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罢官》――“文革”风暴的引信
像老舍响应号召，写了许多“配合”政治的话剧一样，吴晗写作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初衷，也与“配合”有关。这一文化现象在当时是再普遍和正常不过的。
1959年，***意识到造成中国经济重大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不敢讲真话，形成过急过大浮夸的恶劣作风。他直言不讳地承认，有很多假话是从“上面”压下来的。应提倡敢于讲真话的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他希望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写写有关海瑞的文章，编演有关海瑞的京剧。可令人难以思议的是，此时庐山会议还没有召开。也就是说，单从时间上来推算，***指示写海瑞在前，而通过《关于彭**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批判大有海瑞风范、敢于讲真话的彭**的庐山会议在后。换言之，吴晗的《海瑞罢官》若是写在庐山会议之后，一旦批判起来自然难逃影射之嫌，即惹祸是因为写了“罢官”。但倘若是在之前，***会因它对历史有先见之明而不去罢免彭**吗？
显然，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历史学家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一文，可以说完全是在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宣传海瑞精神的讲话。随后他又接连写了《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和《论海瑞》，并将《论海瑞》送胡**审订。刚刚参加完庐山会议的胡**，在结尾处意味深长地加了一段骂“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吴晗虽与彭**素无交往，对庐山会议一时也搞不清楚其深奥的政治动因，却也对此风闻不少。为谨慎起见，他同意文章在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时，加上这个稍显“突兀”，但明显带有“自我保护”性质、痛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结尾，以划清海瑞与彭**的界线。他特别注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之后，在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的再三催促下，吴晗将写竣的《海瑞罢官》剧本交北京京剧团，并于1961年初公演。***甚至在家里接见了扮演海瑞的京剧演员马连良，并留他一起吃饭，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吴晗听了自然高兴。得到领袖的称赞，兴奋之余的马连良也写了两篇谈表演体会的文章《〈海瑞罢官〉演出杂感》和《从海瑞谈到“清官”戏》。
然而，事隔一年，在***发表那份《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之后，***开始酝酿批判《海瑞罢官》。她曾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遭到拒绝。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召开，***不忘旧帐，又让李希凡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李希凡没答应。几乎与此同时，***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全党县一级单位，资料中就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担任北京市另一位副市长并兼任市委文教书记邓拓的《燕山夜话》。但此时的北京，尚没有形成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气候。
1965年初，***到上海，与时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的张**和上海市长柯**商定，在舆论上由上海“远攻”北京。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口号。月10日，由姚**执笔并经***多次审阅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显要位置刊出，直指“《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随即批示，要求各地报刊转载。
两个星期过去了，北京的报刊毫无动静。此时的彭*仍然执拗地坚持，“《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作为北京的最高行政领导，他当然有理由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不满。他甚至反戈一击，针对张春桥和姚**说：“对姚**文章的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上疏》，难道张**没有责任？”月24日，***只好绕过北京市委，直接下令将姚**的文章出版小册子，让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单征求订数。北京的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置可否。直到11月29日，虽迫于压力，同意征订，但拒绝发行。就在这一天，时任北京市长的彭*也不得不同意转载姚**的文章。月29日、30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相继全文转载了姚**的文章。《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刊登时加了平和的编者按语，意在强调这是史学界的一场学术论争。但《解放军报》的按语，则斩钉截铁地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月8日的《红旗》杂志，在康生的授意下，又发表了该刊编委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研究历史》，支持姚**。月21日，***在杭州与陈伯达会谈，表示十分欣赏姚、戚的文章，认为对戏剧界、史学界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还没击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月22日，当***向康生、彭*等人转述上述意见时，彭*与***发生顶撞，并当即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经过调查，没发现吴晗和彭**有什么组织关系。”第二天，彭*要求与***单独会见。据说，***接受彭*“放”的方针，同意对吴晗的政治结论在两个月之后做出。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违心还是无奈甚或被迫，吴晗在12月27日的《北京日报》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承认错误，说明研究海瑞决不是为了影射庐山会议。
