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常见的谬论是说英国的法律禁止酷刑。但事实上，它的使用是被默认的：英国法包括在普通法和特别王室法规，因为这些法律从没有把酷刑合法化，所以酷刑就始终是在法外运行。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本书所描写的一些酷刑并不是这样的。这些酷刑是合法的惩罚方法，或者是审讯程序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挤压刑”，直到18世纪晚期都在适用。当被指控人被带到法庭上时，法律要求他供述有罪或者无罪。但是其中有一些人被指控的是死罪，他们知道，如果被认定有罪，所有财产都会被没收，妻子和整个家庭都将沦为穷光蛋，因此他们拒绝招供。
约翰·斯托在1720年的著作《伦敦概况》中写道：
犯人被送回牢房，赤裸着（除了隐私部位外）躺在一间黑屋子的光秃秃的地板上。他的胳膊和腿被绳子绑在牢房里的几个地方，身体上压着铁块、石头或者铅块，几乎是他能承受重量的极限。第二天他会得到三小口黑麦面包，没有水。第三天他会得到一些喂狗喝的水、几片面包。整个行刑过程会受到严密监控，直到他被压死。
这种酷刑通常能成功地迫使受刑人认罪和接受审判。例如在1726年，一个名叫伯恩沃思的谋杀犯被传讯后，承受了大概204公斤的重压差不多两小时后，就乞求放开他；他认罪并被宣判执行绞刑。
挤压刑不仅是逼供手段，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惩罚。正如最初在1275年爱德华一世的一部法令中所下的定义：挤压刑是“有力度的、够强硬的囚禁”；但是到1406年，重压至死成了一种刑罚。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约克郡人沃尔特·卡尔弗利，他于两个世纪后的1605年8月10日在约克城堡里被重压至死：
他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杀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并企图杀死他的妻子……然后骑马去杀在其他地方养护着的儿子亨利，但被人追上并俘获。1605年4月24日他接受了约翰·萨维尔爵士和托马斯·布兰德爵士的审问（这天也是他死去的儿子下葬的日子）。他们暂时把他押送到韦克菲尔德。
此后他很快被押往约克城堡，在那里他被认定有罪并判处死刑……恢复神智之后，他为了能把他的财产和土地留给他唯一活下来的儿子亨利，于是拒绝认罪（这样就证明他又神智正常了）。最终他被施以挤压刑，重压至死。
——j.霍斯福尔·特纳，《韦克菲尔德感化院》
卢克·欧文·派克在《英格兰犯罪史》中讲到，在施加挤压刑时，往往会在受刑人背部下面放一块尖木头，以加速他的死亡。但是这种做法并不总会得到许可。1658年2月，英国内战中的一位杰出军官乔治·斯特兰奇韦对谋杀指控拒绝认罪：
他被禁止使用那种通常的恩惠，即把一块尖木头放置身下以加速死亡。行刑助手开始压了一些重物，但是发现重量太轻了，不足以致其速死，不少旁边的人就站了上去，以解脱他的受刑之苦。最多8或10分钟，他的灵魂就摆脱了束缚，离开了他受刑的躯体……
一个可怕的案件发生在1735年。一个被指控谋杀的人似乎是天生聋哑人，他无法作出供述，因而就被压死。法官坚信被指控人只是装聋作哑，就像1740年在爱尔兰的一起案件中所发现的那样。
马修·瑞安被指控在公路上抢劫。在《珀西轶事》第八卷中，有对这一事件的生动描述：
