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规范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已经被国际社会普遍接纳，但是在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酷刑的使用——特别是在战时的使用——仍在继续，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和日本的战犯集中营。

“二战”宣战时，德国政府在迫害他们自己社会的各个群体（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政治异见者）方面，已经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考虑他们自己的同胞也被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军队关押在监狱里，德国人通常都谨慎地对待盟军战俘。但是，这种谨慎并没有用到抵抗组织的战士、俘获的秘密特工身上（因为他们不穿制服、不携带服役证明，所以不被《日内瓦公约》保护，他们被认为是间谍）。虽然国际上一致认为，被认定有罪的间谍可以被立即处决，但是在审讯他们时使用酷刑是不正当的。在这方面，盖世太保可谓恶名昭彰。

德国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成立于1932年3月，成立会议成员包括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约瑟夫·戈培尔、纳粹党副元首鲁道夫·赫斯以及党卫队队长海因里希·希姆莱。盖世太保有两项职责：德国国内的安全调查，审讯涉及外国颠覆活动和间谍活动的人。

盖世太保作为“元首意志的执行者”，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希特勒给这个国家机器分配的是他所关注的政治任务……以维护他的个人权力、人口政策和征服地的占领政策，迫害所有实际和假想的***”。

对奥黛特——即彼得·丘吉尔夫人——的审讯充分体现了盖世太保的手段。奥黛特是一个英国特工，于1943年被逮捕，关押在巴黎南部的弗雷讷监狱。有一天，奥黛特被带到位于市中心福煦大街84号的盖世太保总部。她的审讯人看起来“就像刚洗过冷水澡一样”，带着古龙香水的味道。当她拒绝回答他的问题时，第二个人进来，把她的手绑到椅子背后。审讯人走过来，开始解她的上衣纽扣。奥黛特义正词严地说她自己会解。

被松开一只胳膊后，她解开前几个扣子。第二个人就扯下了她后背的上衣，把炽热的烧火棍放在她第三根椎骨处。虽然承受着剧痛，但是奥黛特仍拒绝回答。她被要求脱下鞋袜。杰拉德·蒂克尔在他所著的奥黛特传记中写道：

一个人跪在她脚前……把她的左脚放在他的左手上，用钳子的铁嘴紧紧夹住趾甲尖，然后慢慢地、用力地拽。血很快就渗出皮肤，随着拔出的趾甲而流出来……他抖了抖钳子，趾甲就掉在了地上……

钳子又紧紧夹住下一个趾甲，并缓缓拽下。当趾甲拽出来时，周围的肉裂开来，带来一阵剧痛……她并没有哭喊。好像过了很久很久，她的行刑人站了起来……奥黛特不敢相信地凝视着她脚上的斑斑血迹，以及扔在地上的鲜血淋漓的趾甲。

在行刑人准备对付她的手指甲时，一位盖世太保高级官员进来，命令暂停。数日之后，奥黛特被一个军事特别法庭宣判死刑。但是，因为盖世太保还想要从她那里逼取信息，所以她在弗雷讷监狱又待了一年多。后来她被送到拉文斯布吕克的女子集中营。最后，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被盖世太保行刑的另一名特工是福利斯特·约-托马斯。1944年，他第一次被带到索萨斯大街的盖世太保驻地。在那里他先被殴打，然后两手被铐在背后，用链子锁住脚踝，被扔进冷水浴缸里。在他快要淹死的时候又被拽出来，缓一缓后又扔进去——这样反复了多次，然后再次被殴打。

第二天下午，约-托马斯被带到福煦大街84号的一个小屋，他被铐在从天花板上的滑轮上垂下来的一根长链子的钩子上，然后被吊了起来。布鲁斯·马歇尔在他的著作《白兔》中写道：“剧痛从他的肩膀传来，血雾模糊了他的双眼，他不能自已地呻吟着……恍惚之间，他感受到了从未受过的惨烈的痛苦。直到天黑才他才被放下来，顿时就瘫倒在了地上。”

随后，他被锁在桌子上，两腿张开着，三个人用橡胶棒击打他的脸和身体。接下来他还能回忆起来的就是，他快被淹死时他们就停手，如此反复了六次之多。当手铐被取下时，这是他被链子吊起来后第一次看自己的手：“手铐上都是血迹，被严重勒伤的手腕周围的皮肉变成了紫色，他的左手一直到胳膊肘都肿胀了起来。”

被捕的法国抵抗组织成员也同样受到酷刑——特别是当他们落在“里昂屠夫”克劳斯·巴比手中时。在亨利·阿穆鲁克斯的著作《法国被占领期间的伟大抗争史》中，从贝尔森集中营中侥幸活命的安德烈·佩德隆讲述了那里的“洗澡刑”：

