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元月上旬，驻苏联武官邓文仪返回莫斯科。他未及洗去征尘，立即俯案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他们转达王明，要求见上一面。

两方反目为仇已近十年了，邓文仪采取这种“自由恋爱”的方式要求见王明，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少政治家，终生都在非此即彼的明晰的选择中度过，一旦选择完结，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新的计划。在常态的政治运转程序中，他们翻来覆去的偏执的政治主张只能为历史增加一种新鲜的和声，但一旦在偶然的机会里他们的声音成为了历史交响的主旋律，血流成河、一片瓦砾的悲剧就被创造出来了，他们也借助这悲剧在历史人物志的大书里取得一席较醒目的地位。王明就是一位唱过主旋律的政治家。至少，他的“左倾”冒险主义是促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的主要原因。1935年底的王明，像一只知道江水已暖的鸭子，最早叫出了春的声音。秋天里，他组织撰写了《八一宣言》之后，经过一两个月的脱胎变骨，又组织撰写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国难声中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推测》等文章，公开刊登在共产国际办的杂志上。王明以他的绝顶聪明和超常的敏感，再次取得了政治家的成功，第二次国共关系合作史的首页上留下了他不容随便省略的大名。

然而，他却拒绝了邓文仪。是叶公好龙？还是因为他多疑的天性造成了这种犹豫？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因为在他以后的步履中，只要没患重感冒，很容易嗅到机会主义的味道。

邓文仪是领了圣旨前来找共产党的，自然不会浅尝辄止。大约在元月9日前后，他找到了胡秋原，请胡代为说项。胡秋原是原十九路军流亡将领设在香港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这个组织也在倡导抗日反蒋，与共产党的主张相符，同时，十九路军的将领原来都是***的部下，胡秋原也就具备了当红娘的资格——了解双方的底细。王明同意与邓文仪见面，但决定先以潘汉年出面谈。这是谈判的规格问题，不再表明王明的个性。王明是领袖级别的人物，邓文仪不过是个小小的武官，第一回合王明就出来，岂不是显得共产党太急不可耐了吗？见面时间定在元月13日晚，地点在“红娘”胡秋原家里。

按照约定的时间，后来成为国共和谈共产党一方最早的正式代表潘汉年出现在胡秋原的寓所。邓文仪早在那里等候了。趁潘汉年脱外套取帽子解围巾的空挡，邓文仪仔细打量了这个对手：很年轻，相貌英俊，有一双招风大耳，两眼双眉的略略不对称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怪味道。太嫩了一点，邓文仪这么想着，心里略略存了轻视之意。且慢！那薄薄的双唇抿在一起了，两个微微上翘的嘴角已有几缕嘲讽泄出，邓文仪不由得坐直了身子，他在想，谈判不就是靠的一张嘴吗？

潘汉年刚一落座，随即单刀直入：“我受王明同志委托来谈国共联合抗日救国问题，请问先生是私人资格，或正式代表南京当局？”

邓文仪也不兜圈子，如实答道：“我这次来莫斯科，是受蒋先生之嘱来找王明同志讨论彼此联合抗日问题。此前，我们在南京、上海等地寻找一个礼拜毫无结果。后来又想去四川或陕北直接和红军谈判，但怕事先毫无接洽，进不去，只好作罢。王明的演讲和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蒋先生已经读过。我这次来，可以代替蒋先生和你们谈合作的初步问题，具体合作条件，双方自然还要请示。”

潘汉年问得更直接了：“在全国同胞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贵党和南京政府有什么明确的表示？”

邓文仪答道：“蒋先生已在高级干部会上提出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得到一致拥护，可以说，联合抗日的原则已定了下来。如今，国内只有我们和你们两个力量，如像1925年那样的合作，肯定有办法。蒋先生说，你我双方停战之日，便是对日宣战之时。所以，早日谈妥就能早日抗日。”

潘汉年步步紧逼：“合作条件如何？”

“统一指挥，努力取得苏联的援助。”

潘汉年眸子里的亮光暗了下去。统一指挥，虽没主语，但绝对不是共产党指挥国民党。共产党如今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无论如何也不会立即承认***及南京政府的权威。几天后，王明在见邓文仪时，明确表示反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统一形式，坚持共产党仍坚持着的平等合作共同组织国防政府的主张。

王明等人自然很清楚，***更不会接受这种平等，受孕的时机尚未到来。元月23日，邓文仪拿着一张王明和潘汉年为他出据的介绍信回国复命，他被告知：你可带此信直接入苏区与中共中央协商具体办法。

史料表明，这次秘密接触在双方都是一种不知所终的结局。从那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中，看不见中共中央对这件事表示任何兴趣。双方仍在兵戈相见，兵不厌诈呀！只能作这种解释。邓文仪以后在国共谈判的舞台上再没扮演过任何角色，像一颗流星一样，消逝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只在茫茫天幕上留下淡得无法辨清的一抹印痕。

