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因素

如英国历史学家布莱德雷所说：“或许有些历史事件注定了就是要对我们永远都成为问题的，但它们却始终是我们的问题，并且将永远都是；而它们那绝对不可解决性，如若我们好好加以考虑的话，其所涉及的就不止于是一种用词上的自相矛盾而已。”

德国哲学家卡西勒也说：“在每一种历史原因里，都有某些东西是我们在物理的或生物的原因中所找不到的。不仅有一般的原因，而且也有我们所说的‘动机’。当然，‘动机’绝不是和原因对立的，而是原因的一种特殊的形式。”简单说来，老舍投太平湖自杀的“动机”和“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有老舍的自杀。换言之，老舍自杀的“动机”无庸讳言就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也就是说，要研究老舍之死的“动机”，与挖掘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是分不开的。同理，老舍自杀选择太平湖的“动机”，也要从他之所以要投太平湖的“原因”中找。

记得在某个材料中看到这样一段介绍性文字：太平湖位于北京新街口豁口外，因其地址叫太平庄而得名，太平湖由四个大小不一的湖面组成，1956年以前这里芦苇丛生，腥气熏人。在片片污水中苇子长得二三米高，苇塘北岸是一片冷落的乱坟岗子，称之义园。在1936年绘制的地图上称之为贡家苇塘，1956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在这里兴建贮水湖，半年后修成一个葫芦状的人工湖，附属海淀区人民公社。在葫芦的腰上横跨一座木桥，使整个湖面分为东西两湖，东湖水面较小，西湖则很大，湖中心偏西处有一湖心岛，岛上长满芦苇，无数叫苇渣子的水鸟栖宿在这里。东湖北面栽植了许多杨树，木桥的南面是快三角地，这里种植着桃树、丁香和各种灌木，与南面的荷花池构成了太平湖公园最美的一角。湖边的树荫则是近邻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复习功课的好场所，电影《水上春秋》为我们了解太平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那里边很多场景是在太平湖拍的。

舒乙考察了老舍的全部作品，没有找到太平湖这个地名。简单的理由大概是，“太平湖”这个地名是后来的事。但从老舍的经历看，他是熟悉这一带的。年9月至1922年9月，在担任外城北郊劝学员的整整两年时间里，他办公的地点就在德胜门外的关厢华岩寺内。他负责管理散布在西直门外、德胜门外、安定门外和东直门外的所有私塾。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老张的哲学》，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德胜门外，对太平湖该不至于陌生。舒乙的推论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他在老舍投湖自杀过去十二年后，在偶然一次翻阅老北京地图时，“竟一下子找到了父亲去太平湖的答案。太平湖正好位在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城内的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很近，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从地图上看，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观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这里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亲为她买的，共有十间大北房。她老人家是1942年夏天在这里去世的。我恍然大悟：父亲去找自己亲爱的老母了。”他的生命是母亲给的，当他没有再活下去的理由的时候，在另一个世界里，母亲的怀抱依然是最好的归宿――“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但令老舍刻骨铭心的是，母亲“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而太平湖通往另一个世界，想到这儿，他要去陪伴母亲了。

老舍的散文《我的母亲》是特为纪念母亲辞世而作。老舍在婴儿期丧父，跟着妈妈长大，对母亲的感情格外深切。最重要的，是“并不识字”的母亲把“生命的教育”给了他。“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我的”。

老舍笔下的这幅母亲像，并不是一幅精细的油画，而只是白描的一幅黑白速写：她靠给人洗、缝补和裁缝衣服养家，终年没有休息；她爱干净；她豪爽好客；她刚强，并不软弱，有着“软而硬的个性”。事实上，由老舍描写母亲的性格，也明显写照出他本人的性格。比如，他像母亲一样，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他甚至把这种“软中硬”的个性，返回头来对付母亲。岁时，母亲要他结婚。他楞是驳了母亲的面子。“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

从这之后，每逢人生的十字路口，都是这从娘胎里带来的“软而硬的个性”，使老舍做出了命运的抉择：1912年，为了升学，背着母亲偷偷考入北京师范学校；1922年，辞去北郊劝学员；1937年，抛妻舍家，奔赴大后方，成为“文协”抗日大旗下的一名“小卒”；1949年，从美国回到新中国；最后不甘屈辱，投进太平湖，都彰显出老舍“软中硬”的个性精神。

“士”的精神与“国家至上”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时，老舍还在青岛赶写着长篇小说《病夫》。全民抗战的烽火，使他深感“战争已在眼前，心中的悲愤万难允许再编制‘太平歌词’了”。随着时局的动荡发展，当他每每看到在“抗战到底”的标语口号下，“一面是为国牺牲”的“张自忠们”，而“另一面是逍遥世外”的“祁老太爷们”，便痛心疾首。他像鲁迅一样，痛感并要深入警醒地挖掘出蚀刻在国民肌理骨髓的精神劣根，就在于“他们的不放心处只在自己与家小的安全，只求个人与家属能趋吉避凶，其他的事情可以一概不问。”他要以一管文学写家的笔拼命地奋起呐喊，“喊动深山僻壤，喊遍了全国，把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喊动，把每一个睡着的唤醒；然后我们才能掏出全力，跟敌人拼个我活你死。”“男儿本该为国死，/莫念妻子小娇身！”“感怀成酒病，误国是书生！/莫任山河碎，男儿当请缨。”“人孰无情？弃家庭，别妻小，怎不伤心？可是国难至此，大家就该硬起心肠，各尽其力；不能不把眼泪咽在肚里。谁也不当怨谁，而是一齐为国家设想，为过牺牲。”

