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西北军依照甲案向指定地点集结的同时，陕南的红军也开始向陕北撤退。这时候，国共双方重开谈判的可能性已经存在。

2月4日，***首先重提旧事，电告潘汉年，要潘邀张冲来延安商决双方各种合作问题。第二天，***即作出反应，通过张冲表示欢迎***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去杭州见他。

***很希望早一点形成一个合作的书面协定。单纯从军事上考虑，眼下的情况比西安事变前更糟。中央军进驻西安一线，一旦***下令剿共，后果不堪设想。西路军只剩下几千人了，马步芳仍不停止进攻，这不能不使***忧心如焚。***看来，早一天解决中共问题，早一天去了心病。武力征服眼下不可，那就谈一谈吧。

过了三天，***忽然改变了主意，要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先和***谈出大概，尔后去见他。蒋在给顾的电报中指出：“我方最要注意之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之统一，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简言之，要求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做赤*宣传工作。若同意此点，则其它易商量。”

***强调军队的精神实质，与他此时的心理密不可分。张、杨这次兵谏使他意识到了以前只注意形式所包涵的巨大危机。如果不统一精神理想，后果是什么他很清楚。在***这几天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已决心把“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根绝净尽。

以后的历史将证明，***从来没有找到机会完成这一心愿。

2月9日，张冲和***举行第一轮会谈。

第二天，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了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不难看出，中共中央作出了重大的原则性让步。在这一电文中，我们再也嗅不出多少共产主义的气息。这是审时度势后的选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是以全民族的生存为最高利益而对党的利益的高风亮节的割舍，但同时又透露出来一股悲壮和苍凉之气。共产党的领袖们选择共产主义，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已具备了坚实的理性基础。尝试的时期已经过去，国家和民族存在的一切问题尚没解决，依靠国民政府的改良显然无望。然而，此时除了妥协，则别无选择。

2月12日，***和顾祝同依照以上条件很快达成一项协议草案。

也许这个草案来得太易了，双方都没给它以充分的重视。***认为蒋不承认这是合作，只当做红军投降，这样下来共产党就没有独立地位了，建议把谈判的规格降下来，以刘伯承出面谈。

***对中共中央的来电仍感不满，在给顾祝同的电示中强调：“八团兵已在一万五千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顾祝同接此电示，对共产党能接受这一条件深表怀疑，等了三天，才派参谋赵启禄约刘伯承谈话。刘伯承听完后，当即表示：“且不说什么主义，你认为红军编两个师八个团一万五千人合适吗？”赵启禄答道：“这是蒋先生的意思。”刘伯承与赵启禄有私交，开玩笑道：“黄埔时我和***教过的学生如今有多少个军长师长？蒋校长未免太厚此薄彼了吧？”

2月21日，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决议案》称：“……共产党人加入本党后，竟食誓言，在本党掩护之下，初则对本党阴分壁垒，继则对本党多方分化……演成两湖之恐怖，构成宁汉之痛史，北伐大业，几致停顿。又复言创立红军，破坏本党干部，鼓动阶级斗争，夺取革命政权。”历数共产党的“罪行”后，提出彻底取消红军和苏维埃。

中共中央在此严峻情况下，被迫再次让步。2月24日，***提出的、得到中共中央认可的方针里增加了这样的内容：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但可以服从三民主义；取消共产党绝无可能，但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如果国民党改组为民族革命联盟，共产党可整个加入；军队改编人数可退至六万余。

***笑了。在他看来，共产党一旦服从三民主义，政治障碍已基本消除。2月26日，他命张冲带着新提议去西安和***谈判。在这个提议中，***也作了一些让步，把改编人数加了一倍，两师八团变成了三师九团。在27日的谈判中，***提出红军最少改编六个师，上设一总指挥部，至少六万人。张冲为了不无功而返，以***高级幕僚的身分，给***透了这样的“机密”：“蒋先生一味压缩编制，并非轻视红军，只是怕其太壮大。我估计最多他只能答应编四个师四万人。”

***道：“恐怕不行。淮南兄，现今主要障碍已经消除，多一两个师真的就碍了大局？此事最终要蒋先生定夺，不如就这么告一段落。眼下我们河西和陕南的部队十分困难，淮南兄能否设法以解燃眉之急？”

***接到周恩来的报告电，眉头舒展了许多。***不再纠缠政治信仰问题，实在让他意外。在一切竞技场上，再没有比发现对手的致命弱点更值得庆祝了。军队？军队存在人民之中，只要时机成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党能取得合法性和独立性，其它问题都不复存在了。连日来，红军河西部队连遭重创，总人数锐减，实数差不多也可使对方接受了。3月1日，他和张闻天致电***，把改编人数调至五万。两日后，***再电周恩来，指出谈判的中心是取得合法地位，“把红军数目夸张太大，使对方恐惧，对于我们亦不利。”

