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记忆”里的老舍在美国

1946年1月，老舍与曹禺接受了美国国务院文化交流计划的邀请，即将赴美的消息，公诸报端。随后，媒体不断透露，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张治中将军与冯玉祥将军、“文协”上海分会、大同出版公司、上海电影戏剧协会、美国驻华使馆等，分别在重庆、上海两地，相继为老舍和曹禺的出访举办了多次送别会或招待会。可见，当时国内文化界对他们二人赴美普遍感到兴奋。“人们明白，老舍和曹禺将能充分代表中国现代正义和进步的文学事业，向大洋彼岸各界展示自身的丰厚艺术实绩，并将中国人民在连年抗战中焕发起来的新的精神状态一并介绍出去，使西方社会得以较为真切和全面地了解东方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趋势。中国的文艺界同人，是把二位作家，当作自己派往西方的民间文化使者来看待的。”

老舍感激大家的信任，一再表示一定不辱使命，要向美国人民宣讲中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和民主要求、中国新文艺的成就，以及抗战时期的“文协”。曹禺曾在“文协”的送别酒会上说，美国人见到老舍先生，就会明白中国作家的生活和环境。老舍当然也乐得借此机会放松一下长年遭受“疲劳轰炸”的身体。

1946年3月6日的重庆《新华日报》还专门发了消息《老舍、曹禺昨离沪赴美》：“[中央社上海5日电]美巨轮史葛将军号，5日午离沪驶美，约本月下旬可抵美。该轮共运输美军1650人，美侨200余人。作家老舍、曹禺亦乘该轮赴美讲学。”日，抵达西雅图。

美国方面的接待是高规格的，在首都华盛顿，二人曾在招待国宾的“来世礼”宾馆的乙宾馆下榻。而此时，访美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就住在甲宾馆。

老舍、曹禺先后到了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等地，并顺访了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和魁北克。应华盛顿大学、丹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天主教大学、费城国际学生总会、西雅图西北部作家协会等学府、社团的约请，二人分别做了数次讲课或演讲。老舍讲的内容主要是《现代中国小说》、《中国抗战文学》、《中国文学之历史与现状》等等。

来美国以前，老舍对美国的民主、自由颇多好感。初到美国，在芝加哥停留四天，他便“感到美国人非常热情，和蔼，活泼，可爱。”但在今天的许多美国人眼里，中国人还是“千百年前唐宋时代的中国人，他们对于唐诗、宋词都很欣赏。”老舍更明显感到，中国的对外宣传，“只是着重于政治的介绍，而没有一个文化的介绍，我觉得一部小说与一部剧本的介绍，其效果实不亚于一篇政治论文。”他在考察了美国的文艺状况以后，于1946年6月5日写给吴祖光的信里，谈到中国的话剧时提到：“老实说，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具有很高的成就。自然我们还有许多缺陷，但是假若我们能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与言论自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这一点，他在后来通过话剧《茶馆》做到了。

总体说来，也许正像能把历史写得如故事般生动的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所指出的：“老舍旅美期间事事不如意。有些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他刚到美国不久，想尽量与当地人搞好关系，结果在纽约的塔夫脱旅馆里被一个他信任的男子骗走了50美元。有些事情则很大，比如他的声誉问题。年，纽约出版了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英译本。该书被‘当月好书俱乐部’选为好书，并成为畅销书。但当老舍仔细一看译文时――他从未授权翻译此书――他对译本的成功发行大失所望：小说的整体结构被改得面目全非，也许是为了满足公众求乐的愿望，译本中删除了原书中所有的纠葛，不论是家庭的，还是社会的。……

在滞留美国的三年中，他越来越多地批评美国和国民党。老舍生气，根源可能在重庆，抗战时期他居住在那里，为国民党写宣传文章，而他的妻子儿女住在北京。说来也怪，他的家人们现在居住在重庆（他们是在抗战结束前才搬去的），而他却到了纽约，他肯定很担忧家人们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内战又起，一方面通货膨胀惊人。老舍在《猫城记》里曾明显表露过的那种对中国文化的忧虑此刻再度出现，在谈及五四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已公开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时，他非常气愤。与此同时，他对美国试图干预中国内战的不满，已超过对共产党的批评。老舍对1947年魏德迈将军访问中国尤其不满。年在重庆时，魏德迈曾积极支持***，时隔两年他再度造访，显然是打算进一步扩大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帮助他们在满洲和华北与共产党作战。”

老舍在一些包括与友人聚会的场合，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有一次会议上，有个美国人缺乏善意地问老舍：“你们希望美国政府如何帮助中国？”平素一向以温和、幽默待人的老舍，立刻态度严肃地郑重回答：“你们美国军队应该赶快从中国退出！”令对方十分尴尬。