在这样的心境下，他匆匆将刚生完次女舒雨不久身体还很虚弱的妻子安顿在济南，毅然决然地只身挤上南去的最后一班火车，奔赴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去沐浴抗战风雨的洗礼。多情自古伤别离，更哪堪国破山河碎。老舍一面想念着自己温馨小家庭里的妻子儿女，觉得太对不起他们，一面时刻记挂着“伟大文艺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伟大的心田与人格来自写家对他的社会的伟大的同情与深刻的了解。”“只有把自己放在大时代的炉火中，把自己放在地狱里，才能体验出大时代的真滋味，才能写出是血是泪的文字。”后来的《四室同堂》便是这宣言最好的佐证。

在国难当头的大时代来临之际，他有着“祁瑞宣”一样恋家爱子难以割舍的骨肉亲情，但他为着“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抗战文艺产自抗战写家”，只有把人生的命运抉择交付灵魂与肉体的“流亡”，这不就该是他青年时代就要担负起的精神十字架吗！

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

活因伤别潸衣泪，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

――老舍《流亡》

此时已身在武汉的冯玉祥将军，深为老舍文人为国弃家的气概所感佩，与老舍一见如故，并当即挥翰赋诗：

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不顾家，提个小箱撵中华。

满腔热血有如此，全民团结笔生花！

然而，老舍在武汉也同时看到了不知亡国恨，犹唱“后庭花”的无数的“冠晓荷”：“赌无禁，烟公卖，妓有南北中西，舞有美女香槟”。以至老舍慨叹“武汉确实成了一切的中心，吃喝玩乐在其中矣！”痛心疾首咏《伤心》：

遍地干戈举目哀，天难有国亦难来。

人情鬼蜮乾坤死，士气云龙肝胆灰。

贼党轻言拥半壁，流民掩泣避惊雷。

更怜江汉风波急，艳舞妖歌尚浪催！

老舍在《四室同堂》里对他充耳盈目的这一切国人劣根的行为举止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救国，还要救民。其实想一想，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民，才会有这样的国。这样的国，又更造就繁衍这样的民。恶性的循环，恶性的轮回。民族的消沉只会更令国人成为供侵略者铁蹄撕扯践踏的腐肉，而且会连灵魂一起腐烂。

老舍也是振奋的，因为他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来到了武汉。他在积极参与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会议的同时，连续不断地发出一个文人斗士的吼声。

他在《写家们联合起来》一文中，呼吁作家、文艺家要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在抗战期间已无个人可言，个人写作的荣誉应当改作服从――服从时代与社会的紧急命令――与服务――供给目前所需――的荣誉，证明我们是千万战士中一员，而不是单单的给自己找什么利益。”紧接着，老舍在1937年12月写于武昌的《是的，抗到底！》一文里，又掷地有声地喊出了思想者深沉而凝重的声音：“只有抗到底才能把麻木不仁的人打醒；都醒悟过来，民族才会复兴：否则胡胡涂涂，依然故我，即使我们打胜了也没多大用处。败可转胜，麻木不仁则永无希望。我们不怕败，而怕不打。”“把知识用在救国上吧，大家一齐打上前去吧，打到底才会得胜！”“所谓抗战到底就是我们以自己最大的努力与牺牲换取自己的自由。”

“有骨头的才肯为国捐躯，有骨头的才肯死里逃生；有骨头的今日死，有骨头的明日生；这就是民族的复活。”“我们既不怕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拿血洗净了江山，我们抗战到底！用血保住祖宗创造下的伟业，用血为子孙换取和平自由，死是值得的！”这是老舍的气节，也应是民族的精神。抗战是向全人类“显一显”中华民族“伟大的人格”的时机。他在短文《此仇必报》里，斩钉截铁地说：“难道我们就没有血气和感情么？报仇啊，我们是人，我们得拿刀枪把日本禽兽管教过来，教他们明白过来禽兽是不能在世上活着的！起来吧，有血性的人们，挺起腰来，为死了的报仇，为人类扫除禽兽！”

“只要我们肯干到底，我们必会看见汉奸埋在自掘的坟墓中；否则我们屈膝，汉奸反倒坐在我们的脖子上，我们那才成了奴下之奴，而悔之晚矣！”“今天大家害怕，是怕个人的身家财产受损失；那么，等到连地土人民全数被日本吞了去的时候，难道还有个人的好处吗？房子若是烧起来，连命也不大易保，还惦念着屋角里那把扫帚吗？”

1938年3月，他在《我们携起手来》里表示：“我愿在这营阵中作一名小卒，你们教我作什么，我只有服从。我的才力只是那一点点，我渺小得可怜，可是在你们的命令下去工作，我感到伟大而充实。”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招开筹备会的那天，老舍已“快活得要飞了”。因为全民抗战使作家们“把民族复兴作为共同的意志和信仰，把个人的一切放在团体里去，在全民族抗敌的肉长城前有我们的一座笔阵。”他感到“文艺者根本是革命的号兵与旗手。”

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发表了“简劲有力”的演说，号召全国的文艺家团结起来。他了着重讲了四点感想：一，只要这些民族的先驱者们不分信仰地空前团结，就一定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希望作家写作多从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战区敌人的残暴以及后方民众动员的热烈中取材，同仇敌忾，加强战胜敌人的信心。三，今天的抗战实际上还肩负着建国的任务。四，要使我们的文艺在世界上也有辉煌的地位。

老舍在会上被选为理事。紧接着，在4月4日召开的第一次理事会上，老舍又被推选为常务理事、总务部主任。由于“文协”没有设会长或理事长，这总务部主任就成了主持繁重日常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他在《入会誓词》里写到：“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他真的要“倾尽个人的心血，完成这神圣的使命。”因为，他把在国难当头，而缺乏行动上的壮烈与宏毅，当成莫大的耻辱。“他必须任劳任怨的去做事，生也好，死也好，伟大的国民必须敢去死，才足以证明民族的文化有根，才足以自由的雄立于宇宙间。设若空有一套仁义礼智的讲章，而没有热血去作保证，文化便是虚伪，人民便只是一群只会模仿的猴子。”

