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老舍一样，1949年以后，郭沫若被委以重任，身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但与老舍不一样的是，从这些职务可以看出来，有些是正职，实职，且有相当的权力。即便如此，那个写就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开山之作《女神》的“狂飙诗人”，开始无条件地与他所崇拜的政治领袖保持一致。比如，在对俞平伯的《红楼梦辨》进行大批判之初，当他看到***《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立即将***信中所批评的“大人物”与自己联系起来，马上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联系会议上提出《三点建议》，表示要坚决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再如，1955年，当他到***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批语以后，又立即在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系扩大会议上明确表态：“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坚决要求“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还比如，当他读到***对《武训传》的批评意见后，立刻公开检讨。难道他忘了曾几何时自己说过赞扬武训的话――“在吸吮别人的学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在“双百方针”的激励和鼓动下，他也会敞开胸襟，像许多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文人知识分子一样，一时放胆，以忠言进谏：“国家建设急切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援，人民社会也急切需要文化粮食的供应。但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但当他见到***的《事情起了变化》一文，马上就地旋转，彻底否定自己，不仅开始批判文艺界的“自由”倾向，而且成为反右的积极分子。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据我的看法，文艺界的情况，实在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纪律太少，不是个性不能发展而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展个性的统一意志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1957年，时任文化部长，并兼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自然也不能幸免。月3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会议，无论“真诚”还是“敷衍”，茅盾做了《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的关》的发言，批评丁玲为什么不愿意彻底坦白交代，回到党的怀抱，并指责丁玲“今天的讲话很不老实。她还在那里打算用抵赖的方法混过关去。”

我到现在渐渐明白，晚年周扬是要用整个身心的忏悔以求尽可能地来救赎自己的心灵。但他这种“亡羊补牢”式的精神忏悔，对于自己来说，经过痛定思痛，是把积压日久的思想魔鬼释放了出来，毋宁是一种疗救的解脱。但对于已经给别的众多心灵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这仅仅是，而且只能道义上的。以丁玲和冯雪峰为例，1955年8月，对丁玲、陈企霞进行批判，并将其定性为“反党小集团”，是在周扬主持的中国作协党组会上决定的。年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周扬又表示，丁陈“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55年的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于丁玲这样的老同志，不应该这么做。”但在40天之后的7月25日，中国作协继续进行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周扬又重新肯定了1955年对丁陈所做出的批判结论，并进一步指责丁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对党不忠的人。”

从周扬来看，他如此反复无常，可能是源于难言之隐的苦衷所导致的无奈之举，而这更可能是来自当时“夹缝中”的“斗争！”不过，实在很难说，周扬是否一直等到自己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关进秦城监狱以后，才“觉醒”的。换言之，当时在“文人周扬”身上是否还残留着哪怕一丝未被那个“政治周扬”蚕食殆尽的悲悯性情。

人是复杂、多面的，拿周扬来说，一方面，他伤害过太多的人。这里仅举1959年对郭小川那篇从未发表过的诗歌《一个和八个》的批判：《一个和八个》是郭小川在1956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五六月间”完成的。写完以后，“由于快乐，也由于对自己这个人的欣赏，我简直狂热了。”因为“这是一首真正用心写的诗。”但因诗中的政治敏感因素难以把握，修改后虽经几位名家、名编辑看过赞不绝口，但《收获》杂志还是决定不发表为好。年2月，周扬要到湖南，郭小川将诗作交他审阅，并附一信，说明了《收获》的意见，自己倒没觉得有那么严重。周扬回来后，郭问他有什么意见。周说只看了一个头儿。一个月后，郭又问周。周说夫人苏灵扬看后，表示不赞成这个题材。郭这才感到或许是题材真的有问题，便不去管它。直到1959年6月，周扬将《一个和八个》直接交给作协党组，要他们批判郭。难怪郭小川在1967年就认为，“周扬、刘白羽的手法是不正派的。《一个和八个》诗稿在周扬那里放了一年零四个月，当我给他们当驯服工具时，他一声不吭的；当我跟他们闹了别扭时，他就批下来叫作协党组批判。我写给刘白羽的信，也在刘的手中放了几个月，后来才忽然拿出来批判。”

