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篇为《屈原考》下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中华职业学校讲演。
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我们讲屈原的艺术，就是讲屈原的诗。讲屈原的诗，首先须要考证屈原的诗。现在世间流行的屈原的作品，有好多成了问题。我们要把这些有问题的，加以考核，然后才能更进一步作艺术的研究。
屈原的作品在《汉书·艺文志》上有“屈原赋二十五篇”的话。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王逸[1]章句的《楚辞》里面，关于屈原的作品，的确有二十五篇，即《离骚》，《九歌》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章》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加上《天问》、《远游》、《卜居》、《渔父》共为二十五篇。但根据《史记·屈原列传》，《楚辞》里面《招魂》一篇是被认为屈原的作品。《列传》后赞语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和王逸的见解稍有不同。王逸以《招魂》为屈原学生宋玉的作品，作来招屈原之魂的。但据我的研究，应以司马迁的赞语为准。《招魂》是屈原作来招楚怀王之魂的。前次讲过，楚怀王被秦国骗去，迫求割地，怀王不允，遂被幽囚三年，竟死于秦。当怀王被骗去幽囚的时候，楚国朝野发生悲奋的情绪，乃必然的事实。怀王囚在秦国以后，屈原作《招魂》，表明他期君归来的怀念。《招魂》的内容，叫他楚怀王，不要上天去，不要到地下去，也不要到东方去，南方去，西方去，北方去。天上地下以及东南西北都有许多不好的东西，最好是回来。回来，则吃的怎样好，住的怎样好，也有好看的美人，好听的音乐。他把好坏形容得非常微妙，是中国有数的好文章。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二年四月重庆文学书店版《蒲剑集》。
《招魂》是屈原做来招怀王的，在《招魂》里面有没有内证呢？有的。便是全篇落尾的那首“亂曰”。——讲到这个“亂”字，事实上本就是辭字，是汉朝的人读错了的。古金文中凡司徒、司马、司空[2]的司字都作“□”，从文字的构成上看来，即是治丝之意，故而为司，训为治，并引伸为辭。被汉朝的人弄错了，“□”字失传，“亂”字弄反，古书中每每有训亂为治的地方，后人莫明其妙，竟生出“相反为训”之例，其实是以讹传讹罢了。《楚辞》各篇，落尾处多有“亂曰”（即“辭曰”），正是《楚辞》的命名之所由来。又贾谊的《吊屈原赋》的落尾作“讯曰”，其实也是“词曰”的错误。
《招魂》的“辭曰”里面明明说“献岁发春兮汨吾南征”，接着又说：“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弹青兕……魂兮归来哀江南”，可见被招的是“王”而与招者的“吾”是完全两个人。这决不会是宋玉招屈原之魂，也不会是如一部分人所说是屈原做来招自己之魂的。
再研究其他各篇吧！《远游》是有问题的，《远游》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语句相同的地方太多，而且结构亦大抵相同。我想这应该就是《大人赋》的初稿。《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相如献《大人赋》时语曰：“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可见《大人赋》有“未就”的稿本，与“具奏”的定本两种。稿本后被发现，被人误认为屈原的东西，便窜入了《楚辞》。其实屈原的思想，简单的说，可以分而为：一，唯美的艺术，二，儒家的精神。站在艺术的立场有时描写超现实的境地，但在精神方面，却是极端的忠君爱国的伦常思想。屈原的文章里面，没有老子、庄子那样离开现社会沉醉于乌托邦的虚无飘渺的气息。但是《远游》则与老庄的气脉相通，合乎老庄的思想。《远游》和《大人赋》在文格上当然有些不同，《远游》更近于《离骚》，且多用《离骚》中的成句，《大人赋》则句调曼衍，铺张扬厉，与《子虚》《上林》诸赋格调相近。但这也正是“未就”与既具之不同，未就稿未脱《离骚》的窠臼，既具者则特备司马相如自己的风格而已。要之《远游》这一篇文章，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不是屈原的作品，应该剔除。
加入《招魂》，剔除《远游》，则屈原赋仍旧是二十五篇。