事实上，从老舍此时对国际政治和国内时局的态度与看法，不难看出他身上具有一种相当浓郁的自由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结。而耐人寻味的是，在1946年到1948年内战局势趋于明朗和最终尘埃落定之前，中国有许多作家、文人，尤其是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多有自由主义倾向。这种情结往往是超越阶级和国界的，就内战而言，他们不去管国共双方哪边代表着正义，只“超阶级”地一心反战，认为一切战争都是“屠杀和平人民”。年1月，国内燃起了内战烽烟，老舍写文章，对“和我一样的是老百姓的人说：（一）……八年的抗战，使我们受了极大的损失。今天我们要休息，要和平。……自相残杀，反之，是同归于尽！（二）发动内战的，不论说得怎样有理，我们也不能相信他。和平是活路，内战是死路，其他都是诡辩。关心民众的，决不会教民众再破产，再流血，再流离失所。这是真话，也是唯一的真话。（三）……武力可以征服别人，可也可以毁灭了自己。我们不能替任何人去打内战，因为征服与毁灭都是我们先吃亏。我们不想占谁的便宜，也没有替谁先毁灭自己的义务。（四）我们反对内战，不去打内战，别人就没法支使我们。我们不受别人支使去打内战，我们才是真正的主人，而不是甘心作炮灰的奴隶。……你们打，你们会毁灭了自己。”

可见，老舍在赴美之初，曾因这方面的言论，遭到过“进步作家们”的“冤屈”也是十分自然了。据叶圣陶1946年11月6日的日记载：“上午梅林来谈老舍事。老舍到美而后，美国通讯社曾发简短消息，谓老舍曾在某一会中发言，美国应保持原子弹秘密，以与苏联折冲云云。上海友人见此，颇不满于老舍，沫若、雁冰、田汉皆尝为文论及此事。其文传至美国，老舍大恚。大约通讯社之消息系有意或无意之误传，而沪友不察，遽加指摘，且执笔者均为支持‘文协’之老友，尤伤其心。最近老舍致书与余及振铎、梅林，请辞‘文协’理事，并退还前年‘文协’支助之药费，于发言事并未直接提明，唯言到美后未公开演说。此事欲求弥补，转落痕迹，唯有俟老舍归来时当面一谈。庶几前嫌尽除耳。”

后来经曹禺回忆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当时他和老舍应邀出席一个科学家讨论原子能的会议，美国国务院还专门派人出席听会。会上有人问老舍，应不应该将原子秘密向苏联公开？老舍反对扩散原子武器屠杀和平人民，便回答说，不应该将原子秘密告诉苏联。日后美国报纸在发会议消息时，“编造谣言，严重歪曲了老舍讲话的原意，”宣称老舍反苏。看到报纸后，曹禺对老舍说：“你看把你的话歪曲到了什么地步？”可国内并不了解真相，马上有人写文章批判老舍。老舍本人似乎一直未对此作过辩解，因此，他当时对郭沫若、茅盾和田汉等人的此举会有什么想法，不得而知。只能推测：如果老舍在从美国回国前有什么犹豫的话，这或许也是一个理由？也许此时的老舍尚意识不到，他所钦佩的“绝顶聪明”的郭沫若，已经是共产党的文化权威，被他批判对于未来意味着什么。当然，老舍毕竟不是沈从文。至少单从老舍与沈从文建国之初的境遇，看不出老舍受过郭沫若批判的什么影响，相反，他和郭沫若、茅盾一样，都是受到新政权尊重的作家和民主人士。而沈从文一下子从文艺队伍里销声匿迹，与郭沫若的批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无论如何，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老舍，不可能不惦记家人，不牵挂故国。据曹禺后来回忆，在他和老舍形影不离生活的11个月里，“一到礼拜六，我们买回一瓶酒，两杯下肚，两人就唱起京剧来。老舍先生擅长京剧的须生和老旦，一唱起来，就似乎又生活在故国了。平时外出都讲英语，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说起祖国的话来，畅谈、交饮，真是尽兴尽致，谈到高兴的时候，便常常痛骂美国社会生活中那些虚伪和残酷的现状。”这不该是虚言。

尽管如此，当1947年1月，曹禺要先期回国时，老舍还是决定留下来，理由是他自己在美国还有许多未竟的事情要办。与曹禺分手之前，老舍十分难过，说他要一个人“苦写”了。他一改平素的幽默作风，脸上无一丝表情。他沉默着默默地帮曹禺整理行装，送他上车，一直向远离而去的汽车摇着手。

老舍1947年至1949年在美国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真的一直在“苦写”。除了写完《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还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同时，他还努力把自己的几部作品在美国翻译出版，其中包括与美国友人艾达・普鲁伊特（ida pruitt）女士，合译《四世同堂》（the yellow storm ），请旅美作家郭镜秋女士，翻译《离婚》（the quest for love of lao lee）和《鼓书艺人》（ the drums singers）。

老舍在美国的最大快乐可能是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包括美国著名记者、作家斯诺、***、赛珍珠和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他与斯诺交情很深，在他归国以后，斯诺每逢来中国，都必去他在灯市口西街的丹柿小院做客。以“大地的女儿”自喻的***当时正在撰写《朱德传》。

