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已经成为人们了解维京时代的主要信息来源，甚至几乎可以说是唯一能提供新的文献证据的信息来源。考古的发展有赖于公众对其日益增长的关注度，而有关维京时代主题的大型展览，博物馆的发展，实验考古学的重建，1903年奥斯陆峡湾以西的奥塞贝格号的惊人发现，1999年在瑞典哥得兰岛上被发现的斯皮灵斯宝藏，2008年人们在爱沙尼亚萨雷马岛上的萨尔梅发现的两个船葬墓，以及2014年在丹麦西兰岛的东海岸、克厄附近发现的特雷勒堡型营地（type trelleborg），以上种种都对考古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另外，人们还在丹麦防御工事地点进行了大型考古发掘行动（如丹麦墙、特雷勒堡、费卡特、阿格斯堡），其他考古发掘地点还有人们近期才发现的过冬场所或维京基地（如爱尔兰的伍德镇、林肯郡的托克西），北欧维京时代的商业聚集地（如海泽比、里伯、考邦、比尔卡），或同一时期俄罗斯的商业聚集地——旧拉多加，还有不列颠群岛的城市遗址（如约克、林肯、都柏林）、城市居民区（如日德兰的沃巴森）、中心地区和王室领地（如莱尔、齐斯湖、丹麦的耶灵、挪威的博格、瑞典的老乌普萨拉），或者墓葬地点（如瑞典的瓦尔斯加德、挪威的博勒）。【1】考古发掘、时而特殊的文物保护条件、对所发现物品进行的适当处理，以及实验室技术的使用，这些都使得人们可以收集到大量有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物质文化、习俗、信仰、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人与其他民族来往的数据资料。因此，有关商业贸易的进度和地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王权的主张等问题都找到了可喜的答案，但考古证据也引出了一些亟待解释的问题，即处于人们争论核心的移民问题、社会同化过程以及诞生于维京时代的身份的问题。

前文这一看法对语言学研究也是具有价值的，而语言学研究其实已升级为维京时代专家关注的第一焦点。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通过地名索引我们可以发现11世纪下半叶移民的发展演变。如果一个词语带有如下词根，如-stad（on，staðr），-by/-bö，-land，-säter/-set，其中一些通常是被用来指代农场或小村庄的，而最后两个词根则代表耕地和草地，但在不同的地区情况又会有所差异。其他一些词根（如-torp，-rød，-þveit）则表明了人们在开垦或建立第二批定居点之后移民情况的最新扩展。还有一些词根是用来指代那些与贵族精英或皇家有关联的地方（如tuna，husa，似乎经常与皇家“宅邸”、大厅或贵族礼堂有关）。“带有神灵的名字”指的是用北欧神话中神灵的名字来命名，例如，丹麦的欧登塞是借用了奥丁神的名字，而瑞典的乌利维则是借用了冬神乌勒尔的名字。这些名字都体现了异教神灵崇拜扩张和地区差异。还有一些词根（例如vi/véhov/hof）似乎也与宗教祭祀场所有关，但其含义可能已经脱离原义，用来指代贵族居住地（如hof）。在维京人定居的土地上使用了许多这些词根的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当他们定居在不列颠诸岛、诺曼底或大西洋以北的土地上时，他们仍然使用了这些词根来命名地名。因此带有词根“-by”（意为“农场，栖息地”）的词语代表了在英格兰北部和东部最常见的具有北欧渊源的一系列地名。“þveit”（意为“已清理的采伐之地，开垦”）这一词根广泛存在于挪威（如-tveit，-tveid，-tvet）和丹麦（如-tved）的词语中，同时还以“-thwaite”的形式出现在英格兰西北部、苏格兰和丹麦区，并以“-tuit”的形式出现在诺曼底。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很长一段时间后，甚至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已经使用当地居民的惯用语言后，一些构词形式仍然常常被人们继续用来命名这些地区。

