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舍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角色：�

老舍1950年回国以后，眼见人们的现实生活比解放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一切全都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故而他全身心地以自己的写作才华去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在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以后，更是在政治热情的无形驱使下写了许多遵命的文字。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他自己又是穷苦人出身，他觉得天生与共产党是相融的。他绝对相信党，所以对于五十年代党所发动的政治运动，他是由衷地拥护，并且教导青年人如果想走文学道路，一定不要脱离火热的斗争生活。

关于老舍解放后积极参加诸如批胡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斗争，大体上有两种看法，一为真诚说，二为敷衍说。

持真诚说者，大都以为老舍是个大作家，不大懂政治，只是单纯地凭了饱满的政治热情，响应党的号召，唯恐自己思想落后，跟不上形势。因此，不论批胡风，还是“反右”，甚至到“文革”，他都是抱着积极参与的初衷投入的，发言、表态也都是诚恳的。

而持敷衍说者，则觉得老舍是个很场面的人，回国时已年届半百，经历的沧桑世事，已使他不可能像毛头小伙子一样稀里糊涂地被政治迷魂汤灌醉，凭着一时冲动就挥拳出手。他写完《龙须沟》以后，被树为文艺界的样板，这实际上是把他钉在了一个十字架上。他经常陷于一种尴尬无奈的境地，什么都要他表态，要他以“人民艺术家”的姿态进行宣传。他无法摆脱这些，何况政府对他很厚，不仅有经济待遇，而且还有自由选择职业的空间，难怪梅娘说过：“老舍被政府养起来了。”但老舍事事洞明人情练达，他深知上面派给他场面上迎来送往的差使，只是些口吐八股的应酬。他不得不在希望保持自己的写作独立性和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之间尽量周旋和敷衍，使出浑身解数以求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所以他在批斗会上的发言、表态，绝不是有种文人惯常使的落井下石刺刀见血的大批判，而是一种走过场的应景之作，且仍不失他特有的幽默风范。

无论“真诚说”，还是“敷衍说”，我以为都是源于言说者根据自身的阅世经验，得出的带有相对主观的判断和推测。季羡林在他的《牛棚杂忆》中，剖析过他在经历历次政治运动时的心态，这或许能多少为老舍提供某种写照：先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洗了一个澡，真好像是洗下来了不少污浊的东西，觉得身轻体健，尝到了思想改造的甜头。可是后面跟着来的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好像是有点喘不过气来。批判武训，批《〈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批判胡适，再加上肃反等等，马不停蹄，应接不暇。到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我虽然没有被裹进去，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时时处处，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从我的思想深处来看，我当时是赞成这些运动的，丝毫也没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间，我天天忙于参加批判会，……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里却逐渐升起了一片疑云：为什么人们的所作所为同在那前后发表的几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显得极不合拍呢？即使是这样，我对那一句最有名的话：是阳谋，不是阴谋，并没有产生怀疑。”到了登峰造极的“文革”，季羡林“被抄家，被打，被骂，被批斗，被关进了牛棚，差一点连命都赔上。”但他在劫后余生之后，“却有了另一个想法。‘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老舍没能像季羡林那样幸运地活到历经劫难再痛定思痛，而是在“文革”伊始便殒命太平湖，这对研究他的生命历程，特别是研究他的死，无疑是最大的遗憾。不过，毕竟“我们的历史知识永远不会完备，永远有事物尚待发现，它们可以改变我们对往昔的认识。”而同时，“我们对过去的事情的相互关系、对它们相应的重要性、对它们的意义的看法，都因现实的瞬息万变而不断变化。”

据资料证实，仅在50年代，老舍就几乎身临其境地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错误”开始，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再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人的右派言论。无论是否自觉自愿，在有关的批判会上，作为与会者的老舍，须“痛斥”批判对象，表达自己与“党和人民一致”的坚定立场；有时，还须以一位文艺界的代表、具有某项领导者的身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措辞激烈的批判文章。关纪新认为，“这些‘批判’，往往是硬在表达着一些老舍认识之上和生性之中所没有的东西。然而，他的社会身份钳制着他，别无选择。”

