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到1939年初，国共两党关于大党问题的谈判，无疑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史上最耐人寻味的篇章。

在这一时期，两党内部对信仰、领袖、权力统一问题的处理，又为后世留下了咀嚼不尽的话题。

1938年年初，国民党进行的“四个一”的宣传，从利益上分析，可以看出它带有明显的全面吞并对方的意味。然而，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自它开始萌动，不善操作的弱点从来都不曾被克服过。

共产党人从来不乏操作的行家。2月9日，王明以***的名义起草的关于批驳国民党“一个党”主张的谈话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该文明确表示：“中共决不放弃政治信仰、决不放弃共产党组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反击再次奏效。

国民党的这种“一个党”的宣传，显然违背了国共合作的宗旨。2月10日，***约见了周恩来。

***当然明白***约他谈话的用意，一坐下便展开攻势，“《扫荡报》等报刊这种宣传，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蠢动。限制信仰是十分错误的。”

***只好回答这个问题：“我在信仰问题上不欲对各方加以限制，先总理说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并不矛盾，我相信，任何人也不能反对。至于你说的报刊上的言论，并不代表国民党，自然不能代表我个人。我对各党派都无意取消，更不赞成一党政权。我希望的是各党派融为一体。”

***机警地问道：“是不是组织你提出的同盟会？”

***说：“我是说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派别。两党存在，总不免冲突和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隐蔽在国民党内来求自己的发展，不是一种很好的策略吗？将来的国民党内部，最革命、最能干的也就成了最基础的。当然，国民党也可以改变名称，党内可以有不同的派别嘛。”

***答曰：“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我看只能从联合中寻找出路。”

***脱口答道：“可以研究。”

***心里有了底，却说：“我们党内对《扫荡报》这种作法很反感。”

陈立夫在一旁打圆场道：“蒋总裁已经批评了《扫荡报》，要求各报以后不再登这种文章了。还可以考虑这种办法，在两党外组织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两党都可加入。”

***回敬道：“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从这一事件中，我们能看出点什么呢？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攻势，事先不报告总裁，连组织部长陈立夫也不知晓，可能吗？很可能。从***和周恩来的答对中，可以看出，蒋先生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显得太随意了。对信仰这样重大的问题就这样随意，何况其它？一个党只能有一个信仰，怎么能允许下面存在不同的派别呢？很显然，***这番话不是因战事不利用脑过度导致的“失言”。重温一点国民党的“派系史”，不难明白这一点。在1938年春，国民党内部至少有这样几个派别：以汪精卫为首的元老派，以陈氏兄弟为首的cc派，以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以桂系、阎锡山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以上几个派别，在忠于***的黄埔派的维持下，才勉强保持一种均衡，一种面子上的一统天下。这些派系在面对利益时，则免不了相互攻讦。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自始至终的矛盾表现，其政治根源正在这里。汪精卫后来能在南京撑出一个局面，没有派系存在这个事实，实在难以想像。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里这样写道：“国民党领袖们在取得政权以后的二十年中变成了保守派，日益关心于保护权力。这是历史最古老的政治现象之一。”“他们当初并不是像西方国家的总统或总理的继承者们那样，按照人们所接受的方式，通过现成的途径而获得政权的，而是要在思想和方法上临时随机应变。因此他们觉得可以很容易把他们的思想适应于他们的需要。”

美国人费正清接近了问题的实质，但没有完全把它表现出来。中国在1911年以前的两千年里，也有权力承继的程式，简单地说就是儿子继承父亲的皇权。在这种古老的政体中，一切之所以显得有序，在于这样一个基础：全体国民都以皇帝的思想、意志、信仰为自己的思想、意志、信仰。***作为一个统治者，他的权力无法像西方那样以法律固定和保证，同时又失去了皇帝所有的可以当作遗产承传的对于民众不容怀疑的权威。到了1938年初，民国的宪法尚是一部草案，静静地躺在孙科的紫檀木文件柜里，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条例法规，不是权宜之计，就是应付之作。它们可以根据需要被随心所欲地改动。一旦遇上内乱和外敌入侵，这样的政权便进入了岌岌可危的险境。能把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带出危险的力量源泉，只能是统一的信仰，不会再有别的东西了。

可惜，***和他的伙伴在他们败退台湾前，对这一点都没引起足够的注意。从他们历次党的会议决议中，很难发现可以根治这种绝症的良方，听到的只是一片对异党的谩骂和惊呼声，而没见纯洁自身的醒世恒言。

***对于如何巩固既得的权力，要算是一个专家了。他建立军统，得到了军权在手的可靠保证。他建立中统，也得到了党的总裁不再旁落的果实。但是，最重要的信仰问题却被他忽略了。

发生在这个时期的，国共合作关系史上另一个重大事件从另一面说明***对信仰问题对巩固政权重要性方面的无知。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令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个部。陈诚被任命为政治部部长。***要中共领导人***担任政治部副部长。

***的日记里，没有为后人提供他做这件事的心理动机。政治联合的常识告诉我们，即便***要履行诺言，在政府部门中为中共领袖留职位，留的决不会是这种有职有权闪着灿灿金光的宝座。日后，他批准设立了参政院，为***、董必武等五位共产党领导人留位置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并不在这些领域缺乏手段。据阳翰笙回忆：***提出让周恩来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当空头副部长，是为了装璜门面。这也可作一说。是不是***对周恩来十分赏识才有此举呢？不好说。要么这是***使的离间之计？也缺乏根据。干脆存疑算了吧。

