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京人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历史记载中所占的地位并不相同，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取决于它们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距离，还关系到历史话语所赖以建立的政治、社会和思想背景条件。虽然民族主义自1945年以后退潮，但它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在一些流派中留下痕迹。所以民族主义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国家框架的消失，而国家框架也仍然是历史学家们不断提出质疑，并研究其意义的主题内容。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冰岛，国家建立与历史记载之间的联系会根据相关国家的政治依赖（或独立）情况以及在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给予国家或人民的地位情况而有所差别。瑞典和丹麦长期以来一直是主权国家，具有强势的政治和外交历史，并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框架，而丹麦则是一个殖民帝国。丹麦对战普鲁士的失败（1864年）对丹麦的历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使得丹麦的历史学转变成了研究丹麦民族的历史，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再仅仅是丹麦一个国家的历史。在挪威，历史和语言都参与了挪威民族身份的建构，人们必须表现出挪威民族过去的伟大及其古老性，而对挪威民族来说，政治独立一度是一种希望，一直到20世纪初他们才终于得以实现民族独立。此外，以鲁道夫·凯泽和彼得·安德烈亚斯·蒙奇为代表的“挪威历史学派”坚持认为，要把挪威移民和挪威历史的独特性与丹麦和瑞典两国明显区分开来。丹麦学者后来宣称，像《埃达》和北欧传说一类的北欧文物并不属于现代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共有遗产的一部分，而是属于挪威和冰岛的一种特有的传统。“挪威历史学派”还认为这些北欧文物还涉及展示中世纪挪威王国的力量，从维京人扩张（如维京人在冰岛、法罗群岛、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赫布里底群岛、马恩岛、格陵兰岛的扩张）到对海外领土的政治霸权的建立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挪威国王也在12—13世纪逐渐在这些领土上恢复或确立其权威。在冰岛方面来看，挪威的统治（从1814年起丹麦开始统治冰岛）似乎是一个衰落时期，而对挪威和冰岛之间的关系或冰岛过去的辉煌时期所进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用一种持久的方式来证明国家独立合法性的目的（1944年冰岛才获得国家独立），因为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种国家独立的论调才得以在部分冰岛史学研究中出现。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维京人的历史记载最早是在某一个民族框架内的，即古代丹麦人、挪威人或瑞典人记载的维京人历史，从而可以证明这些国家的历史从古延续至今。维京人的历史有赖于人们对遗址的发掘或著名的考古发现，这些遗址后来被提升为国家级别的历史古迹，有时甚至可以与古代的书面资料联系起来。例如，由考古学家亚尔马·施托尔佩发掘的位于瑞典的比约克岛，经考证为比尔卡城市，这一点在《安斯凯尔生平》中也有提及。再如瑞典老乌普萨拉的三大陵墓（分别发掘于1846年、1847年、1874年），而老乌普萨拉对瑞典早期历史的重要性在不来梅的亚当或斯诺里·斯图鲁逊的作品中都可见一斑。丹麦的耶灵墓地和挪威维京船葬墓的挖掘（如1852年的博勒船葬墓；1867年的图奈船葬墓；1880年的挪威戈克斯塔德船葬墓；尤其是1904年出土的奥塞贝格船葬墓，是十分具有纪念意义的出土物），都能不断证明着其民族历史的伟大。关于书面资料文物的争论还涉及了与人民表达创造天赋的相关问题，即围绕“自由散文”与“书卷散文”双方支持者之间的对立进行了一番争论。其中后者发展于19世纪中叶，与冰岛民族情感的兴起联系在一起。“书卷散文”还认为北欧传奇故事是一种知识分子型文化的产物，而该类型文化在挪威统治冰岛之前曾在冰岛蓬勃发展。有时，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术语来表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扩张，而这些术语又来源于那些与殖民相关的文章，就像在丹麦历史学家乔珀托斯·史汀史翠普或后来的瑞典人比尔格·内尔曼的笔下，我们都能发现这样的术语。
