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不但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位诗人，而且是最伟大的一位民族诗人。他的地位，他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实在用不着我费词，差不多二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学，特别是民族文学，都在他的影响之下。他对后世的伟大而长远的影响，实在可与希腊的荷马[1]、意大利的但丁相媲美。他不但在中国的文学思想上有极伟大极长远的影响，就是在普通人的精神中，我们也可以找出他的影响的深刻的痕迹。别的不多说，现在一年一度热烈举行的端阳佳节，就是崇拜屈原、纪念屈原、追悼屈原的具体表现。不管你是不是诗人，是不是文学家，凡是中国人没有不崇拜屈原的，我可以武断地说。在屈原死后的二千余年，无论何时何代的中国人，都是在他的伟大影响之下，都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象这样一位诗人，真真正正值得人们崇拜为最伟大的民族诗人！两千多年来，他的地位之崇高，他的影响之远大，是没有人会否认的；不过最近十多年来，就发生了问题了。

本篇系作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中华职业学校的讲演，最初收入一九四二年四月重庆文学书店版《蒲剑集》。

最近，有好些学术界的先生们对屈原的存在发生了疑问。据他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屈原只是神话中的人物，古代根本就没有这个人。这种推测，本来是十多年来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因为由于近代科学的发达，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急剧进展，人们对古代的一切，都想用另外一副眼光去加以怀疑，加以批判；因此，过去不成问题的东西，许多到现在成为问题了。这种风气，不只中国为然。在欧洲方面，就有不少人怀疑荷马的存在，以为他是神话中人物，甚而至于对英国人视为宁可牺牲印度、不可牺牲他的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也起了怀疑，以为他的剧本都是无名氏的作品，莎翁最多不过当时的一名演员而已。这种风气当然也就随着文化的传播而传染了中国，学术界中有某一部分人对于屈原的存在也就怀疑起来了。今天要讲屈原，我自然是承认屈原的存在，但目前既有人否定他的存在，我们就先得弄清楚这一点。不过今天时间短促，广征博引，为事实所不许可，所以只能作一次简略的论述而已。

在这些怀疑屈原的人们当中，我可以举出两位作代表：

第一位是大家所熟悉的驻美大使胡适。胡适在中国学术界是有地位的，所以自他提出否定屈原存在的论调后，就有很多人响应他。某一个时候，二千多年来屈原在中国文学界思想界很根深蒂固的地位，差不多被他们连根推翻了。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实在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胡适的论断是有根据的，因为他是一位道地的实验主义者。自“五四”以来，提倡实验主义，不遗余力，他主张一切都要有真凭实据；不过问题就在乎他的凭据是不是真实。他提出的理由有好几条，琐屑的且不说，其中重要的一条出于《史记·屈贾列传》。因为传中提到“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把孝景丢开了，胡适根据这层他便说《屈原传》靠不住，因而否定屈原的存在。《屈贾列传》之有毛病，这是不容否认的，不过因为这篇传不可靠而根本否定屈原的存在，我却以为理由殊欠充分。

大家要知道，《史记》流传到现在，已二千多年，几经辗转抄印，当然免不了有些窜改或错误，前人早有指出。我们不能因为这点错误，就说这篇传不可靠；更不能因为这篇传不可靠，便根本否定屈原的存在！打个譬喻说：古人相信天圆地方说，近代科学已完全证明其错误，但我们不能因为古人对地球形状推断的错误，而根本否定地球的存在。这是最显而易见的道理。胡适提倡实验主义，主张用科学方法批判文化遗产是好的，但他所用的方法，并不科学。

第二位是四川人廖平[2]。他在胡适提倡之前，便否定了屈原的存在两人可谓不谋而合，不过他的论据较胡适更高一等。他认为《离骚》并不是屈原的作品，而是秦始皇时方士所拟的《仙真人诗》。秦始皇既统一天下，惧人民作乱，所以收天下兵器铸为金人十二，又以己为始皇帝，子为二世，孙为三世，四世，五世……以传之无穷。到这时候，他富有四海，本应心满意足，但是有一事使他感觉很忧郁，就是不能长生。于是在渴想之余，命方士们替他写一些《仙真人诗》，作为精神上的安慰。这原是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聊且快意之意。据廖先生的研究，他认为《离骚》就是当时方士们做的《仙真人诗》，秦始皇三十六年巡游天下时，在途中曾经拿这些诗来安慰自己。