“文协”在老舍的主持下，为推动和宣传全民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很快便呈现出了他在《新气象新气度新生活》一文中所写的那样一种精神，那样一种感慨：“全民族齐心抗日是表明了我们有最高的文化，每个人都懂得成仁取义，不肯苟安求全，沦为奴婢。”“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忠恕仁义，孝悌廉耻，能宽恕别人的过错，而不能屈膝受辱。”“若我们的好百姓都受了良好的教育，我们的力量将怎样地增强，我们的文化将怎样的灿烂光辉呢？”“国家是我们今日的爱人，我们必须为她死，为她流血。”“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这二者必须并在一处。”这无疑是熟谙儒家学说的老舍对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理念的很好体现与极佳诠释，像《论语》所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也正像老舍在1943年谈及当时“由济南逃出来的时候”所说：“她们的命苦呢，她们死；我该归阴呢，我死。反正不能因为穷困死亡而失了气节！因爱国，因爱气节，而稍微狠点心，恐怕是有可原谅的吧？”

考察老舍在抗战期间的言行思想，完全可以用他与宋之的合作的话剧剧本的名字“国家至上”四个字来概括。正如他说的，“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日，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因为，在他看来，“今日的中国，没有一件事比抗日救国更伟大更神圣的；我们的团结便是要在这最伟大最神圣的战争中各尽其力；这是你我的一切，此外什么也没有。”老舍表达这样的情感，从来不讲什么大道理，而是简单明了，朴素自然。如他说：“我们必先对得起民族与国家；有了国家，才有文艺者，才有文艺。国亡，纵有莎士比亚与歌德，依然是奴隶。”

老舍主持了八年的“文协”，也主持了八年的《抗战文艺》，但他毕竟是一个诗人激情型的作家，他觉得在血与火的民族危亡关头，一个民族除了要战斗，还要有理性而博大的胸襟和豪迈壮阔的精神浪漫。他说：“我们不要学日本的偏狭爱国，或什么铁血主义。斯巴达克式的教育能使人成为武士，也能使人成为强盗。……我们要的只是严肃而英明的气度与心怀，见义勇为，虽不故意去冒险，而到时候有死的胆气与决心。不去故意的作英雄，而磊落光明有作英雄的底气。”“自伤没落而放浪形骸之外，是浪漫；理想崇高而自尊自强，也是浪漫。颓废诗人是浪漫的，救世大哲人也是浪漫的。苏格拉底有最强壮的身体，最简朴的生活，最宽大的胸怀，与最崇高的理想。上阵，他是勇士；家居，他是哲人。我说，我们须成为这样浪漫的人。”老舍以他在抗战中的作为证明，他正是这样一个浪漫的文人！

在那样的时代，他自然首先以为“文艺的工作就是宣传。”“大时代到了，大时代的文艺，不用说，必是以民间的言语道出民族死里求生的热情与共感。”他真切的感到，“每逢社会上起了严重的变动，每逢国家遇到了灾患与危险，文艺就必然想充分的尽到她对于人生实际上的责任，以证实她是时代的产儿，从而精诚的报答她的父母。在这种时候，她必呼喊出‘大时代到了，’然后她比谁也着急的要先抓住这个大时代，证实她自己是如何热烈与伟大――大时代须有伟大文艺作品。……伟大文艺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这伟大的心田与人格来自写家对他的社会的伟大的同情与深刻的了解。”年“七七事变”抗战周年纪念，他在《这一年的笔》里表示，“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抗战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笔上，这支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这一年的笔是沾着这一年民族的血来写画的，希望她能尽情的挥动，写出最后胜利的欢呼与狂舞。有笔的人都是有这个信仰。”

武汉失守，老舍来到陪都重庆。月16日，他写下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的《中华在“九一八”后》，呼喊：“努力呀，同胞！今天，‘九一八’才是生死关头；泄气则亡，努力则胜；用血，用生命，换来明年‘九一八’的战胜庆祝吧。”“九一八”给了中华民族以大耻辱和大创痛，是一页惨痛的纪念。“‘九一八’必须从历史上抹去，用你的血抹去！起来干，不作亡国奴的人们！”全民抗战的精神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

老舍这一时期以宣传抗战为主题的散文大多是铿锵有力的战斗檄文，其核心的主题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想不亡，就须人人有不作亡国奴的气概与气魄，人人得成为忠勇的英雄。”“爱国的必须成为战士。”“个人的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大丈夫的血是要溅在沙场上，一方面去退敌救国，一方面使贪夫廉懦夫立。此外男儿还有什么更好的事业呢！？”同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 在他看来，抗战完全可以成为中华民族关照和检讨自身文化的一面镜子，而文艺作品就是这面镜子里的影像。

老舍在《一年来之文艺》里说，“血光杀声里有大时代的真面目。尽管所见者只是一事一人一角落，可是既经看到，便是好的资料。……以热情的文字写面前的杀声炮火，就足以动人。这些事是抗战的铁证，这些文字是真实的记录。”老舍在抗战期间，随时把这些“好的资料”运用到创作上，除写了大量宣传抗日的话剧，因为“现在我们说，文艺的工作就是宣传。”更主要还是构思酝酿并精心打造他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老舍的《四室同堂》是抗战期间一部不可多得的反省文化和人性的伟大之作，是中国人们抵抗日本侵略者从艰难走向胜利的“铁证”，是“以血为墨及时的记录下民族伟大的经验”，651同时又有着超越时代的思想和精神价值。