到1966年1月23日，表面看来，事态似乎有缓和的趋势。这一天，刘少奇、***把《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作为指导文艺工作和文艺路线的方针批转全国。彭*随即于2月3日召开由陆定一、康生、周扬和吴冷西五人小组成员参加的五人小组163扩大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彭*的总结发言，拟成一份《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后来所谓的《二月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只有康生坚持吴晗的问题属于政治问题，要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月5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和***均表示同意《二月提纲》的内容。月7日，彭*将修改后的《二月提纲》以电报的形式发给当时正在武汉的***。月8日，彭*与陆定一、康生一道赴武汉，当面向***汇报。毛泽东再次重申：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在于罢官，同庐山会议和彭**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他还两次问彭*：“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但***深感批判《海瑞罢官》不利，他在3月17日至3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学术批判发表讲话，点名批判吴晗和剪伯赞实际上是反共的国民党。他认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各地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他还明确表示，吴晗、廖沫沙、邓拓的《前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要在文、史、哲、法、经等领域搞“文化大革命”，要培养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
事态不仅并未就此结束，反而进一步向更远的方向发展。月28日至30日，***多次与康生、***、张**等谈话，批判《二月提纲》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如果他们“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出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认为姚**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这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像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池潭，平静的水面沸腾了起来。”批评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一文“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擂鼓助威。”“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月9日至12日，康生在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三月底的几次讲话，并将彭*自批判《海瑞罢官》以来犯的“一系列错误”一一罗列。《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对彭*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犯一系列的政治路线“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月16日至20日，***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无情批判了彭*的“反党罪行”，决定撤消《二月提纲》和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组建文化革命小组。此后，***不再给彭*留情面，他严厉批评了彭*，同时批评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水也滴不进去。……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5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没有见到彭*的身影。这之后，在张**和***的直接参与下，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北京的《红旗》杂志，相继发表文章，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扩大为对“三家村”的全面批判。他们认为，出自邓拓、吴晗、廖沫沙之手以“三家村”为名在《前线》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他们要挖的“最深的根子”，自然是彭*及其领导的北京市委。月11日，彭*所领导的北京市委被改组。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正式宣布：撤消彭*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而具体地领导“文化大革命”。
从“五・一六”到“八・二三”
《五・一六通知》中有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1966年5月25日，一张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联合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张贴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外。大字报批评北京大学校党委书记陆平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并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校党委，宣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但很快，在北大校党委的授意下，校园出现了上千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并率先将“邓拓帮凶”、“党的叛徒”、“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大坏蛋”、“***式的阴谋家”等冠冕戴在她头上。支持聂元梓的康生则将大字报底稿转给正在杭州视察的***，同时由陈伯达改组《人民日报》，并在6月1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天，***指示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聂元梓的大字报。