你看到过阿拉伯人怎么扛羊吧？脚绑在棍子上，然后把棍子扛在肩上。用类似的方式，他们把你浸入水中，把棍子横在浴缸上，然后拽着你的头发，让你在里面“游泳”。

在同一本书中，另一位被捕的法国抵抗组织成员迪布勒伊说他的手指和生殖器被门夹碎了。但是因为太痛苦了，他没有讲述细节。组织中的另一位女性成员布丽奇特·弗里昂被捕后，她带着肚子上的枪伤被扔进牢房：

走廊上传来脚步声。这就是了，是冲着我来的，这是跟他们的第一次较量……我是如此恐惧，以至于全身都在颤抖。不能让他们看到。我把我颤抖的手藏在毯子下面，后背上流了很多汗——恐惧使我汗流浃背。

首先她遭受了全方位的殴打：头顶、太阳穴、下巴。先是把她脑袋往墙上撞，然后行刑人——一个法国通敌者——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她的伤口上。他猛击她受伤的肚子，她发出了尖叫声——她后来写道，当时的愤怒要多于疼痛。然后行刑人放开她的肚子，又开始扎、拉、抽、打她的脸和胸部：

猛击女人的胸部，那一定能让人很满意，一定能发泄所有的怨气……一定使人感觉很有男子气概……如果那是一个20岁女人的胸部，会尤其地令人兴奋。

没有哪个嫌疑犯能逃脱得了盖世太保或者他们的法国通敌者的酷刑。布尔塞神父于1944年6月被捕时已经66岁了，后来死于克劳斯·巴比下令对他和其他87个人进行的集体处决中。他在死之前受了四次“洗澡刑”。雷蒙德·瓦莱里奥遭受了法国同胞对他施加的酷刑：“当我拒不交代时，他们威胁说要夹碎我的睾丸，然后把我再交给盖世太保。”伊夫斯·加约被叉子戳瞎了双眼。毫不奇怪，当战争风向转变，法国重获自由时，抵抗组织成员对他们的行刑人进行了恐怖的报复。

日本人的战俘

在远东战场上，盟军战俘受到残酷对待。日本武士道精神认为投降是耻辱的，战俘应当受到胜者轻蔑的虐待。他们被强制劳动，给特别少的口粮，经常被用藤条或者鞭子抽打，如果胆敢反抗的话还会被刺刀捅刺。

艾尔弗雷德·奥尔伯里在《竹与武士道》中写到了一种普遍的景象：“顽固不化的战俘被要求纹丝不动地站在鼓上或者箱子上，或者把铲子、镐稳稳地举在头顶，或者被迫睁大眼睛凝视强烈的日光。”

但是与肯尼斯·哈里森在《勇敢的日本人》中所描述的刑罚相比，这种惩罚还是要轻得多了。（书名中的“勇敢”不是讽刺；虽然哈里森在日本人手中受尽折磨，但是仍认为他们是非常勇敢的战士。）

战俘被绑在三脚架上殴打，或者假装要绞死他，直到最后一刻再把他放下来。日本人还会让战俘连续好几天喝盐水，然后先是允许他们喝冷水，再在他们身上蹦跳或者重重击打他们的胃部，结果是水从他们的眼睛、嘴巴和鼻子里喷出；或者把战俘倒挂起来，把尿液或者碘水倒进他们的鼻孔。还有一些战俘被迫跪在锋利的石头上长达几个小时。

阿尔及利亚战争

鉴于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在盖世太保手里的遭遇，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中也诉诸酷刑的行为就让人惊讶了。

从1848—1962年，阿尔及利亚在体制上是“宗主国”法国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是殖民地性质。绝大多数人口是穆斯林，被少数在经济和政治上有权力的法国殖民者所统治。1954年11月1日爆发了一场民族革命，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员对法国殖民者展开攻击。

法国军队迅速反应，摧毁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总部，但是游击队员的袭击仍在继续。1957年1月，雅克·马苏将军的第十伞兵师进驻阿尔及尔，搜捕并以酷刑审讯嫌疑犯。根据所获取的信息，一位幸存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本·姆希迪被捕。九天之后，军方的一位新闻官员宣布他“在牢房上吊自杀了……”

很快，关于他的死因的不同报道开始出现：有人说姆希迪企图用一根电线把自己吊死，在送往医院时“还有呼吸”；两位医务人员说他到医院之前就已经断气了，“我们并没有被他表面的伤口所迷惑”。据泄露出来的消息说，他被送交给伞兵师的一个特殊部门，“是他们对他进行了审讯，并杀了他”。

关于使用酷刑和草率处决的风言风语越传越盛，引起了法国民众的焦虑。酷刑早在1789年10月8日就被公开废除了。但是正如1958年让-保罗·萨特所说：“酷刑既不只针对老百姓，也不是只针对军队……它是席卷我们整个时代的瘟疫。”

