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特定环境下结出的特殊果子。它是在许多尚未解决的矛盾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签订的一个协议。国民党要独裁，共产党要独立、发展，这一矛盾根本无法调和。

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看待这种合作，自然想把对方干净彻底地同化掉。信仰是虚的，暂且放过，先动手分化它的军队吧。9月16日，在那个果子成熟的前夜，西安行营代主人蒋鼎文急电朱德：“委座派军部之高参赵锦文、刘伯龙、李放六、乔波梗，政治部副主任李秉中五员已抵长安。”这不是政治学辞典里的“掺沙子”手法吗？朱德、***不敢怠慢，琢磨对策，八日后，出现了这样一份绝妙的复电：五位大员的到来，已引起八路军全体将士不安，既然中央已信八路军可以为国效力，即应信任其自主作战，要是派了监军，恐怕会使官兵心生疑惧，影响战斗力。

站在共产党立场上看待这种合作，自然想独立自由地发展自己。军队和地盘是生存下去的保证。如今军队的相对独立已实现，下一步该争取边区自办了。9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边区问题，重申不要一贯反共的丁维汾，并要求设保安司令部，连南京政府派考察团的事也明确表示拒绝。国民党方面推至10月下旬，仍要求边区行政长官由丁维汾挂名。

双方算是打个平手。

与此同时，双方都把目光盯在中共南方各游击区的游击队身上。中共中央认为，这些游击区将成为将来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不能放弃对这些游击队的领导权。国民党方面则认为清除这些游击队，是根绝南方“赤祸”的最好办法。双方交涉近两个月，仅仅商定叶挺将来出任由这些游击队编成的新四军军长。

此时，日军大部队已攻入绥远和山西，华北地区实际上已呈三足鼎立的局面。面对这种现实，中共中央于11月4日断然决定：“奉南京军政部命令，将陕北镇原等二十余县划为八路军补充区。”同时，又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增加八路军防区问题。11月8日，***电告周恩来、朱德、彭**、任弼时并告各师主要负责人：“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要求各部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

***这一扩军决策，顺乎华北大势，并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华北地区牵制大量日军提供了可能。这一决定性的动作，惟一的“疏漏”是没事先征得***大元帅的批准。我们翻遍这一时期国民党军内的条令，尚未找出***“犯规”的证明。

国民党方面也没有严守“规矩”，10月底，查封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西安所设的分销处，个别领导人公开反对提“国共合作”的口号。好像在他们眼里，多一个人知道他们与弱小的共产党实行合作就多了一份耻辱。这种反应是有原因的。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即兴来了一次美国式的幽默：“日本人已经患了传染病，中国人现在已经打了喷嚏，为防止这种病蔓延，保护国际社会的健康，我看应对这种病加以隔离。”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表示国联各成员国“对中国给予精神上的援助”。同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日本的行为，违反了规范的国际关系原则，抵触了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大国就要出来主持公道了，日本人必将被西方大国吓得缩回小岛上，还用得着和你共产党合作吗？***在10月7日的日记里记下了面对国际“援助”的真实心情：“此皆于我精神助力甚大！”10月9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事变之发生，只是由于合法演习的日军遭受攻击而行使其自卫权，对日本挑衅的中国方面，才是违反了非战公约！”这不是强盗的声口吗？强盗的逻辑吗？暂时不要这么评论。在这个强食弱肉的世界里，不要企望有什么正义，有的只是从得失出发的外交辞令。10月15日，九国公约会议通过的一项对日宣言称：“中日两国现在敌对行动，影响到各国的权利及物质上的利益，全世界对日本均有一种不安之状态。”“敌对行动”多么中性的一个词汇呀！如果他们在中国没有租界，没有侨民，他们会为日本的行为鼓掌吗？很有可能。恐怕还有国家跟着来华抢一块日本人没来得及啃干净的骨头呢！这种剧目三十余年前在中国已上演过了，还在中国的辞典里留下一个新条目：八国联军！蒋大元帅当时恐怕日理万机，然而还是在当晚抽空写下这样一段话：“九国公约会议宣言，虽语气软弱，仍不足为虑；其后共同行动必能实现也。”

可叹乎？可悲乎？

且慢！还没到悲惨的高潮呢！11月底和12月初，南京失守前夕，上海失守之后，中国政府指示中国出席国联大会代表团：一、倘各国就具体问题征询我方意见，应先请其询问日本后，我方再予考虑；二、如华北主权、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确能得到切实之保证，则我可作相当的让步；三、日本驻军应以《辛丑条约》规定的地点为限，其数额应与他国驻军按其实在需要，另以条约确定之。乞降的面孔呼之欲出！谁知日本人仍嫌不过瘾，12月13日攻破南京，屠城十余日。1938年2月，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日本将不以***政府作为和平对手！”换言之，***想投降，日本人也不肯接受了。

这样，蒋先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继续把抗战的旗帜举着走他的老路。

历史在1937年的11月，险些为***和毛泽东提供了一次比试高低的机会，国共合作已处在崩溃的边缘。***已经在几个月的实践中，向这个世界和他的同志证明了他的技高一筹，他决不会再退让了。如果不是一个特殊人物的出现，历史恐怕又变样了。

这个特殊人物名叫王明。

这里有必要补叙一下王明的一段履历。1931年10月，他安排博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我们应该给这个“总负责”以充分的注意，在此之前叫***。同月，他离开上海，11月10日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后来又当上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直到遵义会议，他一直通过博古领导着共产党。

王明为什么不直接当共产党的***，却如此看重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呢？那是因为中共当时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作为一个政治家，王明这种选择，只能说明他的权力欲极强。只有充分相信自己力量的政治家，才会当太上皇和后台老板进行垂帘听政。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遵义会议博古的下台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产生过巨大的震动。要不然就无法解释他后来为什么变成了国共合作的最早鼓吹者之一。

9月底，国共合作真正形成的消息传到莫斯科，王明坐不住了。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政治生命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在他看来，遵义会议赶博古下台，实在有那么点“政变”的意味。在国共合作实现后，扳回这一局的可能存在了。他决定回国摘桃子！

回国前，王明先后去会见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千万不要把这两次会见当成礼节性的告别！在将来的政治斗争中，这两次会见会变成两颗重得不能再重的砝码。11月14日，斯大林派专机将王明送到新疆的迪化。

***和张闻天得到王明回国的消息，有没有在一起商量对策？历史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载。从以后几天发生的事情上分析，张、毛肯定不止一次地谈到过王明回国这一话题。洛川会议上，张国焘出来工作了，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之后，他却反悔了，多次表示不赞成中央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路线是错误的。一个张国焘，再加上一个王明，这两股势力汇合了，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延安会议”上，张闻天提议暂时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这一建议被政治局会议采纳。王明到迪化了，必须占取主动。11月18日至24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继续进行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张闻天在会上作出这样的结论：张国焘的错误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反党反中央；又严厉地正告道：“犯了错误的同志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对照“延安会议”通过的决定，不难看出两种说法的不同。11月23日，***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彭**、任弼时，强调指出：“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对此方针发生动摇。”

这些事情的弦外之音已经很清晰了！

11月29日下午，王明、康生和随机回延安的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走下舷梯，***和张闻天已在瑟瑟的寒风里等了好一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