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深秋，不足万人的红一方面军进入陕北，远离了中国的心脏地区，已不再对***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决定改变对共产党的策略，把军事上进攻红军的任务交给西北地区***、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和马步芳这些非嫡系军阀完成，准备谋求政治上迫使共产党签订城下之盟的可能性。这一年里，***的“安内”工作可以说硕果累累，把共产党逐出江西后，中心地区已再无异己势力，通过对红军的围追，他又乘机控制了在过去许多年里一直鞭长莫及的西南数省。

若干年后，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看成是***事业的巅峰。当然，相当多的大陆史学家是不作这种评判的，在他们的笔下，这个时候的***的形象比他1927年搞“4·12”政变时更加反动，更加狰狞，他的法西斯独裁者称号的后面，又多了个卖国贼的称号，因为他放着日本人不打，却拿起刀枪屠杀自己的同宗兄弟。这种充满道德义愤的评判，可以理解，也很容易被多数人认同。然而，谁都不能否认，这种沾染了太多情绪的评判，存在着误读谜宫一样的历史的危险。起码，谙熟历史的学者们应该承认，评价活生生的天才的政治领袖，得与失的尺度要比是与非的尺度重要得多。陈立夫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回忆》一文中，曾对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进行辩护，称这是“应付及迟缓日军的侵略，借以争取时间”，“我政府日夜准备尚感不给，忍辱负重以争取时间，既不能以准备作战之事实告国人，又不能轻易作孤注一掷，以求一时平抑国人之愤怒，正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中日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取胜，陈立夫把这些辱国丧权的条约当成苦肉计，就有了可以自圆其说的内在逻辑。那么，到底该怎样评价1935年发生在中国这些事件呢，或许答案就存在***心里。他的肚子里盛的或许是苦水。必须指出，***能获得1935年底的成就，并不是历史对他情有独钟。他走的也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路的两旁也是累累白骨。国父***仙逝时留给他的不过是当时并不强大的一支军队，在党内，他的职务甚至比同时是共产党员的***还要低。十年时间里，他依靠智慧作基础的阳谋和阴谋，依靠比钢铁还要硬的意志，踩出步步血痕，才登上了权力的塔顶。北伐刚刚结束，他在党内斗争中失败，被迫下野。复出后便开始吞并和征服群雄的战争。***易帜，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之后，他用三年时间终于把心腹之患共产党驱赶到了偏远的西北，国家终于有个统一的模样了；这时候，他不得不考虑“御侮”问题了。

在1935年秋天的***眼里，共产党已无力量与他全面抗衡，按照已经解决地方异己势力的经验，他决定寻找共产党。

然而，在寻找共产党和解之前，他决定再作一些准备工作。华北五省已将沦于日本人之手，被迫武装抗日不能不加以考虑。如要抗日，必须寻求苏联人在军事上的大力支持。

11月中旬的一个阴雨霏霏的下午，***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这次短暂的秘密会晤，***表明如下两个希望：第一，希望中日开战时，苏联能给予直接的帮助，在不损害日苏关系的前提下，能否与苏联签订一个军事协定或互助条约；第二，希望苏联能促进中国在他的领导下的统一，以苏联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领袖的地位对中共和红军施加影响，迫使中共最终服从中央政府的统率。

从政治智慧的角度加以考察，***此举可谓一石三鸟。综观***的整个政治生涯，不难发现，他在利用外在力量上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直到十五年后他到台湾小岛偏安，他才认真考虑了这种操作的得与失。***的这种政治才能太职业化了，太清晰了，太理智了，以至于他无法获得百发百中的成绩。1927年夏天，他被桂系所逼，通电下野，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弄明白了“关系”，对于一个职业政治家的重要性。这年9月，他重游青年时求学的去处日本国，开始尝试这种办法。他成功了，在日本做成了两件事，一是求得宋老太太对他和宋家三小姐美龄的婚事的默许，一是得到了日本方面助他统一中国的承诺。

然而，这一次苏联对他送去的秋波却视而不见。大约过了五天，鲍格莫洛夫以标准的外交辞令婉拒了***的要求：中苏两国缔结条约的时机尚未成熟，共产国际只是个松散的组织机构，没有实际的权力。历史没有留下***得到这个结果时的任何直接反应。可以确信的一点是：他并没有怀疑这种国与国间等价交换关系的真理性。整个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期间，他一直很注意这个世界大国的脸色。这似乎不能算作***个人的局限。或许***认为苏联没有回报他的秋波，只是觉得他这一头砝码太轻罢了。只能这么推测。因为翻遍全世界的史书，找不出任何无私的、纯粹的援助，有的只是国与国之间相互利用的泼墨画卷，特别在这种战争纷纭的非常时期。或许在和平成为主旋律的时期，国家与国家间会发生纯洁得叫人心疼的友谊，比如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奉送受到自然灾害时的慰问品。这一次接触，无论是苏联还是***，都谈不上有什么可以视作道德规范的高尚动机。

但是，如果把这个插曲视作***的一次挫折，足以使他中止和平解决国共冲突的设想，就大错而特错了。这样认为，太低估了***的度量和承受力了。中国只剩下这么一个反对派了，用什么办法使它臣服，对于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

1935年12月上旬，中国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邓文仪向***递交了一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摘要。***在这份摘要里读出了这样的新消息：中共愿意同国内各个党派团体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结成统一战线。对照四个月前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抗日宣言，***发现中共也要改变政策了。