如果不是一场大雪，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6年元月对***发出的和解信号的反应，肯定要热烈得多。宋庆龄见过***后，立即着手与共产党的联系工作。她的努力较之***本人，要实际得多，周密得多，细致得多。1月中旬，宋庆龄委托董健吾带一大包以她的名义慰问红军的云南白药及她自己电台的呼号密码，化名周继吾，以财政部调查员的身分赶至西安，准备入陕北苏区。谁知天意难违，董健吾抵西安后，陕西境内普降大雪，道路中断，他被困西安达四十余天。

2月中旬，董健吾在西安和肩负同样使命的张子华不期而遇。张子华受覃振和谌小岑的委托准备去陕北。

说起谌小岑，这里必须补叙***寻找共产党的另一条线索发生的事情。

1935年12月底，***的亲信、cc系首领陈立夫也奉命寻找共产党。“中统”消息灵通，没几天已通过谌小岑与中共北方局取得了联系。1936年元旦前，中共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及吕振羽前往南京，秘密接触国民党，探询对方的真正意图。

1936年元月，周小舟、吕振羽和谌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谌小岑根据陈立夫和曾养甫的意图拟定一个意见书，要求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和南京政府的权威，帮助统一中国，以便合作抗日。周小舟的对案则特别要求国民党首先做到以下四点：第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第二，开放民主自由；第三，释放政治犯；第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爱国运动，谈判自然不会有任何进展。

谌小岑再找张子华入陕，还有这样一种心理动因：曾养甫见周小舟年纪太轻，怀疑中共没有诚意。是的，周小舟当时只能算作一个小人物，几个月后他当了***的秘书，也不能和***的亲信曾养甫等人平起平坐。他们想直接找共产党主事的人。

董健吾和张子华两个神秘的人物为了不辱使命，商量后，前去找西北剿总代总司令***求助。张学良已背恶名多年，现仍被迫进行内战，电询南京***证实董张二人所负使命之后，立即派专机将董张两位特使送抵延安。2月27日晚，两人抵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他们都来晚了，在瓦窑堡留守的中共领袖级人物只剩下博古一人，***、张闻天、彭**等实力人物此时正在山西石楼前线指挥红军东征。***作为亘古至今一流诗人的代表作《沁园春·雪》已在东征途中写就。他们出的价钱也太低了，只是来了解共产党“输诚”的条件。刚刚在词中把历史上有作为的几个皇帝评说一个遍，得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结论的***，像是一个“输诚”的人物吗？“输诚”是比较书面而又保护面子的一个词。它的同义词叫投降！3月5日，***、张闻天、彭**联名致电博古等人，提出五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第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第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第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第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第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之改革。

和***的和谈底牌相比，这五项条件要显得智慧得多、灵活得多。提抗日则顺应民意；要求先抗日则显示节操；倡自由政治与政体改革显目光之久远；重申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能保平等和独立。***的底牌翻译成大白话则是：只要你们能听我的招呼，别的什么都好说。在政治的交锋中，实力固然起决定性作用，但绝对不应低估斗争的艺术。艺术水准的高下，常常会改变结局。要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历史上层出不穷的以弱胜强的实例。

公正地说，***这个头并没开好。

3月5日，董健吾已完成全部使命，在瓦窑堡已无事可做，踏上了经洛川、西安返南京的漫长道路。同月16日，张子华从红军东征前线赶至洛川，也假道西安回南京。陕北苏区没什么珍贵的土特产回赠，两位特使带了林伯渠的亲笔信给宋庆龄、覃振、于右任、孔祥熙。

没有史料能够证明，中共中央为什么不让董健吾带回书面的五项条件。这是一个疏忽？还是一种斗争策略？3月中下旬，***寻找共产党的目的达到了。结果却让他哭笑不得，到底谁更能代表中共中央呢？董健吾只带回了博古口头转述的条件，张子华只有林伯渠写的信函数封。周小舟再次入南京像变魔术一样出示了有***、彭**共同署名的信件。陈立夫等人研究几日，依照多年来称“朱、毛红军”推断出周小舟可能是红军嫡系。但这个判断又无法解释这个疑点：周小舟来自天津，他怎么会带着由***、周恩来签名的信函？

最后，这件事只好请***御断。蒋介石看着***的签名，默思良久道：“这是真迹，***写来字，总是写得瘦长？周字总是上瘦下肥。你们和这个周小舟谈吧。”

这番话说得陈立夫等人自叹弗如，暗自惊叹***的精细。***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不过几个月，事情又过去了十来年，而***却能记起***字迹的肥瘦，足见不同凡响了。

于是，国民党开始高度重视与周小舟等人的商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