月2日，《人民日报》遂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通栏标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陈伯达相继配以评论员文章和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将陆平、彭佩云等领导的北京大学这个“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彻底摧毁。“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月6日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在头版头条发表通栏标题的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之后，随着北京大学党委被改组，北京市55所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专业学校甚至普通中学，开始揪斗党委的第一、二把手。此时***仍在杭州，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他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各单位的权力暂由派驻的工作组代替，后来各单位相继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作为临时领导机构。他们还制定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八项内容的“中央八条”。***在一份报告中指示要揪出大学生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甚至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显然是有所指的。因为在聂元梓贴出大字报仅四天之后的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几名政治嗅觉极其灵敏的学生，就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月初，便有好几所中学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之类的秘密学生组织。他们的共同誓言是，“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而工作组认为这种中学生秘密组织，是“搞地下，非法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但在6月1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以后，各大中学校开始大规模出现反对工作组、斗争“黑帮”的大字报。月18日，北京大学在设置的“斗鬼台”、“斩妖台”上，对揪出来的以陆平为首的60多个“黑帮分子”，已经采取戴高帽子、把脸部涂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游街、游斗等稍后典型“文革”式非理性的武斗形式，即所谓的“六・一八事件”。月20日，***针对女儿就学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出现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谈话指出要制止“揪斗黑帮”中普遍存在的“过火行为”。但6月24日，不满工作组打压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提出要在“造反”二字下功夫，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这之后，在工作组的“反干扰运动”中，有几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
各个学校反工作组的行动并没有停止。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贴出大字报，提出赶走工作组。作为工作组成员的王光美进驻清华大学以后，先是认定蒯大富是要夺权的“右派学生”，进而授意由工作组召开“声讨会”，并在6月26日举行由清华大学大部分师生参加的游行示威，意在“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在随后的两天里，清华大学举行了斗争蒯大富的学生大会。但这并没有妨碍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又在7月4日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重申“造反有理”。与此相对，由***主持的工作组“反干扰运动”，在从6月下旬开始持续到7月初短短20余天的时间里，北京24所高校已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频繁汇报，身在杭州的***对上面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并于7月18日突然回到北京。在***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以后，***又马上指示停止“反干扰”，转入“斗黑帮”，可他不同意对工作组采取消极撤换的做法，因为他认为大多数工作组还是好的。而此时，各单位反工作组的力量与工作组已是十分对立。月21日，陈伯达派人去清华大学，探望被关押起来的蒯大富，对他反工作组的行动表示支持。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陈伯达和***来到北京大学，表明态度认为把“六・一八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指出“反干扰运动”实际上是跳动群众斗群众。日，***公开表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所做的工作，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统统驱逐之”。日，《人民日报》等全国主要报刊，在头版头条刊登了***7月16日横渡长江的报道和照片，激励人民“跟着***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日，***做进一步指示，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下令立即撤消工作组。日，终于扬眉吐气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再次贴出第三张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无限终于***，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第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搞指示――***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事隔两日，刘少奇、***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学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就派驻工作组问题做了自我检查。会议结束时，***在全场“***万岁”的欢呼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率先离开会场。