《蒋总统秘录》一书里，没有记载***对“抗日反蒋”口号的感受，事实证明***没有过细地注意王明讲话的用词。圣诞节后，***在官邸召见了邓文仪。

因邓文仪官职卑微，***不可能与他谈天说地，单刀直入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马上返回莫斯科，去见王明，问一问政治解决他们的可能性。”

邓文仪领了旨意告辞，在客厅门口又被***叫住了。***把玩着手中的日本茶具，良久不语。邓文仪垂手而立，等待训示。终于，***站了起来，却仍没说话，背着手踱了一会儿，背着邓文仪说道：“日本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现在要抗日，非首先集中八十个师不可，否则必受日本人先发制人的打击。如今，这八十个师却被红军牵制住了。你去告诉王明，国共军队停战之日，即为中国与日本宣战之时。合作的前提是统一指挥，如他们能取得苏联的援助，一切都好说。”

邓文仪在南京过了元旦，匆匆赶回莫斯科。

***执意要和共产党联系上，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个邓文仪。在邓文仪回国前，***已让陈立夫设法去找共产党了。过了元旦，***见到年轻的***宋庆龄，适度地表示了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并感叹说客的缺乏。宋庆龄向这位年长的妹夫投去疑惑的一瞥后，答应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帮蒋的忙。

至此，***开通了三个渠道，向共产党抛去了政治解决两党冲突的绣球。

我们不应忘记蒋先生政治解决的底牌：共产党必须承认***及南京政府的权威。

否则，……

让我们看看共产党在1935年底面临的现实吧。

一年前，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共产党和红军被迫放弃惨淡经营多年的所有南方根据地向比较偏远的、接近抗日前线的西北地区转移。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跋涉，第一方面军所剩不足万人在党中央的率领下进入刘志丹等人开辟的陕北根据地。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已对红军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剿。共产党和红军仍处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张国焘违抗中共中央的屡次训令和电令率部南下后，红军实际上已经分裂了。11月底，中共中央已确定了靠近外蒙求生存的方针。“北上抗日”和“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两个目标，眼下只能通过弯弯曲径才能逼近它们了。

12月1日，***复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应是南征与东讨。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是时间与路线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的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利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与外蒙靠近。”12月5日，***分别致函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总参议杜斌丞，策动十七路军反蒋抗日，并希望杨、杜二人谅解红军前一段歼沈克师一个团的事情。

同是12月5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联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

从这些电文和信函中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步履维艰的困窘。靠近外蒙，是为了在危难的时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万一在蒙古兵败，尚可学马占山进入苏联，以备东山再起。推迟时间，是深感兵力不足，恐难打通靠近外蒙的道路。选择走山西和绥远，是为了争得民心，因为谁都知道，宁夏那时并没有日本人，华北事变后，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走山西、绥远，可以高扬抗日的大旗，出师有名。和正在与自己交战的西北军、东北军联系，是为了利用敌阵营内部的矛盾，寻求生存下去的另外的可能性。张国焘的电文如雪后之霜，真正把***、张闻天他们逼向了绝路。张国焘已撕破了三个月前两河口会议上温情脉脉、彬彬有礼的面具，赤裸裸地要取而代之了。张国焘口发狂言，依靠的是实力！这时，红四方面军尚存近四万人，难怪张国焘要求坐第一把交椅了。7月中旬，张国焘已经让中共中央委曲求全一次了。当时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为我们留下了张闻天同***讨论如何满足张国焘在组织上提出要求的写真：

***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位置，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说：“我这个***的位置让给他好了。”***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说：“让他当总政委吧。”***的意思是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然而，***还是低估了张国焘的野心以及这颗野心的硬度和重量。9月9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令陈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如果不是这封密电送交时陈昌浩正在会上作报告，如果***没有立即去向***报告，不堪设想的后果会把历史完全变成另外的样子。

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并没讨论张国焘的问题。12月21日，***并张闻天致电彭**转***，答复林彪对战略问题的意见，要***放弃到陕南打游击的观点，并要***到中央呆一个时期。表面上，在***等人的眼里，改变一个高级将领在战略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要比张国焘另立中央还要重要。又过了三十二天，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才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这个决定虽然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无异于自绝党，自绝中国革命，但却只是电令张立即取消他的“中央”，重申并公布了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并没给张国焘什么处分。“俄界决定”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重视：“中央同张国焘作过许多斗争，想了许多办法与他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没有结果。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

究竟是什么力量能使张国焘犯了弥天大错而能暂时逃脱党纪的严惩呢？只能是尚在他手中控制着的红四方面军的几万人。

实力再一次显示出了它在政治和经济的搏杀中毋庸置疑的权威。

为了增加实力，党纪对张国焘网开一面；为了增加实力，取得信誉，红一方面军决定进行成败可能参半的跨河东征；为了东征后尚有退路，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前去与***谈判。

只是在这个时候，在陕北团结一致共度难关的中共领导人还没有一个愿意放弃自己与***敌对的立场。1936年2月22日，***、张闻天、彭**发给与***谈判的李克农的训令中还出现有这样的字样：处处把张学良与***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

卖国贼者，***先生也。***这一段演说尚在陕北共产党领导人的耳边回响：“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还没到最紧要的关头吗？北中国已差不多全部沦丧了！这不是卖国的老调又是什么？他们没有人会想到政治解决的绣球会由蒋先生本人抛出来，因为长征途中的血腥气还没散尽呢！因为每天都有红军倒在中国人的枪口下长眠不醒。

因此，在1936年的前半年，陕北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十分希望政治解决，在行动上却更积极地和国民党前线将领发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