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诗

到目前为止，“老舍之死”的历史几乎都是由与“八・二三事件”相关的人们的“记忆”构成的，这倒极其符合培根对于历史的分类：“从这三种源泉――记忆、想象、理性――产生了三个产品：历史、诗和哲学，别无其他。”

在这三者关系中，第一对关系是历史与诗，也即是文学的关系。唐德刚在其《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专门谈到文学与口述历史的关系。他说：“什么是口述历史呢？有人问我：‘你的口述历史是不是胡适先生讲，你记，就成了？’‘你怎么能记那么多呢？’另外，我写‘李宗仁的口述历史’，他们也说：‘你怎么写那么多呢？’我的回答是：‘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像他替胡适写口述历史，胡适的口述部分只占50%，另外50%是他自己找材料印证补充。而写李宗仁的口述历史，李宗仁的口述部分只有15%的篇幅，其余85%都是由唐德刚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所以，在他看来，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他认为，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50%到60%左右；非学术人的口述史料只有15%到20%左右。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的不同在于：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漫漫谈，漫漫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但我想以“老舍之死”的口述史来说明，死无对证自不必说，因为谁也没本事让死人还阳作证，但活人活口并不见得就能够对证。像我在做“老舍之死”口述史的时候，很多人叙述起来，都十分愿意把自己的“记忆”描绘成根本无从考证的“孤证”。换言之，在某一点细节上，他是唯一的历史见证人。也许当时情形真的是如此，但仔细一想，以“八・二三事件”的性质，“唯一”的几率不一定高。这当然纯属我“小人心”的忖度。我还是想举那个最极端的例子，即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那三位打捞者，这三个“唯一”哪个才是真的唯一呢？或都不是？不是活无对证吗？不过，“唯一”也是一把双刃剑，他们否定了对方，同时可能也已经否定了自己。

论及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唐德刚有个著名的十六字令，即“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六经皆史”是清代章学诚说的，认为不只六经，诸子百家都是史。唐德刚更有发展，他认为不光诸子百家是史，甚至就连小说《封神榜》、《西游记》、《镜花缘》、《金瓶梅》等，都有自身特定的历史价值。“诸史皆文”的最好例证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文章西汉两司马”，《史记》其实完全可以当成文学作品来看，是一部鸿篇巨制的历史散文。难怪鲁迅称誉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也正如艾克什穆特所说：“每一次，当历史学家不仅要弄清历史事实，还要对过去的事件做出鲜明而活灵活现的描述时，他的著作就会变为历史散文。在许多世纪里历史散文与文艺作品都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把历史作品与文艺作品两者分割开来的这种现象，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它起始于文艺复兴时代，而只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才最终完成，而在整个20世纪里，历史科学与小说才各自以独立的形态存在。”

如果历史不带任何文学的色彩，全然是直白的叙述，势必变得干瘪、苍白，死气沉沉，也会随之失去历史鲜活的生命力。唐德刚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回忆录》举例说，在西方历史里，同样有许多很好的历史文学。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提到，有一次他与希特勒相约见面，但由于他失言批评了希特勒，希特勒一气之下取消了约会。两人始终未能谋面。这件事如果由史官记载，或许是直白的日志式的一句事实：“丘吉尔本应在某年某月某日与希特勒在某处会面，后因希特勒取消约会，两人始终未曾得见。”这当然是板上钉钉的历史。可《丘吉尔回忆录》却以文学的妙笔这样写到：“希特勒自此以后就失去见到我的机会了！”（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历史似乎一下子因此有了生气，活了起来。读者也会因此而喜欢读历史。

至于“文史不分”、“史以文传”，从中外的古代历史来看，都是因为它是好文学所以才传下来。因为古代没有很好的印刷术，光靠手抄，所以只有好文章才会被抄下来。但现代人写史，似乎已不太讲究文史的兼容了。唐德刚以英美史学家写中国历史为例说明，美国人写史大都老老实实地平铺直叙，而英国人写史就格外注重文学修养。英国人写史一定是英文写得漂亮，美国人只看重正确与否。他认为这是欧洲老传统与美国商业社会对历史态度的不同之处。由于美国新历史学家很少有文学味，在研究中把他们的东西当历史、当资料看可以，但让更广泛的大众读者把它们当文学看就缺乏可读性了。似乎“历史学家极少关心自己著作的文学形式问题，完全不考虑在此期间成为私生活叙事文学的小说本身及其文学形式的变化。而历史小说的作者往往在写作时违背历史事实，认为杜撰是自己的权利。然而正是他们把有关过去的观念灌输给非专业读者。他们不仅美化了过去，而且复活了过去，使读者把过去的东西延续到今天之中。请您自己来判断事情是否是这样：我们有关历史的知识通常都是从文学作品中汲取的，而很少来自专家撰写的纯学术著作。”

