当然也包括曾经发生过的剧烈裂变。”

如何书写历史？

照汤普逊所说，不管口头证据只有唯一的来源，还是另有其他的来源，想利用口头证据著书立说，除了要掌握历史写作技巧，并不需要很多其他技巧。他说得如此轻松，可书写历史的“技巧”，像史学理论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像各种理论都是为探寻真理一样，书写的技巧也仅是探寻历史的方法和途径之一。可能没有两位史学家书写历史的技巧是一模一样的。当然，汤普逊也感受到了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蕴含在历史和真实生活之间”的“张力”。

康德早在《人类历史起源臆测》一文中指出：“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之中，为了弥补文献的不足而插入各种臆测，这是完全可以允许的；因为作为远因的前奏与作为影响的后果，对我们之发掘中间的环节可以提供一条相当可靠的线索，使历史的过渡得以为人理解。但是单单要凭臆测而整个建立起一部历史来，那看来就比撰写一部传奇好不了多少。它可以说不能叫做一部臆测的历史，而只能叫做一部单纯的虚构。”

那把历史写成一部完全真实的小说是否可行？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吗？沃尔什在《历史学可能是客观的吗？》里所说的那种情形不是在“老舍之死”的口述史中普遍存在吗？“当一个局外人观看历史学的时候，最打动他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发现对于同一个题目有着各种各样分歧的说法。不仅真的是每一代人都发现有必要重写前人已经写过的各种历史；而且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对同样的一组事件得出互不相同的、而且显然是互不相容的各种说法，其中每一种都自称是给出了如果不是全盘真相的话，至少也是目前所得到的尽可能之多的真相。”

彼得・伯克在书中提到人类学家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把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黑泽明的《罗生门》等小说和电影中极为有效的多重视角的技巧，用来描述18世纪的苏里南。他并非把个别的描述排列在一起，而是通过三种集体行为者――黑人奴隶、荷兰官员和摩拉维亚传教士――的眼睛，来展示当时的状况，然后加上他自己对三个文本的评论。这是一种“多义的”、“复调的”叙事。庆幸的是，我并非刻意而为，实际上倒是无心插柳，“老舍之死”口述实录本身就是这种“多义的”、“复调的”叙事。

但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历史究竟是一个文学样式还是自成一体的一连串样式，它是否有自己的叙述和修辞形式，惯例是否同样包括（它们一定是包括的）关于叙述与证据之间关系的规则和表达的规则？例如，兰克就不是写纯粹的虚构故事，文件不仅支持着他的叙述，并且迫使叙述者不做出无据可考的陈述。所谓文件是指被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传统地看作是相对可信赖的证据。他认为，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可能也会得出类似的结论。不管他们是使用文件还是完全根据访谈、交谈和个人观察来建构他们的描述，他们遵从了一个包括可靠性、代表性等等标准的研究策略。因此，我们应讨论的是这些标准与各种不同形式的文本或修辞之间的兼容性和冲突（而不是事实与虚构、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古老困境）。

美国现代著名口述历史专家唐**・里奇（donald a.ritchie）在论及口述历史的“见证可信度”时，认为在口述史最早发生之时，这个问题就随之出现了。他说：“不同于中世纪的口碑故事，人类首次有历史记载之时，口述历史便出现了。三千年前，在中国周朝便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的书记。数个世纪之后，又有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访谈波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s）的参战者。同时也出现了对口述见证可信度的怀疑，修昔底德抱怨说：‘同一事件，不同的见证者，或因为有意偏袒，或因记忆不全，所做的描述也不同。’……信件、日记、自传等作为正式史料时，尽管执笔的人心存偏见或者根本有错。例如，政治家写日记时，由于有日后要出版的心理准备，因此就努力地在日记中，把自己塑造为最佳典范。……写信和记日记的人，决不会将所有令研究者感到兴趣的事情一五一十交代得清清楚楚。”

