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记载：王明等下飞机后，***即致欢迎词，称王明从莫斯科归来是“喜从天降”。

能不能揣度一下***和王明四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时双方的感觉呢？还是让它作为一团迷雾继续萦绕在延安机场的上空吧。一场始终没有刀光剑影的政治格斗伴着握手的礼节和“喜从天降”的致辞摇响了开幕的铃声。

“钦差大臣”王明很可能在回到延安的当天就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要求。会议究竟哪天开，他倒并不计较，他要研究一下对手的弱点，他要等在山西的周恩来、***、彭**赶回，他还要适应一下延安的窑洞。

12月9日上午，后来被称作“十二月会议”的政治局会议开始了。

第一天，风平浪静。党中央总负责张闻天作题为《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肯定了洛川会议的决定和已经取得的成绩，指出巩固国共合作、改造旧政府、改造旧军队、保证党中央团结等十项主张，指出前一段党内出现投降主义倾向的种种表现。王明做了一天忠实的听众。***闭目养神，间或把意味深长的目光投向门内地上的一缕阳光。

第二天上午，王明发言了。他把写了几页的发言提纲朝桌上一放，讲道：“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我今天着重讲讲这个问题。中央的工作亟待改进的地方很多。”

再讲了一大段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道理后，他把提纲朝旁边一推，自由发挥起来。“民族矛盾上升了，今日决定敌友的主要标准是抗日不抗日，对国民党，只应分成抗日派与降日派。”“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方面，我们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嘛！空喊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能吓走盟军。”“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淞沪抗战打了几个月，能是片面抗日吗？不要讲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呀！”“红军已经改编，红军就不存在了，不仅是个名义上的变动，实质内容也变动了嘛。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我们不要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游击战能战胜日本吗？”“改造政权机构什么的，肃清汉奸分子什么的，现在提都为时尚早了。”

王明一直讲到日薄西山，话锋一转说道：“我今天这个发言，并不是仅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回国前，我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亲切接见，并会晤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可以说，我今天讲的主要观点，就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会场顿时亮了些许，那是与会人员眼睛里闪出的光芒照的。这一天，***已经没有时间反击了。

12月11日，***没有被王明亮出的尚方宝剑吓破胆。他先讲了一番统一战线中的对立统一哲学后，对王明的诘难一一作了反击，最后落在这一点上：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然而，王明的讲话毕竟有分量。据一些文章披露：与会不少同志一时难以明辨是非曲直，在思想上产生了某些混乱。谁的思想产生了哪些混乱，未见有人披露。我们只能从一些公开的材料中判断混乱的程度。12日，张闻天在总结性的发言中，承认了王明指责的某些错误。“由于***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决议。”***等是如何抵制的？赞成王明主张的有几人？只能去猜。

14日，会议结束了，产生如下决定：成立七大筹委会，***任主席；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明、博古、***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会议还决定：来往电报，“党的交张闻天，军的交***，统战的交王明，王不在时交张。”

从这些决议和决定可以看出，王明在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取得了地位。这一回合，双方战个平手，统算起来，***的胜面略强一些。

这时候，***帮了毛泽东一个忙。历来重视苏联直接援助中国抗日的***，知道王明回国的消息如获至宝，想通过王明获得苏联实质性的帮助，12月上旬，他接二连三地发出邀请，请王明去武汉“共商国是”。因此，王明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立即和***、博古一起赶赴武汉。王明的离开，无疑为***、张闻天等人统一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有利条件。

12月19日，张闻天在中央会议上再次作了政治局会议上他的政治报告。22日，他在会议结束前明确指出：自《八一宣言》至今，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几日后，***和张闻天决定：为使统一战线更有力量，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

因为王明的回国，因为他在政治局会上并不显得孤单，“十二月会议”还作出决定：本着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方针，争取与国民党尽快取得相互间真正的谅解与合作，准备在边区长官人选等问题上再次作出让步。

国民党方面因连遭上海、南京大败，国际援助尚是画饼，自然也希望和共产党能真正同心协力。这样，我们便等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黄金时期。