史学家汪荣祖也指出：“近人写历史文章，多主平铺直叙，以求客观公正；尤其是所谓‘科学派史家’常将文章写得像数字一样呆板，像表格一样整齐，以为如此才‘正经’、才‘正统’。在此种风气之下，文采便难被史家所取，好像一讲究文采，就联想到主观渲染，渲染当然就不客观、不科学了。其实，文采非即渲染，真正的史学佳构仍然需要文采，……史家之文采即取决于：如何以适量的文辞，完成著述之目的；如何用最经济的方法，说清楚来龙去脉，以及议论的重点。……孔夫子早就说过：‘辞达而已矣’！这句话，很可作为史家的座右铭。”

唐德刚显然对此深有同感，他不满于这种美国式的现代史学趋势。在美国，历史现在叫做social science approach，完全看成是一种社会科学。如此一来，历史就被“科学所污染”，变成干燥无味的东西了。更有甚者，西方的历史学除了归入社会科学愈来愈枯燥外，最糟的是电脑普遍应用之后，历史已被电脑征服了百分之七八十。电脑的应用改变了整个学术界的状况。以前学者皓首穷经一辈子搜集的资料，用电脑几十秒钟就可检索出来。他认为，在电脑科技的发展下，人的生命将逐渐失去意义。学历史的还有什么用？但事实并非如此悲观，因为历史中还有一部分可以和科技抗战到底的；有一部分是真金不怕火炼的。那就是历史之中，还有文学。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历史如果完全走向科学，无异于历史的自杀。学历史的人，人生也再无意义可言。而现阶段历史中很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就是口述历史，这可以是保存文学成分较多的历史。不是数目字，也不是科学，将来会有很高的可读性。

因而，唐德刚特别强调，做口述历史的人，一定要有文学素养。写历史必须用文学来写，并与新闻合作（新闻是当前的历史），才能把未被科学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来。现在搞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三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像英国哲学家罗素，就格外强调“历史著作必须是有趣味的。……历史著作必须不仅使那些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希望某些系统的历史事实的人感兴趣，而且使那些以读诗歌或读好小说的态度去读历史的人感兴趣。”另外，历史学家不必担心对他所叙述的事件和描述的人物有褒贬，因为如果要让读者感兴趣，必须得在戏剧性的事件中有所偏袒。“如果这会使一个历史学家变得片面，那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去寻找持有相反偏见的另一位历史学家。”

史亦小说

由唐德刚所说刘、关、张三兄弟，我忽然想到作为正史的陈寿《三国志》和罗贯中创作的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二十四史中公认成就最高的是前四史，而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及大量民间传说积累的基础上撰写的《三国志演义》，又与《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但仔细分析，《三国志》中即有文学“演义”的笔法，而《三国志演义》小说又带有“七分实事，三分虚事”的“史传”色彩。另外，有些“史实”在《三国志》中并没有提到，是裴松之的注中写到的。仅简单举例，《三国志演义》第30回写许攸本是袁绍的谋士，但袁绍不采纳他的建议，他看出袁绍无谋且无能，遂在捉住曹操派出催运粮草的信使以后悄然投奔曹营。许攸先试探着问曹操粮草还能坚持多久，

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

许攸这才把捉获曹操催粮信使的事说出来。于是就有了曹操乌巢劫粮，大败袁绍于官渡的历史故事。如此生动的对话，刻画出了人物，尤其是曹操鲜活的性格特征。但在晋朝人陈寿的《三国志》里并没有记载此事，而到了宋朝人裴松之的注下，此事则被渲染得历历在目：

《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子远，卿]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已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

显然，罗贯中小说中的此处描写，几乎是在裴注的基础上做了些更形象化的加工。而裴注的写法本身，已经与“演义”的笔法无异。再如，曹操大败袁绍以后，曹操手下搜到许多原许都官员与袁绍的“暗通之书”，《三国志》中只记载着“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的字样。而罗贯中在小说中，将此细节展开，变成“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一句话便凸显出曹操的胸襟与智谋。