1939年9月至12月，老舍被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派遣参加北路慰问团，到西北去慰劳抗战将士，到延安地区访问。刚刚抵达延安的第二天晚上，***就赶到慰问团下榻的地方看望，并设宴招待全体成员，而后又和大家一起乘车来到中央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召开的盛大欢迎联欢会。老舍代表慰问团致欢迎辞。后随慰问团参观了延安抗大，八路军政治部等处。又到米脂、榆林等地体验延安地区的生活面貌。此行在他1942年出版的作为“抗战文艺丛书第一种”的长诗《剑北篇》中有所反映――“由夏而冬，整整走了五个多月，共二万里。”

1943年底，胡�青为刚刚故去的老舍的母亲办完丧事，带着孩子，离开北平，千里跋涉，赶到重庆。老舍把家安在了北碚。胡�青向老舍介绍着她所见所感的北平沦陷区百姓的生活和遭际，这使老舍的脑中浮现出一幅清晰的文学地图，人物的命运安排，小说的结构布局，就在这幅地图上铺展开来。这样的构架产生了近百万字的《四室同堂》三部曲：《惶惑》、《偷生》和《饥荒》。

1944年4月，重庆文艺界举行了“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的活动。而这时，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中国的战局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抗战胜利的曙光已呈现在眼前。老舍在一次“文协”座谈会上说：“我们要做耶酥降生前的约翰，把道路填平，以迎接新生者。”以至重庆《新华日报》专门发了一篇短篇《作家的创作生命――贺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周年》，称赞老舍此番话“是何等勇敢的宣告。”并对老舍为抗战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抗战七年来为文艺界团结所尽的力量是值得人们永远追忆的，他又曾为了实际的需要而尝试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包括民间文艺形式），这对所谓既成的作家是很难能的事。他曾屡次为文艺界生活困难而向社会呼吁，但他同时又斩钉截铁地说：‘尽管贫穷，我们要咬紧牙关忍受，要保持清高，不可变节。’”

老舍又是异常敏锐的，当他看到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的烽烟又起，1945年11月，他在纪念鲁迅的会上由朗诵《阿q正传》顿生感慨：“这样的胜利，而胜利后又复如此，假如自己不努力不要强，真使我觉得中国的命运将和阿q的命运没有两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没有当汉奸，我八年来的言论作品没有一篇不是为了抗战，而我后面却一直跟着一个黑影。……打仗死不是党委啊！不是大官啊！而是我们老百姓啊！而是你和我啊！我们为什么不阻止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应当拿出力量来停止内战！……只有和平胜利了中国才有办法。”和平是人与人之间的永久契约！

老舍的积极投身抗战与其朴素、自然的爱国思想，最初是源于一种本能的“知耻而后勇”。由母亲给他讲述父亲的牺牲，他懵懂意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了国耻。“可是，直到‘五四’，我才知道一些国耻是怎么来的，而且知道了应该反抗谁和反抗什么。以前，我常听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类的泄气话，而且觉得不足为怪。看到了‘五四’运动，我才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应该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这也是他“献身文艺写作的灵感”。“‘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

“在国外读书时，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作个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作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效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可见，老舍的“国家至上”思想，并非在抗战时才一蹴而就的。回忆起当年在国外关注北伐革命时，他还记得，“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因而，老舍在《二马》里流露出这样的情感也就在自然不过了：“破碎的中国，破碎也可爱的中国。”

其实，单就“国家至上”而言，若把抗战时期的老舍与建国初期的老舍简单做一比较，便不难发现至少有三个相当明显且意味深长的相同点：

第一，老舍是勤劳辛苦而多产的。不算老舍所做“文协”繁杂的事物性工作，仅算他服从抗战宣传的需要所创作的作品，抗战期间，他共写了长诗《剑北篇》，4部京剧，9部话剧，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的第一、二部《惶惑》和《偷生》，短篇小说《火车集》和《贫血集》，以及大量的诗歌、杂文。除此以外，他还写了数量可观的鼓词、坠子、相声、数来宝、戏曲等通俗文艺。据曲艺演员欧少久回忆，抗战初期，老舍仅为他和富少舫就先后编写了《骂汪精卫》、《芦沟桥》、《新拴娃娃》、《啼笑因缘》、《台儿庄战役》、《樱花会议》、《中秋月饼》、《八面玲珑》等相声、鼓词数十段之多。建国初期的老舍就更是这样。

第二，老舍是积极热情真诚投入的。从老舍的《诗人》来看，他自己无疑是个诗人气质的作家，为“协力抗战，重整山河”，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这伟大的事业与行动中”。他单纯地以为：“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设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假若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伤心。”“为自由，为自由，齐赴沙场；/历史的光荣，当仁不让，/要作今天的岳武穆、文天祥！” “我只知道岳夫子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陆放翁的激昂的诗句，并没毁坏了文艺，而反倒有些千古不灭的正气，使有心人都受感动。”“从‘七七’抗战后，我差不多没有写过什么与抗战无关的文字。我想报个人的仇，同时也想为全民族复仇，所以不管我写得好不好，我总期望我的文字在抗战宣传上有一点作用。”年代“歌德”的老舍也是如此。至于文艺不应是宣传这个道理，老舍在抗战时就再明白不过了：“有的人以为，文艺要过于切近实用，偏重于某一点，则必损失了文艺的从容不迫，或竟至不成为文艺。”但从老舍的自身创作实践看，他懂得在特定情形下，比如“国家至上”，文艺理应担负起“宣传”的使命与功用。