我们研究屈原的作品，过细的说，每一篇都应该加以讨论，这是首先的工作，即基础工作。这步工作没有做好，更进的研究便成为空中楼阁。但以时间关系，只好再选出重要的几篇来谈谈。二十五篇当中的《卜居》、《渔父》两篇也有问题，恐怕是屈原的后辈宋玉、唐勒、景差[3]之徒做的。这两篇文章虽然并不甚重要，但适足以证明屈原这个人的确是存在。又胡适认为《天问》一篇也不是屈原的。胡适说：“《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断定为后人杂凑起来的。”[4]假设大家承认胡适的话，《天问》也要剔除。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同胡适的见解恰恰相反。《天问》是中国二千多年来最奇特、最有价值的好文章。《天问》全篇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从天地开辟问到自己身边。它的体裁本是四字一句。在这样限定的格式中，提出那么多问题，或两句一问，或四句一问；问得参差历落，丝毫也不板滞，真是极大的本领。这一种奇妙的文章，不仅是在中国，就在别的国度里面也还没有见到第二篇。那内容是有些难懂，待你一懂得之后，不独文理很通，见解高明，在文章上有很大的价值，而且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上，有很可宝贵的资料。中国古代的史料，有很多失掉了，就是神话传说，也大都失掉了。《天问》的问题当中，替我们保存了许多古代的神话传说。以文章过于简单，又本身表示怀疑的态度，没有充分叙述，不容易明了，因此从前就有人认为有脱误的。例如“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我们如不懂得此中的故事，当然与看天书一样，说他不通了。对国学很有贡献、在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跳水淹死了的王国维发现了这个故事。“该”是人，“恒”也是人，“季”也是人。即是《卜辞》里面的王亥，王亘和季。王亥、王亘是兄弟，季当即勤水而死的冥了。王亥的故事见《山海经》和《竹书纪年》。《山海经》上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纪年》云：“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明了这一个故事，才把《天问》上“该秉季德”、“恒秉季德”讲得通。《天问》上面说的当然还有许多东西我们不知道，将来地下发掘出来的新东西如再多得一些，能够印证，我相信必然还可以有更多的阐明。
《九歌》十一篇，在胡适也认为不是屈原的作品，并认为是楚国古代的民间歌谣。但其实《九歌》的结构音调，虽与《离骚》有所不同，也并非全相悬异。《离骚》大体上以六字为读，两读为一句，在第一读的尾上加一兮字，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句调来得舒缓沉着。《九歌》是一读当中加一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语调来得轻灵愉快。我看这只是作者的年龄和心境上的不同。《九歌》应该是屈原年青得意时的文章。还有《九歌》这十一篇是一个体裁，无论怎样研究都要认为是一个人做的东西，一个时代做出来的东西。
其次《九歌》中有《河伯》一篇。黄河的神，称为河伯。《九歌》中的《河伯》，是祭河神的歌词。大家知道楚国的疆土，过去没有到黄河流域，迨楚惠王十年灭陈以后，疆土才达到黄河流域。楚惠王十年，即孔子死的一年。从这个年代以后，楚国才有可能祭河伯，才能有《河伯》的文章。或者有人说疆土没有到黄河流域，也可以祭河神。但我们知道《左传》哀公六年有云：“楚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章，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以获罪也。遂弗祭。”从此知道楚国向来不祭河神。楚惠王灭陈以后，疆土到了黄河流域，才有可能祭河神，这时间并不久远。胡适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把《九歌》看得很古，这是疏忽。从昭王不祭河神的事实看来，就足以证明《九歌》是战国时代的东西。假若在屈原以前不久，楚国就出了一位美妙的诗人作出了《河伯》、《九歌》这样的文章，他的姓名还不保存下来，还不被汉朝人称为辞赋的开山祖师吗？要怀疑《九歌》不是屈原的作品，我看证据是很薄弱的。《九章》在近年来也生了一些问题，我不想多去牵涉。《九章》除《橘颂》外，与《离骚》的结构情调，大抵相同。《橘颂》稍为特别，主要是四字句，如把第二句尾的兮字除去，更差不多是七言诗。句法上和《招魂》相同。据我看来，《橘颂》、《招魂》、《九歌》、《天问》大抵是屈原比较年轻时的作品。我考证屈原死时，年六十二岁，是为爱国而死的。作楚怀王左徒官在三十岁左右，在得意时代的文章，尽可以充分表现些乐观情绪。晚年所作的几篇，如《哀郢》、《离骚》，写于国破家亡的时代，郁郁之情，便溢于言外了。
现在进一步研究屈原诗歌的成就，就是屈原艺术的成就。我们向来认定屈原有特创性。自从屈原把《离骚》做出了以后，中国文学便创出一个特殊的体裁，所谓“骚体”。历来学者区别南北文学，南方以《楚辞》为代表，北方以《雅》《颂》为代表。《离骚》与《雅》《颂》的体裁，的确各不相同。从形式上说，大家都知道《诗经》是四个字一句，而《楚辞》有六字一句的，也有四字、五字、七字一句的，不等。从内容上说：北方的诗，是现实的，《楚辞》是超现实的成分多。后人因此以《楚辞》为中国南方文学代表，《雅》《颂》为北方文学代表。这样区分我们并不反对，不过这样看法，还仅是皮相，并没有认识到屈原真正的伟大处。