事实上，从1947年10月9日老舍在纽约与到美访问的老友冯玉祥将军会面不难看出，老舍对国内的政局是关注的。那天晚上，老舍买了水果到旅馆去看冯玉祥，并领他到一家北方饭馆共进晚餐。老舍提到美国最新出版了一本书《希特勒的下场》，描述当年希特勒败局已定，身陷重围时，还疯子一样把这个抓起来，把那个吊死或枪毙。而今天的***，把中国搞得跟当年的希特勒一样。冯玉祥一听，很感兴趣，马上请老舍给他弄一本。两人一直谈到深夜才分手。

由老舍自己的描述看，他在美国的确受够了洋罪。洋饭吃不惯，每日三餐只当作吃药似的去吞咽。住处难找。“最坏的是心情。假如我是个翩翩少年，而且袋中有冤孽钱，我大可去天天吃点喝点好的，而后汽车兜风，舞场扭腚，乐不思蜀。但是，我是我，我讨厌广播的嘈杂，大腿戏的恶劣，余霓虹灯爵士乐的刺目灼耳。没有享受，没有朋友闲谈，没有茶喝。于是也就没有诗兴与文思。”“物价不得了！比起去年来，大概现在的一元只当去年的半元了！什么都涨价，天天涨；看得过去的皮鞋已经15元一双了。在重庆时，我就穿不起皮鞋，难道在美国也得光脚么？”

即使在美国遭受着地道的洋罪，老舍也不肯回国，主要原因应是国内的局势让他无法下此决心。他或许在观望，在等待。从他1948年写给在台湾《国语日报》工作的何容的信，能看出他这种观望与等待中的内心的矛盾与无奈。“所看到的东西毫无系统，只感到疲乏而已。……寂寞，饭食不可口，还有多少多少小的别扭，结果是体重未增，头昏如故。”“美国不高兴留外国人在这里（新颁法令，限制极严），我不肯去强求允许延期回国。但是回去吧，又怎样呢？”“英国又约我回‘母校’教书，也不易决定去否。英国生活极苦，我怕身体吃不消。但社会秩序也许比国内好。一切都不易决定，茫茫然如丧家之犬！”“不知如何是好，不知……整个世界仿佛到了末日。”“假若移民局不肯留我，也许一咬牙上英国。国内虽乱，但在国外的总是想回去，好像国乱也好似的，必须‘咬牙’也。”

由此看来，老舍回国的最低要求至少是两条。第一，国家不能有内乱。第二，生活得让身体“吃得消”。可见，老舍的心态是极其现实与成熟的。与其回到不是自己所期待的故国，还不如先留在美国把自己想做并能把握的事情做完。换言之，对国内局势他心里没数。如果共产党在国共对决中不能胜出，索性“咬牙”去英国“母校”教书也说不定。

据王昆仑之女王金陵在《老舍・茅盾・王昆仑》一文中追忆，为避开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王昆仑托辞赴美“考察”中等教育，于1948年初携女赴美，住在纽约。初秋，得中共指示，取道欧洲回东北解放区，参加筹备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离美前，去看望老舍。希望如有可能，约老舍与他一同回国。“他说老舍先生的讲学工作尚未结束，而且正忙着在美国出版他的作品。但老舍表示一定回国，到解放区去，只要手头的工作告一段落就走。”

不过，老舍在1948年2月4日致高克毅（即后面提到的乔志高）的信中，就已说明“定于三月中回国”，只是“是否能按时回去，当不可知。”整整一个月之后的3月4日，老舍还是在写给高克毅的信里，表明“我又申请延展留美六个月，尚无回音；假若得不到允许，即将回国了。”到了1949年2月9日，老舍在发自纽约的一封书简中，仍在透露“还未回国的原因。”他这样写到：“《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译。这就是为什么还未回国的原因。此书甚长，而译手又不十分不高明，故颇需时日，始能完成。我想：出来一趟，若能有几本书译出，总算不虚此行；并不是因为美国舒服，才不回去――此地，对我，并不舒服！……若不等《四世（同堂）》译完，我早就回国了。”看来，一方面，是美国作家赛珍珠帮助老舍延长了签证，以使他能把翻译《离婚》和《四世同堂》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即因为工作离不开；另一方面，老舍“现在回国也很不安全，因为他是个著名的民主人士，回去后不是被杀，至少也得被捕进监狱。”只能继续等待。