这样一来，也就很容易导致两种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截然相反的评价。比如，夏志清以为“自从中共政权成立以后，老舍凭着�颜的阿谀奉承，得意确保文坛的高位。”而阳翰笙则早在老舍从事创作20年纪念时就说：“这20年来，我觉得你总跟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特别是抗战军兴起以后，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的人民，你曾运用你那支锋利的巨笔去打击我们的民族敌人，鼓励过我们的士气民心，去扫除过那些社会上的渣滓，揭破过那些伪善者假面。你始终是爱着中国人民的，我想中国人民也一定会热爱你。”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从事这一切“服从”宣传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中，老舍在“任劳任怨”的同时，常是内心有矛盾，也有想法，甚至是痛苦的。对这一点，有一部分研究者常常视而不见或忽略不计。例如，抗战时期的老舍，正如胡风所言：“他有时却要为国事，为公共事业，为友情伤心堕泪，这恐怕是很少为人知道的。”建国以后，“经历过生活底甜酸苦辣”的老舍，自然更有人们从表面容易得出的“深通人情世故”。“但是，他的‘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湮没，反而显得更凸出，更难能而且可爱。”难得的是，没把“真”表现为“憨直”、“忘形”，“而是被复杂的枝叶所衬托着的果子。”因为人们见惯了老舍的“客客气气”，对他在“谈笑风生里面，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话还是笑话的那一种幽默”也习以为常，故而大家在容易“懂得那里面闪耀着他底对生活的真意”的同时，也容易疏忽掉“那里面”还包括着他内心世界的“酸甜苦辣”。抗战时，“他在对人对事上非常持重，总希望能取得面面周到的结果，但他却坚守着一定的限度，那就是为民族解放的文艺界团结的立场。如果越过了这个限度，无论对手是地位怎样高的或计谋怎样巧妙的，他也要直言不讳，守正不移。这决不是一个深于世故的中年人能够容易做到的。”建国后，老舍依然如此，无论是积极主动地配合宣传，还是受命应景创作，“在对人对事上非常持重，总希望能取得面面周到的结果。”但他也始终坚守着一个“限度”。

我以为，对照抗战时期和解放以后的老舍，他的这个“限度”都可以在“国家至上”这个大的思想前期下划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在创作上，一个是在人格上。但在表现形式上，有着明显的异同。先说创作，抗战时，“全民族都在血里挣扎，……整部的文艺简直可以被称为一首战歌。”中国的文坛“是立在全民抗战的旗帜下，尽责地掌起救亡图存的号筒。”建国初，是“***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努力要把一切创作变成“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不同在于，前者是文艺服从于国难当头时的“国家至上”，而后者是意识形态的“国家至上”即文艺服从于新政权领袖的政治“道理”。老舍对前者是得心应手，而对后者是“手足失措。”再说人格，由于“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尽量守住个人的人格尊严。”抗战时，国破山河在，“国家至上”，以老舍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文人才要抗战到底，“无论受什么样的苦处，他须保持住不投降不失节的志气”。

一方面，他随时准备以死报国，“用血肉的牺牲赎取国土河山！”“大时代的意义并不在于敌人炮火的猛烈，我们敢去抵抗，而是在于用我们的鲜血洗净了一切卑污，使复生的中国像初生的婴儿那么纯洁。……在这种意义之下，先死的必然称‘圣’――用宗教上的名词；因为他的血唤醒了别人对大时代的注意与投入。”这又让我想到，老舍最后投湖自杀，是否有意在“文革”的“大时代”里“先死称圣”的意味呢？

另一方面，“血肉横飞的惨像激动了我们更多的同情与义愤，认识了恐怖，更明白了如何在死里求生。”“人不应当互相残杀。”“中国的抗战绝不是黩武喜杀，而是以抵抗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这是个极大的使命。每一个有点知识的人都应当挺起胸来，担当这个重任。”而解放后，在他所无限热爱的这个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他可能已有许多次都感受到困惑却无奈的政治事件，直到“文革”的“八・二三”，他竟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同样是生命受到残杀、文化遭到破坏的“血肉横飞的惨像。”，而在“认识”了这红色“恐怖”之后，当他感到再没有苟活下去的理由时，求生不得，只求一死。“爱和平的人而没有勇敢，和平便变成屈辱，保身便变为偷生。”从这个意义上，倒正好可以把孟子那句话分开来概括两者的区别：老舍投身抗战，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而老舍投身太平湖，则是“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老舍文学的北京地图

从位于灯市西口丰富胡同老舍的丹柿小院出发，走到太平湖，是一段不算短的路。如果是步行，沿途要经过什刹海、后海、积水潭等几处水域，而老舍何以偏偏要选择太平湖作为生命的归宿？除了上述的母亲的因素之外，还可以从老舍的生命成长和以文学之笔绘制的北京地图寻觅答案。

按清朝满、蒙、汉三个八旗在北京城内的划分，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

先单以统计的角度来看老舍笔下的北京。“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正红旗的属地。“西北角对老成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桥――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城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里。正如李辉所说：“对于老舍，北京城墙可能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北京城西北角德胜门一带的城墙，维系着他的一生。这一块小小的天地，是他人生的起点，也是他人生的终点。他对北京的全部情感，他的艺术想象力，因这一小块天地而得以形成。不能想象，没有城墙衬托的太平湖，会带给老舍多少失望与惆怅。”

