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勇敢者和精神雄壮者的歌颂里，你永远是：活的模范，向自由，向光明的高傲的号召！”

——《鹰之歌》[1]

高尔基的逝世到今天已是第五周年了。全世界拥护自由、热爱光明的人都在纪念他，纪念这位“活的模范”，响应他的“向自由，向光明的高傲的号召”。

高尔基是死了吗？不，他在追悼法国的一位文艺战士亨利·巴比塞的死时已经就预先回答过我们，给了一个坚决的否认：

当世界无产者运动的一位战士和这种生活别离——停止了他的努力的时候，你不能够说他是死了。你感觉到这并不是真实的。对于如象亨利·巴比塞这样的人，他们死的日期是他们的生平的工作结果的开始，其革命特征的强度化。

高尔基不用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个“无产者艺术中的巨大的正号”是永远不会消灭的。

本篇系作者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在中苏文化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联合纪念高尔基逝世五周年晚会上的讲演，最初发表于同年六月二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

高尔基是永生了，他的死确确实实是他生前事业的“革命特征的强度化”。我们现在姑且单拿他的著作的发行数目来证明吧。

据最近塔斯社的消息：高尔基的著作在苏联极受欢迎，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一年仅仅二十四年间，已发行俄文版三千五百五十万册，其它六十五种各族语文版本五百余万册。合计四千零五十余万册。我手里有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九年四月的统计数目，是三千八百五十七万零八百九十七册。最近两年间算是增加了两百万册。这和沙皇时代的比较是怎么样呢？同是塔斯社的报告，自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六年的廿二年间，仅用八种语文印行了一百零八万三千册。据这些数目看来，我们可以判定，高尔基死后他的著作的发行额，一年起码要抵沙皇时代的十年。

这不已经是一个很具体的有力的证明吗？高尔基生前事业的“革命特征”，不是确确实实与年俱进地在“强度化”吗？

有了高尔基这样死了而永远活着的人，令我们对比地不得不联想到有很多活着而已经永远死去了的人。特别在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的今天，我们的一位出卖民族利益的大汉奸汪精卫正亲身在倭寇宫廷里朝觐。

这位空前的卖国贼，就把秦桧、张邦昌、石敬塘[2]通同加集拢来都还赶不上他的无耻，不用说他依然是活着的，今晚确确实实地他还在倭寇的皇宫里就寝，在他和他们的喽啰们或许还受宠若惊，然而事实上他和他们是已经死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死。

汪精卫在前也是一位颇有声誉的文人，记得一九二五年国民政府还在广州的时候，广州市的一家照相馆是把他作为“中国的大文豪”，列为革命伟人十杰之一的。他的旧式诗词，至今也还有一些人迷恋惋惜，说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但是民族的正义感是最严烈的裁判人，我在两年前想找他的言论集来，做一篇指斥他的文章，却至今连一本也没有找着。

民众是最公正、最伟大的批评家，他们的是非美恶的判断比任何客观的尺度还要准确。汪精卫的面孔在中国人中本来要算是漂亮的，然而被近来的漫画家和雕塑家刻画成哭丧的形相，有的还要在头上给它加上一顶平顶朝天冠。任何人看了都觉得它是真实。昨晚在抗建堂的跳舞会上有吴晓邦[3]的《丑表功》，便是戴着这样一种哭丧面的新式舞踊，博得全场的人鼓掌喝采。汪精卫的哭丧脸成为我们中国最丑恶的典型了。

高尔基的面貌，说来有点失敬，在俄国人中似乎也并不怎样美好。据有名的《士敏土》的作者格拉特珂夫[4]的《第一次会见高尔基》所写出的印象是：“苍白的脸，剪短的头发。……鸭鼻，瞳仁——不大有精神，没有光泽，修得不很整齐的胡须……严肃的不会应酬的视线”。又说：“瞳仁阴沉沉的带些忧郁，而且有些润湿，面孔不健康地苍白，厚厚的唇，盖满了胡须”。这照实际上讲来，怎么也不能够说是美好，然而格拉特珂夫已经说他的面孔“高贵”，而且笑容是“温和可亲”。就是我们，虽然没有机缘会见过高尔基，单是对着他的照片便自然的要发生一种崇敬的念头。我敢于保证，我们中国的作家，差不多无例外地是认为高尔基具有圣者的风格的。在苏联方面，高尔基的相貌是否已经成为了一种极崇高的典型，我还不曾知道，不过我现刻联想到另外一件事，便是德国的大诗人歌德，他的相貌是曾经被德国的艺术家美化了来，作为太阳神阿坡罗的典型。

