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芝冈[1]先生的《评棠棣之花》，在未印成铅字之前，我已过细地读了两遍，甚感佩。他在十分认真的观赏之后，又十分认真地执笔批评，而且有很多深入的见解提供了出来，这在剧作者实在是感觉着非常高兴的事。
《棠棣之花》要认为诗剧或史剧或话剧，在作者都无可无不可。因为本是话剧形式，说是话剧固不算错；题材是史事，称为史剧也是应该；有些诗趣在里面，并从广义而言则一切文学作品皆可名诗，认为诗剧不用说也是恰当的。不过，总之是“剧”，芝冈先生的文字也是“剧评”，因此在戏剧构成上，便不免想补充一些意见。
在戏剧构成上，第三幕的插入，我认为依然是不可少的。戏剧注重在形象与动作，如无第三幕，则第四幕上盲叟的叙述，仅是抽象的言词，不能深切地感动观众。还有作者的微意是在用对比手法，于静景之中插一动境，于田舍生活中插一宫廷生活，于纯真的人性美中插一诈伪的人性恶，以图两两相形，增加效果。这种手法，倒也并不新鲜，即以“厨师”为喻，则甜菜之中一定要放点盐，酸菜之中也一定要加点酱，倒是一般厨师们所奉守的原则呢。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四二年四月重庆文学书店版《蒲剑集》。原题为《由“墓地”走到“十字街头”》。
插入，我看，是不成问题的。至于因这一插入“竟将全剧庸俗化了”，那倒不是插入的不应该，而是插入得没有十分巴式吧。换句话说，便是盐放多了一点，酱加多了一点，使全盘的菜不能让“食客”进“嘴”。这责任似乎也不好让“韩哀侯、侠累[2]之类的人物”来负，这些“之类的人物”，只要写得好，也尽可以使“诗趣”不致“稀薄”。但丁不是描写过地狱，歌德不是描写过恶魔，鲍特莱尔[3]不是做出了《恶之华》，罗丹[4]不是雕出了《没鼻子的人》吗？而依然是“诗”，依然是“美”。大概“诗”和“美”的范畴相当多，不是那么单纯的问题。近代的音乐家也爱使用破调，故意要让不调和来增加其调和。看来毕竟是“厨师”手腕的问题，实在是抱歉得很。
不过让我作为第三者来说话的话，在舞台上的第三幕，我倒感觉得它并不“庸俗”。灯光、布景、服装，都收到了应有的效果，演员诸位也都演得恰如其分。假使因为材料“庸俗”便显得“庸俗”，那倒是成了功的。因为导演并没有把地狱演成天堂，演员也并没有把曹操演成刘备。《捉放曹》不要上“公堂”，固然是可以，我也希望，一幕，二幕，四幕，或四、五两幕（即曾经单独成为四幕剧的《聂嫈》）个别地单独上演，但要说“二、四两幕‘完全一个景’问题是十分之小”，那倒未能赞同。不仅那样呆板的戏不曾见过，便是那样呆板的文章也不敢恭维。就算是“盲肠”也罢，只要没有发炎，对于“本身健康”并无妨碍。毛延寿[5]应该挨骂也就让他挨挨骂，王莽[6]应该受剐也就让他受受剐，舞台艺术是不能那么洁癖的。
酒家母[7]的转变成了问题，倒是出乎意外。我以为人性中都有一片纯真，即使受了锢蔽，也都有发露的可能。何况“转变”了的酒家母，依然还是“平凡”。即使把她写得来“比聂母还高明”，似乎也并不是不应该的事。聂母并不一定就是至高无上的圣母，严仲子④[8]初访聂政时并未把请求目的说出，而聂母也不必一定就非得预闻不可，在这一点上，作者是可以敬告无罪的。然而我要说一句心坎里的话，酒家母转变那一节，在作者倒是认为全剧中最得意之笔，或许也怕是“嫫母⑤[9]不自知其颜之丑”吧？
酒家女[10]，事实上写得比聂嫈还要高明，这本是作者所手造出来的人，自然应该完全负责。至于“诗剧主人”如能被认为就是酒家女，我也并不想提出异议。不过要把酒家女写成“忧伤以终老”，于我的兴趣全不相投。而且要写成那样，必得再来一个第六幕的《濮阳桥畔》，仍然是免不了“喧宾夺主”，效果不用说完全是相反的。假使要那样消极的东西才算是“诗”，我宁肯顾全我的剧不愿意多去粘惹“诗”。由墓地到十字街头是我的目的，“依恋之情”正是想“借考古、史实、情理、结构等等”把它斩断的。