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很伟大的文学革命，与近代“五四”运动一个样子的文学革命。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以前，做文章必须文言，无论信札宣言，以及一切应用文字，莫不是文言，白话是在所反对，弃而不用的。“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白话文。现在白话文的力量站在主流。检查社会上一切的文字，文言文虽然还存在着，不过白话文的势力是蓬蓬勃勃的。怎么会发生这种变革？社会使然。中国社会到近代来，已由封建制度逐渐蜕变。封建时代表示生活情形的文言文不适用于现在了。文言文不能用来作为表示现在生活上的工具了。其原因是固定的文言文，不能把活鲜鲜的生活描写出来。生活与文学是不能分开的。“五四”运动的主因，就在这个地方。春秋战国时代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起了一次文学革命。我们晓得，凡是在文章里面，用呀哪吗啊等字作语助词的为白话文，用之乎也者矣焉欤等作语助词的为文言文。但在春秋战国以前的文章，没有用过之乎也者矣焉欤等字作语助词，这种文体是春秋战国时代才有的。我们拿古书来看。单以《书经》来说吧。《书经》里面有几篇是周朝初年的文章，有一部分是殷朝末年的文章，还有更古的虞、夏时代的文章，却是后人拟作的，大抵是在战国初年。所以抛开最古的文章，而拿周朝初年的《召诰》、《洛诰》等来看，其里面找不出之乎也者矣焉欤等字。拿这些文章的结构，来与周秦诸子比较，显然不同。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中国文学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了个很大的变革，就是使文学与活鲜鲜的生活接近了起来。换一句话说，使文学同生活配合了。
大家也许要问，文学改革的目的在接近生活，为什么要使用非口语的之乎也者矣焉欤作改革以后的语助词呢？这是后来语音稍为发生了变化的关系。其实之乎也者矣焉欤，是当时的口语词。譬如者字从前读如渣，也字从前读如呀。例如“孔子者圣人也”，就是“孔子啊圣人呀！”完全是白话。唯以文字固定下去，读音变更，就失掉了口语气态，文字与口语遂亦渐次的分开了。
春秋战国以前的文字，其结构的不同，刚才已举出了《书经》的《召诰》、《洛诰》，我们再举出殷代的《卜辞》也可以证明。用地下发掘出的青铜器上面铸成的铭文，同样也可以证明。我们看四五百字长的《毛公鼎》，那铭文中，那有之乎也者矣焉欤的字？古代文字所以形成这样的原因：一是字少，力求简单；二是为贵族的专有品，即适合于做官的需要，把文字弄成为不易接近的东西。当时文字同生活越隔得远越好。由这种主观的需要加上客观的条件便形成那种贵族式的神秘性的木乃伊。客观环境不改变，就是说社会上没有发生天翻地复的革命，文字是不会改变的。要社会革命以后，新起来的社会领导者，求文字同生活配合，文字于是发生改革，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的。
近几十年来，我们中国起了天翻地复的变革，无论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都不是从前的形态了。起了这样大的变革，形成了文学革命的客观环境，所以产生“五四”运动。春秋战国以前，是一个奴隶社会，到之春秋战国时代，奴隶开始解放，社会乃由奴隶生产制度，变成庄园生产制度。社会起了一个划时代的变革，文学当然要随着发生变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知道屈原的真正的伟大处。《楚辞》的特创性，也必须要知道这一点，才能晓然于心。
《楚辞》是怎样形成的？现在将我研究的所得贡献大家。起先不是说过，一些人把中国文学区分为南北两种吗？《雅》《颂》为北方文学的代表，《楚辞》为南方文学的代表。实际上四个字一句的调子——《雅》《颂》并不限于黄河流域的北方。《雅》《颂》是贵族文学。长江流域的南方，其贵族文学，同北方文学一样是四个字一句。拿屈原的作品，就可获得证明。《招魂》、《天问》、《橘颂》几篇，与四个字一句的调子是很相近的。在南方文学里面找不到更多的四个字调子的东西，我想与秦始皇烧书有点关系。四字句的东西，在秦始皇烧书以后，北方还保存得一部分，南方便没有了。不过不是绝对没有，在地下还保存得一些。近年来不断的在长江流域挖出铜器，譬如在安徽一带——屈原祖国的领土，江西——徐国的领土，挖出不少的铜器，江苏——吴国的领土，浙江——越国的领土，也挖出不少的铜器。这些地方——安徽、江西、江苏、浙江，都是长江流域的系统，我们在徐楚吴越领土内挖出来的铜器上面得了好些有韵的文字，查其结构，大都是四个字一句，隔一句押韵。今天以时间关系，不能多所举例，而且背诵原文，大家也听不清楚，只好留待大家去看。拿地下的东西来做证明，就晓得四个字一句的文字，并不是北方专有的，南方也是一样。