这已经提出了太平湖对于老舍的重要，而同样重要且意味深长的是，纯从地理位置上看，以老舍自杀所投太平湖为中心，离以下几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地方都不算远。往南咫尺的距离，与城墙相隔，是老舍母亲1933年至1942年居住直到去世的观音庵。房子是老舍为母亲买的，他最爱自己的母亲；再往南，是老舍的诞生地――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直到14岁。他在《小人物自述》里，对自幼生长的小羊圈做了最为完整、忠实而深情的描述。而且，还几乎原封不动地写进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和《正红旗下》，小羊圈因此成了老舍代表作中地理背景的原型；再往偏东南方向不远，是老舍父亲牺牲的地方――南长街南恒裕粮店。年，老舍的父亲在这里“痛苦而缓慢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从太平湖往北，土城一带的京郊乡间，是老舍的姥姥家和舒家祖坟所在地。老舍的母亲是德胜门外土城一带的旗人；老舍家的舒家祖坟，离姥姥家不远，在今天北京体育师范大学正南方二里多地紧挨着铁道的东边。到姥姥家要出德胜门，到祖坟要出西直门。换言之，“在这里诞生了他可爱的母亲，又象征性地埋葬着他的死于八国联军炮火之下的父亲。”

另一方面，北京又几乎可以说是老舍文学创作的素材母体，也是孕育了其作品主题思想的母题。他在写于1936年的散文《想北平》一文里，一开篇就将爱母亲与爱北平的情感相提并论。在他这都是一种说不出的爱，“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写这篇抒情散文时，老舍在青岛。可见，写作时，浮现在脑际的是精神血脉里的心灵故乡。他只要稍一凝思，北平一切的人情与自然风物便扑面而来。老舍对北平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爱”，这种爱使他“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他在小说里已用太多浓墨重彩的文字无数次地描画过北平，而这里只在简单把北平与伦敦、巴黎、罗马和堪司坦丁堡这欧洲四大“历史的都城”作比之后，将北平独一无二的美浓缩在了“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难怪一想念起北平，老舍便只要落泪。

把老舍的《我的母亲》和《想北平》两篇散文联系起来，不难发现，母亲塑造了他的肉体生命和做人的性格，而北平则铸造出他的艺术生命和写家为文的性格。对这一点老舍在未完成的小说《小人物自述》里，有深切的描绘：北平的一切“是自自然然的生活在我的心里，永远那么新鲜清楚――一张旧画可以显得模糊，我这张画的颜色可是仿佛渗在我的血里，永不腿色。”“我的一切都由此发生，我的性格是在这里铸成的。”“当我旅行去的时候，我看见高山大川和奇花异草，但是这些只是一些景物，伟丽吧，幽秀吧，一过眼便各不相干了，它们的伟丽与幽秀到不了我的心里来，不能和我混成一个。反之，我若是看见个绿槐虫儿，我便马上看见那两株老槐，听见小姐姐的笑声，我不能把这些搁在一旁而还找到一个完整的自己；那是我的家，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那里的一草一砖都是我的生活标记。”“一想起幼年的生活，我的感情便掐住了我的理智。”

没有母亲，不会有老舍的生命；而没有北平，也同样不会有老舍的文学。诚如赵园引用一位现象学美学家所说指出的，“决不只是艺术家在寻找他的世界，艺术家也在被‘世界’这位‘寻找作者的永恒的人物’所寻找。‘当作者通过作品揭示一个世界时，这就是世界在自我揭示。’”而“北京属于幸运者，它为自己找到了老舍。同样幸运的是，老舍也听到了这大城的召唤，那是北京以其文化魅力对于一个敏于感应的心灵的召唤。从此，北京之于他成为审美创造中经常性的刺激，引发冲动的驱力，灵感的不竭之源。”

康拉德是老舍最爱的作家，他称他为“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海上的诗人”。“是海王”。“海与康拉德是分不开的。”“从漂浮着的一个枯枝，到那无垠的大洋，他提取出他的世界，而给予一些浪漫的精气，使现实的一切都立起来，呼吸着海上的空气。”“康拉德把海上的一切偷来，装在心里。”“无疑的，康拉德是个最有本事的说故事者。可是他似乎不敢离开海与海的势力圈。他也曾写过不完全以海为背景的故事，他的艺术在此等故事中也许更精到。可是他的名誉到底不建筑在这样的故事上。一遇到海和南洋的冒险，他便没有了敌手。……我不敢说康拉德是个大思想家；他绝不是那种寓言家，先有了要宣传的哲理，而后去找与这哲理平行的故事。他是由故事，由他的记忆中的经验，找到一个结论。这结论也许是错误的，可是他的故事永远活跃的立在我们面前”

赵园已经在用这段夫子自道来认识老舍了，“老舍有他的海，那就是北京。”我则想更进一步地用这段话来评价老舍：他是北京的诗人，北京与他是分不开的。他从北京提取出他的艺术世界，并赋予一些浪漫的精气，使现实的一切都立起来，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无疑的，老舍几乎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有本事的说故事者。他那些优秀创作几乎无一例外地没有离开北京的城圈儿。他也曾写过不完全以北京为背景的故事，但一写到北京，尤其是写到北京的城市中下层市民与平民的命运故事，他就没有了敌手。我不敢说老舍是个大思想家；有思想，文化批判也好，国民性反省也罢，全来自他的故事。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写过许多与“宣传的哲理”“平行”的故事。“可是他的名誉到底不建筑在这样的故事上。”他能传之后世的作品，《骆驼祥子》、《离婚》、《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等，都是由他的故事，由他的记忆中的经验，找到一个结论，或提出一个思想。这结论与思想，也许会因时代的更迭，人文环境的改变，而被认为是错误、反动的，或超前、精彩的。但无论如何，他的故事将永远活跃地立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面前。正如赵园精辟指出的：“老舍经由发现‘艺术的北京’而发现自己的艺术个性，经由完成北京形象而完成了他自己。北京不仅仅是他的艺术生命赖以存活的土地，也是他描写过的最重要的人物，他大部分作品的贯穿人物，《死世同堂》等北京史诗的真正主人公。这是一个作家和其对象所能结成的最自然、单纯的审美关系。……因而他属于北京，北京也属于他。”