随着国内局势的日趋明朗，老舍回国的意象也越来越明显和确定。“到1949年，老舍对美国的种种事情越来越恼火，从艾伦・拉德和贝蒂・菲尔德担任主角的影片的剧本，到冰淇淋和可口可乐， 他都感到厌烦。然而老舍最终做出回国的决定却并非易事，他是在1949年秋天做出这一决定的，当时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无可争议了。”这是老舍做出回国决定的两个直接原因，而后者才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据老舍的日本友人石垣绫子回忆，当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上海的消息传到美国以后，老舍异常兴奋，打电话邀请他们到他所住的向友人借来的公寓，他要亲手烧菜招待大家。他们进门时，“便听到厨房里传来一阵阵剁菜的声音。老舍正系着围裙式的东西下厨做菜。他从唐人街买来了些鸭、叉烧、中国蔬菜、豆腐等，做了许多美味佳肴。”“更令我们惊奇的是这一天老舍实在精神特别的好。初次见面时那种郁郁闷闷的神情烟消云散。他只穿了一件衬衫，两腮红鼓鼓的，声音也带着点劲儿。”“他用激动的声音说：‘中国不久将新获生了。’‘上海这个城市过去是一个集犯罪、间谍、通货膨胀等毒瘤于一身的地方。如今上海解放了，病巢正被一扫而空。就由此可知，共产党完全可以掌握好、治理好全中国。’”“可是与此相反，在美国由于麦克阿瑟政策的缘故，政府对思想上的压制迫害却愈加激烈。对此老舍用诙谐的语调批判说道：‘杜鲁门总统偷学了***政策可恶的做法。’”“老舍对我们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是多么深，多么久。他很感慨地接着说：‘然而不管遭遇到什么苦难，我仍是中国的作家，光在美国写不出什么东西的。不和中国民众共同生活，耳畔消失了华语乡音，那么我写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我们将回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中国已经有希望了。我要尽快回中国去。’原来这是一次临别的聚会。”

另外，从时间上推算，老舍这时心情如此激动，很可能是已经接到了***向他发出的邀请。据老舍夫人胡�青回忆：“1949年6月开第一次文代会时，总理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在北平会合的大好形势，提出‘现在就差老舍了，请他快回来吧。’根据他的旨意，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阳翰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30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传递到了远在纽约的舍予手中。他终于在当年11月底回到了祖国，掀开了他新生活的一页。那封热情的邀请信他随身带回了国，后来夹在《鲁迅全集》里，时他特意保存的唯一的一封信。可惜，‘文革’时抄家不知所终。”

但据曹禺在几乎是30年后的1978年写文回忆，“1949年，北平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那时老舍在美国讲学。***对我说：你写封信请老舍回来吧，新中国有许多新事可以写。我遵照***的指示写了信，老舍立即整装返回祖国。”

如此说来，老舍至少接到过两封邀请信。照理，老舍此时回国应该是兴高采烈、水到渠成和顺理成章的。这也正如费正清1986年对前来拜访的王蒙提到老舍时所说：“他要回到新中国，我劝他再等一等，看一看。他说：‘不能等了，我必须立即回去！’”

另外，从老舍旅美期间创作的描写江湖苦命艺人悲剧命运的《鼓书艺人》，不难发现“老舍创作的重大发展。”正如樊骏深刻分析的：“虽然《鼓书艺人》所写的，仍然是旧中国艺人的悲剧性生活和命运，到全书结束时，追求没有实现，抗争受到挫折，他们都继续在受苦受难；但因为写出了他们的觉醒和执着地寻找新的生活，从而给读者带来力量和信心。”“老舍以新的现实主义真实地写出了时代的风云、人民群众的苦难和抗争、革命的深入人心。”这在老舍以前的创作中是从未有过的，换言之，《鼓书艺人》体现了抗战爆发以后的老舍在政治社会思想上的明显变化。“这部小说以其艺术形象的全部内涵，表达了作家对于正在到来的新时代的热烈向往，对于指引人们走向新生活的革命的由衷拥护。”而这同老舍表示要急于回国，并能在解放后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辉煌贡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写于革命取得政权以前，而且写于不受共产主义任何‘束缚’的‘自由世界’美国的《鼓书艺人》中，老舍已经由衷地讴歌革命这一事实，同样早就预告了一旦置身于解放了的新中国，老舍将以更为充沛的热情歌颂革命和新生活，那些作品都是他的思想他的创作内在发展的必然产物。”后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可是在史景迁的“历史故事”中，描述的却是另一番情形：“对于一个曾著书辛辣嘲讽‘大家夫司基主义’，并明确认为激进革命者善耍手腕的人来说，决定回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史景迁还引证了一则旁人的口述细节来说明，老舍对回国是有深沉思考的。“临行前几天，一位住在旧金山的好友赶来看他。他们一起坐在金门公园里的一个草坡上，老舍一声不响地思索者。轻风徐徐吹过，从远处动物园方向传来一阵铜管乐声，惊醒了他的沉思。他对这位友人说，他回国以后将恪守‘三不原则’――不谈政治、不参加会议、不讲演。”

史景迁在这里引述的“三不原则”来自乔志高写的《老舍在美国》。乔志高说，在老舍从旧金山乘船回国前的一个星期左右，他“几乎每天陪着他，吃馆子、看电影，开车四处观光。……老舍一开始就对我说，他的太太和子女已从重庆回到北京，他回国的主要原因是与家人团聚。其次他又郑重地声明：他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就是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

