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是现实的反映，生活的批判。各个民族因为有他们内在的遗传因素和外在的自然条件的不同，便会形成一些有特殊性的现实生活。由这些有特殊性的现实生活产生出各种有特殊性的意识形态。文艺便是这其中的一个。各个民族的文艺在或多或少的差别性上是有他们的独特的内容和风格的。因而民族文艺的交流可以使文艺形态多样化，且更能动地使民族生活交互受其影响而生变革。

中国的旧文艺，受印度的影响最深，绘画、雕塑、建筑等造型美术的部门是显而易见的。音乐自南北朝时代以来，起了一番划时期的革命，事实上是以西域（特别如龟兹等国）和南诏为媒介，间接地受着印度的影响。文学方面也是同样，而以诗歌及戏剧文学为最著。诗歌，无论是所谓贵族形式的文言体或所谓民间形式的白话体，都深刻地表示着印度的烙印。唐宋诗人多感受印度的佛教思想，是无庸引证的事实了。唐宋以来的民间文学，自敦煌所存的唐代“变文”多数发现以后·那烙印的深刻径直是可以惊人。“变文”是韵文和散文相间的一种讲唱体，起初大概是用以演变奥涩的《佛经》，即《佛经》的通俗化，后来并用以演变民族故事。那形式在中国是崭新的，毫无可疑的是由印度传来。待传到中国，用以演变民族故事的阶段，便成为了中国的有力的民间形式了。以后的宝卷、弹词、鼓词等不用说是渊源于此，就是明清两代的几部章回体的小说杰作，我们敢于相信也是从这儿禅变出来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六月重庆《中苏文化》第十一卷三、四期合刊。

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艺，是促成于欧美近代文学的多量介绍，但如耶教《圣经》的白话翻译，我相信也是有着助产作用的。欧美各国的文学，对我国新文艺的影响，依文艺部门而有所不同，如以小说而论，俄国文学的影响，无疑地是占着优越的地位。帝俄时代的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大抵被翻译了。果戈里、屠格涅夫、妥士多逸夫斯基、托尔斯泰、契柯夫[1]，这些作家的名称，对于中国文艺工作者，与施耐庵、罗贯中、曹雪芹、吴敬梓、蒲松龄[2]等有同样的亲切，甚至还超过他们。

近十年来的关于高尔基的介绍，尤其是值得振笔特书的。他的影响径直是超文学的。他被中国的作家们崇敬、爱慕、追随；他的生活被赋与了神性，他的作品被视为了《圣经》，尤其是他的《文学论》，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决不亚于在苏联本国。文艺工作者的生活态度和创作过程，普遍而深切地受着了指示。我们借此不仅可以知道应该如何去创作或创作些什么，而且还学习了应该如何生活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高尔基在我们文艺工作者精神上所占的地位，在中国长远的文艺史上，似乎还找不出一个人可以和他匹敌。

中国的旧文艺对于别的民族的影响，就远东方面来讲，断然地是灿烂可观的。如越南、朝鲜、日本，可以说整个是受了我们的感化。但除掉这几个国家之外，对于印度，对于欧美的反响，无可讳言地便没有这样的强烈了。尤其是近代，文艺的交流，差不多仅是片面的。就拿中苏两国间的文艺关系来说，由苏联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品可以说是洪流。由中国介绍到苏联去的作品似乎只有一条溪涧。我们知道，鲁迅、茅盾和若干其他作家的作品是被翻译了，而且受着欢迎，但无论从质或量上来说，是断难同俄国文学成对比的。我这样说，也并不是故作□谦或者有什么芥蒂，我只是照事实说，照个人的感想如实地说。我相信这个事实是为我们所有目共睹的。发生这个事实的根本原因，自然是由于中国新文艺的历史，为时仅仅二十年，在这样短促的期间不会有多量的杰作出现。但是作家的修养不够，技术水准不高，努力不足，似乎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而主持文艺教育或行政的人，不能从高处远处着眼，不能全盘地有计画地从事于作家的培养，作品的奖励，去促进文艺的发展，补偿落后的缺陷，反而每发挥着掣动机的效能，似乎也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为文艺的前途着想，为国家民族的前途着想，这些碍难令人满意的事实，我们极诚恳地希望能够把它们改正过来。我们应该加紧的直追，然后才可以补偿我们的落后。我们不仅是落在了世界伟大作家的后面，而且是落后在近二十年来中国的伟大事件的后面。记得高尔基曾经鼓励过苏联作家，要他们以中国的历次伟大事件为题材。我们身为中华民族的儿女，生在伟大事件的激流当中，我们是应该起一种怎样的责任感呢？