一位高级官员在1955年所做的《维尧姆报告》中提出一个危险的观点。他说：在法国，警察使用酷刑应当被合法化，因为它已经被广为使用，成为既成事实。尽管《维尧姆报告》被否决，但是阿尔及利亚的警察们使用电、水或者其他手段开展酷刑已经很多年了。

在阿尔及尔之战期间，罗杰·特林奎尔上校负责搜集情报。他在越南已经涉嫌使用酷刑，并且他所使用的那些手段很容易让人想起盖世太保。城市被分为区、分区、街区和楼，每个街区都任命了一位信得过的穆斯林情报员（角色就像纳粹分子），负责报告这个街区里所有的嫌疑活动。

据估计，在阿尔及尔之战期间，卡斯巴城全城30%—40%的男性都被逮捕，并被交给保卫部门去处理——据马苏将军说，这里全是“专门审讯那些不开口的嫌疑犯的专家”。正如特林奎尔上校写道：“如果不费什么力气嫌疑犯就招供的话，审讯会很快结束；否则的话，专家们就得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撬开他的嘴巴。”

一位被征召入伍并在1958—1959年成为阿尔及利亚官员的牧师写道：

我们被告知，在情报搜集过程中，有一种“人道的”酷刑方式……l上尉告诉我们五点，我都详细记下来了：（1）酷刑必须是得体的；（2）不能在未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3）不能在施虐狂在场的情况下进行；（4）必须由一位官员或者权威人士主持行刑；（5）必须人道，也就是说：一旦受刑人开口交代，酷刑就必须停止；尤其重要的是，酷刑必须不留痕迹。考虑到上述因素，结论就是：“你们可以使用水刑和电刑。”

军队所使用的电刑工具被称为“发报机”，电极可以绑在受刑人身体的任何部位，特别是生殖器上。

《阿尔及尔共和党人报》的编辑亨利·阿莱格是一个欧洲犹太人，他和家人于“二战”期间定居阿尔及利亚。1957年，他被伞兵师审讯了一个月。他第一次受电刑时，一根指头和一只耳朵上被接上电极：

电流在我耳朵附近发出巨大的声响，我感觉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然后他们又换了一个更大功率的发报机。）这次不再是要把你的身体撕成两半的那种猛烈而快速的痉挛，而是一种长时间的痉挛，全身肌肉紧紧绷住，剧痛占据了我的身体。我的下巴被电流焊在了电极上，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张开嘴。

水刑有各种不同形式：捏住鼻子，将一根软管伸进受刑人的嘴里，给他的肚子和肺里灌满水；或者把头反复按进水槽。伞兵皮埃尔·莱利特讲到，一位来自阿尔萨斯的中士手段凶狠，他的受刑人“经常在接触到水之前就已经因为恐惧而窒息了……他喜欢审讯欧洲人，但是来自欧洲的受刑人太少了”。

最早反对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酷刑的是雅克·德·博拉迪尔将军，他于1956年末到达阿尔及利亚。博拉迪尔将军正告马苏将军，他收到的命令“完全违背对人的尊重——而这是我生命的基础”。他写信给军队指挥官，要求在法国公布此事。1957年3月27日，他写信给法国《快报》，提醒“有一种可怕的危险，可能导致我们完全抹杀道德价值——而正是这些道德价值创造了我们的文明和军队的辉煌”。因为这一违反纪律的行为，他被判处60天监禁。

两天之后，阿尔及尔的秘书长保罗·泰金（见导言）递交辞呈。他说自己“看到了被拘押的人身上的残忍和酷刑，而那正是我自己14年前在盖世太保的牢房里所承受过的”。

有关人士劝服了保罗·泰金没有公开他的辞呈，让他继续留职，并把拘留权交由他来行使。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讲，伞兵师不再能监禁嫌疑犯，最恶劣的行径因而得到遏止。但是到9月，保罗·泰金放弃了抗争，因为酷刑仍被使用。根据他的统计，在这一时期有超过3000个阿尔及利亚人“失踪”。

一位年轻士兵的信里讲了这些人是如何失踪的：

他们通常让志愿兵杀死受刑人——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也就没有今后被扣上“政治迫害”帽子的危险了。我不喜欢这种想法——在战场上射击一个100米开外的小伙子，这没什么。因为目标离得很远，你几乎看不到他。并且不管怎么说，他是全副武装的，完全可以回击或者跑掉。但是杀死一个毫无抵抗力的人……他看着我，我可以看到他的眼睛。这整个事情使我感到恶心。我向他开枪，其他士兵杀死了其余的受刑人。之后几次就没有那么糟糕的感受了。但是我告诉你，第一次真让我特别恶心。