对于怎样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也许只有***一个人心里最清楚。年8月1日，他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肯定了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从这一天至12日，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校部分代表参加的中共八届十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坚持按“中央八条”的精神搞“文化大革命”；***则坚持他在给清华附中学生的信里表明的立场，认为应该用公开的、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形式，依靠更广大的群众，制造声势。月5日，***索性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炮口明确指向***。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纸均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十六条》。月10日晚，***独自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了前来庆贺《十六条》发表的群众，鼓励大家“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时，通过了一份会议《公报》，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会议之后的中央领导人排名中，***从原来的第二位，排在毛泽东、***、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之后，降为第八位。
就在会议闭幕的这一天，第一批出版的四卷本《***选集》在北京几所著名大学发行。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十六条》“是***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报纸、广播开始将《十六条》的内容向全国播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和“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也开始在全国各个角落回响。与此同时，1964年在部队开始率先发行的《***语录》本开始发售。月17日，***为《新北大》校刊题词，明确表明支持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造反派，同时决定第二天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而就在前一天深夜，北京二中的红卫兵起草了一份《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称“要批判和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一切阵地，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
1966年8月18日对中国历史来说，是个极为特殊的日子。这一天，“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举行，天安门变成了万岁声中的红海洋。一名学生将一个红卫兵袖章佩戴在***的左臂上。应该说，从此时此刻开始，一个崭新的中学生组织――“红卫兵”正式诞生了。这一天，对***的个人崇拜也由四个连续的副词确定下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还是在这一天，***借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的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全国人民要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
在此之前，随着工作组的撤出，与红卫兵负责人合为一体的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填补了权利空白，开始领导学生批斗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干部、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在批斗过程中，已经不断出现打人现象。很多学校强迫“牛鬼蛇神”们接受“劳动改造”，并对其施以体罚和人身侮辱。
从8月19日开始，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开始在北京发起。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唱着“拿起笔作刀枪”的“革命造反歌”走上街头，张贴传单、标语、大字报，集会、演讲，“向旧世界宣战”。挂了70年的“全聚德烤鸭店”招牌被砸烂，店铺里的山水字画被撕毁，10名推举出来的红卫兵住在店里，成为“北京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和“毛泽东思想宣传员”。他们“要在‘全聚德’造资产阶级的反，插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因为“全聚德”三个字就是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血汗的象征。红卫兵在哪里“造反”，就是在哪里“革命”。似乎经过一夜的“打碎旧世界”，便可以建立起来“新世界”。“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北京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清华大学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等等，像此类名称的以旧换新不胜枚举。
红卫兵与各个流域各个行业中“革命群众”“砸烂封、资、修”的联合行动也由此拉开了序幕。月21日星期天，王府井百货大楼的革命群众便和四处聚集来的红卫兵一起，从楼上挂出了巨大标语：“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向革命小将致敬！”当北京第十二中学的一群红卫兵走过前门大栅栏的瑞蚨祥绸布庄时，进去与革命的职工一道，将店里凡属“封、资、修”的字画、宫灯、唱片、皇历、美女商标等，统统撕烂捣毁。店名立即改为“立新”。北京的服装行业随即开始了大灭、特灭、快灭奇装异服，大做、特做、快做革命服装的“兴无灭资”行动。此时出生的孩子，连起名字都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一时间，公安局的户籍登记册上写满了“卫东”、“继红”、“永革”、“捍彪”等“革命”的名字。
8月22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北京红卫兵街头“破四旧”的行动向全国做了广播。月23日，全国各大报纸均以“新华社二十二日讯”的形式在头版刊登了消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头》。《人民日报》还在头版发表了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公安部门、街道办事处和一些单位的领导，向红卫兵提供“牛鬼蛇神”的名单。从这一天开始，“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破四旧”运动开始遍及全国各个城市、乡镇。据资料统计，在“破四旧”最高潮的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时间里，仅北京市就有1700多人被打死，33600多户被抄家，84000多名所谓“五类分子”被赶出北京。作家老舍便是这些受难者中的一员。