审理此案的法官盼着犯人能认罪，但是无论他说什么，犯人都装作听不见，按照法律要对他适用挤压刑；但是法官颇有同情心，并未立即批准用刑，寄希望于犯人会对自己的处境有一个更为正确的认识。但是当再次开审的时候，犯人仍坚持拒绝认罪。法庭最终宣布了那种可怕的刑罚——重压至死。两天后，判决在基尔肯尼的公共集市上执行。当重物压在这个可怜人身上时，他急不可耐地乞求被绞死；但是治安官没有权力改变判决中所确定的刑罚方式。
根据枢密院的命令使用酷刑
使用其他酷刑工具，特别是拉肢架，这在普通法上是不允许的，其他任何法令也都不允许，所以需要从王室获得一个特别许可。一般而言，这种许可由枢密院作出，后来是由臭名昭著的星室法庭行使许可。例如，1310年发布的一道王室授权令授权对被逮捕的圣殿骑士使用酷刑（见第3章）。此外，根据1351年的《叛国法案》，对任何涉嫌密谋反叛国王的人，王室几乎都必然许可对其使用酷刑。1468年在玫瑰战争时期，根据唯一一个证人在拉肢架上所交代的证言，伦敦市市长托马斯·科克爵士就被认定为犯有叛国罪。一般认为，拉肢架是大约1420年由伦敦塔的总管埃克塞特公爵引进到英国来的。它的受害人被称为是“娶了埃克塞特公爵的女儿”。
星室法庭是根据威斯敏斯特宫一个屋顶有星形装饰的大厅而命名的。这里最初是枢密院开会的地方，用以听讼和处理普通法院管辖范围以外的事务。但是，在亨利八世1509年登基后不久，他的国务大臣托马斯·沃尔西（后来成了红衣主教）开始使用星室法庭作为他自己的司法工具。他的秘书和继任者托马斯·克伦威尔进一步强化了法庭的权力，使其更加宽泛。星室法庭由两名高级法官和枢密院成员组成，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最为活跃。其作出的判决越来越随意，是使用酷刑的首要怂恿者，一直到了1640年查理一世统治时期，抗议的狂潮才导致星室法庭被废除。
当时的很多文件都证明了枢密院是允许使用酷刑的，特别是拉肢架的使用。例如：
1555年6月9日，根据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给枢密院的指令，给诺斯勋爵和其他人去信，同意对不肯认罪的顽固分子使用酷刑，并授权他们自由裁量；伦敦塔的官员也去了信，授予同样的权力。
1566年12月28日，枢密院给首席检察官和其他人写信称：委派他们对克莱门特·费希尔——现在是伦敦塔的犯人——使用酷刑，包括拉肢架在内。
伊丽莎白既害怕西班牙人密谋暗杀她，又对可能主张继承王位——无论这种可能有多渺茫——的任何人充满怀疑，还急于建立英国国教会以摆脱来自罗马的制约。因此，她很容易就相信有人密谋造反。偷渡到英国的牧师被作为西班牙间谍而遭到逮捕、指控并送上了拉肢架。爱德华·皮查姆是萨默塞特郡欣顿圣乔治的教区长。他的布道被认为具有叛国性质，因而被押到了伦敦塔。根据伦敦塔官员的报告，“他在受刑前、受刑时、多次受刑之间以及受刑后，一直都被绑在拉肢架上”。甚至普通的抢劫犯“也被带到拉肢架前，感受拉肢架的精妙。只要审讯人根据他们的自由裁量权认为这样做有利于获得事实真相”。
1571年，女王向托马斯·史密斯爵士和威尔逊博士签署了一项授权令，授权把诺福克公爵的两位仆人班尼斯特和巴克“送上拉肢架，让他们尝尝滋味”。公爵因为涉嫌与被囚禁的（有继承英格兰王位之合法权利的）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密谋而遭到审判。托马斯·史密斯爵士报告说：
我想我们这次已经得到了足够的信息；但是明天我们还想把他们都送上拉肢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供述，而是因为我们都热切地渴盼这样做。
随后他宣布“把班尼斯特送上拉肢架。巴克已经被吓倒了，我们想我们已经达到目的”。
当时官方的拉肢架行刑人是托马斯·诺顿，他吹嘘说他曾把耶稣会会士亚历山大·布赖恩特“一只健康的脚拉得比任何神能够做到的还要长”。1582年3月27日，他给国务大臣托马斯·沃尔辛厄姆爵士写信说：
