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1]

在全世界的秩序为少数暴戾恣睢者所扰乱破坏了的目前，令我们时常回味到的，是所谓“十六字之心传”的几句古话。这几句话，在年青的朋友们看来，或许会嫌其过于古香古色了吧，我们不妨把那“人心”和“道心”的两个名词翻译成现存哲学家的用语，便是罗素[2]所说的“占有欲望”（possessivedesire）与“创造欲望”（creative desire）。这样对照着，或许更能使我们容易了解吧。

我们做人的，谁都有这两种相对立的心理或欲望，一方面在维持自己的生/存上不能不享受各种物质的与精神的资料，进而据为己有，另一方面则想活用自己的智能与资源以造出于人的生活更形利便的成品与环境。这两种欲望虽相互对立，却也不可偏枯，没有占有欲望则个体或群族的生存便不能维持，没有创造欲望则整个人类便无由进化。人类是由兽类进化而来，为兽类所通有的占有欲望——与其称为人心或人欲，宁可称为兽欲——在人的心理中所占的成分较多，如不加以克制或听其自然发展，必使人沦于兽域而不能自拔，故在我古代哲人已危险视之。创造欲望几为人类所独具，人类以外的动物虽亦有创作的表现，但仅是本能的冲动，而这种欲望即在人的心理中亦仅具体而微，如不尽力加以培养和廓充，绝不能获得高度的发展，与本来强烈的占有欲望保持平衡。这两种欲望的成分上的平衡调剂，便是所谓“执中”，是要很费一番专心致志的工夫才可以办到的。个人的修养是这样，国家和民族的燮理也是这样。我们要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来了解我当前所揭出的问题——文化与战争。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重庆《大公报》。

文化究竟是什么？这不用说是涵盖着人类的创造欲望所产生出的各种成品之在空间及时间上的总和，但更鞭辟近里的说，倒宁是表示着对于占有欲望的克制与对于创造欲望的培养廓充的那种精神活动的总动向。文化本身是有战斗性的，是有进步性的，它是对于自然界的各种粗暴力量的战斗，对于人类本身的先天兽性的战斗，这些战斗永不间断，在时间的进行中，人类便遂成其文化的高度发展，文化亦随时代而更易其内含，有前一期可认为文化的之现象，到后一期已被淘汰进非文化的之畛域。战争与文化的关系，我们便可以由此而决定了。战争至少须得有两种类型，便是侵略性的战争和反侵略性的战争。侵略性的战争，明白地是占有欲望过剩的结果，这和文化是对立的存在。它要破坏文明，毁灭文化，它的破坏性不仅及于别国，而且要及于本国。它不仅要毁灭既成文化的成果，而且要毁灭创造文化的精神。由于这种战争的结果，使优美的文化完全毁灭了的，在世界历史上有不少的先例。和这相反，假如战争是反侵略性的义战，那情形又当两样。这种义战正合乎文化的战斗性与积极性，它是对于占有欲望的克制，对于创造欲望的激扬。假使是战胜了侵略者，则既成文化即使可因战争关系而遭受损失，但由于代谢机构的促进，新兴文化便应运而生，可使一切的损失得到高价的补偿，这惠与并可以施及侵略者的民众。万一不幸而为侵略者所败，为正义而战的浩气长存于天地之间，为当世及后代垂出楷模，对于整个人类的文化必然有所贡献。侵略国家在历史上常如昙花一现地永远消灭了，那种纯粹兽性所得来的胜利希图长久地维持，是人类文化、人类正义感所不能容许的事。当前的事实便是无上的证明。我们且把这一次的中日战役对于敌我两国的文化上的影响来检讨一下吧。