仅把这两处文字拿史书与小说对照来看，一连串环环相扣的疑问浮出水面：第一个疑问，被陈寿在“史书”中“减去”而被裴松之在注里“添加”的这段历史，到底是否史实？第二个疑问，此处的裴注是历史还是小说？第三个接踵而至的疑问，若裴注写的是史，笔法与罗贯中的小说描写有何异？第四个疑问，既然史的写法可以如此，是否小说笔法写史最为可取？因为，看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读者远比看史书《三国志》的读者多得多。

可小说又毕竟不是历史，尊重历史事实与尊重艺术规律，本身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如汤因比所说：“一部历史小说并不是历史，历史学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也许喜爱一部历史小说，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回避它，因为它正在故意干扰历史学家所研究的事件；而由于这个原因，历史小说家作为一个艺术家胜于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不是一个艺术家――他不像一个小说家或诗人。”

以《三国演义》小说中塑造的周瑜为例，在《三国志》中“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的周郎，到了罗贯中笔下，为了遵循陪衬诸葛亮的艺术规律，只好让历史上真实的周瑜受最大的冤屈，心胸狭窄竟成了他的主要性格特点。可见至少在这一点上，罗贯中是陈寿的敌人，他将历史的周瑜带入了歧途，不仅使周瑜冤深似海，而且，几乎永无平反昭雪之日。如果尊重史实，小说按历史本来面貌塑造周瑜，那诸葛亮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又要大打折扣。因为，凡《三国演义》的读者，更不用说那些受作为戏曲小生形象的周瑜影响的戏迷们，几乎没有人怀疑最后那个戏剧性地被诸葛亮气死的周瑜，就是历史上真实无误的周瑜。类似这样的例子，在《三国演义》里还有很多。历史与文学也是忠孝两难全。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三国志》是晋朝人写的，《三国志》里以文学笔法记载的生动异常的对话，无疑具有口述史料流传的性质，同时，里边有意无意间加入“春秋笔法”都是十分正常的。而在小说《三国演义》里，作者“尊刘贬曹”的主观历史态度，即已先入为主地决定了他“春秋”笔力的描写，包括把曹操刻画成奸诈无比的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把周瑜写成嫉贤妒能的小气鬼。

正是基于此，我甚至有时开始相信艾克什穆特的斗胆预言：“文学与历史学质上全新的结合将成为下个世纪（指21世纪――按）智力生活的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这种结合将成为科学知识的一种形式，其目的不在于对过去的个别方面进行专题研究，而在于对二者进行艺术综合。……‘极而言之，历史学家的著作将成为一种文学事实，而历史认识则将成为对世界进行审美思考的一种形式。’凡无助于形成艺术的体裁将为历史学家所不取。”“历史学家在与时代对话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只考虑阐述自己研究成果的逻辑，也必须考虑阐述这一成果的形式，尤其是当研究者感到有必要与读者分享他在与过去直接交往时产生的那种感受时。”

但作为美国“新史学”代表之一的鲁宾逊，曾在指出“假使历史学家只是局限于史料上所叙述的确切可靠的事件，那么他的著作往往就会缺少生动活泼、真正可信的情节，因而就不能编成一个动听的故事。” 的同时，还是强调历史学家的事业，与文学家有所不同，他运用的是科学的想象力，而非文学的想象力。“他的职务在于应用他的研究过去人类事件的技巧，做出成果来使读者全面了解过去。”但如何区分科学的想象力和文学的想象力，又非理论能够探讨清楚的。

历史与哲学

第二对关系，自然就是历史与哲学，也即是与思想的关系。在柯林武德看来，仅有第一对关系的历史并不是历史，因为“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许多人类的感情都是和处在它那涡流之中的这种肉体生活的景象联系在一起的；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传记，则哺育着这类感情并可能供应它们以优质的粮食；但这并不是历史。再有，在日记里忠实保存下来的或在回忆录里追忆的那种直接经验及其感觉和感情的洪流的记录，也不是历史。它那最好的就是诗歌，它那最坏的就是一种突出的自我中心主义；但它永远不可能是历史。”在柯林武德眼里，什么是历史呢？“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他的言外之意是，历史因思想而延续。换言之，要将历史写成思想史才有意义。但思想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它也无法成为一个能包容下其他诸多相关学科的思想大杂烩。