另一方面，周扬又确实在几个难得的瞬间流露过“铁面判官”少有的温情。陈登科就曾受到周扬的保护。他记得，“五七年，反右扩大化，我也险些儿被打下去。周扬同志爱惜人才，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给安徽省委文教书记陆学斌打电话说：‘陈登科是一个老实人，好人，他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对党是没有异心的。’由于这样，才把我保护下来。周扬同志在关键时刻是我的保护人。”“胡风分子”彭柏山也得到过周扬的关心：1960年，彭柏山流放青海师院当资料员，后来学校精简人员，彭便写信去中宣部求助，希望帮忙重新安排工作，周扬接到信后立即批转。据沙汀日记透露，周扬也曾在私下里对建国后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对作家创作造成的影响，表示过不满。另据秦牧回忆，1962年，他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古巴，团长是周扬。他感觉周扬“雍容大度，没有什么架子，谈起话来对人很亲切。……在闲谈中他向我提起了他的英年早逝的长子，竟然滴下了眼泪，后来我还见到他在激动时下泪好几次。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情感丰富，具有真挚感情的人。虽然像他那么一个历经沧桑的人物，会那么容易掉泪，是远远出我意料的。”

在对待丁玲的态度上，当然丝毫看不到周扬的这一面。一方面，丁玲在遭到批判，并被定为“反党集团”、“叛徒”和“右派分子”的蒙冤日子里，她惶惑、震惊、恐惧、怨愤。一次，她竟当着一些党内干部的面，放声大哭：“我痛苦哪！我犯了什么罪呀！”“做党员怎么那么难哪！”可她只能在心里发出“天问”：“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尊重事实，没有一个人能为丁玲说句公道话吗？”另一方面，她心里十分清楚，“我的案子，当然是文艺界的一些人捏造出来的，汇报上去的，但不经上边，也就是***的‘御笔’，他们打不倒我。”

事实上，对1927年入党，曾参加过长征，并在30年代担任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在上饶集中营做过国民党的监狱的资深革命作家冯雪峰，也是如此。年，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的通栏篇幅是：冯雪峰是“三十年来一贯的反党分子。”当年他看到这一宣判，悲愤得“想到过要毁灭自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或许正因为他“资深”，才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也还是因为“资深”，才觉得有资格对老舍那样的爱国作家进行“粗暴的申斥”：“有一次冯雪峰同志指着我的鼻子，粗暴地批评我的作品。”试想，如果不是“反右”时有“批判”冯雪峰的机会，同样“资深”的老舍这份委屈该向谁申诉呢？

不过，这里也许埋藏着一个疑问：周扬是参与捏造丁玲罪名的大将，还是***“御笔”驱谴的先锋？同时，还有另一个谜团：除了难以预测的政治因素，周扬与丁玲和冯雪峰个人之间的积怨，是否也是重要原因呢？因为早在“左联”时期，胡风、冯雪峰与周扬之间，由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冯雪峰按鲁迅的意思起草了指责“四条汉子”的文章，积怨已久。建国后，***安排冯雪峰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曾不情愿地跟好友发牢骚，“看看中宣部那几个人，叫我怎么工作？！”当时，周扬正担任中宣部副部长。而冯雪峰与丁玲的关系又非比寻常。也许正是基于此，忏悔的晚年周扬，在1975年出狱之后，第一位拜望的就是冯雪峰。一见面，他握着冯雪峰的手哭了，当面致歉：“历史证明你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为人是正派的。”此时冯雪峰已患癌症晚期，生活十分困难。见此情形，周扬回家后，在尚未恢复工资的情况下，立即请夫人筹措数百元钱去周济。自己的党籍还没有恢复，他又亲自上书***，要求给冯雪峰恢复党籍。当得知长期关押的胡风，获释后回京住院，他也是立即前往探视，当面告诉胡风中央决定给他平反，同时真诚地表示：“反革命集团”一案，虽是中央决定的，“我们也有责任，”“文艺理论你是最深刻的。”不管怎么说，周扬或多或少地是已经在从文人恩怨的角度来反思其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也是催人警醒的。