是的，“老北京才是老舍真正的文学之根，创作之魂。”北平是孕育老舍文学生命的胎宫：“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予的。”“北平是我的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老舍在抗战前，已写过八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虽然几乎都是在天津、伦敦、南洋、济南、青岛等地居住的时候写的，但在他所写的一百几十万字里十之七八是描写北平。道理很简单――“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京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

因此，当然有足够的理由推论，老舍选择太平湖而不是其他的水域自杀是有意而为，决非偶然。简言之，有地理和文学上两方面的原因。在这里，往南，有老舍出生的小羊圈胡同，有父亲牺牲的南恒裕粮店，有母亲去世的观音庵；往北，有舒家的祖坟和母亲的诞生地。这里是他生命的原乡，是他亲人的墓园，也该他是生命的归宿。他属于太平湖，太平湖也属于他！

同时，也有理由想象，老舍自杀前，面对太平湖可能会想些什么。彼时彼刻，他要把他的故事和他的整个世界，都寄托在太平湖这片平静的水面；太平湖也将承载这位孤独的老人及属于他的一切。苏叔阳的话剧《太平湖》是这方面比较早的艺术上的尝试，李辉的长篇散文《消失了的太平湖――关于老舍的随感》对此有了更深入的挖掘，而陈徒手的《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则更注重贴近历史的真实追述。

以李辉为例，他在《消失了的太平湖》一文中，即为投入湖水之前的老舍内心，设置了一连串生命的困惑与反思，追忆与疑问，内疚与自责，懊悔与醒悟：“所有传统文化的精华，书也好，文人也好，为什么都该成为必须清除的历史垃圾？为什么社会的道德规范，人的尊严，一夜之间会变得全无价值？为什么人的兽性会成为社会的主导？”“他会后悔失去了过多的自我；他会后悔在历次的运动中，写下过那么多批判同行的文章；他会后悔没有更多地关心陷入逆境的朋友；他会后悔没有写出更多的如同《茶馆》一样的作品……”

我以为，由于老舍之死所留下的历史和艺术的想象空间都是巨大的，凡基于老舍的艺术文本及人生、性情、母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出发，所做出的关于他的死的种种推测，都不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而是符合事件的内在逻辑发展和人之常理的。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老舍生命的最后深刻，“死，对于他，也许才是最好的、唯一的选择。老舍曾经给予过人们多少安慰和温暖，可在他最需要安慰和温暖的时候，却无从获得。”

老舍死前是否万念俱灰无从得知，但肯定是悲从中来，百感交集。也许有太多要想的，反而使他的脑中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只是毅然地、没有任何眷恋地走进了太平湖。除了李辉的设问和推测，我也愿在此为投湖前的老舍做些片段的想象：老舍在散文《想北平》里描绘过太平湖对面的积水潭：“面对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所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他可能会想，不如索性化入水中，去“另一个世界”里做一只自由自在的小蝌蚪，那里有自己的父亲、母亲、舒家的亲人和他永远的北平。

不管老舍在建国之初是否真的很后悔写过《猫城记》“那样的讽刺”，但他可能会想，他确实因为写了《猫城记》，无论怎样积极配合政策，在某些人的眼里，他始终是“资产阶级”文人，《猫城记》甚至已被印到了批判材料中。他也可能同时会想，他在这部为能思想过关而一再检讨的这部小说里，30年代预想的情景在昨天竟然真实地上演了――猫国的学生因校长和教员叫他们念书，不许招惹女学生，就被捆起来，遭解剖、挖心。而他，也刚刚在“八二三事件”中，遭受了“女学生”――红卫兵们的侮辱、殴打、摧残、蹂躏。正如前苏联汉学家李福清所说：“老舍早在四十年前就如此准确地洞察到了当代中国社会中一些反常现象。他在《猫城记》中夸张地描绘的猫国生活画面，具有某种艺术真实性。”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可以随意侮辱自己的老师并殴打校长，拿这些同小说中虚构的猫国对学校中教员的残害相对照，老舍确实有先见之明……小说所描写的猫国的‘图书馆革命’，使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图书馆的遭遇。当时许多书被集中起来烧毁，一切图书馆都大门紧闭。这个国家里唯一的书是***语录之类。到现在为止，大概再没有第二个艺术家会有这样的先见之明。”依照李富清的分析，老舍当然在那个时候，就“从地球上各国的历史上看清楚：学生永远是政治思想的发酵力；学生，只有学生的心感是最敏锐的；可是，也只有学生的热烈是最浮浅的，假如心感的敏锐只限于接收几个新奇的字眼。假如猫学生真是这样，我只好对猫国的将来闭上眼！只责备学生，我知道，是不公平的。”

他也许真的没打算去责备学生，但对曾被授予了“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自我而言，“人格一旦失去，想再恢复，比使死人复活的希望一样的微小。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我们的政治变动太多了，变动一次，人格的价值低落一次，坏的必得胜，所以现在都希望得最后的胜利，那就是说，看谁最坏。”“文革”的情形，可能让他想到了那个灭绝的“猫国”――“世界上又哑了一个文化，它的最后的梦是已经太晚了的自由歌唱。它将永不会再醒过来。它的魂灵只能向地狱里去，因为它生前的纪录是历史上一个污点。”