这也正如列文森指出的：“无论共产党与古代秦朝反儒家的法家，可能存在着什么样的密切联系，现代的知识分子都明显地具有后儒家时期知识分子的特征，无论在价值取向上，还是在所担当的社会角色方面都有旧文人不同。在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任何固定不变的知识分子团体。确实，共产党，把他的思想观念强加给了知识分子，但他所以具有这种强加的力量，这又与知识分子有着直接的原因。……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特别的软弱无力。……他们不是中国社会中的一种不变的因素，他们在新中国的命运只有国家的命令来决定。……知识分子并不是生活于这个政权之外，要么抵制它，要么服从它，二者必居其一。”

不过，列文森说得太绝对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意识形态，有很多人是采取一种抵制中有服从，又在服从中有抵制的曲线救国的策略做法，这当然要付出精神的代价。

1953年9月，在北京召开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时，召开了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选举茅盾担任主席，被选为副主席的有：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并组成主席团。老舍没有理由不“服从”。而且，这种“服从”是“真诚”的，看不出半点“敷衍”。以老舍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为例，他对宪法草案上所规定的“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是由衷地感到高兴。解放前，“我们的嘴被堵住，我们的笔被迫而放下来，我们连闲谈的时候都得防备着隔墙有耳！我们往往因为写了一封信而被囚禁起来。我们之中有不少人受过毒刑，甚至丧掉生命！那时候的图书审查制度……不仅剥夺了我们的出版自由，而且污辱了文艺！”但当他渐渐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因言论而获罪。他难免内心也流露出抵制的情绪。比如，对于诸多的招待会、纪念会、欢迎会、欢送会等等，老舍明确提出来，应妥为安排。因为，他常常听三次同一内容的传达报告，至少耽误两个半天的写作时间。也常同时接到同时开会的三四份通知，都写着“务请参加”，闹得手足无措。这时候的老舍，已经开始在“大”的歌颂，为自己提点“小”的要求和意见：“给我们充裕的时间去学习，去体验生活，去安心写作。”

解放后的老舍，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以一种知恩图报的心情不知疲倦地创作着。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他想的是如何报答人民对他的信任。“政治热情就是那股力量。”“只有写出好的剧本来，我才对得起人民给我的光荣。”

事实上，从老舍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不难发现，老舍早在1954年，就对当时文艺界在批判俞平伯的运动中产生的一些问题，敏锐感觉到了。但他只是既犀利又不失温和地以弦外之音提醒注意：“旧日衙门里那种信任谁、怀疑谁的态度不应存在于我们的团体里、事业里。……以《文艺报》说，应使大家热爱它，而不应使大家怕它。……批评这个武器若只拿在一部分人手里，他们便会专制。……干部工作太多的应适当减少。身兼数职，便高高在上，点头摇头，自谓掌握原则，实则丢失了原则。原则不会脱离实际工作而凭空存在。我相信发言的不是单纯地揭发别人的错误，而是愿意自己在这次斗争中学习。”这些话在当时说来，是很有分量的。

据中国作协前秘书长张僖回忆，在中国作协从1955年8月初到9月初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那段时间，“许多事情并不像后来有些人回忆的那样简单，似乎只有几位领导在台上愤怒有加，而台下的人都对丁陈抱有同情，而默不做声。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我所见到的事实是，在现场的许多领导、许多名人、许多作家，在会场上都是同仇敌忾，像高喊：‘冯雪峰站起来！’‘丁玲站起来！’还有一些人喊着更激烈的口号。他们不是被人指派的，他们有的或是想当众表示自己的革命，或是想反戈一击，或是想让领导看看，或是迫于当时环境的压力，或是出于真心，或是被领导的威望所蒙蔽――有一点是客观存在的，场面非常激昂！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遗憾的是，张僖为了给众多人民心目中的“尊者”和“贤者”隐讳，把当时历史场景的许多细节“春秋”掉了。

不过，他的“只言片语”还是留下了一些催人警醒的历史场景。比如，“正因为这样无助，丁玲和冯雪峰才会有那样难以名状的悲痛，甚至他们自己都以为自己犯了错误，只不过不是故事的罢了。那会场真是一个‘场’，到了那里，无论是什么样的心态，在那个‘场’里，人们的心都被一种无法抗拒的东西牢牢掌握了。”再“比如，丁玲到底是怎么到的延安？在大家心里也成了疑团。事实是这样的：丁玲从上海到延安主要是由冯雪峰和张天翼营救的，具体安排的是张天翼（张当时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二厅上尉文书）。但在那种空气下，没有人站出来澄清这个细节。”