遗憾的是，乔志高的“记忆”是“孤证”，老舍在回国以后写的散文《从三藩市到天津》或其他别的什么文章里，对于离开美国前是否天天跟他在一起，只字未提。我当然无意，也无法对乔志高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的“记忆”与心态提出质疑，更何况据说赵浩生也在老舍上船前听过老舍的“三不”说。我只是在此提出一个同样来自“记忆”的事实：“老舍1949年底回到北京之后，家属还住在重庆，那里暂时还没有解放。老舍一个人住在北京饭店里。”这至少说明，乔志高的时间“记忆”是错误的――老舍“的太太和子女”此时并未“从重庆回到北京。”

写回忆性的文章同“口述”发生在过去的已成为历史的事，靠的都是“记忆”。而当“记忆”像口述史料一样，在没有旁证时，似乎就有可能成为惟一的“真实”，哪怕它也许是根据叙述者自身的需要和想象杜撰出来的。在这里，乔志高的“记忆”与老舍夫人的“记忆”或事实撞车了，而我在采访“老舍之死”进行口述历史田野作业时，这种“记忆”碰撞的车祸更是频频发生。关于老舍回国前约法三章的这“三不原则”，也许正是由于口口相传的“记忆”，才使坊间又有了另一个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解构”版本，即说老舍回国前与***有“约法三章”，（一）不公开骂美国，（二）不在共产党里做官，（三）不公开夸奖共产党好。此说或许是想说明，老舍最后之所以会自杀，与他回国后违背了自己的“三不原则”密切相关，这样“老舍之死”似乎就具有更意味深长的悲剧色彩了。仅从老舍自杀的消息传到海外以后他的亲友几个追忆的片段，就能看出意在把老舍的归国与他的悲剧死亡串联在一起的暗示，而这些并非“记忆”的描述，可能只是主观的揣测，不足为据。正像乔志高，在1977年写这篇《老舍在美国》时推测的，“在离美的前夕常常情绪不宁，内心似乎有很大矛盾，而表现出来的却是对美国――美国的生活方式、凡百事物――愈来愈讨厌、鄙夷，甚至憎恶。我想不如此恐怕不容易坚强他们回大陆的决心吧。显然老舍此时的心境已到了这个程度。”更有人认为，老舍的归国是受了共产党的“诱骗”，由于“轻信”和“冲动”，“走错了一步路，”“一失足成千古恨。”

事实上，单从以上石垣绫子的回忆性叙述和史景迁的引述乔氏说法，不难看出，两者是相互矛盾的，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换言之，石垣绫子“记忆”里的老舍与乔志高“记忆”里的老舍判若两人。否则就有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老舍的政治城府太深了，他一方面感到新中国是有希望的，对共产党的事业充满了憧憬。另一方面，为避免言多语失，“祸由口出”，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立誓要三缄其口；第二种可能性是，老舍的思维是天真的。他不可能对新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做出预期的成熟判断。无论如何，即便真的有此“三不原则”，也恰如史景迁所说：“在当时那种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想奉行这一信条，绝非易事。”非但不易，“1950年2月，老舍与丁玲一样，也成为全国文联常委会成员，并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分析说，美国已‘堕落为法西斯主义’，海内外的中国人必须在‘两大阵营’中选择其中的一个。”

其实，老舍在回国以后的1950年1月，就在散文《美国人的苦闷》追述了自己当初在美国对于美国的失望：“思想不能自由，在这反共思潮之下，乃理之当然。共产党员因思想问题而变成罪犯，思想前进的教授与公务员因思想问题而被撤职，美国立国的精神至此而丧失殆尽。……为了防共反共，三年来美国人把原有的很小的一点自由也快丢光了。”

1949年10月13日，为美国人感到“苦闷”的老舍，在旧金山乘乔志高“记忆”所说的“威尔逊总统号”轮船离开美国，踏上归国的航程。

“***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

回到阔别14年，已经是新中国首都的故乡北京，老舍像几乎所有进步、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他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由阳翰笙陪同，会见了***。“老朋友相见，畅谈了很久。这件事，对老舍后来的生活是很重要的。”老舍对新政权一点陌生感都没有，好像一下子就那么自然地融入其中了。也许正像茅盾1978年在老舍骨灰安放仪式上致悼词所说：“1949年应召回国后，老舍先生热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各项工作。”他在散文《由三藩市到天津》中明确表示：“从三藩市到天津，即是从法西斯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中间夹着这两者所激起的潮浪与冲突。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

作为一个“写家”，他要以写作上的脱胎换骨，来表达对新社会的热爱，甚至是报答新社会对他的接纳。此时，他的家人还远在重庆，他一人住在北京饭店一间不太大的单间。他把梳妆台当成临时写字台，“就对着那面梳妆台的大镜子，趴在过矮的台面上写起鼓词和相声来了。”年元旦，是老舍在新中国过的第一个元旦。他提笔下了太平歌词《过新年》：“大年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过新年。”“胜利的新年这是头一次，/工农翻身福在眼前。/从此后，大家生产，大家吃饱饭，/真正的自由平等到了民间。”