每个要上拉肢架的人，都在一开始就被枢密院掌握了一些明显的叛国证据。所以，我们预先就非常确信：没有无辜之人会受刑。同样地，行刑并不是为了确认他有罪还是无罪，而是为了逼问实施叛国行为的手段以及同伙，以确保女王的安全。
实际上，枢密院使用酷刑的理由和手段都和宗教裁判所一样。女王的首席大臣和财务大臣伯利勋爵1583年所说的话很明显地与宗教裁判所法学家们的著作如出一辙：
伦敦塔狱吏，作为女王的仆人，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操控拉肢架。那些参加审讯的人特别要求他们以一种仁慈的方式使用它。
但是被送上拉肢架的人很难觉得他们的行刑人是仁慈的。一位天主教徒弗朗西斯·斯罗克莫顿于1583年卷入了一场入侵英格兰、解救玛丽·斯图亚特的密谋。历史学家j.a.弗劳德在他的《英格兰史》中设想了在伦敦塔中发生的一幕：
他在阴暗的牢房中接受审讯，周围环立的耶稣会会士发出阵阵尖叫，可怕的刑具摆在近旁，默不作声的行刑人准备着把他的肢体拉出骨臼。他脑子里充满恐惧，完全丧失了意志。他说话磕磕巴巴，供述变来变去，前后不一。行刑人承诺，如果他自愿认罪，就会得到宽大处理。他虽仍然坚持不认罪，但已经明显让人感觉到他隐瞒了很多事情，并且当时也不允许对危害王国安全的叛国者给予人道待遇。
女王授权枢密院可以使用酷刑逼取口供。女王认为，只要是好的政策所允许，并且是为了维护她的人民和王位的安全所必需的，就可以授权她的枢密院使用酷刑了解真相。他又一次被告知坦白可以从宽，但是他依然拒绝了。他被交到了“伦敦塔中操控拉肢架的行刑人”手中。他的尊严与他的痛苦相抗争。在第一次上拉肢架时他什么也没说；但是第二次时他就受不了了……在这种悲惨境遇中，恐怖的刑具伴其左右，十一月的寒光微弱地射入地道的窗户，他打破了他的誓言，意志也随之崩溃了。
斯罗克莫顿的罪责得到了他亲口确认后，1584年7月10日，他被装入囚笼押到泰伯恩刑场，在那里被绞死并分尸。
苏格兰在酷刑的使用上甚至比英格兰还要普遍，尤其在17世纪对巫师的审判中更是如此（见第7章）。因此，当盖伊·福克斯和他的同伙因为密谋烧掉国会而失败被捕后，新国王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也就是后来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毫不犹豫地坚持使用酷刑。在1605年11月6日亲笔签名的一封信中，他明确指出，对福克斯“这样一个亡命徒”，“先使用较为温和的酷刑，然后逐步升到最严酷的酷刑”。
“较为温和的酷刑”无疑就是那些镣铐，这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被广泛使用。受刑人站在凳子上，双手被铐在墙上吊起来，胳膊上戴着铁制长手套，必要时可以收紧；然后把凳子移开，受刑人就这样被悬吊着长达数个小时。暴虐的理查德·托普克利夫对耶稣会神父埃德蒙·坎皮恩这样用刑达十多次，还说：“他像是在耍花招。”当坎皮恩于1581年在威斯敏斯特宫受审时，他甚至无法抬起他的手来陈述，需要他的两位神父同伴帮助他举起来。
盖伊·福克斯是否经受过镣铐和拉肢架，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根据约翰·杰勒德——一位从托普克利夫的魔爪下逃命，最终逃到了欧洲大陆的耶稣会牧师——所说：“一般都认为，在最初的几天里，他在拉肢架上受了重刑。”但是王室成员之一爱德华·霍比爵士则说只是使用了镣铐。可以确定的是，从11月8日起福克斯开始招供，供述了其密谋的细节和同伙。从伦敦逃走的所有同伙都被围捕，其中四个因为抗拒逮捕而被杀。福克斯被审讯了三天，每晚都签一份认罪书。他的签名越来越潦草，这反映了他的身体状况，是他遭受酷刑的无声证据。