如此看来，跟远不止这些有着复杂到“后见之名”也难以说清的是非与恩怨沧桑的作家们比起来，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命运抉择真可称得上是嵇康式的异数了。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时令洛阳纸贵，便是最好的明证。书中的这样一个细节发人深思：当1953年11月，一位“使者”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信，兴致勃勃地南下广州，劝说陈寅恪到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时，这位使者绝不会想到陈寅恪竟会有如此的魏晋风骨。他居然提出了担任所长的两个触犯天条的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笔者注）或刘公（***――笔者注）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便是当时学界暗地里流传的“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说法的由来。陈寅恪“不能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的态度非常明确：“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随后不久，63岁的陈寅恪口述了那篇今天看来堪称绝响长文《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政治，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这样，陈寅恪断然将自己通往北京的大门关闭了。不仅如此，滞留广州不肯“北归”的陈寅恪，继续着他的“另类”抉择。年11月，中山大学举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型讨论座谈会，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全部全授都出席了，唯独陈寅恪缺席。这也许不能单单归于陈序经在岭南大学时给陈寅恪“赐封”的“尚方宝剑”――陈寅恪可以不参加除上课外的任何活动。因为1957年“反右”开始前他令时人难以理解的“另类清醒”就很能说明问题，1957年5月10日《光明日报》有这样一段描述：

“这几天的报纸，真个是大鸣大放，大概知名的学者、教授无不发表了言论，就是懒于发言的知识分子党员也被记者将了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深深地激起了全国知识分子无限的关怀。怎么，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还未发表他的见解呢？

我问过一位记者，他告诉我，这几年陈先生在广东很少发表意见。他不喜欢应酬，也不常接待外人。谁若问他对百家争鸣有什么意见，他只淡然地让你去看看他的门联，不轻易发言。这使我很纳闷，为什么当代一家学者，独默默而不鸣？”

可是，当1958年，面对中山大学连续两轮的大字报批判，在“反右”这位在“1957年那场风暴中冷眼看花开花落的极少数清醒者”的陈寅恪，愤然上书校长，表示：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陆键东感叹：这是一个软弱无助的知识分子所唯一能行使的了结自己命运的可怜权利。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当中山大学批判陈寅恪的大字报将他淹没时，他再次以“声明”的形式表达出陈寅恪式的“尊严”。陆键东是这样描述：

“从1966年冬开始，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面检查交代，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交代。据个别看过这些交代的人回忆，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间人人都不能不写的套话，但真正最能显示陈寅恪心态与风骨的，还是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年4月2日，陈寅恪便有这样的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说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亲密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我想，正如汪荣祖所说，对处在日益严重的病痛，尤其是变本加厉的精神折磨下的晚年陈寅恪来说，“最可安慰者，莫如其早年清华弟子刘节（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和梁方仲在文革风暴中，毅然护师。与后期党员学生相比，批师邀功者有之、划清界线者有之，不啻天壤。”

唏嘘之余，陈寅恪的“另类”命运抉择，不禁使我一下子联想到1949年以前包括陈寅恪在内的西南联大的那些教授们，在当时中国是“一个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专业上有固定方向的”知识分子群体。据谢泳考察，“虽然当时在大学任教的教授有相当一批人分属于民盟、国社党、青年党等政治团体，但他们在论证的时候，多以个人身份发言。张东荪就多次说过：‘本人向来在政治上苟有主张，总是独往独来，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所说的话却是不代表民盟，读者千万不要误会。’”张东荪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每次校务会议上都要恭读总理遗嘱，他对此很不高兴，遂夺门而出，并声言：‘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可见张东荪的个性。曾经有一段时间，国民党为了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联大的所有负责人都加入国民党，时任法商学院的陈序经听了就敢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张奚若有一次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的独裁，被***打断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下次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和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参，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参加国民参政会了。”