我现在早已不做这样无谓的抱怨了，我深知书写历史需要“访谈者必须考量受访者作为见证人的可信程度。他们是否够资格提供一手材料，抑或只是在传递二手消息？他们最早的观点是否带有偏见？受访者是否大量遗忘那些对他们不再重要的往事？抑或事实太过平淡无奇以至于不复记忆？受访者现在回想那件事有何不同感受？是否有些后来的发展令他们重新设想或重新解释其间的矛盾冲突？这些考量并不会令受访者失去提供证言的资格，但是尽量完整地回答这些问题却有助于访谈者和未来的研究者掌握所搜录资料的价值。”“历史学者的工作是把一大堆来自文件、物件、访谈和其他来源的证据编纂整合在一起，创作出一则叙事使得原先互相矛盾、冲突的证据产生出意义来。”

扬・范西纳认为：“任何证据，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可以归结为唯一的来源，并加以检验；我们必须为其寻找确凿的证据。”“即使书面证据与口头证据之间出现相互不符的情况，也并不意味着其中的一种描述必然要比另一种描述可靠些。访谈可以揭示出被官方记录所掩盖的真实情况。或许，这种分歧恰恰说明，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两种描述都完全是有效的，它们共同为真实的阐释提供了活生生的线索。”看来历史完全不需要做出什么结论。

可历史既要写的好看，又要恪守理性，大概还是有点忠效两难。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指出：“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但他必须绝对地掌握自己的想象，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必须既能进行深入而巧妙的推论，又具有充分的自制力，以免将事实纳入假说的框架。凡是能否恰当地估计这些困难的人，都不会奇怪，每个历史学家都有可能失足――或者是在叙述领域或者是在思辨领域。”

对于如何看待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我十分赞成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的说法：“让我们认为它两者都是或者两者都不是。因为它有两者的因素。并不是在猜测历史的‘因果’上出现了科学；而是在收集和检验关于史实的证据上，一个历史学家需要有一些科学精神的东西，正如一个侦探或一个政客也需要这样的东西一样。”他认为历史有三种不同的任务，即科学的、想象或推测的和文学的。他还否定了一种学术偏见：“有一种说法，认为读起来有趣的历史一定是资质浅薄的作品，而晦涩的风格却标志着一个人的思想深刻或工作谨严。实际情况与此相反。容易读的东西向来是难于写的。……如果我们能够使新兴一代的最优秀的才智之士认识到历史的任务是如此艰巨，那他们之中将会有更多人成为历史家。”

那么，只剩下保罗・柯文所说的问题了，即“在所以把过去加以神话化的具体例子中，重点都不在于过去确实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它被后人为自己的目的而如何加以重新塑造。神话化的过程是：认定过去中某特定的主题，把它简单化，加以夸张和渲染，直至变成今人力量的源泉，足以使现在和过去强有力地相互肯定、互相印证。被利用的主题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过去的一部分，但也可能不是。”这就是说，历史学家有可能成为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也有可能成为新的历史神话的缔造者。保罗・柯文把这种“不断地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过去’重新加工的过程叫作‘自传式的神话化’，这种神话化过程当然会歪曲原初的经验。”“不管我们怎样想在回忆中力求忠实不假，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避免用后来的知识在歪曲这些回忆。”事实上，在本章开头提到的王行之与李润新的观点之争，也正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保罗・柯文所说。我想，不论中外，已经不乏这样的事实，即以往的历史一旦被塑造成“神话的史诗”，想打碎它都变得几乎不可能了。

当然，书写历史在观念上有时返朴归真或曰守本分是必要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已经特别强调：“历史学家的目的不应该用一系列耸人听闻的逸事去引起读者的赞叹，也不应该杜撰许多演说词备人引用；而是应该像悲剧作者那样，逐渐把故事引向高潮。恰恰相反，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首先在于忠实地记载古人确实做过的事情和确实说过的话，不管这些是怎样平常的言行。”