被逮捕的不仅包括同案犯，而且还包括关照他们的神父们。国王的首席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说：“应该把他们单独监禁在黑牢中，点着火把审讯，缓慢地、间歇地用刑，以保证最佳效果”；三周后，同案犯仍拒绝构陷神父，“他们仍旧如此，不论受到怎样的酷刑”。
1606年1月27日，对8名存活下来的同案犯的审判在威斯敏斯特宫进行。结果并不意外，三天后他们被绞死并分尸。但是还有很多同案犯，2月19日枢密院下令对他们也使用酷刑。
这些“地位低下”的同案犯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尼古拉斯·欧文，也被称为“小约翰”。他是一个木匠，在天主教堂里造了很多供牧师藏身的“牧师洞”。他个头矮小，瘸了一条腿，还有疝气。根据法律和道义，他这种情况应当免于受刑。但是他掌握着关于牧师们藏身之地的重要信息。他被戴上镣铐，受到了重型，以致需要把一块铁板绑在他的肚子上才能保证肠子不流出来。尽管他承认知道有同案犯——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他们都已经死了——但是他坚定不渝地拒绝说出任何关于牧师洞的细节。最后，他于3月2日清晨在极大的痛苦中死去。王室对外宣称欧文是用供他吃东西用的小刀划开肚子自杀的，但是看守他的狱卒告诉随后受刑的一个人说，欧文的手早已残了，根本不能自己吃东西。
终极酷刑
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适用了几百年的终极酷刑是在火刑柱上慢慢烧死。这种刑罚不仅适用于异端分子或者巫师，而且也适用于谋杀亲夫的罪行。有时会允许一定程度的仁慈：焚烧之前先把受刑人勒死。1722年在林肯郡，埃莉诺·埃尔瑟姆被认定杀害了自己的丈夫，被判处火刑。受刑人在她的衣服和肢体上涂满沥青，把她装进囚笼押到行刑地。她被铁链锁在火刑柱上，脚下是一桶沥青，四周堆满柴堆。一根绳索一头套住她的脖子，另一头穿过火刑柱顶端的滑轮，握在行刑人的手中。火被点燃，绳子被拉紧；火在一个半小时之后将埃莉诺烧成灰烬。但是没人知道埃莉诺是被烧死的还是被勒死的。
有时，绳索明显没有起到作用。约瑟夫·斯特拉特在他的《英格兰居民的风俗习惯》一书中，写到了1726年在泰伯恩刑场对凯瑟琳·海斯行刑的场景：
我相信，直到现在，法律的字面含义是谋杀丈夫的妇女应被判处活活烧死。在凯瑟琳·海斯的案子中（几年前她谋杀亲夫，被判决在火刑柱上处死），行刑人最初是想勒死她，但是当他们拉动那根套在她脖子上的绳子时，堆在四周的木头被点燃了，罪犯有时在被勒死之前就被火烧到了——这样的事情正好发生在了凯瑟琳·海斯的身上。因为火烧着了堆在四周的木头，风把火焰和浓烟吹到了正在拉绳子的行刑人的脸上，他不得不在勒死她之前离开；因此，一些当时在现场的人告诉我，她在死之前吃尽了苦头。但是现在，会首先将受刑人在火刑柱上吊死，再点火把尸体烧成灰烬。
死于火刑的最后一个女性是克里斯琴·墨菲，她被认定犯有制造假币罪，于1789年被烧死。一年之后，法律作了修改，犯死罪的女性都判处绞刑。
其他受刑人则被允许在他们的脖子和腰间挂上小包的火药，但是即便如此也不是总能奏效。亨利·穆尔所著的《新教徒殉教全史》中对格洛斯特郡主教约翰·胡珀之死作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描述。他在天主教徒玛丽一世统治时的1555年，因为犯异端之罪而被烧死：
他穿着上衣，两腿之间挂着一磅装在皮囊里的火药，每只胳膊下面也有同样重量的火药。他走上火刑柱。行刑人带了三个铁箍……一个铁箍把他的腰围起来，但是因为铁箍太短了，他收了一下肚子，然后自己用手把铁箍戴在肚子上；当行刑人要用另外两个铁箍绑他的脖子和腿时，他拒绝了，说：“我绝对保证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然后芦苇秆被扔了上来，他手里拿了两捆，每个胳膊下面还夹了一捆。