口述史下“八・二三事件”中的老舍
现在已无法知道老舍对以上发生的诸多历史细节到底有无了解，了解多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可能一无所知。如果说他对意识形态高层斗争的内幕知之甚少，对北大、清华内部的具体情形与红卫兵组织的发迹等，也不甚了了，但对发生在身边文艺界的一切，至少像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及后来的《三家村札记》，心里该是不会没有想法和判断的。遗憾的是，心理学的推测无法作为研究历史的充分依据。当我试图追述、分析、研究1966年北京市文联直接导致“老舍之死”的“八・二三事件”时，却发现文献的史料相当匮乏。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要还原这个历史现场几乎是不可能的，似乎那一天的历史仅仅剩下了“八・二三事件”这个历史名词。十余年的追踪采访，透过与“老舍之死”相关的20几位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在我的脑中，历史的轮廓不仅没有变得清晰起来，反而愈加模糊了。但至少他们的“活”的历史记忆，可以保留“八・二三事件”哪怕只有真实的一隅。
以上述***于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为例，不论是高皋、严**在他们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及其他版本的“文革”史里，还是有关的“文革”叙述在我幼年记忆里留下的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都认为那肯定是历史的唯一真实。直到我从王年一的文章《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里，第一次看到另一种描述，才对那个“唯一”心有存疑。王年一说：“这不符合事实。年8月5日，***用铅笔在一张1966年6月2日《北京日报》上写了这张‘大字报’，写在《北京日报》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边角上，无标题。***的秘书徐业夫用毛笔誊清。这张‘大字报’从未贴出过。月7日晨3时，***在誊清稿上改动了几个字，加标题。当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
仅仅这样一件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古发掘”就极容易考证出来的重大历史政治事件，两个版本到底哪个是“唯一”，在人们已经根深蒂固的“记忆”里一时很难廓清。历史仿佛一瞬间被打碎，变得什么都不是了，只留下不同叙述者的叙述。再具体到人们“记忆”里的老舍在“八・二三”，以及老舍投湖自杀以前后的情形，以及最后尸体到底是谁打捞的，就更是这样。它似乎暗示着，重构真实的历史似乎是徒劳的。我也因此陷入一种深深的学术困惑，因为就导致“老舍之死”的“八・二三事件”来说，几乎在每一点上，都存在着由不同的历史叙述导引出不同的分析和结论的可能，而每一种由简单的分析做出的武断的结论，都有可能将历史带入歧途。我越来越觉得，历史的谜团本身就是结论。因而，我只能将历史亲历者们“记忆”里的历史叙述分别陈列出来，构成一个注定要与历史真实的“八・二三事件”有所区别的“新历史”――每一个历史叙述者的历史。
做口述史的同道贺黎、杨健，在采写他们的口述史《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一书时，与我遭遇了同样的问题，产生了同样的感触，并采取了同样的操作：“正因为是个人经历的讲述，其中一些话语，由于讲述者本人的经历和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完全合理出现的。我们决定不做删改。同时，也由于个人的局限，看问题看他人的角度不同，所以在涉及某事某人时，每个讲述者都有自己的‘版本’。我们无法一一考证，也无意为他们所讲述的某个事件做出结论。只要事实存在，读历史的目的便已达到。”
以下是我对“老舍之死”不同“版本”的陈列：
一、在上述那样一个错综复杂、每天都瞬息万变的政治背景下，老舍为什么还要在“八・二三”那天来单位上班，参加北京市文联的“文化大革命”？
这要先从老舍在“八・二三”之前的身体、心理与精神状态切入。老舍年谱记载1966年7月31日至8月16日，老舍因病住北京医院进行检查与治疗。据有“文献史料”意味的《北京医院病历记录》记载老舍的入院情况是：“患者有慢性咳嗽10多年，咯血5天入院。入院后给予青、链霉素、止血剂等治疗，咯血、咳嗽渐停。……考虑咯血是由于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所致。……建议：1、避免感冒，戒烟；2、继续服用降压药物。主治医师、住院医师：杨虎生。”这至少能说明老舍当时的身体状况很差。
8月初，应该是住院检查期间，老舍与老友臧克家通过一次电话。（关纪新在《老舍评传》中描述的是“7月下旬的一天”，是在老舍住院治疗以前。）他在电话中声音低颤地说：“我这些天，身体不好。气管的一个小血管破裂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遵从医生的命令，我烟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传部长告诉我不要去学习了，在家修养修养。前些天，我去参加一个批判会，其中有我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这透露出，老舍不仅知道他的一些朋友遭到批判，而且还亲临现场出席了批判会。而在此之前的7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援越抗美”大会上，老舍见到巴金。他突兀地向巴金表示：“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从中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老舍此时此刻的心境，甚至处境，都是极其复杂的。他为什么要说“我没有问题”？“问题”到底指的是什么？他真的预感到了什么吗？
据老舍之子舒乙《再谈老舍之死》的叙述：1966年8月初的一天，因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思绪低落，生活处境也很凄凉”的回族大阿訇马松亭，与夫人一起在什刹海岸边“闷坐”时，抬头突然看见“老舍先生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边迎面走来。马老人拉他一起坐一坐。老舍先生一开口，就让马老人夫妇大吃一惊。他非常坦率。他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
舒乙还在同一篇文章里追忆说：8月21日星期天，老舍与舒乙及其大妹舒雨兄妹俩“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当时，‘文革’尚处于刚刚发起的阶段，预见到它的恶果还十分困难，但是从父亲的谈话里已经可以听到不少担忧。后来的发展证明，那些糟糕的事，绝大部分都不幸被他言中。他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他说：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他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里，他说了两位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污辱而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例子。”这里至少说明，老舍对“文革”的“破四旧”是有看法的。当然，更深一层的意思在于，老舍对以“破坏文化和文物”的“文化革命”是坚决反对和抵触的。而最深刻的意义是，老舍在“八・二三”之前就有要“走”的心理准备了。
