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尚属空白的学术题目，介于文史之间，有些跨学科研究的意味，在老舍研究上，也无疑具有拓展研究路径的意义和价值。同时，“老舍之死”在某种程度上，缩影着20世纪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文学创作与生命选择的悲剧宿命。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每逢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或忌日，人们都要将不朽的光环献给他。他的谜一样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个曾用笔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快的老人会孤独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被称之为“文革”的这一中华民族的灾难事件，几乎在我有准确的记忆之前便宣告结束了，它对我来说已不是生活中的客观现实。但事实上，我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依然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中。那些长辈们――成长时期为我传授知识和智慧的师长；现代社会生存还必须仰仗的主要支柱――不可能不在精神上深受影响。尽管人们说时间可以洗刷一切，甚至耻辱，但30年、40年，对一种文明和文明的中断来说，还是太短暂了。
当我为自身的生存方式产生困惑时，不可避免地将目光转向那些长辈们，转向30多年前，甚至更加遥远的历史。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他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年》中借人物之口说：“谁能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我的处境本身就是对历史的疑问，并导致了对现在的迷惑。其实，正是这种“功利性”的好奇心促使我开始了“老舍之死”的采访和研究。并渐渐领悟到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倘若不能对死的意义有所领悟，则终难把握生的价值。这也刚好成全我，对老舍生命价值的理解，是以对他死的认识为前提的。
1966年以前的老舍，至少表面上还算得上是生活和创作上的双重强者。尽管他的生活有不如意，作品也有瑕疵，但这些并不能撼动他的“楷模”形象。可是倏忽间，这个人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迷雾一样的历史仿佛裂开了一道缝，把他永远沉入了黑暗，留下的只是版本不一的各种猜度。恰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说：“一切都消失在雾霭之中了。过去被抹去了，而抹去本身又被忘掉了，谎言遂变成了真理。”
锐敏而犀利的奥威尔在小说中讽喻说：“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合的任何新闻或任何观点，都被禁止保留在记录上。全部历史就像一张根据需要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也许正因为此，我们只能知道老舍在死前经受了突然的暴力和侮辱。紧接着，便在太平湖发现了尸体。这位自称“写家”和“文牛”的人，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人知道这位曾在小说中多次为善良人物安排投水自杀结局的老人，在死前经历了心灵和肉体双重的怎样巨大的苦痛。与“文革”中许多类似事件一样，这个悲剧也成了独角戏，除了受害人之外，只剩下隐藏在帷幕后边的“无物之阵”，今天人们通称其为“历史”。
依照人类文明的规律，任何暴力行为都要受到审判，哪怕最后被推上被告席的是一个所有法官都心知肚明的替罪羊。但“文革”没有，至少“老舍之死”没有，没有法官，没有起诉人，没有被告，没有旁听者。
历史有绝对真实的吗？我不敢枉自置喙。只要我们别有意制造“真空”的历史，就已经是历史的幸运了。接受了传统正规教育的我，已深知作为概念来传授和叙述的历史与历史本身的差距。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说：“培养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学家的历史并非是这些历史学家所能写出的历史。他们所研究的历史与他们研究出的历史并不能完全符合”。他的话多少反映出我们被灌输的概念化历史有多么苍白无力！
当我将这些当事人的叙述和此前的文献比较时，更深深感到我们头脑中的历史是何等的幼稚和残破不全。它只不过是按照自身需要组合起来的拼图游戏，或者是仅供人们饭后谈资的随意杜撰。我开始极端认同法国哲学家保罗・凡纳所说的：“事件永远不可能和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的感知相吻合；而史学家正是要从证据和文件中刻画出他们想塑造的那个事件。”如果是这样，这对我们理解历史带来怎样的影响？它是否意味着，说到底，历史学家也是神话的创造者呢？6看来以往被人们约定俗成所讲述的历史，可能只是一个个的圈套，或许每一次的谈论都是在无意识地接受谎言或传播谎言。生命的有限性又决定了我无法去戳穿它们。无形中我对“老舍之死”的采访调查和学术研究，或许就成了挣脱圈套和寻求生命真实的一种努力。但愿并非徒费无益。
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一圈套却出乎意料地导致了我对历史真实的怀疑。为了使采访更可靠，更接近事实本身，我在采访中刻意注重对细节的追寻。结果事与愿违，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我们手足无措，有时甚至是瞠目结舌，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显然，事隔多年，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哪一种叙述更接近事实本身。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存在惟一的、真正的真实，或者追求真实的努力永远徒费无益。相反，假如真实是人类不可企及的神迹，那我们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无限近地趋近事实，并尽最大努力以此来反抗历史叙述中的暴*和人类认知的有限。
我也可通过自己的口述历史实践质疑，甭说作家笔下的历史绝不是信史，史学家的历史就真的重建了历史上的过去吗？我当然知道，细节的真实决不是全部历史；历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白纸黑字未必是信史；真正的历史往往在文字背后；“纯客观”的编年叙述并非就是接近历史的真实，等等。
历史既然是由人来写的，人性的弱点当然就会不经意甚至是刻意地渗透进历史，人写的历史也就由此带上了人性的弱点。就是说，历史的叙述者与历史的记录者之间，存在着历史的“真空”。这是研究口述历史要特别注意甄别的。
当然，即便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的受访人的叙述都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口述历史无疑是活的史料，也正因为其“活”，叙述者才越发强调它的真实。而这真实又“活”无对证，似乎就成了绝对历史。如果这样想，便上了历史的当。
老舍是真实的人，他的死也是真实的事，这实人实事自然就构成了“老舍之死”这段历史。但几乎每一位口述者对几十年前的这“实人实事”的叙述都不尽相同，实人倒是不假，“实事”却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倘若按照许多今天的描述，当时的“实事”就当是另一番景象了。
我不想制造“神话”，也不想把“老舍之死”仅仅尘封在历史的博物馆里，作为陈列品供人们品赏，而要使其成为现在发展着的历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不把“老舍之死”作为“过去时”标本的“历史遗产”，而要作为“现在时”甚至“未来时”活生生的历史生命。因为在我看来，“老舍之死”将具有恒定持久的思想文化价值。因为恰如乌纳穆诺所说：“人类思想的悲剧性历史，根本就是理智与生命之间冲突的历史：理智一心一意要把生命理性化，并且强迫生命屈从那不可避免的最后死亡；而生命却一直要把理智生命化，而且强迫理智为生命的欲望提供服务。”
现在研究历史，细节的考证和精细的描述，较之以前人们注重的整体判断和一般性综括，已显得更为重要，更为真实。人们正学会接受科学的“历史的”诠释，而不再仅仅认同意识形态武断的“文化的”诠释。人们开始更多关注历史的具体性、复杂性、多面性和处于不停顿的发展变化中的过程性。用费正清评价列文森的话说就是：“我们在描述某一事物时，是旨在揭示它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意义，还是仅仅赋予它（某种作为文献档案的）‘历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