然而，这些著作可以满足对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群体功绩的颂扬。因此，詹斯·雅各布·阿斯姆森·沃尔萨亚在研究维京人在不列颠群岛留下的痕迹这一开创性工作中，他将丹麦人与挪威人（以及瑞典人）明显地区分开来，并且经常提到“斯堪的纳维亚人”。面对他那个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局势，他的作品中难免带着悲伤的笔调，同时，他又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美德充满信任，所以他以对斯堪的纳维亚人过去行为的有力辩护结束了他的作品。
斯堪的纳维亚主义指的是支持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家之间合作与团结的一种意识形态，并且它还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的一些历史学家的作品，如挪威的埃恩斯特·萨尔斯。从实证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在挪威），再到年鉴学派，斯堪的纳维亚主义史学容纳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潮流。而这引发的重大后果之一是，从1870—1880年开始，由于主要受到德国和法国的启发，人们对原始资料的批评方法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这一批评方法在挪威历史学家古斯塔夫·斯托姆、丹麦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埃尔斯列夫，尤其是瑞典历史学家劳里兹·维布尔和柯特·维布尔两兄弟的作品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激进的批评导致了人们不认可北欧传奇故事作为维京时期历史参考资料的可靠性。此外，哈尔夫丹·科特坚持认为，北欧传奇故事首先反映了它们写作的时期，并且深受意识形态的强烈渗透。对这些北欧传奇故事记载的不信任对维京人的研究产生了持久影响，促使历史学家们放弃了这一研究领域，而考古学家则更多地投入了北欧传奇故事的研究当中，此外，在历史著作中对北欧传奇故事的引用也大受限制，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
有可能只有在俄罗斯，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史学争论的问题和后果，而史学争论的尖锐性又因意识形态的矛盾对立而被强化。18世纪中叶，俄国皇帝彼得大帝实施了国家开放政策，正值此时，关于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古代俄罗斯国家和民族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争论在德国学者（西奥菲勒斯·西格弗里德·拜耳、吉拉·穆勒）和俄国学者们（以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为代表）之间展开。所谓的“瓦良格人问题”引出了出身为俄罗斯人和被称为瓦良格人的两种情况的问题。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对俄罗斯人来说就是要有支持建立自己国家的能力以及从一开始就具备掌控自己国家历史的能力。因此，两个对立的系统得以建立（后来被称为“诺曼理论”和“反诺曼理论”），一种理论是“诺曼理论”，它将俄罗斯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发展主要归功于斯堪的纳维亚人；另一种理论则认为俄罗斯是一种本土起源，其起源首先是斯拉夫人，然后是罗斯人。“诺曼理论”影响了尼古拉·卡拉姆津的作品，并继续加剧了这两种理论的对立。而且从1840年开始，在恩斯特·库尼克、维尔赫姆·汤姆森等文献学家的作品中，这两种理论的对立又有了新的发展。在19世纪下半叶，考古学研究的兴起又提供了新的文献基础，这些文献基础论证了维京时期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罗斯的存在和作用，其中包括图雷·阿恩著于1914年的作品《瑞典和东欧》，该书强调了斯堪的纳维亚人与俄罗斯人对彼此的重要性，并注意到了两者对对方都已经形成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诺曼理论在20世纪初期占据的这一主导地位在苏联时期受到了挑战。尽管起初人们认为俄罗斯人的起源问题不那么重要，但反诺曼理论的观点从20世纪30年代就被确立为苏联历史学的教旨，例如鲍里斯·格列科夫和后来的弗拉基米尔·马夫罗丹就是当时的苏联历史学的拥趸。这一观点立场弱化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作用，强化了东斯拉夫人的作用，而东斯拉夫人的社会发展被认为在瓦良格人到来之时已经较为进步，后来苏联与纳粹入侵者的斗争进一步加强了反诺曼理论这一思想潮流。在20世纪60年代，相对缓和的氛围和国际合作的兴起——尤其是苏联和北欧考古学家之间的合作——扩展了新的前景。里奥·克莱恩的反诺曼理论的尝试，考古发掘的结果和格勒布·勒布德韦和叶夫根尼·诺索夫等人对长途贸易在俄罗斯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俄罗斯城市与北欧贸易场所类比的关注，这些都让人们重新思考斯堪的纳维亚人对古代罗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影响以及他们在斯拉夫和芬兰社会中的同化作用。苏联解体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同时，强调古代俄罗斯文化融合或多民族特征以及新的罗斯民族形成的复杂性的说法也更加突出。时至今日，尽管关于诺曼理论与反诺曼理论的争论已经缓和了许多，但它并没有完全停止影响人们对罗斯早期历史的构想，也没有引起人们对重新回到反诺曼理论立场的恐惧。