老舍实在是个勤苦的“写家”，据老舍日记载，在回到北京最初的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共写：太平歌词80行，各报；《别迷信》130行，《人民日报》；《劝北京人》（作废），140行；《生产就业》203行，《说说唱唱》；小文，《文汇》；《美国人的苦闷》，《文艺报》；《从三番到天津》，《人民文学》；《怎样改相声》，《新建设》；《写鼓词的经验》，《人民日报》；《评三打祝家庄》，《戏剧月刊》；相声《逛隆福寺》，《新戏曲》；相声《菜单子》，《说说唱唱》；相声《文章会》。”

1950年6月，老舍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会员的身份列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言，开场便真诚表达了自己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我回到祖国不过才有半年。这次能够列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到各项重要的报告，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及各界的名人，我深深的引为荣幸。”正像老舍发言中所说，他在回国半年多的时间里，一面继续学习文艺创作，一面参加北京的各种文艺活动，很快并十分明确地理会到：“当今的文艺活动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演为准则的。那就是说，文艺须为工农兵去服务。”而且，这个原则无疑是文艺界团结的动力。

这个月，他为开明书店即将出版的《老舍选集》写了篇《自序》，开始对以前的写作提出自我批评，并做了“简单的自我检讨”。他说自己只是善于说故事，并非第一流的小说家。而且，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正义感被幽默冲淡了。他认为最糟的是，小说《猫城记》“不仅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只所以会觉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是由于自己未亲身参加革命的缘故。他很后悔“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他还把这篇序文的产生，归功于人民革命的胜利和***对文艺工作明确的指示。否则，他“根本就不会懂什么叫自我检讨，与检讨什么。”

像绝大多数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在还没解放时就开始批判自己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倾向一样，老舍的自我改造也是自觉自愿的。从老舍写于1952年的《***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得知，他刚一回到北京，最先看的一部书是《***选集》，读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了“这篇伟大的文章”，老舍狂喜不已。他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样去服务的。他认识到自己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混得久了，思想、生活和作品，都已经慢慢地瘫痪了。以前，在文艺与斗争当中，他能把文艺与政治截然分开，以为政治是不同于文艺的“另一回事”。而“***告诉了我和类似我的人：你们错了，文艺应当服从政治！”老舍决定要“听***的话，跟着***走！”首先，最重要的是，思想改造必须彻底。他愿把解放前写的东西只当作是“语文练习”，希望今后所写的东西，“能成为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甩掉阻碍前进步伐的“老作家”这个包袱，“才能虚心地接受批评，才能得到文艺的新生命。”其实这也是当时大多数自认小资产阶级自由文人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自觉接受思想改造的共同心声。

1950年7月14日中午，***宴请老舍时，问他有什么创作计划。老舍说他已基本写完话剧《方珍珠》，青年艺术剧院正在排演。他打算马上动笔再写一部以龙须沟的变迁为题材的话剧，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歌颂***、共产党和新政府。并说已约好，第二天就上金鱼池、龙须沟实地采访。他之所以会如此，只是因为新社会的新气象新事物，使他不能不动心。他自然要歌颂这新社会的新事物，他感到自己有了“向来没有的爱社会国家的热情。”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对政府的感激与钦佩”之情，老舍写出了话剧《龙须沟》，并因为它的成功上演，1951年12月21日，老舍在授奖现场热烈的掌声中，从北京市市长彭*手里接过了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奖状。奖状的全文是：“老舍先生的名著《龙须沟》，生动地表现了市政建设为全体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和对劳动人民实际生活的深刻关系；对教育广大人民和政府干部，有光辉的贡献。特授予老舍先生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老舍当即感动地表示：“今后一定更加努力写作，争取作文艺界的模范。”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谦逊地说：“不是人民的时代，我成不了人民艺术家。”“没有北京人民当家作主后发挥的建设祖国的热情，我写不出《龙须沟》。所以，这荣誉不是我个人的，是属于整个北京的劳动人民的！”更为重要的是，老舍从这个荣誉中感受到，写作三十年来，他“只有在最近的五年中的新社会里”“才得到一个作家应得的尊重。”

史景迁认为，老舍回国前“顾虑重重”，但“他很快就转而适应社会主义现实的新要求，而且颇为成功。”《龙须沟》“描述了北京一条污水河沟两岸穷人的悲惨生活。这一作品的主题巧妙地暗示了新旧中国的鲜明对照：1949年以前，臭水沟两岸的居民过着梦魇一般的生活――疾病蔓延，时常有人溺水身亡。居民生活不仅受当地的一些地痞恶霸操纵，还要受贪婪的国民党政府盘剥，政府非但不治理河道，还向已经身处绝境的居民征收‘卫生捐’。与此相反，共产党清理了河道，为穷人找到了工作，还铲除了霸道的恶棍，实实在在地净化了两岸居民的生活环境。”这其实是老舍新旧两种心境对比的真实写照。