廖先生的论据据说主要是《离骚》开头的几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名予曰正则兮，字予曰灵均”。秦先祖是高阳氏，所以第一句是叙秦的先代。始皇名政，所以“名予曰正则兮”的正字是“政”的隐射，这一句正是点出了始皇帝的御讳。

我还可以替他补充一个证据，便是《离骚》几每句六字，秦代尊“六”，可证《离骚》为秦文。

胡适根据《屈贾列传》否定屈原的存在，我们要推翻他还容易，可是廖先生的论据较胡适更高一等，要推翻他就比较困难。一种新的学说或主张所以能够成立，能够立于不拔之地，一定要有坚固的基础。譬之七宝楼台，如果建基于沙滩之上，基础不固，是经不起打击的。我对于廖先生的论据观察，认为还是建基于沙滩上的七宝楼台，表面上看起来堂皇壮丽，实际上却受不起挫折。要推翻廖先生的论据看起来不容易，但其实并没有多大困难。

第一，中国古代好些民族，他们的祖先是共同的。秦的先祖是高阳氏，楚的先祖也是高阳氏，秦不能独占。这种情形很普遍，我们请把各国的族系查看便知道。所以廖先生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是专指秦的祖先实不可靠。

第二，始皇名政，别人一定要避讳。政与正同音，秦正月已改为端月，何物方士，敢撄此暴君之威！所以廖先生说“名予曰正则兮”是点出始皇的名讳也不可靠。

第三，我自己补充的一个证据，由我自己来解铃吧。不错，《离骚》里除掉“兮”是衬字不算外，每句虽也有五字、七字、八字不等，但原则上的确是用六字。秦代尊“六”，《离骚》大都每句六字，可证明为秦文。这实在太巧合了，要推翻这种说法是相当困难。不过我们可以从反面来研究。

首先，我们研究秦代文字的字数，看他是不是尊“六”。秦始皇时代的诗，例如《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之罘刻石》、《会稽刻石》……这些文字不但完全被保全在《史记》里面，而且这些石头现在还有存在的（例如《泰山刻石》）。这些刻石出自李斯[3]之手，李斯是小篆的创始者，所以我们认为是绝对可靠的材料。这些文字是不是六字一句呢？不是，完全是四字一句。这是一点。

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四字一句的秦文，里面包函有尊“六”的精神。古代韵文，押韵方法颇不一致，或一句一韵，或两句一韵，或三句一韵，但普通的是两句押一韵。例如《诗经·国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是一句一韵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两句一韵的了。这种风气一直到现在还是保存着，唐宋文字也是如此，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青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4]。除起句入韵外，两句一韵可以说是中国诗的正轨。但秦文却颇特别，大都三句一韵的。例如《会稽刻石》：“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四字一句，第三句押韵，韵脚适在第十二字。十二乃“六”之倍数。所以我说秦文仍具有尊“六”的精神者在此。

不过《离骚》虽有六字句的倾向，但真正的秦文里，象它这样六字一句的可以说绝对没有。不但秦代各种刻石都是四字一句，《诗经》的《秦风》也是四字一句，就连唐代在陕西凤翔县出土的著名的《石鼓文》（韩愈曾指为周宣王时物，但经我的考订是秦襄公八年的东西），也是四字一句，绝对找不出象《离骚》那样的文体。秦文既不是六字句，怎么《离骚》六字句便为秦文呢？这不是毫无根据吗？所以我自己提出的这一点：《离骚》六字句与秦代尊“六”精神暗合，而断为秦文，未免是“孤证单行”了！

其次在秦文中，我们还可以找出几个特点来反证《离骚》非秦文。大家研究过秦文的便知道，不管是《诗经》的《秦风》，是秦襄公时代的《石鼓文》，或者是始皇巡游天下的刻石，它的气质——也可说是精神——最为质实。用现代语来说，就是最富于现实性。这种气质不只秦文为然，就是中国古代黄河流域的文字也全都是现实的作品。不论《诗经》也好，《书经》也好，一切古代北方人写的作品也好，都最富于现实性，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应该特别注意的一点。但是《离骚》怎样呢？只要稍为涉猎过的人便知道，它的气质是和秦文迥然不同的。它里面写的多是超现实的东西，充满着超现实的风韵。这种气质，不但在屈原以前的北方文学里找不到（实在可以说绝无而不是仅有），就是在屈原以后的中国文学里也很少。