“一定叫许多歌女歌男，在台上大舞几阵”，也得申述几句。在我最初写成的《聂嫈》里面本来是没有歌女歌男出场的，假使有人收藏有《聂嫈》单行本或光华书局出版的初版《三个叛逆的女性》便可以查出。到在上海上演时由歌舞指导欧阳予倩[11]先生让一群歌女出了场，载歌载舞，我觉得很有意义，使空洞的气氛形象化了，于是在商务出版的《塔》里面所收的《聂嫈》，便加入了歌女出场的节目。本来这《棠棣之花》的完成，由民国九年到现在，是绵亘了二十二年的岁月。中间经过了好些次的删改。民九《时事新报·学灯》[12]双十节增刊，初版《女神》，《创造》季刊创造号，《聂嫈》单行本，光华版《三个叛逆的女性》，商务版《塔》，北新版《甘愿做炮灰》，这些资料如收得齐全，我倒很想把它们汇集起来，以表示一个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苦心的痕迹。但这工作，恐怕比重新创作一种剧本还要艰难吧。这一次的上演，歌舞者出场凡两次，本是剧本所规定，不应由导演者负责。抗建堂的台面太小，歌舞者出场不能展开，是一件小小的遗憾。但于“使空洞的气氛形象化了”这一点，我的信念是没有动摇的。还有因舞台活动而偏集于左侧，右侧空隙如不让歌舞者一二次出场，会使舞台成为“半身不遂”，这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件事。
“聂嫈是小姐呢还是太太”，芝冈先生以为“不将两造从古坟里挖出来，说《战国策》全是史实，司马迁毫无根据。是终嫌太早了”。这个非难虽然不属“剧评”范围，但差不多是根本把考证方法否认了。《战国策》的《韩策》究竟是韩国那一位史官或非史官所写在竹简上的已不得而知，当然不能“从古坟里挖出来”，即使万幸把司马迁“从古坟里挖出来”了，他也不会说话的。《史记》的《聂政传》和《韩策》的文字几乎全部相同，仅仅略有些添削，《韩策》是《聂政传》的蓝本，我看是毫无问题，司马迁引用古书，总爱加以添削，是学术界所通认的事，因而我说司马迁是“画蛇添足”，决不是任意诬蔑。同一的水，由上游取的总比下游干净，因而我认定“聂嫈是以不嫁夫为更美满”。在这两个断案之间，我倒并不觉得有什么“破绽”。自己是有点考证癖的人，这一来又不免“将历史、考古的话说得太长”了一点，希望芝冈先生原谅。
1941年12月19日
[1]黄芝冈，原名衍仁，湖南浏阳人。南国社社员，戏剧艺术理论家。著有《花鼓戏与秧歌戏》、《汤显祖年谱》等。
[2]侠累（？—前397），战国时韩国人。曾任相国，后被严遂所遣的聂政刺死。
[3]鲍特莱尔（c·baudelaire，182—1867），通译波德莱尔，法国现代派诗歌创始人，散文家、文艺评论家。著有《恶之花》、《巴黎的忧郁》、《浪漫派艺术》等。
[4]罗丹（a·rodin，1840—1917），法国雕塑家。作品有《青铜时代》、《思想者》等。
[5]毛延寿，杜陵（今陕西西安附近）人。相传为汉代名画工，曾为汉元帝画后宫美人，以供帝按图召幸。
[6]王莽（前45—23），字巨君，汉元帝后侄。以外戚而掌握政权。后又篡夺帝位，改国号新，在位十五年。终被农民起义军所杀。
[7]《棠棣之花》剧中人物。
[8]严仲子，名遂，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战国时韩国大臣。因与韩相侠累有隙，乃求聂政刺死侠累。
[9]嫫母，亦作嫫姆，古之丑妇，相传为黄帝之妻。
[10]《棠棣之花》剧中人物。
[11]欧阳予倩（1889—1962），原名立袁，湖南浏阳人。戏剧艺术家，话剧运动倡导人之一。著有历史剧《忠王李秀成》、京剧《桃花扇》等。
[12]《时事新报》，一九○七年十二月创刊于上海。初名《时事报》，后与《舆论日报》合并，改名《论时事报》，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八日起改名《时事新报》。一九四九年五月终刊。《学灯》系其副刊，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