***抓住了处理国共关系的纲。

3月4日上午，***与张冲就军事问题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四师十二团。***不允此案，坚持三师九团。7月，***再作退让，电告***：“如蒋坚持三个师，亦只得照办。”

3月8日，周恩来、***与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经过磋商，决定将取得一致的谈判结果形成文件，然后交***审核。

该喝喜酒了？是的，是该喝点酒了，但不是喜酒，老头子还没应允呢！这不是共产党一再让步，完全按蒋先生的旨意造出的孩子吗？他能不同意？别忘了，此一时彼一时！这酒还是叫解乏酒的好。

东北军并没按甲案调至甘肃，如今正坐着四年前撤离山海关的那些闷罐子车东调豫皖，让中央军当做战利品慢慢消化。杨虎城已感到有形无形的压迫，眼前只有辞职一途。红军呢？经济窘迫，已开始接受国民党每月的接济。***给韩复榘信中所说的“群小”嘀咕起来：“蒋先生，你这是何苦！你供粮草，把他们养得肥壮然后和你打太极拳，有你这么傻的生意人吗？刚刚死去的那个鲁迅，浑身长有反骨，有一句话却是可以听一听的：痛打落水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如趁热打铁，将他们收编，一劳永逸的好。”***再次食言，令贺衷寒修改协议再谈。贺衷寒当年是号称“黄埔”三杰中的一个，哪里不明白蒋先生的意思？两日后，他和顾祝同将修改得面目全非的协议草案推给***。

“无耻！”***说。

他只能在心里这么骂。外交家的词典里不收这种粗鄙的词汇。他冷笑，他大笑，他狂笑。笑过之后，问道：“苏区一分为三也罢，只字不提民选也罢，就是投降，把编制压至三万，还怎么降？”

张冲一看情形不对，说道：“这一案实在太不够格。顾主任，怎么变成这样了？”

顾祝同不说话，眼睛瞟着贺衷寒。

贺衷寒伸出拇指朝空中一指：“我是奉旨行事。”

***拿着修改案拂袖而去。以西路军安危胁我就范，太卑鄙了。3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针对两星期来国民党方面的步步紧逼，提出“应改换姿势”向之进攻，“在整个谈判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的政治立场，绝不能迁就”，要“申明西安已不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13日，中共中央再电***并转张冲：“顾、贺提案完全不能接受，因其带有侮辱性，已引起我方干部极大愤概”，前次“周提十五条，关于国民党方面，我们认为不满意，关于共产党方面，亦当须部分修正”，因此“谈判须重新作起，两星期内周回延安开会。”

从这两份电报的语言和口吻可以判断出：它们出自***之手。

一个问题跳将出来：中共中央对周提十五条是真的不满意？还是用一种所谓的谈判艺术？仔细分析上述两电文，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对***提出的十五条是真的不满意，如果仅是技术问题，用不着提出党性问题。如果仅仅是为了报复一下国民党方的出尔反尔，***就不会在三日后真的回延安。***所提十五条中，答应取消红军大学，答应遣散编余的部队。在他看来只要能在大的方面能取得合作，这些都是枝节问题。***的不满也正在这两点上，当然他和周的想法并无原则的分歧。他当时力主将军校保留，哪怕改名叫“随营学校”也好。有了这个学校，就不愁出不了忠于共产党事业的人才。电报是无法说清这些的。还有，编余的老弱病残，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答应遣散的道理？毋庸讳言，共产党的领袖们看时局的高度和深度并不那么整齐划一，要不然就无法理解“历史选择了***”这一命题。第二封电报发自西路军败祁连山的第二天，这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在这种情况下，***前去见蒋，不统一一下思想和口径，就无法在谈判中取得主动。

14日晨，***面带倦意，把中共中央13日来电轻轻放在张冲面前。

张冲看过电报，让***稍候，带着电报去见顾祝同。顾祝同暗暗叫苦，对张冲道：“这事叫贺衷寒弄坏了。老头子的电报只提了副佐问题，贺衷寒自作聪明改了太多！你去告诉周，根据原案再谈。”

还能再谈吗？***心不在焉地和张冲又谈了两天，于3月16日返回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