1950年10月1日，是老舍回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这一天，他写下了一篇决心书式的文字《写于一九五0年十月一日》，抒发自己那份获得了写作自由的孩子般的狂喜：“我恢复了写家的尊严，可以抬着头走路了，可以自由的走路了，我的头不再发昏。”“现在，穷人翻了身，我必须给他们写作，这是多么高兴的事呢！而且，写得不够啊；我恨自己只有一只手会写字！我也可以骂我所憎恶的人了，连反动派的义父美国流氓也可以骂了――当初，在重庆的时候，骂日本侵略者都须有个分寸啊！”“从前，社会与我的中间砌着一堵高墙。现在，社会上的一切是我写作的泉源。”“两相比较，这个变动太大了，我的喜悦也就变成一团火，燃烧着我的心，催着我写作。”“新社会激励全国的作家奋发写作，每一位作家都在辛勤耕耘。”

老舍从心里往外爱这个新社会，他说是新社会这座大学校，使向来洁身自好、文文雅雅的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愿在这个学校里作个肯有心学习的学生。”在回国的第一年里，“社会上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是群众的力量和义愤感染了他，教他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

没有理由说，老舍的思想检查不深刻。他认为自己以前只是“仗着一点小聪明和一点善于运用语言的才力”来支持写作。他虽然在作品中描写了他所同情的穷人，“可是不能描写穷人造反。”那是因为他不十分明白革命的道理，更不了解革命的真实情况。而且，他还曾以为革命是多事，对想象中的革命者发出过嘲笑。他虽然没有反对过革命，“可是我没有原则的幽默，就无可原谅的发扬了敷衍苟安，混过一天是一天的‘精神’，这多么危险！假如现在我还不及时的去学习思想，改造思想，我便是自暴自弃，自绝于人民与人民革命。”

应该说，老舍还是清醒的，他认识到“由旧的社会走入新的社会，很难一下子就完全‘整旧如新’。”但他有信心把文艺变成革命的工具和武器。他要“站在革命的战线上，打倒反革命――先扫除自己心中积累了五十多年的垃圾，而后勇敢直前的打与人民为敌的思想与人物。”他要拼命“歌颂今天社会的新人新事。”

同时，老舍也是十分坦诚的。通过参加北京文艺界的思想改造学习，认识到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而且，假如只是为参加学习而学习，没有为思想改造而学习的热情与决心，就得不到很多的好处。只有从思想上改造好了自己，才能搞好工作。所以，很自然的，“解放后，我的作品（且先不管写的好坏）几乎没有一篇不是配合着政治任务写成的。”

有趣而意味深长的是，已经开始骂国民党反动派的“义父流氓”――美国的老舍，回国以后，却一直保持着与他在美国由赛珍珠推荐的第二位版权代理人大卫・劳埃得的通信。通信的文字，比他当时写的许多意识形态化的文章，要平实朴素得多。他无需向美国人表什么忠心，只需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就够了：“回到北京后，我一直忙于读书和写作。本想到各处多走走，多看看，好为写作搜集些素材，但坐骨神经一直疼得厉害，结果我只好呆在家里，在阅读中获得新知识。”他周围的亲人们“全都非常喜欢这个对人民真好的新政府。”“北京现在很好，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人人都感到欢欣鼓舞。食物也充足。人们开始爱新政府了。”他还向劳埃得表明，“中国人民弄不清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反对北京的好政府，而支持台湾的坏政府。”

更值得注意和难以思议的是，老舍还致信美国作家协会的罗伯特・兰得，同意接受美国“作家指导”的邀请，加入“美国作家协会”，并答应每年交纳15美元的会费。倘若此举在1966年的“八・二三事件”中被人揭发出来，那比指控单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要大逆不道得多。“文革”时期的北京市文联在1967年编印了《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看北京市文联这个裴多菲俱乐部――北京市文联1949―1966年5月大事记》，它并未记载下老舍的这一“罪行”，可见老舍此事进行得非常隐秘。《大事记》倒是没放过那件事：“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老舍在美国出卖他的《骆驼祥子》，混到1950年回国。彭*、周扬、李伯钊等人视为珍宝，安排在北京市。老舍也抓‘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他大写太平歌词‘文章会’。他的口号是：‘再没有比成功再成功的了。’就是说只要成了名成了家，就是好样的。十足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哲学。同时，他在�兹府买下房子，招兵买马，大肆拉拢。三教九流，无所不至其极。后来把一些人安插在文联及所属团体中。”

有一点必须指出来，回到新中国的老舍异常活跃。他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与前述乔志高或赵浩生的所谓“三不原则”背道而驰。不仅如此，老舍甚至是乐此不疲。“在从前，闷在家中坐，还怕祸从天上来。现在，我可以参加多少多少社会活动。”“我有了充分的机会去参加各种集会与活动，去听去看，并发表意见。”“因为办事，我可以多接触人，多看到事情，多参加会议。这就使我有了生活，而且是新的生活。”“全国‘文协’及北京市文联布置的各种学习，我必参加。各方面组织的报告，只要约我，我必去听。”