为要补偿这些缺陷，在我们应该努力的方面自然很多，但在如何促进中苏文艺的交流上，我们是怀抱着诚恳而迫切的期待的。俄国文艺，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尤其是那所反映的宝贵的革命经验。以前的介绍是无系统的、无计划的，革命以后的文艺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也还不多。而且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作品的欣赏和观摩，我们需要的应该还要加上作品的创作过程和作家的处理题材的方法与生活态度。这样的要求仅靠文学的介绍是断难满足的。就从苏联一面来讲，苏联对于我们中国的关心，可以说是到了至矣尽矣的程度。苏联的朋友们同样迫切地需要中国的作品。这，一方面固然出于他们的前进不怠的精神，企图由中国作品中无论从内容或形式方面，吸取应有的营养，以促成文艺更高级的发展，另一面他们也是饥渴着中国作品所反映着中国的现实——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要从文字方面来满足苏联朋友们的需要，我们很惭愧，我们的笔实在未尽能紧紧地追随着我们的伟大的现实。因此我们除作品介绍之外，也应该还要考虑到用别的方法来满足这样要求。

我们大多数的人是这种作想：

一，我们希望中苏两国的文艺工作者今后能够经常地交互聘问与交换讲学。以前有位俄国作家爱罗先科[3]曾经到过北平，和鲁迅及其他的人发生过美好的交谊。他在北平也讲过学，他在中国的新文艺运动史上留下了不能磨灭的痕迹。我们更想到杜威[4]、罗素、太戈尔[5]之来华讲演所留下的影响，我们禁不住有对于苏联作家或文化人来华讲学的迫切的期待。中国作家和文化人如能赴苏讲学，我相信，苏联朋友们也一定同样地迫切期待着的吧。

二，我们希望中苏两国的文艺艺术团体今后能够经常的相互往来并交换表演或展览。最近苏联方面所举行的中国美术展览会，在莫斯科大受欢迎，这是极有意义的措施，在我们是值得效法的。由无线电的两国音乐演奏的交换，也于艺术价值之外，增加了两大民族的感情的亲密。但我们因而更增进了对于有血有肉的人的接触的要求，我们如能达到两国的艺术团体经常交聘的地步，丰富彼此的经验，增加彼此学习的机会，所表现在各方面的效果必然更加宏伟的。记得在苏联为美术展览会征集中国美术的期中，曾经有过中国剧团聘苏的提议，结果因为人选问题未能实现，觉得是很可遗憾的事。以人材本位为原则，凡真正足以代表现阶段的某艺术部门的人，都得膺选，应该是毫无问题的。“公生明，偏生暗”，只要纯以民族为前提，一秉大公至诚的态度，问题便自会明朗化了。

三，我们希望着中苏两国的文艺能够更有计划更负责地不断的介绍与翻译。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乃至他的作品全部希望有至善的移植，例如高尔基的作品全部，我们便希望都翻译到中国来。但执行这种计划最好是要有统筹的机构，而且还需要中苏两国人士的通力合作。除作品本身之外，作品产生过程的创作方法，也须得尽量介绍。离开文艺立场来作一个譬喻，这个要求便更易明了。譬如我们需要苏联以工业的生产品来帮忙我们，但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进一步去学习生产方法的必要呢？我自己有一位朋友是兵工厂厂长，他就托过我征求苏联的关于工场组织法之类的书；又有一位研究农业改进的朋友，他也嘱咐过我征求苏联集体农场的方案。文艺作家们的要求，应该不是两样的。或许有人会说：文艺的创作并不同于农工业的生产。但那种观点是已经相当过时了。文艺的创作我相信是同样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促进的。快速度的艺术机械化部队，如电影，更是明显的例证。

以上拉杂地根据大家的意见和个人的感想，我写出了一些希望。这些希望当然是希望它们不要仅只是希望。为要实现它们，应该还要有些详细的步骤，这要让别的专门的朋友们来设计，不是我个人所能周虑，也不是这篇小文所能详述的。但我怀抱着极诚恳的热望：预祝中苏两大民族的更密切的融洽与两大民族的文艺之间更高阶段的发展。

1940年5月20日

[1]果戈里（н·в·гоголь，1809—1852），俄国作家。著有《狂人日记》、《钦差大臣》、《死魂灵》等。屠格涅夫（и·с·тургeнeв，1818—1883），俄国作家。著有《猎人笔记》、《罗亭》、《贵族之家》等。妥士多逸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著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白痴》等。契柯夫（a·π·чeхов，1860—1904），通译契诃夫，俄国作家。著有《变色龙》、《套中人》、《万尼亚舅舅》等。

[2]施耐庵（约1296—约1370），原名耳，名子安，祖籍姑苏（今江苏苏州），迁居兴化（今江苏兴化）。元末明初小说家。著有《水浒传》等。罗贯中（约1330—1400），名本，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元末明初小说家。著有《三国通俗演义》等。曹雪芹（？—1763），名霑，字梦阮，满洲正白旗“包衣”人。清代文学家。著有《红楼梦》等。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清代小说家。著有《儒林外史》等。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市）人。清代文学家。著有《聊斋志异》等。

[3]爱罗先科（в·я·ерошенко，1889—1952），通译爱罗先珂，俄罗斯盲诗人。一九二一年由日本来中国，曾在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著有《爱罗先珂童话集》，其中《桃色的云》等由鲁迅译成中文。

[4]杜威（j·dewey，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曾来中国讲学。著有《学校与社会》、《哲学的改造》等。

[5]太戈尔（r·tagore，1861—1941），通译泰戈尔，印度作家、诗人。一九二四年四月曾来中国讲学。著有《新月集》、《园丁集》、《戈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