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等人返回武汉后，于3月2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如下设想解决两党关系：第一，实行共同纲领；第二，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方式；第三，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在内的民族革命联盟。显而易见，中共倾向于第三种解决办法，在这份提案中，强调民族革命联盟应依据下面三个条件：第一，各党、各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行动共同遵守的方针；第二，由各方代表组成一自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第三，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

这一提案，算是中共对三个月前***那句“可以研究”的一种答复和回响。

然而，这显然不是国民党所要的东西。在***看来，“共产党要尊重本党，服从领导，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中共的提案当然被国民党方面束之高阁了。国民党这时候正在组织国民参政会，试图用各方人士参政议政的民主方式，对政府作有限度的改良。同时，他们又决定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试图从控制青年入手，以便将来达到消融各党的目的。

在此期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又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现在看来，这份纲领无疑是一种战时“乌托邦”，根本无法实现。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这份纲领无疑于一缕和煦的春风，吹得各方人士心旌摇荡。只用看看第二十六条，就可以明了这一纲领的实质了。“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恰在此时，“台儿庄大捷传出，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李宗仁回忆录》）这一抗战初期第一个大胜仗确实为中国人长了脸，日第十师团战报有如下描述：“此敌于狭窄的散兵壕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尸山血海，非独日军所特有。”前线将士英勇得让敌人都赞不绝口了，中国还能没有救？

中共中央在这时也准备“赞成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主张。既然认定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希望正在青年身上，何况三青团的建立“可能有助于帮助共产党对国民党施加影响”。共产党又一次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这些事后来不了了之了。它留给后人的，只是国民党政府当时在思想上、行动上都很混乱的感觉。作为战时政府，这种混乱注定要引起某种崩溃；公布《抗战建国纲领》却不真心实意执行，想吞并其它党派却又无行之有效的办法，混乱只能加剧。这种混乱日后被日本人成功地利用了。可以这么说：日军能在南京扶起汪精卫政权，与国民党内部思想上的严重分歧大有关系。

4月里，共产党方面反倒先出了大事。

清明节前的一天，张国焘放出风说他想去祭祭黄帝陵。***、张闻天等人得知这一情况后，并没产生更多的想法。一个在政治上栽了大跟斗的政治家，发发思古之幽情，排遣一下心口积下的郁闷，太正常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把他在延安的“危险处境”作了夸张性的描述，认为***等人准备把他打成“托派”，甚至于消灭他的生命。4月2日，张国焘离开延安去祭黄帝陵。《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这样写道：“4月2日，张国焘以祭中部黄帝陵为名，不经中央允许，自行跑到西安，与当地要人接洽，备受他们的优待与保护。住西京招待所两天，不住八路军办事处。只是当他7日决意逃跑，登上当地要人所备专车时，才用电话找林伯渠同志至车站谈话。谈话时，企图以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的手段破坏党内团结。中央在接到林伯渠同志报告后，即估计他已走上了脱党的道路，但为最后挽救他，故即致电武汉中央同志，寻找他，劝导他，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真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吗？这样猜想，实在太低估了政治家的韧性。如果张国焘在4月7日已经决定叛党，他的“自白书”应该早发表十余天。如果他在西安已和“某要人”谈妥了自首的事情，***、王明等人就无法在武汉找到他了。历史没有留下张国焘被找到后，周、王、博三人苦口婆心劝他回延安的详细记录。张国焘对共产党的绝望，正产生于这场谈话之后。张国焘在4月14日晚上哭诉了些什么呢？他是不是对组织一个反毛的党内联盟尚存一线希望呢？一个人彻底否定半生为之奋斗的东西，需要勇气，也需要时间，甚至需要经历一个半推半就的过程。4月15日，张国焘正式拒绝再回延安。第二天，***陪张国焘去拜见了正为徐州战事忙碌的***。据史料披露：张国焘在***面前表示“在外糊涂多年”。具体这次谈话谈了些什么，谈了多久，又是一个谜。蒋委员长对张国焘的表白似乎缺乏兴趣，没有承诺张国焘所需要的东西。这一点，张国焘在和***回八路军办事处的路上的表现可以证明。他一路上讲的都是对政治的厌恶，走至半路，又逃脱了。是日夜，***又派人将张国焘找到，严正告诉他：“两种办法供你选择，第一，回延安等候组织处理；第二，你留下一份自动脱党的字据。”王明和博古又讲了些什么，无法猜度。张国焘答道：“共产党糟透了，国民党也糟透了！我愿意暂时脱离政治生涯。”

16日夜，中共代表团向中央报告这一情况后特别提醒道：不应对四方面军的人抱有偏见。

17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5月6日，张国焘发表《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对共产党进行攻击。之后，他并没有脱离政治生涯，旋即被委任为军统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