对于口述史来说，这自然涉及到艰辛的整理工作，汤普逊认为大体上有三种途径来展开：“首先，是对生活经历的单纯叙述。对一位记忆丰富的被访者来说，他除了完全公平地对待口述材料之外，恐怕没有别的什么选择了。……第二种方式是收集故事。既然这些故事并不像单纯叙述那样，每段都需要具备完整和丰富的特点，因此它是呈现更为典型的生活史素材的更好的方式。……第三种方式便是交互分析（cross-analysis）：口头证据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组建论据的宝藏。当然，在我们也很有可能在写作过程中，把这种分析与对更加丰富的生活经历的呈现结合起来。”

然而，汤普逊不得不承认：“这里也存在着某种危险：当口述史利用自身提供的材料来源的时候，往往会割断当时的政治叙事过程，遗漏掉经济和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各种压力，从而对过去的日常生活产生某种幻想，这恰恰是因为这些过程和压力很难直接触及到普通人的各种记忆。因此，把这些记忆纳入更广阔的背景里，是极其重要的。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口头材料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这种背景是如何构成的。它们肯定也会在根本问题上促发我们的上述理解。”

无论如何，要以历史为职业，都需要掌握一切有关研究人类的过去和探溯现时人类发展的各种类型的知识。简言之，就是要考虑人的本性和人的行动。我觉得，历史就是一种对过去的人性叙述。或者，换言之，历史学家所能书写出的历史，与其说根据的是文献，不如说依据的是“记忆”。历史既是“记忆”的叙事，也是“过去的声音”，因为“除了声音，恐怕再也不会有什么别的手段可以通过极其独特的、通常很简单的、精辟的和再现的方式把过去带入现在了。它不仅改变了历史的组织结构，也改变了历史的内容，并且把历史的焦点从法律、统计、管理和政府转向了人民。历史的天平扭转过来了：人们不仅从上述角度出发，而且也从被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去观察和评判经济学和政治学；在此之前，历史所要回答的问题还都是些封闭的问题，只能涉及到政治史、知识史、经济和社会史这样的既定领域；而现在，人们不仅拓宽了原有的领域，还要加上诸如工人阶级史、妇女史、家庭史、种族史、少数民族史以及穷人史和文盲史等这些更新的领域，这完全是一种崭新的历史维度。”

“原则上讲，口述史在任何历史领域内都存在着可能性。但对某些领域来说，它们要显得更基本些。与此同时，口述史也表现出了某种潜在的趋向，趋向于更个人化、社会化和民主化的历史。……历史存在的真正理由并不在于它为某些古老的事物赋予了永恒。历史是人们理解其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某种方式。人们在20世纪业已发现，那些所谓的里程碑、历史全貌以及各种权威和冲突模式都是不堪一击的。……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去构建自己的未来。”

口述史的兴盛在某种程度上使传统的历史观念被颠覆可能是始料不及的，像波普尔干脆认为历史本身没有意义，没有规律，历史实际上只是历史学，它只是存在于历史著作中的历史。因此，他认为“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利去做出自己的解释。”历史变得一点也不神圣了。

海登・怀特甚至认为，历史学家面对的过去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而只是各种形式的文本，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史料。若把这些文本变成历史，首先要把它们组合成一部编年史，然后再把它转化为一种叙事，而叙事的过程包括了论证、编织情节和进行解释。他认为历史的写作经历了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原始的素材、碎片或者资料；第二个过程是编年史。他以欧洲的史学史为例来说明编年史没有逻辑的起点和终点。换言之，编年史的书写者从哪里开始下笔，历史就从哪里开始；而他从哪里搁笔，历史即在哪里结束。在这个基础之上，进入第三个过程“带故事性的历史。”他这里说的故事性并非指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色彩浓重的故事，而专指史学家在经过第一个过程（原始材料）和第二个过程（编年史）之后，再书写历史的时候给它加上开头、结尾、结构、逻辑，即把过去那些没有逻辑的历史起点和终点的事，加上逻辑的开端和终点。这个过程像编“故事”一样。