而在50年代曾在老舍身边工作过的曹菲亚的“记忆”里，老舍“八・二三”到文联时，“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
当时任《光明日报》东方副刊编辑的黎丁，在接受我采访时，基本印证了曹菲亚的说法。黎丁应老舍电话之约，于8月22日晚“八九点钟”，到了老舍家。“我去老舍家的时候，他就和我讲起来，他从医院出来了。讲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是很兴奋的样子，很激动。”“他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能落后。”“本来在乡下，去农村搞协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到城里头来了。”“康生给他们讲话，说文化大革命，你们这些老先生，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或者在家里头自己学习，或到单位学习。”黎丁和听到老舍这么说从里屋跑出来的胡�青，一起劝他“先把病养好”。老舍转而对黎丁说：“现在的革命你不参加，你落后。”“胡�青也劝了半天他不听，他说，我年纪大，更要学习，讲了一些大道理。”
由此看来，胡�青的“记忆”与曹菲亚和黎丁两人分别保留的“记忆”，在这一点上吻合了。胡�青说：“老舍出事的前两天，文联开会，老舍问茅盾，明天的斗批改大会你参加不参加？茅盾先生没有作正面回答，只轻轻地向他摇了摇手。第二天，老舍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他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无言以对。于是他就去了。”
意味深长的是，茅盾在1978年老舍骨灰安放仪式的悼词中有这样一句话：“老舍先生是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刚开始，就写信给伟大领袖***表示拥护。但是由于卖国贼林彪和叛徒***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摧残和打击广大文艺工作者，老舍先生身心遭到严重摧残，被迫害致死。”
另据当时担任北京市文联“文革”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的浩然回忆：“在这之前他吐血住院了。他打电话给我说要来参加群众运动”。“我不希望他来。因为情况很乱。万一老舍出什么事，是很严重的。但他坚持要来。”也就是说，在曹菲亚、黎丁和老舍夫人的“记忆”里，老舍还是要积极参加他身为主席的北京市文联的“文化大革命”。
周述曾：“老舍是主动要求回机关参加学习的，他觉得不参加不合适。所以他对外面的运动有了一些接触以后，就主动要求来。”“他要求参加学习，参加运动，不是一个躲避、逃避的状态。”
二、对于老舍在北京市文联“八・二三事件”中的历史叙述，更是莫衷一是。
1、 老舍到北京市文联的时间、方式、衣着与行为。
端木蕻良：“我想老舍跟我一样，也是很尊重文化大革命的，所以那天他穿得很整齐，我也穿得很整齐。”
浩然：老舍是下午由他的专车接来文联的。“一件浅色衬衣，外面一件中山装。”
杨沫：“这天上午，老舍也来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午，当他要回家时，汽车司机罢了工，不拉他回家了。他也就没有走。”[笔者按：杨沫的意思应该是说，老舍是上午由专车接来的。]
葛献挺：“在传达室，我亲眼看见的，大概3点钟左右，老舍先生穿戴很整洁，从电报大楼胡同里面往文化局院里走。”
曹菲亚：“8月23日那天他来了，告诉我，昨天才出院。早上他8点多钟就到了。我们很惊奇，就问，您刚出院，怎么就来上班了？他说，这是一个运动，康生同志告诉我了，这是个大运动，应该去参加，感受感受。所以我就来了。……那天早上也是开车接他来的。”“我亲眼看见的，舒乙说在记忆里，他父亲穿的白色的衬衣上留着血。实际上不是，他是穿着一种……天蓝色的衬衣。”
林斤澜：“老舍原有专车接送，这天中午，司机班罢车。老舍到院子门口对面，‘斤饼斤面’小铺，买了个芝麻大烧饼。”[笔者按：林斤澜的言外之意，老舍是上午到的单位。]
柯兴（2000年）：老舍是上午来的文联。“‘八・二三’这天中午，大家都休息了。老舍独自坐着……我不知道老舍的司机不拉他了。我问他吃饭没有，他摇头。我就去问他的司机，为什么不拉他回家吃饭。司机说今天罢工了。我就把他带到文联对过的晋风削面馆，给他买了二两刀削面，他没有吃完，一句话也不说，看上去很苦闷。”
同是柯兴，在1986年为纪念老舍逝世20周年而写的长篇回忆散文《语言大师在沉默中死去》里，曾这样描述：“我知道了司机班从今天一早就罢工了，不再拉那些反动臭权威了！老舍今天不是坐小车，而是乘公共汽车来的�？一个步履蹒跚，弱不禁风的老头儿……我的心，有些沉。”穿得“好像是西服，没有打领带。”
2、北京市文联何时和怎么来的红卫兵？
萧军：“下午我由家回到文化局，不久就来了一队红卫兵，在院中不由分说就将我揪倒在地，开始了拳打脚踢，和皮带的抽打。因为全是些女孩子，我只好任她们辱骂、殴打，决不抵抗，最后竟给我挂起了一面‘老牌反党分子――萧军’的牌子。”
端木蕻良：“室内正在认真开会，忽听窗外人声鼎沸，随着便有造反派闯入，拿着名单唱名，叫到的人，赶快出去到广场上排队，随即往他脖颈上挂块牌子。凡是挂上牌子的，就算是‘金榜题名’，进入牛鬼蛇神的‘行列’了。”我和老舍是最后两个被点名叫出去的。
浩然：“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当时是侯文正指挥一切。“侯文正在那里喊：老舍出来！那些被揪出来的人站成一排，……每个人都给带牌子。”牌子“是现写的。用我们对面院子里堆的木板。”浩然在1998年接受陈徒手的采访时，也说当时是“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地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
杨沫：下午约3时，女红卫兵（多是中学生）来了一群。约莫下午4时，被揪出来的人，都被赶上一辆大卡车开走了，听说开到了国子监。
葛献挺：文联司机莫全向女八中的学生“随便点了一下，你们看，那边来那个老头，是这个院里最大的权威老舍。几个学生去了后，问你是反动权威老舍吗？他说，我是老舍。喷气式就把老舍从文史馆的门口糊里糊涂地揪到这一群当初已经被揪出来的人群中，在文联、文化局的院里。”
曹菲亚：下午两点多钟，满街的红卫兵就来了。……整个把院子都站满了。开始揪人时，老舍表面平静地站着看。最后把他也揪出来，弄到了汽车上。“放在车的最后一个角落里。”
林斤澜：下午3点左右，院子里沸沸扬扬起来。孔庙那边要烧戏装，得揪批人去陪斗。“侯文正就打电话找红卫兵，觉得文联人不够。”
柯兴（2000年）：“大约到了下午3点半钟。……红卫兵小将采取革命运动了！”“看见侯文正在财务室打电话，内容没有听清。……但不一会儿28中的红卫兵就唱着‘造反有理’的歌闯进了文联。”另，柯兴在散文《语言大师在沉默中死去》中，明确指明，侯文正在“八・二三”流血事件中，“是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并有好几页篇幅的细节描述。“侯文正刚才打电话，是不是就是叫这拨红卫兵来？肯定是！‘快点，越快越好’嘛，这不，不到半个钟头，她们就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地杀进文联了！”
宋海波：“谁和女八中联系的呢？现在没弄清。”
张启润：中午吃完饭以后，大概几点我说不清楚。可能在一点钟左右，革委会召集我们全体人到大会议室去开会，说各个剧团都受到冲击了，要‘破四旧’，烧戏装。当时的新市委下令把所有的戏装都集中在孔庙。