我还由此想到，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折磨，更确切些说，是奴役，远没有因老舍之死或陈寅恪之死而结束，独具中国特色的“五・七干校”是对知识分子灵与肉的另一种形式的大磨难，同时也是一次大考验。今天历史地来看，我觉得，“五・七干校”毋宁是一种具有了惩罚知识分子肉体和锤炼知识分子灵魂双重意味的思想学校。所谓“惩罚”是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强迫施与，“锤炼”则是知识分子的被动接受。正如历史往往是悖论的，“接受”也是把双刃剑，利刃的一面是，“在劳动改造和思想批判的严酷考验下，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成为整个运动的焦点。在高压下，丧失人格与做人的尊严，相互倾轧，成为干校较为普遍的现象。这种可悲的局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比如，“在上海奉贤文化系统‘五・七干校’，诗人闻捷自杀后，干校召开声讨闻捷大会。到会的全体知识分子和干部在工、军宣队带领下呼喊口号：‘打倒闻捷！’‘闻捷死有余辜！’在江西鲤鱼洲清华大学实验农场，劳动被当成对知识分子的惩罚。只有对工宣队表现得俯首帖耳才算改造好了。完全是一种奴化式的改造。”

而利刃的另一面，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各种方式的抵制与反抗。”如出现的“两名具有典型意义的‘干校人’。

“一位是70年代的布鲁诺――张志新。张志新所在的辽宁省委机关盘锦‘五・七干校’，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与她同一宿舍的省委宣传部长，自杀前，用墨汁在日常用的脸盆上，写下了‘无罪’二字。这促使张志新更深入地思考‘文化大革命’，进而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她追求真理，虽失去人身自由，仍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年9月24日，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在干校被捕。年，她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死刑。刑前被惨无人道地割断了气管。张志新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干校人’。

“另一位，是诗人郭小川。他是思想逐步觉悟的典型。在知识分子寻找自我的漫漫长路中，从再改造的热情、‘九・一三事件’之后的淡漠、集体的颓丧、失落和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以及再一次的热情期望，一曲《团泊洼的秋歌》，唱出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表达了知识分子沉郁痛苦壮烈的情绪。郭小川是开始抛弃盲从，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社会的‘干校人’。”

老舍之外的其他自杀者

老舍自杀前是否留下什么遗嘱、遗言，甚或陈寅恪式的“声明”，可能将是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但与老舍不同的是，其他一些“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自杀者，大多留下了表白性的文字。而他们为什么会在死前如此留言，今天再看，虽没有陈寅恪式的“声明”那般清晰明了，但恐怕也没有言辞表面那么简单。难道他们真的直到死还在用可怜的忠效替代着理智的诚实？

在时间上，邓拓是先于老舍自杀的。自杀前，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说：“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他在写给当时还是以彭*为核心的北京市委的诀别书中，写到：“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老舍死后两年的1968年初夏，被批斗中的杨朔，面对是不是影射伟大领袖的喝问，仍然执著而无力地辩解着：“我是热爱领袖的。请同志们仔细看我的书，看《三千里江山》，看……”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使他走上绝路。临死前，挥之不去的愿望是要求给***写信。但谁会给他这个权利？他只有用一瓶烈性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68年8月12日深夜，是周瘦鹃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他独自走在自家的花园里，做死亡前的心灵考问：“精心栽培的五六百种盆景盆栽，全部被毁，无一幸免；汗水浇灌的美丽花园满目凄凉；书房被抄被封，书籍文稿统统被堆到大街上付之一炬；甚至连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关怀，也成了奸佞国贼的口实！他既不甘蒙垢忍辱，又无力抵挡政治风暴的冲击，甚至连在顽童的辱骂声中，也不能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作为老年人起码的尊严。……”绝望中，远处传来妻子的呼唤。在那样的瞬间，他也许有刹那的留恋这人间的思念。但离他家不远处“工纠队总部”里吊打什么人的声音，将他对生的最后一丝眷恋击的粉碎。想到当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他却无从“请罪”，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愿在自己花园的深井里求得解脱。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叛徒”的诗人闻捷，1968年春又被投入监狱。他常对孩子们说的也是：“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有什么可怕的呢？”“爸爸和妈妈都不是敌人，不是叛徒，不是走资派。我们工作中有错误，但都是吃延安的小米长大的，受了三十多年党的教育。”但当他又经历了被“解放”以后更残酷的批判、迫害时，“坦然”也变成了沉默，死亡是最好的归宿。