他可能想，既然有了这种悲，那就像《猫城记》里的大鹰一样，镇静地面对死亡。因为在他看来，“良心是大于生命的。”他还可能想到了小蝎和迷在死亡之后的那份感觉：“死或者是件静美的事。”“生是一切，死是一切，生死中间隔着个无限大的不可知。”“死的缄默是绝对的真实。”“我觉不到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他可能想，既然选择了要去死，就死在与自己的生命、创作有着割不断血肉联系的北京城西北角的城墙外边，那里离儿时生活过的地方很近――“幼时所熟习的地方景物，即一木一石，当追想起来，都足以引起热烈的情感。”“特别是自幼生长在那里的地方，……它的一切都深印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对于它能像对于自己分析得那么详细，连那里空气中所含的一点特别味道都能一闭眼还想象的闻到。”当一切在“追忆”中时，“因为只有这种追忆是准确的，特定的，亲切的，真能供给一种特别的境界。这个境界使整个故事带出独有的色彩，而不能用别的任何景物来代替。在有这种背景的作品里，换了背景，就几乎没了故事。”而现在，他将连带着故事及故事的背景一同消失。因为在他眼里，“那与虹一样明丽的”，“低首抱着多少代的尊严与文化”的北京，也已“伤心的默默无语，像被奸污过的贵妇。”

他可能想，《四世同堂》里那个胆小、怯懦的瑞丰，在“心中极乱，抓不住任何一件事作为思索的起点”的时候，“想起来屈原的披发行吟。但是，他有什么可比屈原的呢？‘屈原至少有自杀的勇气，你有吗？’他质问自己。”瑞丰只有往家中走，因为“打败了狗只有夹着尾巴往家中跑，别无办法！”而他如果呆在家中，岂不是像瑞丰一样，成了一条被打败了的夹尾巴狗？

瑞丰“没有结束自己性命的勇气，也没有和蓝东洋决一死战的骨头，他怕死。想来想去，他得到了中国人的最好的办法：好死不如赖活着。他的生命只有一条，不像小草似的，可以死而复生。他的生命极其宝贵。他是祖父的孙子，父母的儿子，大哥的弟弟，他不能抛弃了他们，使他们流泪哭嚎。是的，尽管他已不是胖菊子的丈夫，究竟还是祖父的孙子，和……他死不得！况且，他已经很勇敢的想到自杀，很冒险的来到坟墓与河坡上，这也就够了，何必跟自己太过不去呢！”可他不怕死，他知道生命只有一条，死不能复生。然而，他有自杀的勇气，有和红卫兵决一死战的骨头；他不能像瑞丰一样好死不如赖活着，而要像屈原一样，像自己在抗战中一样，抛妻舍子，义无返顾赴黄泉。“天，多么美的北平的青天啊。地，每一寸都是他跑熟了的黑土地。他舍不得这块天地，而这块天地，就是他的坟墓。”

他可能想，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帝国主义，拿美金，就是卖国？他便要以死来回答，我爱我的国，可谁又爱我呢？他可能想，当年“全民族齐心抗日是表明了我们有最高的文化，每个人都懂得成仁取义，不肯苟安求全，沦为奴婢。……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忠恕仁义，效悌廉耻，能宽恕别人的过错，而不能屈膝受辱。”有骨头的今日死，有骨头的明日生；这就是复活。我既不怕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715拿血洗净了耻辱，我要抗到底！用血保住自己的艺术生命，死是值得的！

他可能想，……

老舍是有意让太平湖的静静湖水，无声无息地将他所想和任后人所可能想的一切包容进来。而且，所有的这些“可能想”，也都是老舍之死这一“荷马史诗”的艺术题材。像苏叔阳的话剧《太平湖――无泪的长歌》及其随后写的小说《老舍之死》，汪曾祺的小说《八月骄阳》717，刘心武的歌剧《太平湖》，就都是根据老舍诸多的“可能想”而创作的“艺术真实”的“历史”。还有许多人在回忆老舍的文章中，也都做出各种各样可能的推想，且能明显感觉到，这样的推想无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阅经了许多世事沧桑的写作者“此时此地”现实心境的折光缩影。换言之，不是他替老舍在“可能想”什么，而一定是老舍替他在“肯定想”什么。

比如，季羡林在《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一文中，这样“猜想”：“当老舍先生徘徊在湖水岸边决心自沉时，眼望湖水茫茫，心里悲愤填膺，唤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答，悠悠天地，仿佛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他会想到自己的一生吧！这一生是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的一生，然而到头来却落到这等地步。为什么呢？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自己留在美国不回来，著书立说，优游自在，洋房、汽车、声名禄利，无一缺少，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说不定能寿登耄耋，富埒王侯。他不是为了热爱自己的祖国母亲，才毅然历尽艰辛回来的吗？是今天祖国母亲无法庇护自己那远方归来的游子了呢？还是不愿意庇护了呢？我猜想，老舍先生决不会埋怨自己的祖国母亲，祖国母亲永远是可爱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爱的。他也决不会后悔回来的。但是，他确实有一些问题难以理解，他只有横下一条心，一死了之。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又有谁能够理解呢？我想，老舍先生还会想到自己院子里种的柿子树和菊花。他当然也会想到自己的亲人，想到自己的朋友。所有这一些都是十分美好可爱的。对于这一些难道他就一点也不留恋吗？决不会的，决不会的。但是，有一种东西梗在他的心中，像大毒蛇缠住了他，他只能纵身一跳，投入波心，让弥漫的湖水给自己带来解脱了。”

再有一点则纯属主观揣测，即除了上述的各种因素，老舍选择太平湖自杀，有没有可能是中意“太平”两个字呢？他可能想，他要远离那个已充满了暴力、血腥的世界，远离那个他没有理由再眷恋的生命，他要投到“太平湖”里，去洗静自身的耻辱，去寻觅永远的“太平”。同时，也给现世留下一个绝妙的讽刺，或曰一个老舍式的悲剧大幽默，他要以自己的死告知世人：“太平湖”以外的世界已没有了“太平”！他或许要以“神来之笔”亲自为自己的生命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