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猜一猜***12月5日写信的心事。

笔触在进入这种被史学家称作“历史的迷雾”或“历史的盲点”地域之前，让我们先遁去身形走进***那间烟雾弥漫的窑洞，为这位后来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巨子，画一幅外在的和心理的肖像吧。贺子珍不在房内。据***提供的资料，***和贺子珍半年来争吵不断，有一次贺子珍竟抄起了棍棒自卫，因为***已经把一只小板凳举过了头顶。必须洗去那些为数众多的，以世俗的道德评判标准对***私人生活描画的文字在我们脑海里留下的缕缕印痕。***一年多后的婚变，与道德的关系不大。原因存在***深不可测的内心里。在很多时候，***并不像他的诗词给我们的形象。他也有悲伤烦躁的时候，他也需要女人细致入微的温情。他和贺子珍的争吵，毋宁把它们看成***无处倾诉的内心郁闷的排泄渠道。如果贺子珍在家，毛泽东得知***已抵西安的消息，他很可能不会写信，而是找个由头和贺子珍大吵一顿了事。可以确认，他写这两封信是对刚刚获悉的消息的本能反应。他的浓密的长发显得凌乱，脸颊清瘦，眼睛里的血丝是熬夜的时光留在心灵窗里的痕迹。一身棉衣显得不大合身，使得让旁观者随即感觉到寒冷。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一鼻子便可嗅出***此行的目的。怎么办？有形的工作该做的都已经做过。抽烟吗？***尽管最怕烟味，可谁都知道烟味、哪怕是劣质烟味熏不走几十万大军。总该做点十什么。血战在即，最容易想到的自然是分化敌人。

***最先想到给冯玉祥写信。冯玉祥如真的登高一呼，而他从前的部将又有反响，整个中国的局面肯定为之改观。处在和日军对峙地位的，几乎都是冯的旧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石友三。现在西安的杨虎城，也曾是冯玉祥的积极追随者。冯玉祥若扯出反蒋抗日的大旗，他的这些旧部很可能会起兵响应。

写给孙科的信，就不好贸然评判了。孙科从来没有叱咤风云过，如今正在搞一部《五五宪法草案》，无兵权，又无深厚的政治资本。***却在给孙科的信中写道：“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国民党中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先生。”这很可能是孙科一生所得到的最有意味也最值得珍视的一次恭维，因为它出自后来入主中国的***之手。毛泽东希望国民党内部爱国抗日力量聚合成气候，这一点很好理解。然而他为什么愿意推举孙科为国民党的反对派领袖呢？难道他也竟是看到了孙科的血管里流的是***的血？

恐怕再无别的更合理的解释了。清兵入关后，反清复明的仁人志士最早遇到的难题就是寻找大明的皇子皇孙。这些事件透出的是一种文化的延续。

时势竟逼得***的笔端露出了民族集体无意识，可见红军当时处境的凶险。

历史在这些日子里留下了很多很多迷雾。***、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无疑是最浓最大的一团。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共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机。

在许多严谨的史学著作里，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已经分析得够多了！它的历史意义已成中国人熟知的常识。

但是，那些简略得几乎有些枯燥的文字中，历史的丰富性究竟丧失了几成，谁能回答呢？

发生在近两年的一个小插曲值得重视。进入九十年代第三个年头，***结束了近六十年的幽居生涯，恢复了人身自由。大陆各大报小报竞相登载这一消息，有关部门盛情相邀张将军回大陆探亲。***从美国回到台湾后，却对当年发起兵谏表示忏悔。

***老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常”之举？他的自责的依据是什么呢？

没人会天真地认为***的一声忏悔能使西安事变这段历史需重新写过。然而，这件事起码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历史有多个进入的甬道。

以后的历史确凿地证明：西安事变大大地改变了共产党和红军的生存环境，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联盟帮助红军支撑过了一次劫难。

我们还是走进那段扑朔迷离的历史中观赏吧！

在一个“文死谏武死战”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里，以御侮为目的，在封疆大吏的辖区对出巡的“皇帝”实行兵谏，还是一个破天荒。