1845年，本杰明·索普在其翻译修订的德国学者约翰·马丁·拉彭伯格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统治下的英国历史》一书中，一方面强调丹麦人在英国的历史尚未成为人们深入研究的主题，另一方面他用消极的笔触表达了诺曼人对英国“压制性和破坏性的”的影响。直到19世纪中叶，维京人似乎都还停留在英国的历史之外，只有在强调一些与侵略者做斗争的伟大民族人物时，才会出现维京人的踪影，其中首推的便是反抗维京人侵略的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871—899年）。而随着盎格鲁-撒克逊语原始资料的出版和北欧著作译本的诞生，情况可能慢慢发生了变化，这其中包括前文提到的学者、北欧神话研究专家本杰明·索普所做的努力，以及于1852年诞生的詹斯·雅各布·阿斯姆森·沃尔萨亚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丹麦人和挪威人的故事》英文译本的影响，后者让人们能更积极地看待丹麦人和挪威人对不列颠诸岛历史所做的贡献。爱德华·奥古斯都·弗里曼在其关于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历史巨著的第一卷中，将“丹麦人的入侵”（尤其是最后一次入侵，发生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与“征服者威廉”的入侵直接联系在一起，并且把“丹麦人的入侵”划分为三个阶段。尽管他把威塞克斯王国与丹麦人的对战看成是一场民族战争，而且视英雄阿尔弗雷德大帝为“历史上最完美的人物”，但他还是强调，丹麦人在英格兰地区定居有助于英格兰王国的巩固。
维京人对英格兰历史的参与得以证实，这得益于人们对过去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所留下的证据日益增长的兴趣，尤其是语言、艺术（如雕刻作品文物）和考古方面的证据，而这些通常是在古董商和当地学会的促成下得以实现的。在1908年，威廉·格申·科林伍德出版了《斯堪的纳维亚时期的英国》一书，该书概括介绍了人们在大不列颠不同地区所进行的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研究，如丹麦区、挪威人定居的威尔士地区、英格兰西北部、苏格兰群岛、马恩岛。北欧历史是与当代英国地区以及由其引发的文化融合形式的衔接要素之一，而不再仅仅与英国对维京人的防御有关：“如果我们钦佩撒克逊国王的英勇防御，我们就不会忘记，对组成英国民族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血液中不止有一点点维京人血统。”科林伍德是艺术家、古董商，还发表了许多著作（如历史书，小说《小托尔斯坦——一个北欧人在莱克兰的传奇故事》以及旨在帮助读者了解北欧传奇故事的冰岛插图游记，还有一些旅游指南，等等）。虽然他是当今这些引路人当中最有名的，但他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个致力于将斯堪的纳维亚人引入到英国历史的人，不过通常来说，斯堪的纳维亚人其实是参与了英国某一区域的历史。因此，正是通过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存在相结合，才使得书面资料、机构，语言、地名和人名、考古学和艺术史等领域的研究得以确认，人们才得以完整书写这段时期的历史。弗兰克·史丹顿爵士于1943年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上发表的综合报告，是对一个世纪以来获得的知识及该书作者自1920年以来发表的关于该主题类文章的集合。这项工作的创新点之一是运用地名学来评估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对英国的重要性。史丹顿爵士支持大规模移民的观点，并坚称英格兰北部和东部某些社会和行政结构的独创性源于本地机构在“外国殖民”的影响下发展的中断。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彼得·索耶对这些想法提出了质疑，他在《维京人的时代》一书中对维京现象进行了修正，他认为在重新看待维京现象时，应该降低北欧殖民在英国的密度（人口集中程度）和影响力：除了北欧居民在此建立的定居点以及他们对语言和某些法律或行政术语也有一定的影响之外，“斯堪的纳维亚人似乎并没有在英国留下什么明显的印记”。然而人们在过去的20年中所做的工作已经大大地否定了这些结论，不过关于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点在英国的数量、密度和影响的争论在英国的历史学研究中仍然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详细介绍不列颠群岛的其他区域（如苏格兰、威尔士、马恩岛、爱尔兰）。很显然，史学争论的范围、可用的原始资料以及历史学家们对它们的使用都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塑造了维京时代英国的历史。