当时的真实情形是，“我们经常谈到某些人左，某些人右，根据我在作协多年工作的体会是，所谓左和右，除了每个人的思想方法和人品之外，决定的常常是政治因素，是周围的环境造成的，是当时形势发展所决定的。陆定一同志经常感慨地说：文艺是政治的晴雨表。……我很同意他的说法，这个情况在作协机关反应得尤为强烈――上面感冒，作协一定就会打喷嚏。有些人在作协的政治运动中忽左忽右，就像温度计上的水银柱。我感到人就像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木偶。”

遗憾的是，老舍也不能例外。虽然季羡林以老舍最后的投湖来说明，老舍“是决不会污蔑别人的，他的人格是站得住的，要不，他也不会去跳太平湖。”“如果说知识分子互相揭发，那怪不了知识分子，这账也不能记在知识分子头上，他们是被迫。”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并没有我们所想得那般单纯、简单。

以批胡风为例，1955年5月25日，老舍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的名义，与副主席张季纯、曹禺联名发表文章，拥护“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声明说，《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使我们更深刻地认清了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胡风的反革命面貌和手段，是何等的阴险和令人不能容忍！我们要求依法取消他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开除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撤消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我们要求大张旗鼓地把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搞清胡风的政治背景。”

如果说这仅仅是一般的不得不“服从”的政治表态，那老舍写的《看穿了胡风的心》，就并非简单的表态文章了。首先，在与胡风交往的二十年时间里，他对作为老朋友的胡风就已经有“心地褊狭，目空一切”的印象。在看了舒芜发表的“胡风信札”，才知道胡风是要“用铁筋皮鞭”毒打党内的作家和进步作家们，杀人不见血！他认为，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没人会有如此心肠。老舍从那些信札，还看出来胡风“是要镇压革命，去作文坛的暴君！”他有“一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

而且，老舍在看了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第三批材料以后，接连写了《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和《都来参加战斗吧》两文，认为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着人民供给的粮食，却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着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老舍批胡风的话语方式，与他在“文革”挨批斗时“红卫兵”们的话语方式如出一辙：“这个集团里，牛鬼蛇神无所不有。文艺只是他们的伪装，反人民反革命的勾当才是他们的‘正业’。他们很早就是蒋匪帮的忠实走狗，很早就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胡风集团若是得了手，也就是蒋匪帮和帝国主义得了手。……让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吧，把政治警惕性提高起来，别给反革命的鬼手留一点点空子，别以为我们可以坐享太平啊，我们必须战斗！只有经常不断的战斗，才能有彻底的胜利！”“痛恨你的敌人吧，学会一个爱国者应当怎样愤怒吧，在这运动中一定要教敌人一败涂地，永难翻身。”

老舍当然有理由痛恨胡风。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纯洁文艺队伍的运动中，”他屡屡听到“真没想到”这句话，他也不止一次地这么说。这是因为“咱们总是天真地以人之常情判断反革命。”而胡风的“情理”是“吃着人民，喝着人民，而咬牙切齿地恨人民。”“胡风拿着人民给的薪资，吃得肥肥胖胖的，日夜不息地琢磨着怎么为地主阶级和蒋匪帮复仇。”

难能可贵的是，即使胡风遭受了老舍如此的批判，当1999年胡风夫人梅志回忆起来，却仍然表示：“胡风对老舍始终是尊重的、相信的，就是当时写的什么，胡风也没有当回事。我们并不在意老舍当时对我们的批判，倒是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胡风吃了一惊，说，‘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