马希桂：斗老舍好像是下午，大约三四点钟。红卫兵是排着队进来的。
李生：印象中女八中的红卫兵上午就来了。
“她”：“1966年我在女八中是老高二，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五个成员之一。……市文联有人打电话来，让我们去造反。……从文联来了两辆大卡车把我们接去的，大约有150人。……下午一两点钟。……是文联内部造反派接待的。……我们对文联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都是他们告诉我们谁是黑帮，该怎么样。……会大概开了一个小时，就出去斗人。有两排人全跪在地上。……我旁边跪着一个老人，有人告诉我，这是老舍。”
侯文正：“1966年8月23日上午，我的确到过北京市文联。”午饭前，看到文联院里有好多人，听说是抓萧军。“我出于好奇很想看看萧军本人，但等了约莫三五分钟，也没有看到抓萧军出来，就离开文联返校（北大）了。”“当天批斗老舍和其他人是我离开文联后发生的事，因此并不知道。”“关于我把红卫兵叫到文联一说，浩然在揭发材料和后来的文章中说的都不一致。”“我确实不知文庙在哪条街上，至今还没有机会去过。”“由于我是山西人，考入北大才到的北京。……至今不认识一个北京的中学生，……甚至女八中在什么地方今天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很滑稽，不知是历史对人们开了个玩笑，还是人们对历史开了个玩笑。”
[笔者按：浩然和杨沫曾分别发表文章，明确指认侯文正在“八・二三”那天打电话调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把老舍从人群中揪出来；亲自批斗老舍，问他挣多少钱；老舍被从孔庙拉回文联以后，已是晚7点多钟，但侯文正依然不让大家走，对老舍进行了新一轮的批斗。侯文正则郑重声明，他们所指责的这些活动都是不存在的。而且，三个他都不认识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词，也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侯文正始终觉得，在“老舍之死”这件事上，他一直蒙受着不白之冤。在1984年到1985年整党和核查“三种人”的过程中，中共山西省****调查了17个月之久，“四次赴京，一次赴长治，历时一年零五个月，到过35个单位，走访了67位同志，去证明材料30件，有关文件、复印件七件，基本查清了侯文正同志的问题。”最后，在做出的审查结论材料《关于侯文正同志“文革”初期在北京市文化局有关问题查证情况的报告》中，认为“八・二三事件”不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而是几件极“左”行动偶然发生在一天的巧合。“通过调查了解未发现一个总的负责人。”“杨沫同志提供的侯文正是‘八・二三’事件指挥者之一的说法，没有得到其他人的证实。”可以说，对侯文正的揭发最后是以组织结论的形式被否定了。而“八・二三事件”的当事人和受害者之一的萧军的女儿萧耘，从父亲留下的两份弥足珍贵的资料《“文革”中萧军致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信件（摘录）》和《“文革”中“专政组”指令萧军写出的〈我的再一次检查和自我批判〉（摘录）》分析判断，“认为‘八・二三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
3、 “破四旧”的历史现场[笔者按：对于曾发生这一悲剧事件的历史现场，到底是在孔庙，还是国子监，在叙述者的“记忆”里，也一直是悬而未决。当然，完全有一种可能，即他们以为孔庙和国子监是同一个地方。但若具体到是在大成殿前，当然应确定是在孔庙无疑。]
端木蕻良：“我们在乱棍齐下中被赶下车，又被带到一个广场上，围成一个圈儿，然后造反派命令我们全都‘五体投地’趴在地上。在五体投地的圈子中间，堆着一座小山似的戏装、道具等东西，已被点燃，火星四溅、红火飞扬。”；209“我们被拉到孔庙，老舍跟我一起。当时要破‘四旧’，红卫兵们把戏装、头盔、盔甲、刀枪剑戟，都点上火，让我们趴在四边。”
葛献挺：我是最后一辆车到的国子监。那时已是4点多快5点，“他们已经在挨打了。……老舍的脑袋打破了，坐在那儿，血往下流。”我对红卫兵说老舍的罪恶很大，不能把他打死，让用唱戏的水袖给他包扎上，赶紧押回去。“我不能公开地保护老舍，那样连我自己也生存不了。”这样，“老舍就没有死在国子监。”
王松声：在被红卫兵赶上卡车准备往孔庙押送时，“女红卫兵拿着皮带，让大家低头，跪下，有的人蹲下。我和老舍都蹲下了。……这时候，我亲耳听到老舍问我，松声，这怎么回事？……从这话里证明他对这个突然来的事情没有准备。”到了孔庙以后，“文联、文化局的三四十人统统围成一圈跪在火场。……火烧得很厉害，红卫兵每人拿着藤子、棍子、刀、枪把子，一边挑火，一边扔，打跪着的这些人。”
宋海波：在孔庙的大成殿前，点了三四个火堆。我们三十几个人，围着火堆半圈。没跪，都是猫腰呆着。
张启润：“我们到了孔庙下车的时候，就看见老舍从里面走出来，头上围着白绸子，有血。……周围一圈黑帮都跪在那儿，红卫兵就过来敲一下，骂一句，就打。”
林斤澜[笔者按：林当时只在文联的现场，并未去孔庙。此处已应是根据别人的口传加以文学性的转述]：“卡车开到帝王学府‘国子监’。大院子，方砖地，堆起盘龙绣凤的戏装，金线银线的盔甲，绫罗绸缎的披挂，点火焚烧。黑帮团团一圈跪下，身后有红箍箍抽打。”
“她”：“一共有二三十个黑帮被带上卡车。……上了车，老舍对我说，昨天刚出院，能不能不跪。……我当时很同情老舍，就让他站起来。”火好像是在大殿前烧的。“我忙着跑前跑后，到处张罗，等到那圈时，老舍的头已经破了，被包了起来。当时天非常热，她们还搡着跪地上的人往前去烤火。”不记得是谁把老舍先接走了。大约持续到三四点，或者更晚。
4、从孔庙回到北京市文联，老舍第二次被打。
端木蕻良：因老舍头部受伤，裹着唱戏的水袖，有人说他是“奇装异服”。“老舍大概听见这话就生气了，他就把脖子上的牌子摘下来扔在地上。那些人就火了，就打。”
浩然：斗老舍的红卫兵并知道老舍是谁，“只知道有这么个人。这时草明出来说，我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金。大伙儿一听就嚷，让他把牌子举起来。红卫兵从他头上摘牌子，这时老舍打了红卫兵。”
1998年，浩然在接受陈徒手的采访时说：“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街上来的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的。个矮的草明站在凳子上，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
杨沫：“只记得把老舍（还有别的人）又用卡车拉回文联大院里来时，他下车后站在院子里，我看见他头上盖着一条白手帕，上面有斑斑血渍。”“天黑后，楼外台阶上亮起了电灯。灯下，又把老舍弄出来揪斗。……我们中有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老舍这老头儿很倔强，他抿着嘴唇，双目圆睁，用嘶哑的声音驳斥这位作家：‘没有！’我没有拿过美金！”
曹菲亚：下午4点多钟，老舍被从孔庙拉了回来。“专门拉的他一个人，好像是小吉普把他拉回来的。”草明对红卫兵说，老舍的《骆驼祥子》拿了美国的版税。“有红卫兵这么一敲他脑子，‘呼’一家伙那血就出来了。……他火了，他把那个牌子摘下来。……不知打到哪个小孩的脚上了，……那小孩就喊，啊！老舍打人，老舍打人。又遭到一场拳打脚踢。”
林斤澜：“老舍被斗时是站在花坛上，高出一截。草明揭发他还蹬上花坛，说他拿稿子卖美金。”听了这话，老舍把一直低着的头抬了起来，说“我不但卖了美金，还卖了英镑，那是解放前。但那时我就靠这个吃饭。”
柯兴（2000年）：“6点多钟，一辆平板三轮驮着老舍进了文联院子，……当时正是下班时间，老舍头上缠着京戏戏装上的大领儿，自然引起注意。……看见老舍跪在花坛上的一张桌子上，底下乌压压一群人。有人喊打倒老舍。……草明在底上嚷，我有印象。……老舍从脖子上把牌子摘下来的一瞬间，冲着那两个人砸去。”另据柯兴在《语言大师在沉默中死去》描述：“文联门口，东西各有一个花坛，将近半人高。一张桌子放在东面的花坛上，老舍就跪在上面，胸前挂着三合板做的方牌子，牌子上写着‘反动权威――老舍！’打着红叉。”