所以，说到家，还是梁启超说得干脆利落：“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当然，“忠实的史家对于过去的事实，十之八九应取存疑的态度。” 因为从字面上理解，“过去发生过的事就是证据迫使我们相信的事，我们根据证据相信的就是真实性”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真理，即过去真正发生过的事，显然根本不是某些特殊的证据引导我们相信的事。我们同样可能陷于从所收集到的证据出发做出无懈可击的推论的错误。即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相信我们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迫使我们相信的东西，即使我们永远不能揭示‘真理’同我们所相信的东西之间的差别，情况依然如此。我们拥有的证据并不能保证我们拥有真理，尽管我们迈向真理的道路要通过证据。”

德国启蒙思想家赫尔德指出：“在所有伟大历史事件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基本规律，这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总是基于该地方的环境和需要，基于该时代的条件和原因，该民族的先天的或后天的性格。”不论是以此来观照文化大革命，还是发生在“文革”中的“老舍之死”，都是如此。因而，由深究博考“老舍之死”进而来研究“文革”时“该地方的环境和需要”、“该时代的条件和原因”，甚至“该民族先天或后天的性格”，才显得尤为重要。当然，同时包括研究老舍当时的“环境”、“需要”、“条件”、“原因”和“性格”。黑格尔说：“历史上的事变各各不同，但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的联系只有一个。这使发生的史迹不属于‘过去’而属于‘现在’。”这其实已经具有历史是当代史的意味。

然而，拿“老舍之死”的口述历史来说，要探究“过去”的“历史事变”是怎样的，以及“现在”的历史叙述又是怎样的，都无法避开传统的“春秋笔法”的困扰。因为，它的力量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既改变了“过去”，也影响了“现在”，甚至进而影响到未来，而我们竟不能有丝毫的作为，常常只能是瞠目结舌，“恨”莫能助。而且，我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可能不经意间又帮助传播了“春秋笔法”的历史叙述，亲手将历史缔造成神话传说。

“由于儒家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因此在儒学经典课程中给予历史以重要地位就不足为奇。孔子本人就是著名的崇古主义者，根据孟子的说法，孔子相信他的名字会因他编纂的《春秋》而不朽。《春秋》是一部言简意深的鲁国历史年表，它所记载的历史梗概需要广博而煞费苦心的注解才能揭示其深刻含义。从一开始，儒家就把历史视为其信仰的和谐依据，视为其信念得以传达的基本媒介。”但孔子以《春秋》不朽的这种自信，“对后来的儒生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谜，因为《春秋》是由一些非常简短，而且显然是随意记录的片断组成，行文简约，叙事只略有梗概而已。此书不管包含有什么褒贬是非的微言大义――这从一开始就被断定是此书的目的――都需要一把解释的钥匙。”《左传》和《公羊传》就都是“想确定《春秋》所记的片断编年史的来龙去脉，由此理解其中的训诫，但两者的方法截然不同。《左传》属于十三经，基本上是一部编年史，为读者提供了有关《春秋》所记事件的更丰富的内容。”而“《公羊传》的风格和态度都不同于《左传》。它并不忽略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但它更关心《春秋》的‘微言大义’，关心《春秋》所记述的历史事变中所能汲取的普遍的道德训诫。”

这当然就注定了“春秋笔法”的形成：按《春秋公羊传》的解释，“《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闵公元年），也就是说在记录历史时遇到尊者、亲者、贤者，都应该采用‘隐恶扬善’的曲笔，尽量多记有益的事情，不利的即使无法完全舍弃，也应加以隐讳。……另一方面，《春秋》将明善恶，寓褒贬作为历史的首要目的，对于同样的事件，往往用不同的字来表达作者的态度，不发议论而将褒贬寓于叙事之中。”

虽然也许正如梁启超为孔子所开脱的，“《春秋》之作，孔子所以改制而自发表其政见也。生于言论不自由时代，政见不可以直接发表，故为之符号标识焉以代之。”但后世正统的史学家则视其为至尊，称誉其“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一字之褒，荣于华冕。”可它也同时造成了后世史学中“不顾历史事实，随意地取舍、任意地拔高或贬低，甚至不惜篡改历史的种种不良习气。”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就激烈抨击过“春秋笔法”：“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夫君子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乎？”