这只能来自于胡风对于至交好友的深刻了解，胡风对老舍“一直得到的”是“‘真’的感应。”他认为，“舍予是经过了生活底甜酸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但他底‘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湮没，反而显得更凸出，更难能而且可爱。所以他底真不是憨直，不是忘形，而是被复杂的枝叶所衬托着的果子。他底客客气气，谈笑风生里面，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话还是笑话的那一种幽默。现在大概大家都懂得那里面正闪耀着他底对于生活的真意，但他有时却要为国事，为公共事业，为友情伤心堕泪，这恐怕是很少为人知道的。”他理解“舍予是非常欢喜交友，最能合群的人，但同时也是富于艺术家气质，能够孤独的人。”他钦佩主持“文协”的老舍，“舍予是尽了他的责任的，要他卖力的时候他卖力，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要他委曲求全的时候他委曲求全……。特别是为了公共的目的而委屈自己的那一种努力，就我目接过的若干事实说，只有暗暗叹服包在谦和的言行里面的他底舍己的胸怀。” 胡风甚至是能深切体会到“听说他曾为文协落泪的心情，也可以体会到前几个月他一再辞职的心情。”的极少数人之一。“当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需要全国的进步作家团结奋斗的时候，如果这个责任被加到了自己的身上而不肯担负起来，在一个求民族解放求人民解放的作家是不可能的，在舍予底为人德性上更是不可能的。但这代价是忍受生活上的困苦，被夺去创作的时间，招来一些非难和误解……。”

我想，一定是有了这份深深的心的相知，胡风才能在受批判过后，体会到老舍在“服从”的同时，还有“抵制”的另一面。否则，就无法解释胡风并不把老舍的批判“当回事”了。不是吗？就是同一个老舍，在批完胡风之后，竟敢在“鸣放”期间的1957年1月，居然像后来被打成“右派”的许多人一样，有胆魄提出，作家们“应该自由地写作和批评。那样会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批评和反批评都不该扼杀。头脑冷静的讨论可以更清楚地分清是非。过分的批评损害批评自身，因为真理并不赞成鲁莽。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出版一切有道理的东西，而不管作家属于什么思想形态――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只有坦率而公开的讨论才能鼓励不同的学派争鸣。争鸣的目标是发现真理；因此应该是自由的讨论，给每个有话要说的人说话的机会，而且要他们把话说透。”不过，这也正是陈徒手所说的，老舍的“放松、胆大仅仅限于1957年的初春，只在那一年一瞬而过。或许在这前后他发过牢骚，发过脾气，但是让我们感念的依然是1957年春天老舍作为性情文人最为本色的直言，他隐秘的心境终被那年阳春搅乱，激情地涟漪了几下。”

同时，从1957年以前老舍在日常工作中的言谈举止，也能明显感觉到他对一些“左”的东西还是有胆量“抵制”的。据老舍生前几位北京市文联小字辈的同事在“文革”结束以后的陆续回忆，“在日常工作中，老舍颇有些敢于顶着‘左’风走的举动。使文联的年轻女干部因为穿了件红毛衣，遭到无端指责，老舍在全文联的大会上讲：我就不明白！红颜色不是代表革命吗？怎么穿件红毛衣就变成资产阶级了呢？！文联有一位‘革命资历’较久的作家，写了部小说稿子，一定要听老舍的意见。老舍依实相告：作品写得太干巴，缺乏文学性。这话惹恼了作者，她面孔严肃地说，我的作品就是不要月亮、星星、树呀草呀花呀的，我们无产阶级不欣赏那些资产阶级的情调！老舍见对方如此态度，也严肃起来，说：那就不要拿给我看，我就是‘资产阶级’，我喜欢太阳，也喜欢月亮星星，还亲自种花养花！市文联的一位秘书长，是专抓‘政治工作’的，一次，他向老舍问起对作家汪曾祺的看法，老舍说汪是个难得的人才，对方拉长了脸，指出看问题必须先看政治、看‘本质’！老舍也沉下脸毫无动摇地讲：我认为，从哪个方面看，他也是个难得的干部！”