皮埃尔·莱利特还说：“一位嫌疑犯死在保卫部门手中后，被埋在花园底下的生石灰里。”有报告称，受刑人的尸体被直升机抛到海里，在阿尔及尔30公里外还有一个万人坑。

敌对状态一直在持续。在法国，1958年春天，戴高乐从政治流亡中回归并组建了政府。在1959年9月16日的广播中，他谈到了阿尔及利亚的“民主自决”。法国殖民者和伞兵师都感觉自己被背叛了，他们高呼着“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的口号，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恐怖组织“秘密军队组织”。但是，法国民众支持戴高乐。1962年3月，阿尔及利亚最终获得了独立。

但是酷刑仍在继续，既体现在受刑人身上，也体现在行刑人身上。一位法国巡警后来被判定犯有虐待妻儿之罪，他解释说：他已经被对阿尔及利亚犯人所做的那些事情所深深地影响，“伤我最深的就是酷刑。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对吧？”

参与最终的和平谈判的路易斯·约克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所遇到的那些年轻官员和士兵，他们对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感到震惊。”

世界范围内的酷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第一批摆脱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及其宗教裁判所——的国家，在20世纪却因为虐待犯人和政治犯而变得臭名昭著。大赦国际（见第13章）点出了几乎发生在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例子。其中很多还殃及年轻人和无辜的儿童。

在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和墨西哥，行刑人经常殴打受刑人，“特别针对他们生殖器进行殴打”，以及对他们进行或者威胁进行性侵犯。1976—1983年的阿根廷在军政府统治下，“对***的惯常做法就是先绑架、使用酷刑，然后再谋杀”。

很多受刑人都再没有被人看到，成为所谓的“失踪者”。1984年，新阿根廷政府组建了一个“调查失踪者的全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报告说，至少有9000人遭此厄运，并且很多人是在秘密羁押中心遭受了长时间酷刑之后失踪的。还有一些独立组织估计，这个数字可能接近3万。

一些司法专家建立了一支队伍，从死人坑中挖出尸骨来调查死亡的原因和方式。他们得到其他国家的法医人类学家的协助，其中包括著名的美国专家克莱德·斯诺。挖出来的证据包括折断的肋骨、砍断的手指、四肢骨的碎片、有伤痕的牙齿；等等。

很多拉丁美洲国家中的警察都对犯人使用酷刑。在玻利维亚，“敲钟”会造成身体伤害而不留痕迹——把受刑人的头部置于一个金属容器中，然后反复击打容器，噪音和震动让受刑人难以忍受。智利和墨西哥的警察喜欢“打电话”——持续不断地击打耳朵。在厄瓜多尔，雷诺罗·胡拉多讲述了1993年士兵对他的审讯：“他们在我头顶放了一个水袋，然后开始向我喷水。”

墨西哥警察还使用一种叫作“蜂鸣器”的酷刑——将带电的刺针连接到眼睛、牙龈、舌头、乳头和生殖器上。受刑人身体还会被连接在灯具上或者电缆线上。

仍在使用酷刑的不仅仅是拉丁美洲。阿尔及利亚曾经有几年不再使用酷刑，但是现在又开始普遍使用了。他们喜欢使用一种非常类似于埃里蒙多斯·弗里修斯讲过的手段（见第4章）。受刑人被绑在长凳上或者悬挂在门板上，将一块布条塞入他嘴中，然后不断把脏水往上面倒。1994年，努尔丁·拉达贾尼遭受这种酷刑长达57天。

乍得共和国的秘密警察使用的酷刑叫作“法式面包”——将一根绳子绕住受刑人的头部，然后用两根棍子往紧里拧。这会带来剧烈的疼痛，不用多久，受刑人就会鼻子流血，失去意识。叙利亚的酷刑叫作“德国椅”——把受刑人绑在一个有活动靠背的金属椅上，然后往下拽靠背，从而拉伸脊椎，对脖子和四肢产生强烈压力。这会导致受刑人窒息、失去意识和椎骨断裂。

缅甸的受刑人要“坐直升机”——他们的手腕或者脚踝被吊在天花板上一个旋转的风扇上，边转边打。印度的“飞机”是一种类似的装置——受刑人的胳膊被绑在一根横在肩膀上的棍子上，然后被殴打。苏丹则是“飞机起飞”——受刑人的肘部被绑到膝盖处，然后一根木棍从中穿过。以这种姿势，“受刑人被吊起来好多天。他们给了他几滴水，然后持续鞭打他”。

据大赦国际称，还有很多国家至今仍在使用酷刑，其中包括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萨尔瓦多、海地。以色列被公开指控使用酷刑。土耳其警察的酷刑手段是臭名昭著的，希腊警察也因为手段残酷而声名狼藉。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少数民族人口被恶毒地殴打。波斯尼亚在种族清洗期间犯下的那些罪行的细节，只是刚刚开始被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