研究中国民族和民族文学的人不可不知道，中国北方民族性是最质实的。这种质实的作风，经过几千年的熏陶，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大家应该认识到：中华民族是最现实的民族，和印度、伊朗（波斯）民族不同。不过这种现实的精神成为中国普遍的精神，恐怕是在秦以后。象秦以前楚国文学所表现的精神在别的国家里并不稀奇，在文学的领域内尤其是俯拾即是。可是在中国文学里，除《楚辞》外，实在很少。《楚辞》说到超自然界的东西涉及天堂、地狱。例如《招魂》描写“幽都”，就是地狱，“幽都”有土伯，土伯是有角的，有三只眼睛，虎头牛身。其描写地狱惨况，如影历历，令人骇异。近来一般人以为天堂、地狱是舶来品，这是错误的！不过后代的文化思想没有向这方面发展，文学家也不大肯费工夫去描写这类虚无缥缈的东西罢了。

总之，象《楚辞》这样的作品，在秦代文学中找不到，在古代北方文学中也找不到，这在断定《离骚》为秦方士的《仙真人诗》上，是坚决的反证。

以上是对怀疑屈原存在的主张加以批判，说明他们观察的不可靠，是从反面来的研究。现在要从正面来研究，证明屈原实有其人，而他的作品实在可靠。

有没有这种证据呢？当然，直接的物证是没有了。屈原已经死了二千多年，而且是投汨罗江死的，尸首是不是捞起，我们不敢保证。不然，象他的地位死后必有厚葬，我们还可以借他的坟墓和遗物的发掘来考证（抗战前两三年，安徽寿春李家姑堆发现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古墓，挖出八百多件铜器，还有其他器皿。铜器上所刻文字，经考证结果，证明是楚幽王的东西。幽王是楚亡国倒数第二位君主，寿春是当时楚都。他的坟墓被后人发掘后，发现不少有价值的古器，可惜铜器的一部分还有些溜到外国去了）。不过直接的证据虽没有，间接的证据找来也并不困难。

我们知道，古书载屈原事迹的并不自《史记·屈贾列传》始，在《史记》以前也有人提到屈原，崇拜屈原的。那就是贾谊[5]。贾谊年二十许便被汉文帝赏识，但被别人嫉妒，贬谪长沙，怀才不遇，郁郁以终，死年才三十有三。他是一位很年青的文人，后人尚称他为贾生。他生平崇拜屈原，贬长沙后曾有一篇为后世传诵的《吊屈原赋》。这篇赋开头就说：“恭承嘉惠兮，待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记湘流兮，敬吊先生”。贾谊和屈原相隔不过百多年，他虽然看不见屈原，但那时候曾经见过屈原的人是很可能存在的。人活到一百岁虽然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的事。大家不相信的话，可以从这里坐车子到歌乐山爬上金刚坡，又从金刚坡往下走，便可以找到一所养老院。这养老院里面，便有一位一百二十岁的老婆婆还是活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到贾谊贬长沙时，他一定有机会凭吊屈原的遗迹，连曾见过屈原的老头子他也可能遇到。假如贾谊和屈原相隔得好几百年，我们还可以怀疑屈原的存在是一种传说或者神话，屈原的作品是别人的赝品，但是一百多年这么短暂的时光，而贾谊又是亲履湘水，博览群书的人，我相信绝对不会错误。所以屈原的是否存在，贾谊实在是一位强有力的证人。

其次，比贾谊稍为后一点的，还有淮南王刘安[6]。刘安好士，曾招致天下文士，汇集他们的作品成《淮南鸿烈》一书。他又曾写过一篇《离骚传》，这篇东西现在虽不存在，但其中重要的几句，却被收入《史记·屈贾列传》里，成为这篇传里精采的一段：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词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这是刘安的文章，太史公引用了它。至于何以知道它是刘安的文章，则有班固和刘勰[7]的文章可考，而《隋书·经籍志》亦有“班固刘勰皆以为淮南王语”句。班固、刘勰时，《离骚传》尚传于世，他们的话是很可靠的。淮南王和贾谊年代相去不远，又都于寿春（古楚都），同时我认为汉人绝对不会拿秦人的作品来鼓吹，说是“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我们相信刘安的话是不会假的，所以从上面这段话，也可以证明《离骚》的的确确是楚国的文学。因此，屈原的存在和《离骚》之为屈原作品，刘安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证人。