但渐渐的，老舍的小“抵制”，变成了大“服从”。年6月至9月，中国作家协会陆续举行了27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老舍先后共参加了20多次作家们的辩论会，他“感谢作家协会党组给我这种机会，使我受到永难忘记的教育。”他在《个人与集体》的发言中，批判“丁玲在作协与文艺界里面，破坏团结，搞小集团。”是“惟我独尊的恶霸作风。”“丁玲的行为不但自绝于作家，也自绝于人民，除非她马上低头认罪，悔过自新。”他劝丁玲不要再“花言巧语，不老实交代问题，仅作抒情的独白，企图以美好的修辞，声泪俱下的做派，邀得大家的惋惜与谅解。……说真话吧，只有挖净你的个人主义的根子，洗清你的灵魂，你才能看见社会主义。”最后，老舍感谢作协党组邀请他参加党组扩大会议，使他受了教育，通过丁玲罪行的具体例证，看清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怎样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我希望丁玲改过自新，我切盼作家们都时刻不忘：不是把个人，而是把社会主义集体事业，摆在第一位，才能诚心诚意地接受党的领导，使文艺事业蒸蒸日上！”

在作协党组第十三次批判“丁陈”的会议上，老舍再次真诚地表态：“我自己无党无派，可是我爱共产党，我爱党，正如我的老哥哥（他没有什么文化）那样爱党，不是由理论出发，而是由于我们看见党给我们带来了光明与幸福。”

老舍的这篇发言透露出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冯雪峰同志指着我的鼻子，粗暴地批评我的作品。”虽然老舍当时表现出来是“接受批评，没有闹情绪”，但他心里肯定是极不舒服，极不痛快的。冯雪峰是党派到作协的领导，怎么能对一个如此爱党的老作家做出“那样粗暴的申斥。”而遥想当年“冯雪峰同志来到重庆，我们须向潘公展递手本，签名保他的有我。其他三个保人都有靠山，我没有。雪峰若是跑了，我得入狱。”

老舍想不通，他希望看到，“一切作家都该以诚相见，爽爽朗朗，见面，亲切握手；谈起来，大家都说真话，不背后嘀嘀咕咕。”但事实远非如此。其实，他早就知道有人对他不大敬重，认为让他当作协副主席是把他“抬得太高了”。正像老舍说的，他的确“不是在这里表功”，而是让人们不要忘了，他在重庆为团结作家曾经有怎样的付出。“当初，重庆成立作协时，因怕张道藩抢作主席，所以根本不设主席，而只设几个部长，掌管会务。”实际负责的是老舍。他一方面要应付张道藩，另一方面要团结大家。“我虽然没闹革命，但张道藩随时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可以感觉到，深感受了委屈的老舍把心都掏出来了，“我不是向上爬的人。”他在重庆作了许多团结作家的工作，解放后从没以此为资本邀功请赏，主动争取当作协副主席。同时，他表示“作家最大的资本应当是干净的灵魂，组织作协的目的之一是团结作家，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的副主席。”“当然，不让我作副主席，我也不会造反，叫我作理事，或只是会员，全无不可。”可当了副主席之后，老舍确实“为作协作了许多事，特别是招待外宾”。而且，外宾在他家里吃饭，他送外宾小礼物，“都没向作协要过钱。”平日也从不争待遇，“没上过北戴河、颐和园。”“刚刚回国时，我需要薪资，这二年收入好转了，我一再向周扬同志表示停止给薪。我既拿薪水，就不该再向作协要求什么。”老舍无意向那些不如他作得好的党员作家们示威，只想剖白一下自己的心境。“我情愿作义务党员，对一切人歌颂共产党。”“希望大家团结得更好、更广，作家、艺人都亲亲热热的，彼此帮助，成为一家人。”这当然同时表明，老舍心里是有数的，他对那些“不大敬重”他的人，也是有看法的，只是“抵制”的方式是老舍式的。

但在看过《老舍全集》不为尊者讳，照单所收的老舍写的那些批判文章以后，发现这种讽刺加幽默的老舍式批判，可能更让被批判者哭笑不得。他的方式也并不都是以前听有些人常说的，用的多是温和、轻描淡写的词句。比如，他在1957年9月28日在北京国画界反右派斗争大会上发言，说徐燕荪“既是画家，也是恶霸。”他还借陆定一的话强调，“要狠狠地斗争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