这时点火的命令下达了。但是，因为有些柴禾还是绿的，费了一些时间来点燃。当时是逆风，而且早晨很冷，火焰被从他身边吹过，所以他几乎没被火烧到。很快，另一堆更易燃的柴禾被点燃了，同时那些皮囊里的火药爆炸了，但是它们对于痛苦的受刑人毫无帮助。他现在开始大声祈祷：“主啊，对我发发慈悲吧！主啊，对我发发慈悲吧！主啊，接走我的灵魂吧！”这是人们听到他所说的最后的话。
当他的脸完全被火焰熏黑时，他的舌头肿胀起来，以至于再也说不了话，嘴唇一直缩到牙床；他用手捶打胸脯，直到一只胳膊掉了下来，然后继续用另一只捶打，油脂、水、血都顺着他的指端滴下。最终，在重新添上柴禾时，他的力量已经耗尽，手粘在了铁箍上面。很快，他的整个下半身就被烧焦了，他从铁箍中滑了出来，落入火中……这个神圣的殉道者被烧了超过三刻钟，经受了难以言表的痛苦……不能往前动，也不能往后动，也不能往两边动，他的下半身被烧光，在他咽气之前肠子都流了出来。
陆军和海军中的鞭刑
在17世纪后半叶，英国一度建立起一支常备军，在军人中保证纪律是必需的。1689年的《叛变法案》规定，在军队执行处罚的标准方式是用“九尾鞭”实施鞭刑。
九尾鞭由九根分开的鞭绳组成，每根绳上的不同位置打着三个结。受刑人被绑在一块三角木板上接受鞭打，行刑人一般是军队的鼓手。每抽一鞭子，细细的鞭绳就割破受刑人的皮肤，上面的绳结扯下小块的肉来。那种感觉据说“就像老鹰爪子把肉从骨头上撕下”。
在整个18世纪，很轻微的犯罪都可能被判处鞭刑：直布罗陀的一位士兵因为在阅兵时不够整洁，就被判处鞭刑。因为被打得很重，数日之后他就死掉了。军事法庭有权判处多达1000鞭的鞭刑，判处500—800鞭是常事。这种刑罚方式一直持续到19世纪，正如《泰特爱丁堡杂志》（1833）所描述的：
近卫步兵第一团——团长是威灵顿公爵——的一位士兵被认定抗命不遵、当职时喝酒、拒绝按照长官命令交出武器，因而被判处500鞭。在打了200鞭之后，因为这个士兵的生命垂危，军医前来干预，没有继续执行这个残酷的刑罚。士兵被抬上马车，拉到军队医院时，他的背部已经是血肉模糊。为了增加惩罚的严厉程度，从而既能最大限度地施加痛苦，又不夺去犯人的生命，这种鞭刑做了进一步的改进，每打20鞭子就换人行刑。
在一些军队里，九尾鞭每一次抽打的间隔时间由鼓点决定，鼓点的节奏会事前告知鼓手。间隔时间越长，受刑人遭受的痛苦越大。很多士兵不像上文所说的那位那么幸运。例如，如果被判定不能一次挨下所有的500鞭，他可能要被送回牢房，直到伤口差不多愈合后，再带回来接受剩下的鞭刑。当被判处800—1000鞭子时，整个刑罚往往要分三四次才能全部完成。
1832年受鞭刑的一位士兵说道：
我的两肩之间有一种无比震颤的感觉，一股刺激延伸到脚趾甲，另一股刺激延伸到手指甲，痛感直达心扉，就像一把刀刺入我的身体……第二次他抽得低了几英寸，然后我就觉得之前那一鞭子比较起来还是令人愉快的、可以接受的……我感觉从头皮到脚趾甲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震颤。上一鞭子和下一鞭子之间间隔的时间既感觉如此之长，又感觉如此之短。我想我肺部的疼痛比背部更加剧烈，好像身体要炸裂开来……
我把舌头咬在牙齿中间，几乎咬成两截。从我的舌头、嘴唇（我也咬了嘴唇）流下的血，从我的肺里或者因痛苦扭动而导致破裂的其他内脏流出的血，几乎把我噎住……我只受了五十鞭，却像过了很久很久；我感觉整个生命都生活在痛苦和酷刑之中，曾经的快乐时光就像一个很遥远的梦。
英国皇家海军直到17世纪才建立起来，但是在海外的皇家战舰或者武装民船上，鞭刑却是由来已久。海军的鞭子由长约1.5米的绳子制成，像人的手腕一样粗；末梢的0.5米处分成小股，每股都缠得紧紧的，还打了一些结。犯人被绑到固定在舱口的格栅上。一位19世纪的作家如是写道：