此外，其他的证据还有些，不过讲起来很费时间，今天没空说。我们只从贾谊和刘安两人就可以证明屈原是曾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前不成问题的屈原及其作品，到今日还是不成问题。象廖、胡的怀疑，我们不好说他们是多此一举。因为对学术采取多怀疑、多研究的态度，才会有进步。同时，经得起批判的才是真实。不过廖、胡的怀疑之火，并没有烧掉屈原及其伟大的作品。

证明了屈原的存在，我们还认为不够，还要更进一步去研究屈原的时代及其生卒年月。

屈原的年代是不是可考？我认为不仅相对的年代可以知道，就是绝对的年代也可以推得。大家都知道屈原是距秦统一天下五十多年前的楚怀王时人，但这样还不够确实，我们还可以推知他详细的年岁和生日。关于这点，可以说是屈原的运气。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生日，外国文学家也是一样。从那里知道屈原的生日呢？《离骚》开首不是有“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的两句吗？这就是他的生庚年月。为了说明这点，我想不惮烦地作一次较详细的阐述。

《尔雅·释天》云：“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太岁是什么？有几种说法（汉代也有两种），不外是岁星纪年。古代以木星为岁星。金木水火土五星在天空走一个圈子，便是一个周天，在天文学上定为三百六十度。木星是行星，绕太阳而行，十二年走一周天，就是说它一年走三十度。古人算时，把黄道上某几点作为岁星在天空通行的驿站，即是代表辰的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岁星运行原从巴比仑传入中国，我曾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到现在是相隔十多年了，要想找新的材料来补充我的说法固然困难，但至于找新的材料来推翻它，则未尝见过）。当这岁星走到黄道上的某一特定处——寅——的时候，就是摄提格。所以，所谓“摄提格”者即寅年也。“贞”，正也，当也。“孟陬”，孟春，正月，寅月也。“庚寅”，寅日也。所以从“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就可以推知屈原的生日是寅年、寅月、寅日（中国古代仅以干支记日，直至汉武帝时，有人用以记年，东汉以后才正式采用，一直流传至民国。它的用法及来源，不特现在青年人不知道，就是老年人也恐怕弄不清楚了）。

屈原出生的年月日已知道，那么，他究竟在距今若干年前生下来的呢？秦始皇的丞相吕不韦[8]极精干，曾罗致天下学者，集其著述，都为一帙，名《吕氏春秋》。其《序意篇》内有“维秦八年，岁在涒滩”两句。涒滩是申，从这里可以推得秦始皇以前的寅年。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秦八年恰好是纪元前二三九年，而纪元前三四一年的楚宣王二十九年应该是寅年，但是那一年的正月里并没有庚寅这一天。我们若果不能解释这一点，则屈原的年代还是会成问题的。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也容易。我刚才说过岁星是十二年走一周天，但并不是整整十二年，要比十二年少一点，积八十二点六年便超过三十度（就是超辰）。这就是说，岁星的运行，应该照子丑寅卯……念下去，但有时会从子一跳便到寅。所以木星的运行从秦八年倒数上去，应该要减少一年以为寅年，即三四○年前的楚宣王二十八年。那年的正月初七恰好是庚寅，由此可以推算出屈原是生于二二八一年前的正月七日。

屈原的出生的年月日已经知道，那么，死的年月日是不是也可以推算呢？可以的。我们弔屈原是在五月五日。这种风俗，沿习至今，未尝中辍。我相信五月五日是他的死期这是不会成问题的。是在那一年的五月五日呢？也可以考出。