因此，怀特在《元历史》一书中认为，19世纪的那些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无论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还是兰克、布克哈特等，各自都有一种认识历史的理论构架，表现在写作风格和形式上，或是比喻，或是借喻；或是喜剧，或是悲剧。“历史事实在他们的笔下只是他们构思和使用的素材，他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铺陈历史的真相，而是抒发他们自己的人生观和历史观。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著述一如文学家的小说创作，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要依靠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样，历史的真实性变得模糊了。历史对他来说，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怀特认为全部历史叙述都是“言语虚构，历史叙述中的语言虚构十分丰富”，“从言语产物角度看，历史和小说彼此之间难以区别”。同样，“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对立……也是很有问题的，是站不住脚的。”

我没有理由认为怀特说的不对，因为我接下来想做的，就是他已经说的。当然，先声明我不是历史学家，不过，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历史学家吗？“历史学家尤其想挖掘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而且是这种发生的‘意义’，不仅想追寻往昔事件的动因，而且想追寻随之而来的动因。赋予历史事件意义的主要方法是叙述。历史编撰是一个意义产生的过程。认为历史学家仅仅想讲述有关过去的事实，这是一种错觉。我坚持认为，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想，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想赋予过去以意义。”

之所以会如此，当然是因为作为历史书写者的史学家，往往不是历史的当事人，就像我对于30多年前的“八・二三事件”，我完全是个局外人。正像睿智的保罗・柯文指出的：“史学家正是因为是站在‘外面’，就有可能误读、歪曲，把一些完全陌生的意义强加给研究对象。就这方面来说，‘外在性’当然是个短处。

但是，史学家的这种‘外在性’也可能是一种长处。它构成了历史学家和‘过去’的直接经历者以及‘过去’的神话创造者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它使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有办法把过去变成可以理解、有意义，……换句话说，除了力求重造过去的参与者或神话创造者的意识之外，历史学家还力求在他们的世界和我们今日世界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让两者之间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展开有益的沟通。这种情况很像翻译家，翻译家的工作不只是把一种语言忠实地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且还要让它对于用后一种语言的人具有意义。和翻译家一样，史学家成为了现在和过去之间的中介人。在随之而来的复杂协调过程中，当我们想努力理解我们的研究对象的意识时，我们必须克制我们的‘外在性’。但是，当我们要向我们（现在的）读者阐述这种意识，使其富有意义时，我们则相反，友好充分利用我们的‘外在性’。总之，史学家很像翻译家，必须熟悉两种语言，对史学家说就是熟悉‘过去’也熟悉现在。史学家必须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间，不断地、敏感地，尽可能忠实地来回穿梭。正是这种来回穿梭，构成了史学家工作中张力的最终根源。”

但是，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就像神话曾被当作历史一样，现在的历史是‘我们自己的神话’。”不得而知。

总之，历史学的走向已经变得多元了，书写远离大众的“纯学术”历史，或者再让历史单纯地为现实政治服务都不是十分妥当。“大历史”只是一种书写历史的方法，而“所有的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这也说明，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而应‘史无定法’吸取各家之长。”事实上，中国不缺乏富于远见卓识的史学家，齐思和早在1930年就曾指出：“从前，大家以为史有惩恶劝善的功用，于是便有大批《春秋》式的史籍出现；大家以为可以从历史中求统治法，于是又有大批《资治通鉴》式的史籍出现。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对于历史的观念改变了，我们既不相信历史能改革世风，更不相信历史能给我们教训，至于籍历史来宣传主义，或做做文章，我们以为更不应该。我们以为历史只能帮助我们了解现在，并且推测未来，这是历史唯一的用处。但这种用处，已不能算小了。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我们所要努力的，便不能再和从前一样，专作那种褒贬，或给帝王修家谱的工夫，或就那希奇古怪的事情，作些美丽动人的文字。我们须对于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有确实的认识，以便了解现在而控制将来。这是史学的新目的，史学的新使命。”