草明：“开始时红卫兵没有打老舍。我说过一句，就是‘他还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外国人，’就说这么一句。”
马联玉：下午六七点钟，“去孔庙的人回来了，但红卫兵也跟进来了。他们是走路回来的，老舍头上包着布。……我现在还能记起当时那种狂热而又愚昧的情形。……要给他挂牌子，老舍把牌子抢过来，然后一扔。他站在高处，那个女孩子比他矮一点，就打到她了。下面整个就乱了。……文联的人就赶快把老舍从门口架进办公室里。”
张启润：“走到门口，我就看到老舍举起牌子，一下子打在红卫兵头上。”
马希桂：“听说老舍的头被松树碰破以后，用戏装的白绸子撕下来包上，把他先送回来的。……老舍在文联的高台阶上被截住。红卫兵开始批斗他，找了个牌子给他挂上，上面写着‘牛鬼蛇神’。……就在这个时候，作家草明站出来揭发老舍，说他把《宝船》的版权卖给了美国，意思是老舍卖国。……老舍不服气，举起牌子说，我不是牛鬼蛇神。牌子正好碰到这个女红卫兵的脑袋。红卫兵就说，你有意打红卫兵，是现行反革命。”
李生：“老舍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反动权威，把牌子举了起来，并不是要打人，但牌子碰到了一个红卫兵。……他们就要动手打。……下午没有多少人，二十几个孩子了不得了。……我的印象是老舍有孔庙回来，红卫兵看见他奇装异服也跟进来，又看见他挂着牌子，上写着反动权威，就要斗他。”
张*琪、白瑜：“瞬间，我们看到老舍先生目光中充满了愤怒，他挺直脖子，发出撕人心肺的呼喊：‘你们让我说什么？’随着吼叫声，他突然猛一转身，将手中的木牌砸在刚才一直对他又压又打的女红卫兵头上。”
5、被打后的老舍。
萧军：“1978年6月3日下午3时30分，携次女耘儿去京西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老舍移灵祭，归家后，成此二律。”并由作者亲为第一首七律加了小注：“一会斯文浩劫同（注：我与老舍虽非至友，曩昔于重庆时颇有数面之雅。忝属斯文，又同劫命，斯不能不前去一致祭也。）/斑斑往事忆重重（注：1966年8月23日下午，我与老舍及其其他二十六七人，曾于京都文庙内，共同被约200人所毒打，当场几致死焉！）/烧空篝火红于锦（注：当我被押解至文庙时，一入门，即遥见院中篝火红红，上燎空际。斯时余疑心将被火刑葬也。）/耀日兵刀灿若星（注：约百数十人，各执武器，多为京剧舞台所用之刀、枪、棍、棰、藤条、竹板……日光下闪闪发光，殊灿烂可观焉！）/被面血流双逆目（注：于火堆边被轮番打数小时后，直至昏夜，始被分别押解回至北京文化局。正当我被押解要走上‘大会议室’台阶时，对面老舍正被数名红卫兵押解出来。在灯光下，他血流被面，脸色苍白，我二人四目相逆。默然擦身而过，此我和他最后一面也。后得知，于次日（24日）即毕命焉！）/临危授命两幽明！/无言此日棂前立，/天网恢恢喜有灵！”
浩然：当我通知胡�青到派出所接老舍回家时，“他的老伴态度很不好。我让他想办法来接，她说没办法。”当时是深夜，已经没车了。“我就出去找车，街上的车都不肯拉。”
浩然在1998年接受陈徒手的采访时说：“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十一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里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
柯兴（2000年）：是我通知的老舍家属，胡�青大约是夜里12点左右，找了一辆三轮车，接的老舍。
胡�青：“等到夜里11多钟，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尽快来吧，把老舍接回去。……我坐在三轮车上头，让他坐下头。我搂着他，才回去的。”
胡�青（1979年）：“夜里两点钟，我把他接回家里来，他的头部被打破，满脸是血，身上更是青一处紫一处，几乎没有完好的地方。那一夜，他回到家很少说话，眼睛里流露出出来没有过的愤怒与痛苦。他见我十分伤心，反而安慰我，说：‘你不必害怕，不用难过，***是了解我的。’”
6、谁在保护老舍？
浩然：在老舍没被揪出来以前，我就主动给文化部打电话，问他们老舍是保护对象，我们该怎么办？群众揪出老舍怎么办？老舍被揪出来以后，我派人跟着老舍去孔庙，目的是保护老舍。当听说老舍在孔庙被打伤，又派车把老舍接回文联。却赶上串联的红卫兵聚在院子里，让老舍站在高台阶上，接着批斗。老舍打了红卫兵以后，我打电话通知西长安街派出所，派车将老舍接走。意在保护老舍。
浩然在1998年接受陈徒手采访时说：老舍被红卫兵用皮带抽打着上卡车，“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护老舍，找机会拉回来。”草明“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我赶紧上去说：‘把他送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运动初期时我们还是想保护老舍，老舍参加两三天，就提出‘想养病。’我说：‘你赶紧养去。’他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
葛献挺：“老舍被揪我是唯一的目击者，他没死在孔庙是我下令把他赶快提前送回来的。……我设想，如果我们从国子监把他送回来，当时的有关方面对老舍能够采取一些保护性措施，老舍的悲剧大概也不会发生。”
周述曾：“到孔庙的时候，刚到门口就看见老舍头上缠着白布。……我跟葛献挺交换意见（因为他是文化局革委会的副主任），我说你得出面，跟红卫兵交涉，让这些老弱病残先走，送走一批，再这样下去，要出人命的。我跟他说了以后，他犹豫了一会儿，没有马上接受我的意见。因为当时是很恐怖的情况，过了一会儿我看实在很危险，包括像端木蕻良都被打得很厉害。我让他同意先把老弱病残的带走。……是我亲自带回来的，有端木蕻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体质比较若的人。”
曹菲亚：“动了老舍，跟天上捅了个大窟窿似的，（浩然）他们也不知怎么办。要是保护老舍，就犯右倾。要是把老舍打死了，他们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所以就说，我们把他弄起来，送到派出所去。”
柯兴（2000年）：老舍打了红卫兵以后，立刻激起群愤。“台下的群众要往上涌。我一看不好，赶快喊口号：打倒老舍；老舍打红卫兵是不是反革命？是。把他送到公安局去专政好不好？好。当时一喊口号，大家都举起胳膊，无法揪老舍。我趁机把老舍架到文联附近的派出所。”
马联玉：“我想不起来，把老舍送到公安局是谁的主意。……浩然流露过是他提的。我印象当中似乎是赵树藩。因为他比较有经验。”
张启润：是李生说“老舍打咱们红卫兵小将，行不行？不行！他是不是反革命？把他送到公安局去。把他绳之以法，同意不同意？说实在的，小孩还是好说，就把他给弄进去了。”
马希桂：是李生和赵树藩他们说，“革命群众，我们是革委会的，把这个人交给我们，我们一定回去很好地处理。就把老舍弄进去了。”
李生：“我印象中这个时候文联好像是要保护老舍。……有人说，老舍打红卫兵，把他送派出所！谁说的，我不记得了。”
我一直想采访到管桦，但因身体原因被婉拒。他在1998年接受陈徒手采访时，证实浩然当时确实是想，并努力积极地要保护老舍：“老舍挨打，我们就找军代表，说老舍是党外人士，是歌颂共产党的，请你出去说说话。军代表不敢出去，他说，如果揪的是你们，我还能说。浩然到处打电话，求这个求那个，没人管。那时侯，浩然说，老舍要出人命了，大家想办法救救他。红卫兵说老舍打他们，我们就说‘法办’，给派出所打电话，想把他救到派出所。浩然又让我、李学鳌赶紧劝慰大家，你们不要往心里去，红卫兵是小孩子，是运动，心里想开一点。端木蕻良说，不往心里去。”管桦另外还提到，浩然还以同样的方式，意在保护骆宾基和端木蕻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