张国焘的叛逃，对延安的工作影响甚微。他举足轻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作为***的一个政治对手，在他叛逃前就已经成为一只“死老虎”，剩下的只是一些关于他全盛时期的传说。没过多久，这些传说变成了很好的反面教材。

5月6日，王明、***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三青团问题日渐具体化，对这个问题不能长期缄默，更不宜无条件赞助。

原来这个程序还在运转着！国共两党对青年的争夺尚在继续。5月12日，***、张闻天等复电指出：我们首先承认，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国民党青年团，为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我们的目的是，一，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二，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团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另一方面经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

***当然不会让***实现这个目标。徐州失守后，他已经意识到了党内有派的种种弊端，开始考虑整党问题。4月29日，为整齐党内步伐，***下令取消党内派别小组。三青团刚刚成立，他自然重视这个组织的纯洁性。

随着国民党主力从徐州撤退，保卫大武汉已经不再是喊喊口号的问题了，在日机频繁的袭扰中，***不得不把整党的想法暂搁一旁，全力考虑军事问题。6月1日，***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作战略撤退，并秘密决定决黄河之堤以阻敌前进。

在军事上已被迫出此等涂炭生灵之下策，可见当时局势之危。

6月3日，让***和毛泽东都哭笑不得的事件发生了。这一天，国民党中央监委会作出决议：恢复陈**、张国焘、***、周恩来、***等二十六人国民党党籍。当天，***等七人电告国民党中监委：“国共两党虽在政治上已告合作，但组织上两党关系是否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之办法并没商定。且此案事前并未通知与征求本党中央及各人意见，今郑重声明不予承认。请将此声明于明日见报。”

国民党中监委此举，无疑是希望造成“一个大党”的部分现实。可是，这个“天才”的设想时运不济，被当事人拒绝了。客观上，***等人的声明使国民党蒙受了巨大的名誉损失。几天后，国民党中央被迫发表声明撤销此案。

国民党中监委步伐比***慢了不止半拍。党内步调一时无法一致，还表现在党内各个机构间缺乏协调统一的平衡物。5月31日，国民党中常委通过的《关于对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之态度的决议》明确指示：对于那些不放弃原有主张，确认本党三民主义为最高准绳的团体和其分子，应严予取缔。可以看出，中常委又比***走快了一步，已露出对共产党无法化解的敌意。根据国民党中常委的决议，6月3日，也就是中监委决定恢复***等人国民党党籍的当天，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了西安十三个救亡团体，逮捕了各团体领导人。6月9日，《新华日报》对此事作出反应，要求消除随便捕人、乱封团体、乱禁书报的现象，但没把问题归为国民党的上层，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地方政治的黑暗”。

四天后，在西安主持工作的林伯渠向***、张闻天报告：西安一些顽固分子以反共代替抗日，企图造成对日妥协，是否应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略作让步，以阻止妥协局面出现。***答复说：“这些反动行为并不足怪，亦不必惊惶，指出他们违反中央意志，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使之孤立。目前边区采取的一些办法，不过为了自卫，并非有意与之对立，目前无让步之必要。”

***已经看出了国民党内部步伐上的紊乱，开始利用这种混乱了。***不同意将八路军扩编为三军六师，不过只是少了个名分，八路军照样发展壮大。***下令秘密逮捕了黄埔毕业生、陕西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宣侠父，陕西共产党员仍以几何级数增长。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共产党已渐渐步入顺境。

1938年8月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王**和任弼时回延安了！

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后，病愈后的王**和邓发一起，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在长征途中，作为促成***回到军事领导小组的支持者，和***的关系已非同一般。王明已面临“断奶”的危险！

因延安和莫斯科路途遥远，电报往来仍无法把中国的实情原汁原味端过去。“三月政治局会议”后，***和张闻天决定让任弼时亲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两份文件，充分肯定并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斗争。

王明的时代终于要过去了！

7月中旬，王**和任弼时要回国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找他俩谈话。当谈及中共中央领导问题时，季米特洛夫说道：“应该承认***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王、任二人带着尚方宝剑回延安，王明还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可以想像，王**和任弼时回到延安时产生了怎样的轰动效应！

王**回到延安的当天，是向张闻天还是向***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呢？历史没有提供这样的记录、按照事情发展的逻辑，他应该和张闻天有这样一场单独的对话，场景应在张闻天的窑洞里，或者在暮霭中的黄土地上：

张：共产国际的决定是什么内容？

王：肯定了我们一年来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肯定了我们自洛川会议以来的政治路线。