我们的长远的历史昭示我们，我们中国人素来是以创造欲望为领导精神的民族。我们能创造有特征的文化，我们能尊重文化，我们并能以我们的文化成品毫无吝惜地施惠于邻人。我们的民族发展史便是一部文化发展史，我们不曾发动过为满足自己的占有欲望的对于异族的侵略战争。凡是民族间的战争，我们总是处在被动的地位，在我们总是受了邻人的迫害而被发动的反侵略战。即如号称为穷兵黩武的汉武帝，唐太宗，他们的对于北方民族的征讨，事实上乃是对于侵略者的反攻，如把当代的史实略略加以思考，便可以不言而喻。我们中华民族始终是富于反侵略性的民族，因此我们的中国文化也就不断地成就其高度的发展与传统，象我们的这样连绵不断的文化传统，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一例。日本民族和我们恰是两样。它受了欧洲文化的洗礼仅仅六七十年，在六七十年前完全是受着中国文化的衣被，这文化的两重性很显明地表示在日本人的服装上，出外着西装，在家则着和服——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的古服。大约就由于这种史实所养成的一种相当特异的民族性吧，他们是善于接受而缺乏创造性的。而尤其令人蹙额的，是他们的野性难驯，历代的倭寇的执拗和其性质的残暴便已充分地表示着了。这占有欲望的过剩，更汇集成了目前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不用说是业已毁坏了我们无数的文化成品。而对于它自己本国也是尽了自杀的能事。日本的军部们这几年来是把西装脱掉了，中国古服也毁裂了，拿着西式的剃刀，赤裸裸地在演着“切腹”戏。

为要遂行侵略战争，为要使侵略战争得到理论上的奥援，日本法西斯军部和其爪牙们是曾经把他们的社会观感从根本上矫揉了好几遍。力即正义，强权即公理，白昼聚众行凶在首相官邸枪杀一个白头首相[3]的暴徒们是国士。倒黑为白，指鹿为马，日本的社会秩序早就为这些文化刽子手们所毁坏无遗了。他们在思想方面，开始是仇视马克思主义，继进是仇视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名教授河上肇，自由主义者的老教授美浓部，都先后受了他们的箝制，毁灭了他们的一切著作，限制了他们的一切公权，更几乎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日本的大学，所谓“最高学府”，素来是以“自治”为号召的，标榜着“学术研究的自由”。自从十二三年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受了禁制以来，各个大学里都设有思想监军，叫着“学监”，刑士宪兵可以出入教室任意捕人，所谓“大学自治”和“研究自由”，早已成为“告朔之饩羊”[4]了。迤逦至于最近的“大学事件”，可以说连这饩羊也都撤消了。一群对于军部表示不满的少壮教授被大将文相的荒木贞夫[5]一网打尽，不待学校的当局申请便强行免官，使大学总长陷于难产。这些都还不足惊异，所可惊异的乃是事件之始实因河合荣治郎[6]教授出版《法西斯主义的批评》一书而以叛逆罪被捕。法西斯主义之神圣不可侵犯竟要等于日本的“天皇”了。

敌国法西斯军部的文化自杀还有更进一步的毒辣手段，便是阉化学者和文人的精神。他们用尽种种的方法来诱导或胁迫进步的学者和文化人“转向”，便是投降。前几年曾盛极一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是被胁迫着、被诱导着转换了方向，近几年来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也膺受了同样的运命。老牌作家的佐藤春夫[7]，曾以介绍鲁迅作品而为我国一部分文人所讴歌景仰的，早已成为日本军部们的应屁虫。新进作家的石川达三[8]，曾著《未死的兵》暴露了敌寇在我国奸淫掳掠焚烧残杀的暴行，因而受了六个月的监禁的，去年武汉会战时竟被选为从军记者之一，一变而为军阀的代言人，侵略战的喇叭手了。就这样，敌国军部以强奸的手段，污辱学者和作家们的良心，这对于文化上所加的破坏是远甚于焚书坑儒。连素来颇以仰军部之鼻息而著名的一位记者室伏高信[9]都在吐着这样颇有诗味的牢骚了：“政治属于剑，思想文学及其它的艺术也都慴伏于剑之力下。”（见《日本评论》正月号第一三一页。）这怕也就是值得讴歌的现象了吧。托尔斯太[10]的《战争与和平》禁止阅读，莎士比亚[11]的《罕默雷特》禁止上演，在这样的教化之下的日本青年们往那儿走呢？“艳乐”（erotic色情），“古乐”（grotesque古怪），“浪生死”（nonsense无赖），几年前曾经成为一般青年和作家们的生活标语。咖啡店和跳舞场曾盛极一时，这些虽由政府的力量禁制了，而曾经衰歇了的艺妓营业却又大大地繁昌了起来。性病的猖獗成为了法西斯军部们的头痛资料，大约也就是“日本主义”运动的求仁得仁了吧。

