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从传统的民族历史或学术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解读维京人，显然过于夸张。维京人研究是一块沃土，研究时间开始较早，并涉及许多学科领域，如历史、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史等方面，而这些至今仍然是维京人研究领域的特征。关于维京人研究的研究中心、研究计划以及国际会议都成倍增加，其中包括一些定期召开的会议，如自1950年起开始举行的维京代表大会以及自1971年起开始举办的北欧传说国际大会。

20世纪60年代，对维京人的研究要求提高了，推动与维京人有关的研究取得新的发展，其中包括彼得·索耶和阿尔伯特·德海宁斯所做的研究。维京人的历史则发生在一个较大的框架范围之内，涵盖了铁器时代末期北欧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维京人的所有扩张方向。法国的雷吉斯·博耶用综合概括的方式对维京人研究的进展做了定期总结，而这是研究工作的增加、研究新方向的出现、考古数据的惊人增长以及对书面原始资料的出版和翻译工作的持续进行所必需的。彼得·富特和戴维·威尔逊于1970年出版了《维京人的成就》一书，该书对中世纪早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社会和文化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描述（该著作副标题对此予以点出）。另外，该书还着重强调那些使整个文化具有连贯性的要素，但这一观点此后一直备受批评。越是深入挖掘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社群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越是能发现斯堪的纳维亚人所做的重大贡献。埃尔斯·罗斯达尔在其于1987年出版的一本关于维京人研究的经典著作中（该书于1992年被翻译成英文），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维京人扩张的地区进行了比较，强调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文化传统在外部环境影响下发生改变的方式，反过来，又展示了这一变化对那些与北欧人产生交集的社群的影响。因而，维京人成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形象，他们的活动也带有了“万花筒式”的特征。作者为这本书的结论部分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名为“维京人世界”，但这并不是一个新颖的表述，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这一表述就经常出现了。虽然人们对这一含义的理解有所区别，但至今它都能引起人们广泛的共鸣。

维京人是否已被列入欧洲议程？1992—1993年，人们在巴黎、柏林和哥本哈根举行了一项重大展览，名为“维京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欧洲”，该展览的目的是“复兴深深植根于我们文化中的民间神话”。这一展览是由包括欧洲委员会和北欧理事会在内的著名机构赞助发起的，而当时欧洲联盟成员国正在对是否支持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举行投票，在1992年6月，丹麦人民在组织第二次全民公投之前拒绝签署该条约，但又在1993年选择支持该条约。在那些支持聚焦于维京人研究的新观点中，人们提出了两个主要原因：现有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在地理上（美洲、东欧）和时间上扩大该主题研究的必要性，以便能将“北欧地区融入基督教欧洲”。几年后，即2004年，人们在巴黎举办了一个名为“维京人，最早的欧洲人？”的座谈会，其议事录后来于2005年得以发表。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关于北欧和欧洲的会议和项目成倍增加，这一现象在北欧国家尤其突出，并由此使人们对“欧洲一体化”概念或者欧洲大陆的“周边国家”进行了思考，其中罗伯特·巴特利特对“欧洲一体化”这一概念尤为重视。因此，2001年，在奥胡斯举行的“中世纪的北欧国家和欧洲”会议上，作为替代方法，珀尔·***曼和托马斯·林德克维斯特提出了斯堪的纳维亚人“自我欧洲化”的想法：作者们抛弃了从前加洛林王朝从领土出发扩散影响力的观点，而是以欧洲化进程中的参与者为出发点，并且辩称北欧国家并不是被动接受来自外界的影响，而是积极地利用制度、思想和文化元素来推动自身的发展。从那以后，许多研究作品都倾向于以一种更平衡的角度去评估政治和文化形势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并试图再现出局部地区社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如今，这种欧洲化的观点似乎已经被一种更为全球化和世界化的维京人历史观所取代，紧随其后的则是最新的研究潮流。在2008年，斯蒂芬·布林克和尼尔·普赖斯联合出版了《维京人世界》一书，踌躇满志地在该书中涵盖了维京人研究的所有领域。除了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介绍及其进入欧洲舞台之外，该作品还花了大篇幅来介绍维京人各种形式和范围的扩张。编辑们没有解释该书的标题，这也许与该书出版集的编辑项目有关，但尼尔·普赖斯在一次于奥斯陆举行的跨学科研讨会上建议将“维京人世界”这一称呼改成复数形式（该次会议的议事录于2015年发表）。而索伦·迈克尔·辛德贝克和雅典娜·特拉卡达斯在同一时期联合出版的《维京时代的世界》显然更符合全球化和联系化的历史观，因为它着重强调了支持维京人现象的网络系统——尤其是海上网络，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如拜占庭或印度洋）的比较。2013—2014年，人们在哥本哈根、伦敦和柏林举行的关于维京时代末期的另一次大型展览——“维京人，生活和传奇”是围绕核心部件——所谓的“罗斯基勒6号”沉船所展开的。该沉船是人们于1996—1997年在罗斯基勒发现的维京时代的最大的船只（长37米）。此外，该展览还着重突出了维京人的联系网络和文化互动主题。

可以肯定的是，建立维京人历史这一事业，在过去的30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前文所提到的要点以外，维京人的历史还涉及诸如社交联系、权力仪式、象征和形象、构成形式或仲裁协议形式、移民和“散居各地的维京人”、“文化接触”，还有相异性、种族性、身份、融合或适应现象以及对过去的记忆和传承等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都被研究者们提上了日程，在此我们无须对所有的问题都进行详细介绍，但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对此进行更全面的讨论。至于维京代表大会的主题，虽然它们仍然以突出举办会议地点为特征，但也会表明研究问题的发展：如2009年的主题是“维京人身份与记忆”，2013年的主题是“维京人身份与传统”，同年的大会主题还有“维京世界”。北欧传说国际大会也是同样的情况，在近期的会议中，除了对文学体裁方面的研究以外，2012年该大会选择的主题是“北欧传奇故事和对历史的运用”，而2015年的主题是“北欧传奇故事和空间”。研究者们主要针对欧洲大学中（也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于2010—2015年间进行答辩的91篇博士论文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关于维京人主题研究发展现状的想法。这些论文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论文是关于文学领域主题（如文本的体裁、形式、发行、传播）以及宗教领域主题（如神话、崇拜、皈依、死亡及冥世），并且文学主题的论文主要是关于维京时代之后的原始资料——其中文学领域主题相关的论文有16篇，宗教领域主题相关的论文有13篇。而关于军事战争方面和船只方面研究的论文有4篇，关于征服或登陆形式的研究有2篇，还有一些是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维京人研究内容的关于权力的出现或组织的研究论文。其余的论文则属于难以定义的类别，因为它们将不同领域的知识组合在了一起。生产和贸易相关主题的论文数量有7篇，其中关于资源管理的论文有3篇，关于市场、商业中心和城市的论文有4篇；有关移民、居住地、空间组织的论文数量有7篇，其中对空间表达或象征性景观分析的论文有5篇；对维京人身份研究的论文数量有6篇，其中有些是关于习俗研究的，如庆祝活动、馈赠、食物等，还有一些是关于社会等级制度的研究；性别研究的论文数量有5篇，但有时又会涉及到人工制品。对不同社群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论文有4篇，对文化交流研究的论文有3篇，但这两者的存在感其实比这个微弱的数字要多得多，因为它们构成了许多答辩论文中背景的一部分。另外，这些论文还对原始资料进行了重新解读，这也是以后我们需要注意的部分，即对原始资料做更多研究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