12月20日晚，***从失去首都的巨大悲痛中走出来，召见了王明、***和博古。

王明的口锋甚健，讲了当前抗战的形势，讲了两党关系，讲了合作的具体任务，却发现***有点心不在焉。什么时候了，蒋先生早失去了对这种空谈的兴趣。南京失陷后，他加紧了和日本“和平”工作的同时，不得不再次考虑武装抗日的问题。一周前，也就是南京失陷的同一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在北平挂牌办公了。四天前，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近日，各方人士及党中重要负责同志，均以军事失败，非速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辞；殊不知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没有定见，何能撑此大难也。”他对这个王明感到失望了。

王明这时候把底牌和自己的资本亮了出来，清清嗓子说：“大元帅，苏联方面已经意识到中国局面的严重性，决定不再坐视。中苏系邻邦，所谓唇亡齿寒也！苏联方面愿意帮助中国政府组织三十万机械化部队，并建立与战争相适应的军事工业。”

***立即兴奋了，忙问：“你这些消息从哪里得来？是斯大林说的吗？”

王明答曰：“离开苏联前，我去见过斯大林，他也有这个意思。”

面对三十个师装备的诱惑，***自然要表示个姿态，在认真听完博古和***的谈话后，当即表态：“所谈极好，所谈极好。照此去做，前途定见好转，外敌不足虑矣。只要内部团结一心，胜利定有把握。以后你们可直接找陈部长共商一切。”

***走后，王、周、博三人继续与陈立夫会谈，双方当晚即商定制定一个共同纲领。

12月26日，国共两党正式成立了一个“两党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以后每五天会商两次，一致同意起草共同纲领，推定***和刘健群共同担任起草工作。四天后，这份《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已由***单独草成，并由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讨论通过。

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仅仅维持到30日。

中共代表团满怀信心带着这份连“初期建国纲领”也写得详详细细的《纲领》参加两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谁知国民党代表看都没看，提出了这样一个新问题：“你们应该帮助政府劝说苏联出兵。”

苏联的真实态度早已告知中共，他们怎么能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呢？自然是谈不出个结果。

怀疑又回到了国民党人的思维中。紧接着，仇恨又从怀疑中生出了。

1938年1月17日，国民党武汉当局唆使流氓、街霸人员捣毁了刚刚创刊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和印刷部。中共代表团抗议，国民党方答复曰：这显然是地方流氓滋事。

元月24日，又到两党开碰头会的日子了。国共双方六位大员坐在桌子两旁，脸上再无笑容。

刘健群道：“你们的诚意到底表现在何处？很显然，苏联出兵能迅速改变时局，你们为什么一再推诿？八路军，不，八路军早不存在了，应该是十八集团军，从不贯彻中央军令，游击游击，游而不击，究竟存的什么心？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待？”

两个多月前，为适应战争需要，国民党重新下达了军队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命令公布后，中共方面对民对下一直延用“八路军”这个称谓。后国民党方面指出质疑，要中共改正，中共方面答曰：华北人民已经习惯这个称呼了，请予允许在民间保留。这一保留不大紧，在华北大片土地上，八路军便和国民党军有了醒目的区别。经多方查询，我们没能查出是谁为历史留下了这样绝妙的艺术品。

康泽跟着讲道：“你们应该向广西派学习，把军队交给中央，军政、人事与中央统一，重要领导人离开军队到中央工作。”

这个时候，新四军已经成立一个月，但编制迟迟没下。双方争来争去，国民党方勉强同意新四军下编四个游击支队。

十日后，国民党发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军队”。《扫荡报》和《血路》周刊接二连三发表文章，把矛头直指共产党和它的政权、军队，要求结束这种“新封建割剧”状态。

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共产党再发展下去的“严重后果”，开始寻求“根治”的办法。

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他们这种没有统一组织的、没有经过理性分析方法，有着浓重的感情色彩，不会发生什么实际作用。综观国共两党历史，国民党实在缺乏统一信仰、统一军队、统一权力方面的研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使他们在这方面毫无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