在陆军中，执行鞭刑的鼓手站在一个地方，把鞭子甩出去而不挪动位置，仅用胳膊发力进行鞭打；但是在海军中，执行鞭刑的副水手长站在离犯人两步远的位置；每一鞭子下去之后，他都要用手指梳理梳理鞭尾，将它们一股一股分开；然后高高挥过头顶，向前一步，扭转身体把全身力气都用到抽鞭子的胳膊上。因此这是一种残酷的惩罚；我不相信有谁能承受得了这种鞭刑。这是一种肮脏的酷刑——像曾经的拉肢架一样残忍；对于那些应受到此种惩罚的人而言，绞刑可能都显得更加仁慈。
英国殖民地的酷刑
当第一批英国殖民地于17世纪早期在美洲建立时，它们最初遵从普通法和成文法的一般规定；但是，枢密院和星室法庭在大西洋彼岸，也没有证据表明这里曾经使用过拉肢架或者类似的行刑工具。在新英格兰也没有巫师被烧死，但是谋杀主人的奴隶——作为一种不忠的行为——会被活活烧死。
对自由民使用的酷刑，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是1692年在美国塞勒姆进行的巫术审判。虽然根据1641年的《自由典则》，挤压刑已经在马萨诸塞州被废除——“因为我们不允许不人道的、野蛮的或者残酷的身体惩罚”，但拒绝认罪的80岁的贾尔斯·科里还是受到了酷刑。他被折磨了两天后死了，“在挤压时，他的舌头被挤出了嘴巴，法官用手杖又把它塞了回去”。
通过残酷用刑，最终获得了关于行巫的口供：
有五个人承认他们是巫师，并指控一些人是他们的同伙……其中有两个是玛莎·卡里尔的儿子。这是两个年轻人，他们一开始什么也不承认，直到把他们反身捆住并挤压，血就要从他们的鼻子中流出来时，他们才认罪。可以确定地说：这是逼迫他们承认从未做过的事……
——罗伯特·卡莱夫，《无形世界的奇观》
除了贾尔斯·科里以外，被指控的人中有19人——包括雷夫·乔治·伯勒斯——都被绞死，还有另外两个死在牢房。
一方面，在这一时期，殖民地政府在司法过程中使用酷刑是很少的。另一方面，私人使用酷刑进行惩戒却是允许的。非洲奴隶（以及从英格兰被运来作为奴隶的犯人）即使只是有轻微的不法行为，也经常会被鞭打，一直到19世纪都是这样。女性也会像男性一样经常受刑。1829年在牙买加，雷夫·g.w.布里奇斯被控虐待一个年轻女孩：他剥光她的衣服，把她吊在天花板的钩子上，用鞭子抽她，直到她血肉模糊。他在受审后被宣告无罪。1830年也是在牙买加，一个名叫埃莉诺·米德的仆人受到鞭打。根据《反奴役月报》所说：
她的女主人厄恩肖夫人……是一个仁慈的、温柔的女士，她因为这个奴隶所说或者所做的一些事而大发脾气……命令她脱光衣服，趴到地上，当着她的面让男车夫用马车鞭子抽打她的赤裸身体58鞭……当厄恩肖夫人认为她的臀部的一侧已经被打烂了之后，她告诉马车夫到另一边，抽打另一侧臀部。
但是这没法跟一个名叫哈金斯的种植园主的所作所为相提并论。他在尼维斯市场上，用马车鞭子把他的21个男女奴隶抽了多达3000鞭。其中一个女奴隶被打了291鞭，一个男奴隶总共被打了365鞭。
牙买加马车鞭的确是一个可怕的刑具。这种鞭子有3.5米—4.5米长，半米长的柄，一头超过5厘米宽，另一头像线一样细。1826年在牙买加议会上的一次演讲中，一位议员称：“我敢说，用这种可怕的工具抽39鞭，造成的痛苦比用九尾鞭抽500鞭子还大。”
但是，使用这种马车鞭是合法的。也是在1826年，牙买加立法机构通过的一项法令规定：奴隶监工在任何时候（因为任何一个犯罪）鞭打奴隶超过10鞭子，或者奴隶的主人、工头、监狱长鞭打超过39鞭子，才会构成犯罪。
用马车鞭抽打39鞭子之后，再用酸豆树枝狠狠抽打——据说这能把“瘀血打出来”——也很常见。这种树枝是酸豆树细细的藤条，非常灵便，同时又像电线一样结实。另外，由乌木植物的带刺枝条做的鞭子也经常被用来行刑。