1968年12月20日，70岁的史学家翦伯赞，因不肯违心提供***的罪证材料，携夫人一起吞食积攒起来的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制造的强力安眠药“速可眠”自杀。死后，搜身者在他的中山装两个下衣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遗书。一张写的是“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写的是“***万岁，万万岁！”年代，面对***的独裁政权，翦伯赞曾愤怒地表示：“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即便到了“文革”前，当他所倡导的历史主义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客观主义”，他仍在致友人信里毅然地说：“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面对大批判的文章，他表现得异常从容而坚定：“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姚**开始“炮轰”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以史家的良心和胆魄，仗义执言：“姚**的文章非常粗暴，这是抓辫子，打棍子，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最后，他清醒地意识到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屈节。于是，他清醒地选择了死。“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表现了他性情的刚烈，绝不会为了苟活而落井下石。“万岁”只是为表示对伟大领袖的效忠吗？似乎没那么简单。

正如章诒和所分析和感慨的：“翦伯赞的自杀和字条，像个死结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开，又一直解不开。”她为此请教了许多人，像对老舍之死的解释一样，也是各式各样。她当然也似乎是顺理成章地像许多人把老舍之死归于绝望的抗争一样，认为“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但他手书的“三呼万岁”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以此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是对‘文革’发动者的靠拢，在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抑或是一种‘你死我活’、‘我长眠、你万岁’的暗示性谶语？”章诒和以为，“翦伯赞不同于老舍，也不同于邓拓。他的手书‘万岁’一定有着更为隐蔽和复杂的内容。”而我自然联想到的却是王国维的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的“辱”。

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同一个翦伯赞，早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在批判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并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员张东荪的大会上，“讲话辞锋凌厉，暗含杀机，指认张东荪所谓的‘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他在发言中列举了张东荪大量“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言行。”不过，出乎包括翦伯赞在内的许多批判者意料的是，张东荪的“问题”最后从“四反”（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变成了“特务”，由“思想改造”变成了“叛国罪行”。不管翦伯赞是否对这个结果感到意外，并是否对此有过“史学家”的思考，反正他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还是自觉响应***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中提到的“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的领袖意志，以《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为题，写文向史学界的“右派”发难：他批判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在“鸣放”中的言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真是极尽诬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谬论，主要的是说马克思主义过了时，……对于党的领导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他诬蔑‘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说解放后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能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大家请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后所说的都是‘假言’没有一句‘真话’，大家都知道历史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实性，一个言不由衷的专说假话的人，怎么能给学生以正确的历史知识。……雷海宗在文章中还谈到不要党‘发号施令’，并威胁地说，不然，知识分子就要说假话，或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地消极怠工了。”翦伯赞还批判了史学家荣孟源“主张复古主义，企图用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就因为他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主义，而是以一种隐晦的笔调反对马克思主义。”实在猜不出，当翦伯赞发现自己在如何看待农民战争的历史观上与***发生龃龉，并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时候，会不会，或有没有设身处地地想到他曾经对雷海宗和荣孟源的批判，是否逼迫人家“在真理的问题上”“让步”？人家是否能够接受他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容忍学术如此卑贱地跪拜于权力”？951历史所遗留的像这样的谜团太多了，根本无法破解。

1970年9月，囚禁中的赵树理，“用一只手按着被打断的两根肋骨的侧胸，忍着极大的疼痛，艰难地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笔一划地抄写着”***诗词《卜算子・咏梅》。把抄好的诗词送给前来探望的儿子时，庄重而严肃地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替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在“文革”被批斗的日子里，他经常对儿子说的是：“不要软弱，相信党，相信群众。现在确实困难，但这对我们每个人的革命意志都是个很好的锻炼和考验，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好处，个人受到一点冲击和委曲不该有什么怨言。”

为什么有好几位知识分子自杀者要在死前抄写《咏梅》？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吗？至少现在还不敢妄加揣测。也许是出于韦君宜丈夫那样的心理？

韦君宜记述自己的丈夫“坚信所有的坏事都是个别坏人打进党内干的，与党无干。他的根据主要是，在延安时期，***曾亲手对他的一首诗作过批示：他的那首诗中把***说成‘平民’，***说没有问题。年整风审干，他和许多干部遭到‘抢救’，打成特务，而***一经发现错误，就亲自在台上举手行礼道歉，所以当前的坏事总会变，***总是英明的。他把这些话再三嘱咐儿女。”

