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以来一周年了。我以文艺工作者的一人，谨以至恳切的诚意来表示庆祝。

文人自来是难于团结的，所谓“文人相轻”，差不多是一种铁案难移的判断。尤其在最近的十几年间，新旧左右之争，甚嚣尘上，虽屡次企图团结，终于中途流产；然而在神圣的抗战期中，随着全国各界的团结，文人们也化除了一切的畛域，团结起来了。故尔协会成立的本身已经是抗战期中的一个硕大的收获，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值得振笔特书的事件。

协会成立以来仅仅一年，但它的分会已遍于全中国，而且及于国外；它的工作从“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起，最近已到“文章出国”的步骤了。在抗战未发动以前，多数的人以为文人将无补于战局，文艺亦将无补于战局；然自抗战发动以后，多数的作家执笔从戎，参加了战地服务工作，便是平常态度最高蹈的，也都把生活习惯和精神动向改变了，力求与时代配合。时代对于文艺的要求，也比平常不知道增加了若干倍。在抗战未发动以前，更有少数作家，以为战事一起，文人必多投笔，文艺必将破产，然自抗战发动以后，一切事实也已证明了这完全是一种杞忧。时代的需要和个人的努力固然是这些成绩的要因，但协会领导之得其宜，应该占最大的成分。

本篇系作者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最初发表于同年四月九日重庆《大公报》。

由于协会的号召，一年以来有好些文章的确是能够“入伍”了，的确是能够“下乡”了，在平时大家是不屑为的事，在战时都争先恐后的响应而影从，把作家的虚荣心化为脚踏实地，把作家的孤癖性化为团结精神。从这儿所能发生的，我们相信决不会仅限于宣传的效果。从这儿所能发生的，我们相信将会有纪念碑性的建国史诗般的伟大作品出现。这理由是很简单的。文章要能“下乡”，要能“入伍”，决不是单纯的通俗化问题——决不是单靠形式和内容的通俗便可以办到，主要的条件是要作家们自身能有入伍和下乡的精神与其实践。作家们须得与士兵打成一片，与民众打成一片，要以士兵民众的生活为生活，要能彻底了解士兵民众的心理，并习得其用语。要这样，所作出的文章才真正能够入伍，真正能够下乡。广大的士兵群众或工农群众的生活、心理、言语，正好作为文艺作品的血肉和灵魂。在目前神圣的抗战期中能以这种资料为灵魂与血肉的作品，便是我们所要求的纪念碑性的建国史诗。也唯有这样的史诗，然后才可以真切地做到“文章出国”。这，怕是可以作为协会的一个悬鹄吧。——期待着并努力着纪念碑性的建国史诗般的伟大作品之创制。

有好些朋友把文章的下乡和入伍看得太容易了，以为采用些既成形式便能够达到目的，便是所谓“旧瓶盛新酒”，事实上瓶则旧矣而酒未必新，并所盛的也未必便是酒。这是值得我们加以考虑的。因此也有人把文章的入伍和下乡，视为危险的事情，便是说有降低文艺水准的危险，这也同样是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我们应该了解，凡是以群众为对象的工作，在工作中企图陶冶对象，在工作中也应该陶冶自己。所谓“学以为人，教以为己”[1]，看来好象是反语，其实是顾虑到问题的全面的。有富于养料的土壤而不把自己的根毛尽可能地插进那最深层，有无限温暖的阳光而不把自己的芽叶扩展到最广面，那是断难标发出宏大的株干的。尽可能地深益求深，尽可能地广益求广，然后才能尽可能地达到高处。目前的大时代正有深惠于我们，时代要我们的工作深入，时代要我们的工作普及，时代正预许着我们，我们的工作将要无限的提高。我们应该照管着脚下，而不要只是幻想着蜃气楼台。

目前是急需陶冶对象的时代，也是急需陶冶自己的时代。伟大的成品决不能一朝一夕便可以完成，我们也不希望它能有那样的速就。我们只要把悬鹄认定，真正就象一株树木或一座森林一样，无声无臭地，脚踏实地，去求整个的发展吧。无限宝贵的时间和精神，多在焦躁的无为中，空漠的论辩中，不着边际的空想与虚荣中消耗了，那是多么的可惜。

我以至恳切的诚意，庆祝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一周年。我以至恳切的诚意期待着协会领导着全中国的作家努力于抗敌工作，并努力于自我完成，以达到我们的目标——纪念碑性的建国诗史之出现。

1939年4月

[1]语见《庄子·让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