南北文字何以会一样？其原因在那里？这须得加以说明。中国文化，发源于殷朝，即是由殷人创始的，《书经》上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便是说文化乃自殷朝始。殷朝以前有没有文化？有是有的，但不会是怎样高度的文化。殷人集中于黄河流域中部，即山西一部分，河北一部分，河南一部分，山东一部分。殷人的疆土在这一带，中国的文化也起源于这一带。后来周人从西边陕西倔起出来，殷人乃被压迫而离开疆土，由黄河流域到淮河流域，再由淮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就是由北方到南方。春秋时代南方的宋国、楚国、徐国都是由黄河流域被压迫南来的。南方的文化，就是这些国家来开创的，所谓“筚路蓝缕以处草莽，以启山林”[5]。中国北部是殷人开辟的，周人继承殷人的文化，再发展下去。中国的南部事实上也是殷人开辟的。周人以武力赶走殷人，占据了殷人开辟出的北方，仍不断的仇视殷人；而殷民族也不断的仇视周民族，于是形成南北对立的局势。古书谓宋、楚、徐、吴、越为周封的诸侯，近来经研究的结果，已证明周封诸侯一语并不确实。不过政治上，南北虽然是分开的，而文化上则系一根两枝。“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6]几句话是经过了西周几百年间，南北文化统一的说明。因此我们知道北方固有文学——四字调，与南方固有文学——四字调，同是一个源头。传到春秋战国时代，社会起了大的变革，文字上也同样起了大的变革。当时的白话文有周秦诸子的散文为代表，当时的白话诗便是屈原的《楚辞》了。
屈原的“骚体”有来源么？研究起来，是由民间歌谣发展成功的。《诗经》是四个字句，但《国风》的体裁，多少有点不同。《国风》采集成功于民间歌谣，采集的时间，在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民间的歌谣，未被《国风》采集的也有，如《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拿这些歌谣来看，和《楚辞》相差不远。歌谣的体裁，不但不象贵族文学限于四个字一句，同时字句中间每每夹着个兮字。这些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研究《国风》所采的民间歌谣，便可知兮字调不限于南方，北方也是有的；更可以认识屈原的《离骚》，是民间文学的集大成。《离骚》体裁宏大，与古古板板四个字一句的，贵族的形式文学全然不同。它有革命性，特创性。
讲到这里，须得要把古时对兮字的读音加以说明。清朝大音韵学家孔广森证明了古时读兮字如啊。以孔广森的证明，懂得了几千年来不可思议的东西。我们读《离骚》觉得很奇妙，并对兮字调的作品，目为词人的风雅气。但把兮字读成啊却完全是白话。如《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把兮字读成啊，不完全是白话诗吗？明瞭了古时对兮字的读法，可知《垓下歌》、《大风歌》也是白话诗了。大家都知道楚霸王“读书不成”，是没有学问的人，怎能做出“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样幽雅的歌？汉高祖是一个流氓，怎能做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样幽雅的歌？今天把兮字读成啊，即变为“力拔山啊气盖世，时不利啊骓不逝，雅不逝啊可奈何？虞啊虞啊奈若何”的口头语，楚霸王当然可以做。汉高祖也当然能说出“大风起啊云飞扬，威加海内啊归故乡，安得猛士啊守四方”的感慨话了。
屈原的高明在什么地方？就是他在文学史上，成就了一大革命。他在文学史上，对诗歌有最大的成就，是一个文学革命、诗歌革命者。他把民间文学扩大起来，成为与生活配合的新文学，以活鲜鲜的新文学来代替了古板的贵族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异常简短，而《离骚》是洋洋洒洒的长篇大作。而且自屈原以来，还没有见过《离骚》这样好的长诗，似乎不仅空前而且近于绝后了。
“骚体”是民间文学的扩大，是白话诗，而《楚辞》也爱用当时的白话。现在举一个证明。“阊阖”这两个字，我们现在看来，是一个难解的文言，但在楚国当时，只是白话，楚国称天堂的门为“阊阖”，见于《说文》。屈原的诗，多运用这种白话。他解放了中国的诗歌，利用了民间歌谣，创造并完成了中国的一种诗体。这种功绩在历史上真是千古不朽。《离骚》出来到现在二千多年了，文学方面，莫有不受它的影响的。后代的各种诗体，如五言、七言、长短句等，都可以在《楚辞》中找出胚胎的。这正是屈原伟大的地方。总括一句话，屈原不仅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民族诗人，而且的的确确是很有革命性的革命诗人。他的艺术是富有革命性的艺术。
（萧仲泉速记）
[1]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东汉文学家。后汉元初为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著有《楚辞章句》等。
[2]均官职名。西周始置，后历代或沿或革。司徒负责管理全国土地、百姓；司马掌管军政、军赋；司空掌管工程。
[3]唐勒，战国时楚国人。辞赋家。《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四篇，已佚。景差，战国时楚国人。做过侍臣。以赋见称。
[4]语见《胡适文存》第二卷《读楚辞》。
[5]语见《左传·宣公十二年》。
[6]语见《礼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