张：（兴奋地）这下好了，王明同志再说三道四就没有依据了。

王：（是否长出了一口气？）是啊，有了莫斯科的指示，等于缴了王明的械。主席团都作出决定了，他一个团员还想改变吗？

张：（若有所思地）这种情况再不能继续下去了。张国焘走了，当了特务，这是他个人的最好归宿，对我党来说，他的走是一次自身的清洁。王明的武装一解除，大家劲儿就能使到一起了。季米特洛夫同志还有指示吗？

王：他承认***是实际斗争中产生的领袖，叫王明不要竞争了。

张：（急切地）有这话就更有说服力，王明是个有权力欲的人。

王：季米特洛夫说我们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他明确指出，领导机关中，要在***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问题，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张：（沉默良久）中央一直是这么做的，只要把王明的问题解决了，说亲密团结，可不是自夸。

当天晚上，张闻天去没去找***呢？很可能去了，但***不在凤凰山的窑洞里。

***在8月3日晚，得知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后，究竟去了哪里呢？他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季米特洛夫的话，并没有表示出过分的惊喜。吃了晚饭后，他去会***。当然，这个时候还少不了康生陪同。

毛泽东和***的热恋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贺子珍离开他已经九个多月了。这件事没多少值得大惊小怪的，至少***本人这么看。

大约过了两三天，张闻天终于找到机会和***谈一些绝对机密的事情了。从一些回忆文章透出的只言片语里，我们可以寻出中共中央政治最高权力转移的蛛丝马迹。***和张闻天这位当事人密谈的详情已被掩藏在历史的皱折中。《张闻天传》中，有这样的星星点点的披露：“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张闻天向***提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应该由***来担任了。***经过全面考虑，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当下去。”其间，也“有同志向张闻天提出以***为总书记的提议，张闻天按照毛本人的主张，也没有提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张闻天当时看“毛既然要他名义上仍负总责”，他也就“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必须指出，这些珍贵的内幕出自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时记的笔记。

***这时拒绝接受“***”一职，是有什么顾虑，还足真的觉得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时候？

历史庄严地沉默着！

***仍让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是觉得张闻天真的当之无愧吗？三个月后，张、毛之间发生了一次冲突。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和***的关系已公开化了，党内议论颇多。在延安和陕北的，用嘴和书信表示不满，在前方打仗的将领得知毛、江热恋，不惜用电报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这些情况都汇到了总负责张闻天手里。因为这事***是当事人，谁处理起来都感棘手。张闻天拿着这些函电，不知如何是好。六中全会结束后，张闻天想了一个折衷办法，给***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说：“你与贺子珍合不来，另外结婚，谁都没有意见；不过，按***在上海的表现，似不合适。”

这封信可算用心良苦之作，把事情分成两个层面，不反对结婚，但反对和名声不好的***结婚！然而，张闻天这种作法太书生气了，如果他动用一些政治艺术，大可不必自己承受来自***的反作用力，把手里的“群众意见”转给***就是了。***看了总负责这封信是如何表示的？他读完信后，当场把信扯成碎片。第二天，出钱在合作社摆了两桌酒席，宣布与***结婚。贺喜的人群里，没有张闻天。

这次冲突过后，张闻天仍没辞去总负责的职务。1943年，张闻天这样回忆道：“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史称神仙会议）之后，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事实上，张闻天的总负责名义一直保留到七大，七大以后，***一职已不复存在。

这个时候，形式并不重要。然而，这还不是***拒绝出任***的全部原因。他并不十分看重共产国际的力量，共产国际的指示，不过是早该听到的一个“说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让王明缄默不语，只有借助那个季米特洛夫，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是也。一个天才的、创世纪的政治家，这些手法不过是雕虫小技。

不过，共产国际的指示还需要以一个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抗战已经一年多了，正处在由防御到相持的转折关头，需要总结一下一年多的经验教训，得与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与非也该弄个明白。

9月10日，王明、***、博古从武汉回到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中央会议。***、张闻天等人亲自到延安城南门迎接。***紧紧握了握***的手，说出三个字：“辛苦了！”

王**向王明转述季米特洛夫那些话时，王明是如何表现的，历史没有留下记载。五年后，张闻天说道：“六中全会在***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王明这时候碰了三个钉子，一个是***的钉子，一个是中央内部的钉子，一个是王**同志从共产国际带来的钉子，所以气焰也小些了。”

9月14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20日，王明作政治报告。26日，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对将要召开的六中全会议程作了重大变动，***作政治报告，王明只作关于国民参政会的报告并负责起草政治决议案。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决定把王明留在延安。

至此，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朝着***的《论新阶段》上统一。让***感到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没有成为他和***密切合作时代的开始。因为六中全会刚刚开幕，***就匆匆离开了延安去武汉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