另外，看得出来，老舍对发言是做了准备的，批判时并非无的放失。以他1957年9月17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为例，他认为“右派”分子，虽已“节节败退”，但“反党小集团还未完全崩溃，彻底认罪。”他听了“右派”们的检讨，觉得他们“必须端正态度，学会忠诚老实。”他把丁玲的检讨称为“藕断丝连法”，罗烽的“拿手好戏”是“编纂检讨词典”，陈明则是“话无内容，而只仗着表情，虚张声势。……他第一次发言时，张牙舞爪，颇似黄天霸。第二次发言时，他改为愁眉苦脸，好像颇有悔悟。”比如批判丁玲，应能够感到，老舍平时对丁玲的“优越感”是看不惯的，至少要煞煞她“狂傲”的锐气。“丁玲一向看不起我们，今天依然看不起我们。她的优越感使她在交代自己的罪过的时候，还想向我们示威，叫我们看看她怎么心细如发，会作文章。她若是不能忘了她的狂傲，忘了自己的面子，就不会忠诚老实。”他还特别提醒：“各反党小集团的男女老少，必须老老实实地把心灵中的垃圾倾倒净尽，重新作个干干净净的人！”当然，这同时也完全可以理解为，老舍是真心地希望犯了错误的丁玲，能够改变自身的缺点，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难得的是，老舍的批判是给人留有余地，不是一箭封喉地赶尽杀绝。那样，倒真不是老舍了。

不过， 从有些被批判者在事后的反馈看，对老舍式的批判还都是理解和接受的。以老舍批判吴祖光为例，“反右”开始以后，老舍为批判吴祖光而写的《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一开篇就表明：“当我看了有关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侮辱”这字眼已经用得够激烈。在列举了吴祖光过去是怎样“把自己伪装起来，玩弄两面派的手法”的具体事例之后，呼吁“同志们，不能温情，要警惕啊！”“吴祖光，你这个‘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以前没有出路，现在更没有出路。”

但当1986年，吴祖光追忆起老舍当初对他的批判，竟与受批判的胡风怀着一样的心情，感觉当时：“他的批判是言不由衷的，他的内心是痛苦的。”而且，有意思的是，他那时就能“从老舍过去少见到的疾言厉色又夹杂他惯有的幽默讽刺中，却又感到一些异常的温暖。”

事实上，老舍对许多被批斗者，都有过令他们难忘的在批判过后的慰藉：1960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的丁玲，因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头衔并未剥夺，被召回北京参见第三次文代会。在会场上，遇到许多熟人，她巴望着哪怕有一个人过来能跟她说一句话，可是没有。这时，与她素无深交的老舍，却当着众人的面，主动走过来跟她握手，大声问：怎么样？还好吧！被北京市文联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邓友梅，下放后有次回京，偶然遇到老舍。老舍抓住他的手，看个不停，最后叹着气勉励说：还年轻，还年轻，好好干吧！吴祖光被遣送北大荒以后，老舍见到新凤霞，鼓励她勇敢面对生活，要多给给祖光写信。他对不大识字的新凤霞说：“写信也是学文化，像作文一样，一天写一篇，让祖光看了高兴。”一次，老舍逛旧货摊，买回来一幅齐白石的画，回到家才发现，画轴签条上有吴祖光的名字，他动情地说：这可是祖光的心爱之物啊！他下去以后，家里恐怕有点绳床瓦灶的景况了，将来他若活着回来，我能把画儿亲手还给他，该多好！后来，老舍真的在街上遇到回京探亲的吴祖光，了了这桩亲手还画的心愿。吴祖光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老舍却说：“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力把你家卖掉的画全买回来还你。”

再比如，都已经到了1964年的下半年，康生、***开始“围剿”阳翰笙写的《北国江南》。而老舍此时应邀到安徽访问，他在看了批判《北国江南》的文章后，还接二连三地给阳翰笙写信。“他在信里只字不提报纸上的批判，也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只谈他在安徽的行踪，……此外，就是要我保重身体。有一封信写得很长，详细叙述了他观山玩景时的舒畅心情。”阳翰笙自然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他的内心的不平，看出他对我的处境和健康的关心。他那些信的弦外之音，是在安慰我，鼓励我。”这种“危难之中见交情”，让阳翰笙感动非常，他以为这“表现了老舍的为人，表现了他一贯的正义感，对邪恶、淫威、暴虐的蔑视和无畏。”