事件最后的不可避免，当事人所必然经历的心路历程尤应引起后人的珍视。事实证明，***事先对自己这次厄运毫无察觉，顺利解决两广事变后，***所获得的只是自己的威望和统治已固若金汤这一错觉。李宗仁、陈济棠这些脑后长有反骨，并有“前科”的人尚不能丝毫改变时局，其他人又能奈何了他！这种错觉甚至抑制了他的多疑。

其实，***早在9月下旬就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报警情报。9月20日，心腹爱将陈诚已向他密报了***的苦闷心情。***通过冯庸向陈诚作了如下陈述：“余近曾亲赴前方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故余殊觉痛心，决意统帅所部，抗日图存，此种苦衷，不求人谅，成败利钝，所不计也。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外传种种，不能动摇我心。况余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陈诚深感事关重大，在密电中写道：“职意汉卿此举，比两广之抗日，尤为严重。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之，决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使整个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也。”***很重视张学良这一动向，他在接陈诚密电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东北军之隐患，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盖共匪利用其‘抗日统一战线’之策略，一方面拉拢、煽惑所谓‘中立分子’，一方面对军队进行策反工作。而东北军于‘九·一八事变’后，因故乡沦陷，被迫退于关内，一般官兵怀乡与抗日之情绪，尤为强烈。共匪乃把握此种心理上之弱点，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等口号，加以煽动分化，遂使东北军对于剿匪任务丧失战志。”

由此可以看出，***对西北问题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一个月后，他移驾洛阳，准备彻底解决中共问题。***这时候完全可以选择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道路，东北军隐患也即消除，然而他却踏上了危险的荆棘丛生的小径。他从来没有忘记共产党有政权企图这一点。作为一个执政的统治者，心病不除，肯定睡不着觉。何况共产党已弱小到了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他不能再犹豫了。

谁知***却不体谅他的用心之良苦，11月27日，红军被分割于黄河东西之时，东北军袖手旁观，仍重弹抗日老调，***的震怒程度可以想见。他在28日的日记里这样表示着自己的怨怒：“***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即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俟告一段落，始可换另一段落，彼于事之始终本末，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耶。”

***在盛怒之中，作出了亲临西安督战的决定。12月4日，他移驾临潼华清池，连尚在南京的戴笠也没通知。戴笠没有随行，证明***根本没想到安全方面会有什么问题。

***和杨虎城到华清池见驾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寒意只能来自分立在***两旁的几位大员，广州行营参谋长、陆军上将陈诚，驻闽绥署主任蒋鼎文，北伐时已经做过革命军参谋长的陆军上将朱绍良，几日后被任命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的卫立煌，清一色的蒋的嫡系，清一色的江西剿红大功臣。只要***发一句话，这四个人都有资格、有能力取代张、杨。

张、杨硬着头皮陈述抗日的理由后，***给他们的却只有两条路：要么全力剿共，要么让开“茅坑”，把部队开到安徽和福建去。***力谏、苦谏、哭谏，***不为所动。

历史没有为我们留下张、杨两人垂头丧气由华清池回到西安后，走向兵谏的详细记录。它们都属于个体的心灵，公众只能接受它们结出的果实。这个改变了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不是蓄谋已久的谋略，没有可以参考的榜样，竟在历史的一个盲点上做成了。

只能从太清晰、太无情、太单纯的历史逻辑出发推出结论吗？是的，这是通常的认识历史的途径。然而，它能提供给后世这种突发性大事件所包容的无限的非理性的启示吗？显然又不能。我们把笔触试着深入到真正不可思议的内心，会不会有新的发现？

很有可能。

在把笔触指向西安事变的两大主角之前，让我们游历一番自袁世凯过世后，中国的军事奇观吧。袁世凯因患尿毒症暴死之后，中国不可避免地走进了一个军阀混战时期。段祺瑞、冯国璋、曹琨、徐世昌等数十个关系中国命运的北洋人物，因为“洪宪”帝的“驾崩”，主体意识彻底觉醒了。他们或多或少地都生出了帝王的思想。“乱世出枭雄”这一历史奇观在中国的20世纪20年代后重现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经过十余年的混战，北洋人物彻底退到了背景的地位，虽然出现了***一统中国的外在景观，但是，谁能否认他们臣服***没有权宜之计的味道？中南有桂系，西南有川系，西北有二马有奉系演化成的东北军和冯玉祥的旧部杨虎城，华北有阎锡山和冯玉祥的旧部，***真正的统一只在华中和华东地区，军阀割据的实质并没根本改变。那些被后人称作地方实力人物所持的只能是手中的军队和地盘。他们依靠这两点，尚可重温一下帝王的残梦，尚能在读《三国志》和五代十国史时，把自己和那些在厚厚的史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古人暗暗加以比较，从这比较中，获得一种睥睨天下苍生的快感。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是不是可以对***在抗日问题上的犹豫不决生出另一种心情呢？“他们会不会听命于我？”***无法肯定地回答。