陈诚亲自登门，***坚辞不出。

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表示要***到行政院任职后，派副院长张群上门相邀，***婉言谢绝了。

***为什么持这种态度？道理似乎很简单：他是共产党员，是有组织的。他的生命都属于党，宣誓的时候举过拳头。他不能超越自己的组织。

1月中旬的一天，***发话了：政治部副部长非***不可。今天看来，***此举似乎执意要检验一下中国共产党组织是否真的严密到了水泼不进的程度。***答曰：“我做副部长可能引起两党摩擦，恐不妥。”如果不是电文有误，***用“引起两党摩擦”相拒，显得没说服力。两党合作期间，***出任副部长只能表明两党合作的亲密程度，何来摩擦之虑？但是，***在外交场合能江郎才尽到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吗？仔细品味，便知“摩擦”得很有道理。不是吗？你把这个肥缺给我，必遭盯着这个职位的众多的人的忌恨，他们目的达不到，对你这个总裁敢怒不敢言，还不是迁怒于我，迁怒于共产党，而能企盼这个职位的人，肯定又是有相当能量的，为泄夺官之恨，他们能不制造摩擦？蒋委员长不依不允：“你不要怕摩擦，可以避免摩擦。政治工作方针是加强部队，发动民众，副部长职权可以明确规定，能负其责。编制人事还没商定，都可以商量嘛。康泽可以共事，不致捣乱。”从这番话里可以看出，***理解了周恩来所说的“摩擦”的内涵。还可以看出***对政治信仰的迟钝。他明知政治工作是加强部队，发动群众的武器，却把这样一个武器送给了和他有不同信仰的共产党领导人***，这不是发热病烧糊涂了吗？

1月21日，中共代表团依照组织程序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未见有中央答复可与不可。2月1日，新政治部开始工作后，中共代表团再电中共中央：“我们认为，孔祥熙为主和者，行政院方面应谢绝；政治部属军事范围，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我党影响，可以去担任职务。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这无疑又是共产党善于操作的又一明证。共产党从来没有忽视思想和组织方法的重要性。

然而，这样一个显然正确的建议，却没有立即被中共中央采纳。***被同意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

***和张闻天为什么不立即同意***当这个副部长呢？难道他们就没想到事情拖到对方失去耐心另行任命而丢掉这绝好的机会吗？这个新政治部2月1日挂牌营业时，***到没到职，至今仍是一个历史盲点。如果他到职了，这行为就是“边斩边奏”。如果没到职，至少也在口头上表示同意了，否则就是***强人所难下的命令。

国民党关于“四个一”的宣传告一段落后，中共代表团接令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

“混乱”，只有在摇滚乐的歌词里才变成了被歌颂的对象。一般情况，政治家总是青睐“秩序”。晚年的***曾留下这样一句传世名言：“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然而谁都明白这句话产生于一个非常时期，***最终的目的仍是“秩序”。1938年的春天，他希望获得“秩序”的心情肯定比几个月后希望得到***的爱情更迫切。在谋求生存的时期里，必须只能有一个声音。可是，这时候的声音实在太多了！王明到武汉后，立即发表《对时局的宣言》一文，迁就国民党，服从中央政府，提出什么“七个统一”，强调什么“运动战”、“阵地战”，讲什么“工作重心应该集中力量保卫大武汉”。怪不得***这么慷慨大方，让***出任什么政治部副部长了。如果再在“四个一”问题上全线退却，下一步就该举手投降了。必须开个会，哪怕争吵一番，这个会必须开。

于是，中共党史里便多了“三月政治局会议”这个词。然而，这个会议仍没解决统一思想的问题。虽然张闻天、任弼时的发言很旗帜鲜明，但王明的观点仍有不小的市场；王明还是谈政治问题的权威，***、博古仍持“十二月会议”的观点。最后，仍是打个平手，各干各的。***、张闻天不失时机地指示各地积极创建、扩大、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王明仍在武汉写文章鼓吹自己的观点。让***、张闻天感到苦恼的是，无法与王明展开公开的斗争。五年后，张闻天回忆道：“事实上从王明到武汉后，我们在***同志领导之下，曾经同他的路线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在中央内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直到六中全会。但是，我们对于王明同志等某些错误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内始终限制在中央内部，在公开的刊物上、会议上，我们没有限制过他们宣传。他们在武汉《新华日报》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我们《解放》周刊一律照登。”斗争没有结出果实，难言之隐就无法清楚。6月初，***的《论持久战》就已经打印成形，《新华日报》却迟迟不予刊登。8月6日，***给王明和何凯丰发过这样一份“抗议电”：“致参政会贺电，《新华日报》改易了一些文句，与我发致该会及在《解放报》发表的不符，对外显示了一点分歧，似不甚妥。尔后诸兄如有意见请先告后方，以便发表时一致。”

对比***在这些“小事”上的“斤斤计较”，可以看出***似乎从来不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

“三月政治局会议”同意***出任政治部副部长，随后王、周、博三人再返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