不过，我觉得，单拿老舍在批判过后对吴祖光的这份关心来说，更多的可能还来自内心深处的一份愧疚。因为，老舍再清楚不过地知道，他在《自由和作家》里所提倡的作协“没有权力干涉作家的自由”，与他所批判的吴祖光的“右派”言论，在那些货真价实的批判者眼里，是一丘之貉。只不过，他比吴祖光幸运，暂时躲过了“反右”。而一旦侥幸过关，他又露出了他的本“真”：“有人戏称他为‘北京土地爷’。他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能一个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车夫、旧警察等旧社会的‘下等人’，开怀畅饮，亲密无间，宛如亲朋旧友，谁也感觉不到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的学士。”“能做到这一步的，并世作家中没有第二人。”更何况是对待自己的朋友。所以，老舍对胡风，对吴祖光，都是如此。但当他自己挣扎着熬到了“文革”，遭受了比他所批判过的人们更残酷的批判，甚至侮辱、殴打的命运时，他绝望了。

这也正像王富仁所深刻分析的，老舍这种“重人情、讲礼仪”的“本质”与他作为“底层出身的满族人”密切相关。但他认为老舍的重人情、讲礼仪是出于“自卫性质”。“他希望自由，不愿把人裹在重重礼仪的外表之中，但他不愿加害于人，更不愿意别人加害自己。他是自抑的，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伤害别人，因而他处处考虑对方的心理，以对方所乐意的方式对人。这种自抑性格使他把委屈留在自己的心里，永远有一种忍辱负重的感觉。没有这种性格，一个像老舍这样穷苦人家的孩子，无法在中国的社会中生存，更无法得到周围人的同情和帮助。”

严家炎则用“外圆内方”来解释老舍这样的为人和行为。他表面上很随和，待人也很亲切。但又有极强的自尊，即有他刚烈的一面。当在“文革”中无法忍受种种的折磨和侮辱，那种深入骨髓的“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观念引导他走向绝路。

许纪霖在探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时，专门指出有一种“外圆内方”的类型：“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或为生命，或为家庭，或为事业，超越生死毕竟是罕见品质，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谓要求太高。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不是锋芒毕露，义无返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这些知识分子在方式方法、局部问题上可以委婉圆滑，有所妥协，而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良心的原则立场上却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外圆内方’是一微妙的、高超的处世艺术，它是近代独立人格在东方专制国度里可喜而又可悲的变形。它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也多少损伤了自由的尊严，……‘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的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我以为，这样的解释用在老舍身上相对来说，是合适的。因为老舍对别人的批判，并非完全没有攻击性，并非没有给别人造成过伤害。纵使有胡风、吴祖光理解、体谅老舍批判时的心境，但对当时已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从维熙来说，记忆就没那么“异常的温暖”了，而是“听了很难过”。他清楚地记得，他当年在《长春》月刊发表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不过是揭露农村生活的真实一隅，却首先被长春市文学界声讨，视为一株‘大毒草’。此篇声讨文章被《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转载，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我非常尊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举，老人为后代文人作出不甘屈辱的示范。但为了尊重1957年历史真迹，请原谅我写上了这一笔。）”

老舍的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看一看这些人的创作实践，不是就很清楚吗：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把农民、党员、干部写得无可再丑；从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竟煽动农民闹事，反对农业合作化。难道能说他们脑子里没有什么思想支配吗？我看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作怪的结果。……《田野落霞》和《并不愉快的故事》能给人们什么教育呢？只能教育人们去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这番“上纲上线”的话，的确令从维熙和刘绍棠这两位刚在文学上起步的年轻作家深感痛心。

如果说，从维熙感到的是绝对的委屈，受了冤枉，除此之外，刘绍棠还有可能感到，老舍是在借批判来“报复”他。事出有因，周扬在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第一次提到中国有四位语言大师――巴金、茅盾、曹禺、老舍。年轻作家刘绍棠在会后表示不服，“俏皮”地表示，其中只有三位可以“当选”，“意思是老舍不够资格。”这话传到老舍耳朵里，老舍自然极为不悦。从老舍写的几篇涉及批判刘绍棠的文章或发言来看，里面明显流露出不快意的情绪。但即便是《勖青年作家――1957年10月7日在批判刘绍棠大会上的发言》，老舍的批判也远非火药味十足。看得出来，他克制着，始终没有指名道姓，主要还是劝勉：“青年发表糟粕也可能是不好的是事，假若这叫青年变得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什么地方都摆不下他，最好只好排在右派分子的队伍里！……我愿鼓舞你们，你们可不该以才子自居，一个以才子自居的也许会使十个青年堕落腐化，不但毁了自己，还连累了别人。”