听命于蒋去围剿红军，必将失去民心；违抗命令，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调动，很可能意味着从此丧失军权。这些年，***在大力剿共的同时，没少花精力做吞并异己的工作。***觉得窝囊透了！自1928年易帜以来，我对你蒋**可算不薄。蒋桂战争，我旗帜鲜明地支持了你；中原大战，我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支持了你。没有我这几十万人押上，胜利女神能屡次对你情眼有加吗？九·一八事变后，我再一次听命于你，所负罪名九辈子都无法洗清呀！三年前，我率部听你的命令撤出山海关，当了替罪羊，被迫辞职，出洋考察半年多。我屡倡抗日，你每次都以准备不足推诿，什么时候才算准备充分呢？我再不报国仇家恨，还有面目活在世上吗？如今共产党也要抗日，只剩下几万条破枪了，你偏要来个赶尽杀绝。等我帮你灭了共产党，谁能保证下一刀不是砍在我的脖子上？我苦谏、哭谏，你尚不允抗日，打的到底是什么算盘？你来督战，带的却不是国防部和参谋部的人员，让这些外派亲信来西安，分明是准备取我而代之嘛！东北已失，如西北地盘再不保，二十万东北子弟兵吐口唾沫能把他***淹死了。在这种关乎生计的大问题上，***不能再退让了。杨虎城的思绪很少***这种感情色彩。他不比***，可以依靠父荫，与***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功勋再殊，宋美龄也不会把他的妻子认作干姊妹。北伐以前，他跟随的是冯玉祥。直到1929年，蒋冯矛盾激化，他才审时度势择主而事，跟了***。第二年，蒋冯阎大战中原，杨虎城为蒋十分卖命，依战功擢升至十七路军总指挥。在***眼里，他从来都不是可以信赖的人。他当陕西省主席，东有潼关顾祝同挟制。他当西安绥署主任，西边又多了个马鸿逵省主席。东西均无法发展，只能局促于陕西一隅。***率军入关后，蒋为了调和张、阎矛盾，把东北军全部西调至陕西。不久，邵力子又取代他做了陕西省主席。归其究底，自己是一员降将呀！飞鸟尽后，良弓且藏，降将能有何好运？这且不算，杨虎城主要的心病在于他和共产党历史上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事且不说了，1927年逐共时，他非但没抓共产党，而是把南汉宸等人礼送出境。后来，他又让南汉宸当了省政府的秘书长。近年来，他不但没有进剿川陕方面的红四方面军，反倒为红军提供了物资采购方面的诸多方便。如听命于蒋继续剿共，不免一败；如不听命，陈济棠的结局是跑不掉的。

***这次来西安依“娘打孩子是常理”动“家法”时，显然忽略了自己“后娘”的身分。他的严厉过了头。虽然历史没有为***提供足够的时间进行彻底的征服合作者的工作，但这并不是他在八年后逐渐失去统治地位的惟一原因。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对形式的迷恋竟成了他政治合作交响曲的主旋。他似乎始终没有掌握好恩与威、严厉与怀柔之间的分寸。一个成功的独裁者，肯定首先是一个心理学大师。

在1936年岁尾里，***和杨虎城只是***的一个合作者，而不是他可以任意驱使喝叱的看门狗。君臣之间的关系只靠利用来维系，缺乏沟通和理解，君主根本无法奢望“我就是国家”的绝对权威。***、杨虎城尚有完整独立的人格，他们就可以从得与失出发，找到“民族大义”来对抗君主的权威了。

于是，西安就成了***的滑铁卢。他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了自己事业的巅峰。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共产党成了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亲临西安，本意可是要把共产党斩尽杀绝的呀！

历史给***先生开了个啼笑皆非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