所以，“从有史官的时候开始，历史就在不断筛选它应当记载的东西，记载和忽略、记忆和遗忘始终相伴，因为历史时间中曾经发生的事情和曾经存在的人物太多，历史学家没有办法一一登录在案，就连给皇帝写‘起居注’的官员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笔笔入帐。”

我以为，“春秋笔法”的历代叠加，还是造成葛兆光在《思想史的写法》一书中提到历史的“加法”与“减法”的原因之一。当然，他的“‘加法’就是指历史上不断涌现的东西，而‘减法’就是指历史上不断消失的东西，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反而常常是一回事。”我想借用葛兆光的“加法”、“减法”，并用“加法”引申来指人们在叙述的“记忆”中凭空添加的东西；而“减法”则是人为有意地要掩饰甚至抹去的东西。这又何尝不是现代口述史中“春秋笔法”之一种？

我还愿意用葛兆光对历史记忆两种不同取向的分析，来说明在“老舍之死”的“记忆”里，也有远不止一位的历史叙述者在自觉不自觉或有意无意之间，成了“春秋笔法”的嫡传后裔：“第一种是回溯本原，……人们并不一定真的是准确地返本复初，……有时候，当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历史记忆’中去翻箱倒柜的时候，这种‘历史记忆’早已经经过各种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皴染、删改和涂抹，经过了各种文字文本的选择、简化和润饰，特别是它可能已经屈从了流行风尚和世俗习惯，也可能入了某种相当深的意图。……另一种却是斩草除根，以发掘历史记忆的方式反省自身传统的来源，并把这种连累自己的根挖出来并彻底斩断。……人们采取了相反的态度，面对现实和历史的激烈冲突，他们为了现实的需要，自愿放弃来自历史的统一经验和统一身份，……历史记忆对他们而言仿佛是挥之不去的梦魇。”

从我在第一章里举例的那些各个主题下的历史叙述，就很容易明白，“这些逐渐被有意或无意地被淡忘的、被边缘化的、被驱逐到历史记忆深处和社会生活秘密处的东西，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命运。在这样的发掘中，也许一些失落的历史会被打捞出来，仿佛在古墓中挖掘出来一些器物的碎片一样，当它们被拼合时，我们也许会发现历史的真相。”

我当然没有理由认同后现代历史学把“历史”与“过去”截然分开，这样“把过去的真实存在悬置起来，历史学的目的却只是追问‘文本’与‘叙述’。”没有了“过去的真实”的历史叙述只是理论上的空穴来风。以“老舍之死”的“文本”与“叙述”为例，它首先要有“过去的真实”，即历史确实存在的“八・二三事件”，然后才有30年余后历史见证人面对我采访时的历史叙述。尽管他们的历史叙述免不了“春秋笔法”，但我也愿意相信：“每一个历史叙述都在无意识地追求‘趋近真实’，特别是在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过程的叙述中，由于各种考古遗迹、文献档案、口述资料、回忆传记以及其他史料的存在，人们不可能把‘过去’与‘历史’彻底分开，像文学创作一样‘无中生有’，进行想象甚至幻想。因此，只能在‘历史的重构’中叙述――在‘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以后，首先要有重构、显现，才能进入‘叙述’――历史并不是‘过去’的无序的堆积和散乱的拼凑，它也并不是一个关于虚无的文本，你不可能把实在的、曾经发生过的、并残留在各种遗迹、文献、记忆中的‘过去’完全放逐。”

的确，如果叙述“老舍之死”，没有那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文章、口述资料，没有像类似“文革”期间北京市文联《向太阳》革命造反兵团编印的《大事记》那样的文献档案材料，仅凭后现代史学理论，该如何“重构”过去的“文本”，又如何能“重构”历史上的“老舍之死”？

我愿意相信沃尔什所说：“历史学家是各以其自己的哲学观念在看待过去的，这对他们解说历史的方式有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归根到底便是哲学之间的分歧；而究竟我们能不能解决它们，就有赖于究竟我们能不能解决哲学的冲突。”同时，也决定着能够真正“使历史既建立在它所经历过而又表现出来的实处，又建立在它所经历过却没有表现出来的空白处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