在牢房中，奴隶们被“拉成弓形”（这是一个海军术语，意即用滑轮组进行拉伸），以接受鞭刑。1803年的《牙买加基督教实录》中描述了这种可怕酷刑的细节：
一个女人……大约22岁，脸朝下趴着；她的手腕被用绳子绑住，套入一个绳套中；脚踝也绑在一起，套入另一个绳套中。连接后一个绳套的绳子穿过木板，拴在一根柱子上。绳子一收紧，年轻女人就被最大限度地拉伸。
然后，一个女人走上前来，把她的衣服捋到头部，使她不得体地裸露着。一个高个子的健壮男人在头顶把鞭子挥舞了四五圈，然后就开始抽打。这是一个九尾鞭，上面打着结。血从鞭子抽裂的伤口中涌出，可怜的受刑人痛苦地尖叫……
美国的奴隶处境也好不到哪去。《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曾引用过一段关于新奥尔良监狱中的刑罚的描述：
进入一个地面铺砌过的大庭院，四周走廊挤满了不同年龄、性别和肤色的奴隶。我听到鞭子抽打的声音，每一次抽打听起来都像是开枪的尖锐爆裂声。我转过脸来，看到的一幕绝对让我冷到了骨髓里，并且在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头发根根直竖了起来。
一个黑人女孩脸朝下平趴在一块木板上，两个拇指绑在一起，系在板子的一端，两脚也被直直地拉到板子的另一端绑着，一根绳子绕着板子把她的背部绑住，把她压得跟板子贴在一起。绳子下面的她完全赤裸着身体。
离她两米开外，站着一个高大的男黑人，拿着一根长鞭子，抽得又狠又准。每一鞭子都撕下一块皮肤，皮肤或者沾在鞭子上，或者颤动着落到地面上，血随之流出。可怜的受刑人痛苦地扭动、尖叫，用一种对死亡和可怕的痛苦充满恐惧的声音，向她的主人拼命喊叫：“哦，饶命！不要带走我的灵魂！”但是可怕的鞭子仍然抽在她身上；一块接一块的皮肤被撕下，一道接一道的伤口在她的肉上撕开，直到她成为一团青黢黢的、血肉模糊的颤抖的生肉。
西印度群岛土著居民的遭遇与之类似——如果不是更惨的话。不论最初在西班牙殖民者手上，还是后来在英国殖民者手上，都是如此。布赖恩·爱德华兹在《西印度群岛的英国殖民地史》中引用了一位目击证人的描述：
我曾看到四五个印第安人头领在慢火中被活活炙烤。这些凄惨的受刑人发出可怕的尖叫声，打扰了指挥官的午后清梦。他发话说这些人应当被绞死，但是站岗的军官……并不以此为恼，而是把这些人的嘴巴堵住，这样他们就不能再喊叫了。他亲自把火再烧旺，从容不迫地接着炙烤，直到他们断气……
那是一个充满暴力的时代，早期美洲殖民者实施的这些残暴行为，在欧洲的法律上或者良知上都是不被允许的。当亨利·摩根爵士和他的海盗们于1671年占领了西班牙在巴拿马所占据的城镇之后，他们抓捕了大量的犯人，正如约翰·埃斯奎默林在《美洲的皇家海盗》中所写：
在一位上流社会的绅士的房间里，海盗们发现了一个贫穷、可怜的倒霉蛋，他穿着……主人的马裤，一个小银钥匙挂在上面。海盗们马上质问他这把钥匙是开哪个柜橱的。他的回答是：他不知道钥匙是从哪来的，只知道这马裤在他主人的房间里，他壮着胆子穿了。因为不能从他嘴里得到任何其他的供述，他们把他送上了拉肢架，在拉肢架上惨无人道地把他的胳膊搞脱臼了。然后他们用绳子勒紧他的前额，紧到他的眼睛鼓得像鸡蛋那么大，几乎就要从眼眶中掉出来。但是这些酷刑都没能让他们得到任何想要的答案。于是他们把他倒吊起来，用鞭子反复抽打。此后又切下他的鼻子和耳朵，用点着的稻草烧他的脸，直到他的哀号声渐渐消失。然后，当失去了从他嘴里获得任何供述的希望之后，他们命令一个黑人用长矛把他刺穿，结束了他的生命，也结束了他们惨无人道的酷刑。
毫无疑问，在占领美洲大陆这个新世界的战斗中，很多其他同样残酷的行为也在上演。但是启蒙时代已经来临，在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有一些运动正计划着终结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