二十个月的战事的影响，使敌国的政治经济濒于危机，更使它的思想文化陷于破产的境地。这是侵略战争所必然招致的结果。我们把眼光掉过来，反观我们自己，便可以知道同一的战争对于我们所生的影响是完全两样。我们在物质上自然是遭了很大的损失的，各种文化成品也多为敌人所蹂躏，但我们创造物质和文化的精神力量是受了无上的鼓舞。先以我们的产业建设为例吧。我们是脱离了买办经济的羁绊，而逐步坚实地在开拓着国民经济的基础了。我最近曾经回到大渡河畔的我的故乡去，那儿曾经受过科学的调查，据说水力为世界罕有，铁矿到处皆是，最近已在准备开发和利用了。民族复兴的机运，随着战事的发展，逐渐在磅礴。尤其显著的该是文化方面的活动吧。反侵略性的战斗和文化的本质合拍，民族道德在战争中亢扬了起来，获得了空前的高度的发展。士气的英勇，民气的坚毅，早已成为了世界的惊异。而且愈战愈强韧，愈战愈团结，这和敌人之日见萎靡涣散，是恰成对比的。文化工作者，尤其文艺工作者们，在“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号召之下集中了起来，把向来和社会游离的生活、玄虚的思索、高蹈的表现，完全改变了；并已化除了向来的门户之见，而正确地、集体地踏上了新现实主义的路。创作欲的亢扬、创作形式的多样、创作机能的敏捷化，为自有新文艺运动以来所未有。伟大成品的出现在目前虽然还不是可以期待的时候，但在这新现实主义的广大原野里，必然有拔地参天的大木产生，是可以断言的。

我们的抗战将要促成我们民族的复兴，然而也要促成日本民族的解放。无疑地，日本民族是已经受着了我们的反侵略战的影响，甚至精神上的感召了。我们的英勇抗战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发生了感应，对于在绝端的压迫下的日本进步分子也不能不是一种安慰。日本民族的解放，是只有反战的一途。近来这种行动已在酝酿。去年上半年，工人因反战而发生的罢工有六百余件，参加人数达三万五千余人；农民为反对出征而发生的骚动有三千余件，参加人数达十余万人。此外至去年年底为止因反战而被捕的知识分子有一万三千人左右，前线的士兵们也由个人的厌战自杀转变而为集体的反战运动。上月江阴敌兵五百名的哗变，广州敌韩台籍士兵六千人的大举暴动等，便是最显著的近例。

日本民族是同样负有创建世界文化的使命的，尽管以前的路为历史所铸错，更为狂妄的少壮军部们所领导错误了，但可以尽力的纠正过来。只消尽力克制过剩的占有欲望，而尽力培养并廓充民族的创造欲望，日本民族是依然有救的。二十个月的英勇抗战，已经把日本军部错误地领导了日本民族的文化刽子手，逼得来不得不实施总动员法[12]的第十一条了。

这是逼他们走上了节制资本的道路。但他们的节制资本是为了支持侵略战争，这将更迅速地导引日本民族于毁灭。这方向是应该急于转换过来的。已经在着手节制资本，只消把目标转到救济民生方面去，日本民族便可以得救。侵略战争的教训已经很透彻了，是日本民族的觉醒，日本的反战勇士辈出的时期。我在本民族复兴的旭光之中，诚恳地期待日本民族由黑暗势力之下解放。

1939年3月16日夜

[1]语见《书·大禹谟》

[2]罗素（b·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一九二○年曾到中国讲学。著有《数学原理》、《哲学问题》、《中国问题》等。

[3]指滨口雄幸。

[4]语见《论语·八佾》。

[5]荒木贞夫（1877—1966），日本战犯。一九三一年任犬养毅内阁陆军大臣，一九三三年晋升为大将。一九三六年编入预备役，一九三八年以文相再次入阁。

[6]河合荣治郎（1891—1944），日本经济学家。曾任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著有《社会政策原理》、《金井廷的一生和学迹》等。

[7]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诗人、小说家。日军侵华期间曾为随军记者。著有《佐藤春夫全集》。

[8]石川达三，一九○五年生，日本小说家。日军侵华期间曾写过《武汉作战》，肯定侵华战争。著有《石川达三作品集》。

[9]室伏高信（1892—1970），日本记者、评论家。著有《文明的没落》、《民主讲话》等。

[10]托尔斯太（л·н·толстой，1828—1910），通译列夫·托尔斯泰，俄国文学家。著有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11]莎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英国戏剧家、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化艺术界代表人物之一。著有《莎士比亚全集》。

[12]指日本政府于一九三八年三月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