不用说，这一定是老舍此时的真实心态，没有半点故弄玄虚的“矫情”。我想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感到这个新政权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以为自己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属于民主政治的施政程序。年10月，老舍的二幕六场话剧《一家代表》中那位自由知识分子的父亲程善恒一些耐人寻味的台词，今天回眸来看，它何尝不是老舍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他分明是在拿自己现身说法，他何尝不是像恨透了独裁政治、虚假选举，但对共产党还并不了解的程善恒一样，“不管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只要谁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我就拥护谁！”可同时，尚“心里有了鬼”的他，“心里有一套旧道理，我要一说新的呀，就觉得那是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而去假充前进！”他何尝不是像“五体投地的佩服了***”的程善恒一样，“只要政府实行民主，我就破出老命去拥护！这真是民主呀？不要叫我又失望哟！”他又何尝不是像开始自觉“改造自己”、“拥护民主，宣传民主”，最终也当选为人民代表的程善恒一样，切身感受到，“我算没白活这一辈子，我看见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更意味深长的是，从对这个舞台艺术形象的“人物介绍”中，也似乎能隐约见出老舍的身影：“男，五十四岁。北京人。他颇有学问，作过不大不小的官。因见官场龌龊，乃改入学界，教大学，也作中学校长，他好说话，而且直言无隐，故不合时宜。在政治思想上，他倾向民主，痛恨蒋匪的口说民主而实行法西斯主义的专暴。”年，老舍时年52岁，与程善恒几乎同龄。重要的是，从经历、性情和政治倾向上来看，两人更为相似。老舍在《我怎么写〈一家代表〉》中也如是说，一家四口四个主要人物“在我的剧本中的任务是做代表，为民主政治效力。我自己也是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所以我就把我的经验分配到他们四口人身上，仿佛是我的化身。”不过，老舍刻意声明，“虽然是化身，他们可都各有个的历史与性格，于是说话行事就各有特色，并不像四个傀儡。”但老舍写作的初衷的确是希望“借着这短短的话剧，……能尽一点扩大民主政治影响的宣传责任。”他反复强调，“民主政治是咱们新国家建国的基础，顶要紧。”“民主政治是立国的基础，而不是只为给某几个人带来荣耀的。”“他们也必须渴望民主政治，然后见到了民主政治的实现，才能热情的拥护。”

因而，如果真有老舍所谓的“三不原则”，也许这里只剩下了一种解释：那可能是老舍回国前故意释放的烟雾。像陈纪滢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还坚持以为，老舍“从美国搭船，在1949年初，抵达香港，当时不知是回大陆好呢，还是来台湾？徘徊在这决定命运的歧路上。”所以，即便真有“三不”，老舍从一踏上新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就主动放弃了。因为从他身上看不出丝毫违背了“三不原则”的不快意。相反，恰如他一篇文章的题目所说，他是“高高兴兴的活着”。“不错，办事会占去我的写作时间；可是，我若有充足的写作时间，而对社会毫无所知，只闭着眼空想，瞪着眼乱写，写出来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处呢？那不是浪费笔墨，斩断自己的文艺生命，对不起新社会么？……以后，我还是不怕忙，不怕事，而要高高兴兴的忙，诚诚恳恳的办事，好从事理人情中找倒写作的资料，写出结结实实的作品来。”

到1953年的时候，心气颇高的老舍尚自得于自己分身有术。当时，他的职务，连政府带群众团体的，“头衔”已有20个。但他还是“老”作家里没有扔掉笔的一个。那是因为他想出了一个手不离笔的办法。“办法很简单：坚持每天上午写作，下午才去开会、办公。”到了晚上，已是筋疲力尽。

不过，似乎是从1954起，老舍对于参加和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活动，做报告，耗去了他太多的时间，终日忙忙碌碌，顾此失彼，而抱怨不已。对老舍来说，时间等同与生命，他在1944年写的《过年》一文中慨叹，“时间最狠毒，它不宽让给任何人一秒钟，过去的一秒永远难赎回。人，于是就因丧失了时间而丧失了生命！……让我们都把自己钉在时间的十字架上罢！我们都必须死，但愿我们的死是未曾放弃了一分钟的牺牲，而不是任着时间由一个空白把我们推送到另一个空白中去！”因此，他当然希望领导和社会上要考虑到，作家的首要任务是创作，而创作必须有充裕的预备时间，写作时间和修改时间。不要叫社会活动过多占去作家的写作时间。“国庆前后，社会活动很多，不易拿起笔来。”“事情多就不能写作，这言之成理，本可居心无愧。可是，我到底是作家。作家而不写作，究竟不大像话。”“时间，时间，给我时间！给我足够用的时间，我保证每年可以写出一本话剧，一本戏曲，和一本曲剧！”“我从去年就打算辞去一切职务，专心写作，可是各有关方面都不点头。在这里，我再一次呼吁：允许我这样作吧！……我已经五十八岁了，现在还不加劲写作，要等到何时呢？”有意思的是，类似这样的感慨，老舍早在1935年5月在为《樱海集》写序的时候就发过：“我要不把‘忙’杀死，‘忙’便会把我的作品全下了毒药！什么时候才能不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