在这里，我们不特在阐明屈原的死年而为增加对他的艺术与思想的理解起见，有把他的时代背景加以叙述的必要。

战国之世，七雄并峙，韩、赵、魏、齐、楚、燕位于潼关以东，号关东诸侯。潼关以西是秦国。秦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有高屋建瓴之势，虎视眈眈，关东诸国皆在其恐怖势力之下。他们对于秦国的威胁分出两派意见：一派是连横以事秦，一派合纵以抗秦。张仪、苏秦[9]就是这两派的代表者。屈原主张抗秦最力，可以说是合纵的一派。最初怀王信任他时，楚国曾两居盟主。但他们敌不过张仪的第五纵队政策，各国联系渐告松弛。楚国内部也分出派别，屈原被谮于群小，一天天的失掉信用。后怀王见欺于张仪，兵败丹淅；复为秦昭王所骗，身幽异国，竟达三年，而卒客死于秦。在怀王客秦时间，楚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众议立怀王长子，是为顷襄王。照当时情势揣测，楚人仇秦情绪至为高涨，曾和秦一度绝交。屈原是主张抗秦最力的，虽然当时令尹子兰当政，上官大夫之流在朝，而顷襄王也不是一个“好宝贝”，不容许屈原恢复他的政治地位，但在社会上，在人民心目中，屈原的地位无疑是曾经恢复过来的。

迨怀王客死，骸骨归楚，楚人愤慨万分，而秦楚的对立更为尖锐。是时关东诸侯也与秦决裂。到顷襄王六年，秦用白起，东出潼关，侵略韩国，伊阙[10]一战，斩韩卒二十四万。后秦王给襄王一封哀的美敦书说：“贵国和敝国绝交多年了，如果要战争，可早作准备；如其不然，就要改变态度”。顷襄王因惧秦威，到底软化了，而且居然做了秦王的半子。怀王客死不过三年，襄王丧服甫卸，就忘却父仇，投降敌人。在这种局势之下，凡是具有爱国心的人，谁不极力反对？屈原是一个忠心耿耿的民族诗人，他的悲愤，他的不满，我们是可以推想得到的。忠奸不两立，自古而然。那时候靳尚、子兰当然不会放过他，闹到襄王把他充军。《史记》所谓：“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顦顇，形容枯槁”，就是指的那个时候。

屈原晚年过的是流亡生活，和但丁一样。到顷襄王廿一年，秦兵又大举攻楚，锐不可当，一下便把楚国打溃了，攻破郢都，把楚王先祖坟墓掘开焚毁了，占领了洞庭江南等地。襄王君臣亡命于陈城，狼狈不堪。本来，到这种田地，秦国是可以一举灭楚的，为什么白起会退兵呢？关于这一点，历史上虽然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过我们读史的要费点脑筋。照我的推想，自怀王客死秦国后，楚人恨秦至深，时思报复；白起所击溃的是楚国的正规军队，但当时和白起为难的，必然是到处蜂起的民间武力，打游击战。假如不是这样，则白起的退兵就无法解释了。

此外，还有一点可以作我们的证明，就是秦以前兵器用铜制造，始皇统一天下，收宇内兵器铸为金人十二，这十二个大人是铜人（大小尺寸见《水经注》）。到汉代铁器才流行，而秦汉之际便是中国铜器时代转变为铁器时代的一个关键。在那个时候，楚人却先已利用铁器。《荀子·议兵篇》上说：“楚人宛巨铁鉇，惨于蠭虿”，可为明证。不过初用铁器还只限于锄头、犁锹等耕田器具；因此，我们推想白起的退兵，正是楚国老百姓的锄头发生了效力。

话说远了，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屈原是什么时候死的呢？就在襄王二十一年。在顷襄王不念父仇，□颜投降之后，当秦兵大破郢都，辱及楚王先祖，蹂躏楚国人民之时，他是力主抗秦的人，同时又是一位诗人（如果不是诗人，情形就不同了。譬如在楚国亡后，项羽的叔父项梁就组织民众，起而抗秦。项梁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可惜起义不久，便告阵亡，否则刘邦会不会做起皇帝来，还是一个疑问。项羽则是一个“草包”，项梁要他读书，他偏不肯。老实说，一个人没有一点学问，是没有办法的，项羽一身蛮力，终于上了刘邦的当，若果项梁还在，刘邦不会成功，中国历史也会换上另外一页）。没有魄力组织军队，只能把满腔悲愤写出来，去唤醒民众。诗人与勇士二者不可得兼，也是没有办法。（我说屈原是一个诗人，并不是鄙视他，我们以为与其多一个项羽，不如得一位屈原：没有诗人屈原，我们那里会有千古绝唱的《离骚》！）