结语

无论所谓“正史”的书写，还是“口述史”的记录，对于什么是历史，历来说法各异，像“历史”就是在已经过去的时间里出现过的人、事、物，即“过去的声音”；一切历史是当代史；唯一的历史是思想史；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等等。但无论如何，书写历史者，（当然并非全是史学家，）都会注入自己的思想，哪怕是粗浅的识见。从这个层面也可以说，历史其实就是思想的延续与重叠。光接受生硬的历史知识，像我以前接受了太多约定俗成的历史结论，而极少对思想的思索，即对历史“过程性”或何以成为“无物之阵”的细节缺乏探索发现，还只是让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停留在平面。另外，由历史学家书写出来的历史，并不是历史本身。历史本身在它瞬间发生了之后便不存在了。所以，历史不应当仅仅是史学家独坐书斋自我陶醉于翻阅史著检索卡片的精神活动，而应当努力去寻找构建起一个崭新的“活着的”世界。

这也是做口述历史的优势，像美国史学家约翰・托兰干脆“视历史为戏剧，有着叙述性的结构和戏剧性”。因为他的历史正是建立在成百上千次采访那些出现在历史重要关头的人们的基础之上，所以他称其为“活着的历史”。

《西方文明史》的作者之一，美国史学家罗伯特・勒内在作为书的序言《历史的本质》一节里，精到而透辟地说：“历史包括对事件原因和人类组织及思想模式的探讨以及对推动人类从事其伟大事业的力量和导致事业成功和失败的原因的探索。……历史学家运用其全部聪明才智也无法创造出证据。几乎数不胜数的过去事件已无法知晓，因为这些事件发生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许多其他事件至多只能知其一部分。因此，关于过去‘事件本身如何’的一些最基本问题要么永远无法回答，要么仅仅凭借高超的推断来做出回答。有关动机和原因的问题也许出于其他原因而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由于个人常常很难弄清楚自己的动机何在，因为那种认为任何人都能够完全有把握确证其他人动机的想法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想法。……我们掌握的证据越多，我们就越接近于作出有关过去发生事件的确凿的重新构想和解释。而且，对出于历史分析的目的而搜集和解释各种资料中遇到的困难灰心丧气是不应该的，应当将这些困难视作激发智慧的挑战。”

因此，正如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所言：“将过去与当今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我们应该尽力去做的一项工作。”可如何书写历史还是个问题。在海登・怀特看来，任何的历史叙述都是文学笔法完成的。因为历史叙述目的在于真实地再现过去，这就从本质上天生带有了文学和美学的性质。所以，历史作品以叙事散文的话语作为言语结构；用学术的方法再现过去的每一次努力，首先是一次“诗话行为”；历史叙述中的言语虚构十分丰富，其形式与其说与科学中的，不如说与文学中的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从这个意义上严格讲，我们以往多的也还是“结论”的“历史”，而缺少真正“诗话”的、“思想”的“史著”。西班牙思想家伽赛特说得多好：“过去并不远在它所发生的那个日子里，而是就在这里、我的身上。过去就是我――所谓我，是指我的生活。”

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历史学家的重要代表勒鲁瓦・拉迪里在他的一篇演讲《静止的历史》中指出：“历史学透过眼镜应当去搜寻的不是自己的映像，而是去寻找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想掠人之美，借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史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话来说明我要写“老舍之死”这段历史的初衷：“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久远的。”

“历史学不是对‘客观的’事件，而是对写它的人投射了光明，它不是照亮了过去而是照亮了现在。于是就不必怀疑，为什么每一个世代都发现有必要重新去写它的历史了。”

为什么要书写历史？皮埃尔・肖努在论查理五世的一部著作的前言说过这样一段话：“也许，西班牙的查理五世根本谈不上是公正无私的，但是在当时谁又是公正无私的呢？不管怎么样，这是在尝试通过现在来理解和解释过去，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那些创造历史遗产的世世代代由此而联系在一起，休戚与共、息息相关。于是，我们便具有了凝聚力和同情心。”沃勒斯坦在引用了这句话之后，进而说：“历史学家应该重视这种对凝聚力的呼唤，它丝毫不隐瞒其价值观和爱好。历史学家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为获得对话的真相而做出贡献。”

这应该正是我要努力去做的。因为历史学家主张再现过去并认同“真实的规则”，事实仅仅是过去只有通过一种描述的框架而为我们所知，但这并不意味着所谓过去就是一种描述或者能被视为一种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