这又不禁使想起萧乾曾对我说的：“从古到今，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都太天真了，总以为自己是谁，到了谁也不是。这个亏，我们今天还在吃。也无奈，大概是政治体制和士人性格两者使然。一个巴掌拍不响的。”

也许正因为此，王蒙并不认为可以把老舍的自杀说成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悲剧的一个缩影，因为这只是一种类型。像陈寅恪、郭沫若、茅盾、丁玲、艾青，各人的类型和情况并不一样。而且，他以储安平为例来说明，知识分子个人的政治命运只取决于他自身对于政治的态度。年的一天晚上，在一次聚会中，储安平和钱钟书等老友相聚。储安平当时是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长远，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踌躇满志、热血沸腾的样子。”“觉得终于可以大展雄图，而且在政治上可以对中国做贡献这样一个态度。”钱钟书对此“是福是祸抱冷眼旁观的态度。”“始终是小心翼翼站在一边。”所以，照钱钟书看来，储安平最后的悲剧是“自找”的。

可能正是“冷眼”旁观了这一切发生了的历史，睿智的钱钟书才会在死前留下那样“异常清醒”的遗言：“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

由研究老舍之死，了解中国作家的运命遭际，我还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前苏联一些作家的命运。年代，前苏联解体以后，随着一批重要档案的解密，竟一下子有那么多尘封在历史记忆下面、鲜为人知的内容曝露出来，那些档案令人恐怖和作呕的程度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真是触目惊心，叫人不寒而栗。正如法捷耶夫自杀前在致***的信中写到的：“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几乎所有在人身上可能出现的品行，在那个高度暴力和集权体制的刺激下，被无限放大出来，并很快被推向极至。时代犹如一列狂奔失控的列车，没有人知道它将驶向哪里，只知道它越开越快，直至被撞得粉碎。当突如其来的现实风暴横亘在所有生命的小船前面，它的强大坚硬，让每个试图掌握自己命运的人，都变得极端渺小，不堪一击。转瞬间似乎曾被所有人推崇，并尤其被文人们用饱蘸政治激情的笔一遍又一遍讴歌的自由与尊严，成人一种笑柄，遭人唾弃。

当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像刀一样如哽在喉的时候，文学的高贵和美成了脆弱而多余的奢侈品，那些还妄图将它们残留在内心角落的人，只能有一个结局：不谙政治潜心创作的天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倒在疱疹伤寒和痢疾蔓延的劳改营；性情率真，说话毫无遮拦，被高尔基称为最完美的、最真实的作家和人的巴别尔遭到严刑逼供，被迫诬告朋友以后被枪决……那些表面遵从严酷的现实教导，却无法完全融入其中的人，总是被噩梦缠绕；“大清洗”时，曾签署许多逮捕作家的命令，把最好的年华都耗费在对文化事业有害无益的行政事物上的法捷耶夫，最终在孤独中开枪自杀；伊萨科夫斯基在创作的鼎盛时期突然沉默。

历史真是会捉弄人，像那些最坚决捍卫现实并甘心成为它强大肌体的一部分的人，永远被陈列在历史的长廊之中，并提醒后来者，在此起彼伏的人类灾难中，这里曾经留下过他们的身影：以作家身份和文人们打成一片，却靠行刑逼供而平步青云的谢宁；为政客写碑立传的潘菲洛夫；从半文盲一跃成为政治需要的楷模作家巴巴耶夫斯基……他们被无情地烙印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人类曾经的精神噩梦，当然远非如此。而且，未来并不一定不会再次发生。但我们不能就此丧失信心，相反，我倒觉得，我们应该怀有比现实更强大的信心。因为恐怖血腥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从未间断过，但每次灾难过后，人们又都会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文明也因此绵延不绝。拿文学来说，它应当像老舍在“清醒”的时候所“清醒”意识到的，永远遵循着自身的规律，不服从于任何现实的压迫。我想，既然在历史的过去和现在，已经有脆弱的生命之舟不惜为捍卫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而撞的粉碎，在历史的将来，也依然会有。

巴别尔说过这样一句话：苏维埃政权只靠意识形态支撑。可以想象，在那样的一个体制下，作为一个永不说谎的作家，不仅困难，而且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