在法国，许多重要的历史出版物在1820—1830年间面世，如奥古斯丁·蒂埃里、乔治·德平、蒂奥多·里奎特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还介绍了一些源自北欧旧文本的资料。长期以来，“诺曼人入侵”的灾难性画面和双重视角一直贯穿法国历史，而这一双重视角正是国家的建立和诺曼人袭击对加洛林王朝发展的影响相交之处。亨利·马丁是法国共和党历史学家，他也是后来坚持将7月14日定为法国国庆日的捍卫者。在他的笔下，巴黎保卫战（885—886年）使巴黎彻底成就了法兰西民族：“巴黎赢得了新民族的首都的头衔，这个新民族刚通过逼退外族来彰显自己，又将通过自立一个国家领导人——未来的法兰西王国国王厄德伯爵——而使自己光明正大地得到人们的认可。巴黎已经开始了它伟大命运的序章！从此它便是法国的头颅和心脏。”而北欧人的进攻则是法兰克王国衰落与灭亡的诱因。
因此，北欧人的入侵成为了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陷落和封建世界两个时期之间的桥梁。在努马·德尼·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的作品中，北欧人的入侵是对法兰克王国君主专制事实的检验，从而表明下层社会已经接受了封建制度。【1】在加百列·莫诺德看来，诺曼底公国的建立“可以说认可了封建制度的合法存在……也加速了加洛林王朝君主制向封建社会的转变”。于是，诺曼底公国的建立也构成了入侵事件中令人满意也令人欣慰的一个结果：在保持斯堪的纳维亚人强烈烙印的同时，诺曼人改信基督教并被法国人同化。更妙的是，他们为这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国家（指诺曼底公国）注入了新的生命，他们的君主们也尽早成功地建立了权威，并为众人所服从。至于诺曼底公国的建立对法国和欧洲历史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人们反复研究的主题，如我们可以在爱德华·奥古斯都·弗里曼或更晚的查尔斯·荷马·哈斯金斯等历史学家的作品中发现这一主题的踪迹。而且在爱德华·奥古斯都·弗里曼看来，诺曼底公国的建立是10世纪上半叶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如果说维京人现象最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方面在1918年后消失，那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关维京人袭击对法兰克王国内部发展的影响、世俗和教会“统治阶层的倒台”、面对侵略者的抵抗防御或王室的妥协（如通过支付“丹麦赋税”求和），以上这些问题都持续带来灾难，而这些灾难又为封建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另外，我们还要记得英国和挪威历史学家之间的联系。挪威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说到关于入侵的话题时指出，入侵带来的“打击不仅是摧毁性的”。他向仍然带有政治化和军事化倾向的史学研究增加了对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过程（从突袭到征服）、原因及其结果的反思，他还运用了比较研究法和多领域开放性研究法，如精神状态、乡村历史和社会结构历史，并且查阅了语言学、专名学或法学方面的证据资料。但一直到1950—1960年才等来了对维京人现象这一问题的重新研究，尤其是吕西安·缪塞和阿尔伯特·德海宁斯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吕西安·缪塞作为“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历史在法国的引导者”，提出了要对维京人现象做一个整体的历史分期，他还考虑到了维京人的整个活动范围。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西欧之间的贸易关系与相互影响，特别是在宗教和文化层面以及对诺曼底与丹麦区之间做比较有助于拓宽思路，而其他著作则引起了关于加洛林王朝的纽斯特里亚区域与诺曼底公国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的争论，而这一争论将在公国的当代史学研究中留下永恒的一笔。另外，比利时历史学家阿尔伯特·德海宁斯的研究则旨在评估入侵的“实际范围”，但同时又倾向于限制斯堪的纳维亚人所发起攻击的毁灭性影响，此外，他还对当代书面著作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批评意见，因为他认为它们本应该传达一种“哀叹的言论”。这一重新研究所带来的最为恶劣的影响——尤其是其倾向于极力弱化袭击所造成的破坏及其对法兰克王国统治所造成的混乱——尽管已经得到及时纠正，但它们并未完全消失。
【1】参考努马·德尼·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的《古代法国机构的历史》：“诺曼人入侵的主要结果是向所有人展示君主制的缺陷。诺曼人入侵是对君主制的考验……人们只看到一件事，那就是他们的入侵没有得到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