被打成“右派”之前的刘绍棠称得上是少年得志，被誉为才子、神童，并以才子自居，难免露出一些年轻人的张狂。无论是否故意，反正是在言语上冒犯了老舍。而老舍在刘绍棠被划成“右派”之后，专门写过一篇《论才子》。因文中没有点名，所以只能推测有可能是针对刘绍棠，至少是针对刘绍棠那类“自我扩张”，“狂妄之至”的青年作家，有感而发的。文章虽不乏火气，却还是以规劝为主。“今日的‘才子’而不肯谦虚为怀，勤自鞭策，过几年便恐怕非掉队不可了。”“所谓‘才子’者，必是顾影自怜，个人主义者。他要的是绝对自由，抗拒的是领导。”此处显出老舍的矛盾，因为他刚刚在几个月前写的《自由和作家》里，提出的也就是要写作的“绝对自由”。而他在此处，又对要“遗世独立，与众不同”的“才子”提出质疑：“一个‘才子’而以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便是委屈，受束缚，还成其为作家吗？放下人类最崇高的理想的社会主义，而去胡思乱想，且美其名曰独立思考，我看哪，这分明是胡涂思考！”

老舍强调，个人的力量，首先应提到的就是政治热情。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既热爱社会主义的作家，也就不能不热爱共产党，听从党的领导。当爱护作家，作家爱党，这是水乳交融的关系，而不是“奉命写作”与勉强交卷的关系。若说作家自有个人的力量，与党无关，那便是“自我扩张”，狂妄之至，必定碰壁。他们写作是为了个人名利，他们所要写的是个人主义的胜利。这点力量发泄不出来，所以他们怨气冲天。他们越来越看不上新社会的一切，越来越领导耽误了天才，一来一去，或成为有右派情绪的作家，或干脆成为右派分子。

而且，老舍对“才子”真有点“宜将乘勇追穷寇”的劲头。到了1958年2月，老舍还在对“才子”问题“耿耿于怀”。他的《答某青年》一文，仍然肝火很盛，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要知道你以才子自居，只是装模作样，自欺欺人。……请你看看右派青年作家吧！他们比你强，他们发表过作品。可是他们一自居天才，便狂傲起来，也就开始堕落。他们所以自居为才子的原因之一，也是有那么几个青年乱捧他们，把他们捧得头昏脑胀，飘飘欲仙。结果，他们就日渐腐化，成了右派分子。”

所以，面对老舍同一时期的作品，我常有困惑之感。我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老舍，哪个才是真实的老舍。也许两者都是？用许纪霖的话说就是，“外圆内方”的老舍的内心是“分裂”的，以此为例，老舍在1957年1月写的《自由和作家》这篇至少流露出“右派情绪”的文章里，还提出作协“没有权力干涉作家的自由”。“反右”以后，他又马上反复表示，“右派分子反对文学事业应当有领导。他们要的是‘创作自由’，‘出版自由’与一切的‘自由’，包括乱搞男女关系，提倡文人无行，海阔天空，胡作非为。……有人质问，他们会说：文学之事，才子之笔，不受领导；有领导，无创作。……他们宁肯虚此一生，也绝对不肯‘奉命创作’，为人民服务。”到了9月，他已经在《论才子》这篇文章里，显露出极高的政治觉悟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再次完成了由“抵制”到绝对“服从”的转变，他在《论才子》的最后一段提出，领导与作家之间应构建一种和谐的关系：“有政治热情，热爱社会主义，肯去深入工农，又有高度的文艺表现能力，我们就有了力量。这个力量是为干什么的呢？是为胜任愉快地接受党的领导，通过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作品，去加强集体的力量，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快更好。我想，这应该是领导与作家之间的最愉快而亲切的关系。”对于老舍说出这番话，没有任何理由说他是“敷衍”的表态，他难道不是在“真诚”地批评一些文学现象和文学现状吗？但同样的真诚，“反右”前后的区别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