在斯堪的纳维亚人新殖民的地区（例如冰岛和法罗群岛）和曾经被凯尔特人占领的土地上（例如设得兰群岛和奥克尼群岛），北欧语言扎根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设得兰群岛和奥克尼群岛的北欧语言变体方言——诺恩语——一直到18世纪都为人们所使用。源自北欧语的英语借词很多，包括日常用语，但这些借词在诺曼底地区法语、凯尔特语和斯拉夫语中的使用更加有限。这种斯堪的纳维亚印记影响的存在或者缺失，不仅和现有的语言基础或移民者的数量有关，还与新移民的地位及其与当地居民共同居住的情况有关。这种影响在人名和地名中也很明显，这引发了许多关于移民的地理和社会起源的问题，移民的时间顺序和方式问题，以及移民与土著居民关系的问题。人们已经对具有北欧元素的地名进行了统计，尤其是不列颠群岛和诺曼底地区的地名，但通常我们很难准确推断出这些地名形成的日期。后来的文献资料也证实了北欧元素对许多地名的影响，最新资料证明，例如1086年的《英国土地志》，该书面世于维京人在英国北部和东部建立第一个定居点的两个世纪之后，而且地名的形成跨越的时间范围可能也相对较长。同样，人们的争论不仅限于斯堪的纳维亚人移民的数量和密度，还涉及国家结构的演变、新移民定居的经济和社会特征（农民迁徙、妇女的存在和作用的重要与否）以及文化和社会背景，另外，从地名分布图可以看出，文化和社会背景形成了一种文字隐迹。

二十多年来，另有一些调查研究为人们带来了数据或疑问，但每种研究都有其支持者和反对者。第一个问题涉及金属探测器对金属物体的发现，欧洲立法界以及考古界对这种形式的考古设施——即使是在有限范围内使用——的接受程度，在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明显不同，如在英国和丹麦比在法国或瑞典更为开放，因为法国和瑞典更倾向于强调保护收集考古资料的考古环境。在使用这种考古形式的地方，我们可以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便携式古物计划》为例，这一计划增加了人们对家具的发现及其数据统计，并且能充当一个可供大规模研究的数据库以供人们使用，例如简·克肖在英国进行了为期几年的关于耶灵和博勒风格女性服装（主要是衣物的扣钩）手工艺品的统计和研究：在大约485个研究对象中，近90%的物品经金属探测后已经出土。

出于伦理学和科学结论等多方面原因，人们为了达到历史学研究目的，用同样备受争议的遗传学来研究人口的流动及其构成，特别是男人和女人在人口迁移中各自的地位，或者用来确定埋于陵墓中的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的生物联系。

其他调查也会需要人类或动物的遗体。如同位素分析是对稳定同位素进行的分析，而稳定同位素就是说这些同位素在个体死亡之后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而同位素分析使我们可以通过碳、氧、氢、氮或锶【2】等标记物来确定元素的化学性质。实际上，同位素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随处可见，它们通过沉积物和水渗入植物，通过进食、饮水和呼吸进入动物的身体组织。另外，骨骼和牙齿是研究者们对人体或动物遗骸进行同位素分析最多的组织。一方面，骨骼是不断更新的，但其更新速度很慢，因此骨骼可以提供有关个体生命最后阶段的信息。另一方面，牙釉质不会自我更新，因此牙齿对确定个体早年（牙齿形成时期）的生活环境十分有用。因此，通过计算不同元素的同位素比率可以得到更多信息：如通过计算碳元素，可以确定一个人所居住的环境类型以及其饮食习惯，氢和氧是水的组合成分，它们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随处可见，所以二者有助于表明人们居住过的地方，而锶的比值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之间会有所变化，因此可以用来帮助确定一个人在何处成长或生活了较长的时间。因此，尽管同位素不能直接识别一个人或一群人，但对同位素的分析可以帮助思考人们的地理起源以及其在新环境中可能发生的迁移或适应情况。2009年，在多塞特韦茅斯附近的里奇威山，人们在一座被确认为死刑犯公墓的墓中先是发现了十几具骨骼，并对其进行了分析，结果能够确定最终被发现的五十余人是在970—1025年一个未知的日期被人屠杀，他们可能来自北欧，所以人们推断他们可能是在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对英格兰采取军事行动后被处决的维京人。对在挪威弗拉克斯塔发现的维京时期的两个双葬墓和三个三葬墓进行考古挖掘之后，人们进行了遗传（通过线粒体dna分析）和同位素的交叉分析，其分析结果表明，部分墓穴中的一些人是被斩首的，因此这一分析结果证明了奴隶作为主人的陪葬品这一现象的存在。

最后，我们应该记住，这些资料并不能掩盖我们对维京世界的不同部分了解程度不一的事实，因此，我们不能从单一类型的资料中获取不同方面的信息：（因为同一类型的资料）对于不同地区空间的描述角度是截然不同的。这一道理也适用于文献资料的情况，文献资料能使我们描绘出维京现象的概况，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对维京现象的大致情况进行分析。

【1】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中，我们还会重新讨论以上这些地点中的大多数。

【2】锶：一种常见的金属，主要存在于岩石和火山沉积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