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九章》之一），开头就说：“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毫无疑问的，这是描写郢都被攻破后的惨状。所谓“东迁”就是襄王君臣东保于陈的事实。我认为就在那一年，屈原从他亡命的地方——汉水之北，被敌人压迫，流徙到洞庭，到长沙，再回到汨罗，终于悲愤难遏，怀沙抱石，自沉汨罗江中。根据这点，则五月五日是屈原的死日，说来并不勉强。我们可以断定，他的死，不是和一般才子的怀才不遇，因而自杀。当然他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读书人，不过他的死并不是这么单纯。他是一位民族诗人，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苦况，才悲愤自杀的。他把所有的血泪涂成了伟大的诗篇，把自己的生命殉了祖国，与国家共存亡，这是我们所以崇拜他的原因，也是他所以伟大的原因。他并没有宣传自己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二千多年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崇拜他，这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既然知道屈原死于顷襄王廿一年，就可以推出他生于距今二二七九年前的正月初七日，死于二二一八年前的五月初五日，享年六十有二。

在一般人的脑海中，觉得屈原很年青，其实他的年龄并不年青，而是因为他的精神年青。我们断定他的年龄六十二岁并不过分，因为他曾任左徒，左徒位于令尹之次，年纪当已不小（甘罗虽十二显扬，但世上甘罗并不多）。他在《哀郢》中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从这里，我们至少知道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过了九年的亡命生活，至以后更流亡若干年尚不可知。照这样推算，屈原死年六十有二，我认为相当可靠。同时，中国古代对数字的观念是三者数之中，九者数之极，我们对“至今九年而不复”的九字不能机械地作数字看待，他所谓九年，也许是一个长远的数字。古人行年七十方称老，屈原六十二岁也可算老，所以《涉江》里有“年既老而不衰”句，也是一个证明。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屈原是确有其人，不是神话中人物；《离骚》是他的精心杰构，不是虚无缥缈的《仙真人诗》。他生于二二七九年前的正月初七日，死于二二一八年前的五月五日，享寿六十有二。他的死因，并不是象一般轻薄者的怀才不遇，而是忧世愤俗，不忍看到祖国沦亡，人民流离无告。他的的确确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

（余湛邦速记）

[1]荷马（homeros，约前九——前八世纪），古希腊诗人。相传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为其所作。

[2]廖平（1852—1932），字季平，四川井研人。近代经学家。曾在成都尊经书院、四川国学院任教。著有《四益馆经学丛书》，后增补为《六译馆丛书》。

[3]李斯（？—前208），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战国时政治家。曾为秦始皇统一六国献策，反对分封制，主张焚《诗》、《书》，禁私学。后任丞相。终为赵高所忌，被杀。著有《谏逐客书》等。

[4]语见杜甫《登高》诗。

[5]贾谊（前200—前168），雒阳（今河南洛阳）人。西汉政治家、文学家。官至太中大夫。因屡遭权贵忌妒、诽谤而被贬，终于抑郁早死。著有《过秦论》、《陈政事疏》、《吊屈原赋》等。

[6]刘安（前179—前122），沛郡丰（今江苏丰县）人。西汉文学家。汉高祖之孙，袭其父封淮南王。曾招文士数千，编写《鸿烈》，即《淮南鸿烈》或《淮南子》。

[7]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继其父班彪完成《史记后传》，被诬私修国史下狱。获释后致力于编撰《汉书》达二十多年，未成而卒。刘勰（约465—约532），字彦和，东莞吕县（今山东莒县）人。南朝梁文学理论家。著有《文心雕龙》。

[8]吕不韦（？—前325），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战国时政治家。庄襄王继位和秦王幼年继位时，两度任为相国。曾招致游士宾客著书立说，撰著《吕氏春秋》。

[9]张仪（？—前310），战国时魏国人。曾任秦国宰相，封武信君。他游说各国归秦，是连横家的代表。苏秦（前344—前284），字季子，战国时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曾任齐相，又被赵封为武安君。主张五国联合抗秦，是合纵家的代表。

[10]古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市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