汪精卫成为小丑，高尔基和歌德成为神圣，这儿正透露了文学和艺术的秘密，也透露了新现实主义的秘密。艺术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并不必一致，然而艺术的真实，事实上比现实的真实有时还要真实。高尔基把这项秘密替我们在几句精粹的话中定式化了。他在他有光辉的小论文《艺术与工艺》里说道：

艺术的目的在于夸大好的东西，使它显得更好；夸大有害于人类的坏东西，使人一见生厌，引起一种冲动，要把生活中被可憎亦复可怜的偏狭观念所造成的卑鄙无耻的物象加以毁火。艺术压根儿便是一种拥护或反抗的斗争；中立的艺术并不存在，因为人并不是一架照相机，他并不是“固定”现实，而是把它加强、改变或毁坏。

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以往的真正的艺术家在无声无臭之间实际上是依据了这种理法而来，今后的艺术家不用说更当理直气壮地依据着这种理法而前进。

或者有人会说：这种见解和我们中国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不甚相容。记得在两个月前同在抗建堂曾经表演过马彦祥[5]的话剧《国贼汪精卫》，原来的剧本是以汪精卫做梦化形为狗而结束了的，听说便因有伤“温柔敦厚”之教而被检查官删去了。以狗来斥责汪精卫，这手法并不怎样新奇，而且假如狗能够说人话，它是会依据别种理由对于作剧者抗议的。

实际上“温柔敦厚”这个教条，也并不是真正的孔门教条，那是汉代的伪古文家们所杜撰出来的东西。真正的孔门教条，却不是那样。孔子对于诗的看法完全不同，他曾经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6]。这大意，在我看来，是诗可借以使人感觉兴趣，可借以观察事理，可借以因同好而团结群众，可借以因共怒而怨恨仇雠。分明说出了一个“怨”字，可见得并不是一味的“温柔”。诗里面也分明有“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7]的文句，对于恶人是痛恨彻骨，又何尝是一味的“敦厚”？

中国尽有不少的好教条，例如“以德报怨”，“除恶务尽”，或“彰善阐恶，树之风声”[8]，却不甚为人所注意，而偏偏是这“温柔敦厚”的伪教条，在中国的文艺界和一般的社会上，或无意或有意地，发挥着意外的威力。

“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9]。我们中国人对于是非善恶的判别素来是敏感的，尤其在目前与横暴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作了四年的殊死战的现在，谁个还不知道合乎民族解放利益的便是善，反乎民族解放利益的便是恶。善的我们固然要尽力的表扬，恶的也要毫不容情的尽量的夸张。我们深切地知道，姑息适所以养奸，纵容了恶人事实上是等于陷害了贤良。恶人的阴险毒辣，卑鄙龌龊，是毫无限度的。象高尔基那样崇高的人，不是都有凶恶的叛徒们用科学的犯罪行为来把他毒死了吗？

是的，“应该要不仁慈和毫无怜悯地针对着敌人，也不放松职业人道主义者们的悲哀和叹息”。高尔基在基洛夫[10]被暗杀的当时，已经就警告过我们了。

我们不会忘记他所予给我们的争取光明的号召，然而也决不会忘记这针对敌人的警惕。——“敌人如不投降——便把他消灭！”

1941年6月18日

[1]高尔基一八九五年所作散文诗。

[2]张邦昌（1081—1127），字子能，北宋永静军东光（今河北东光）人。官至太宰。力主对金投降。在金军攻陷汴京后，曾建立傀儡政权，称“楚帝”三十三天。后被高宗处死。石敬塘，即石敬瑭（892—942），沙陀部人。后晋高祖。原为后唐河东节度使，后勾结契丹灭后唐，受契丹册封为帝，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国号晋，即后晋。向契丹割燕云三十六州，称契丹主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

[3]吴晓邦，一九○六年生，江苏太仓人舞蹈艺术家、教育家。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舞蹈教学和创作。作品有《游击队员之歌》、《义勇军进行曲》等。

[4]格拉特珂夫（ф·в·гладков，1883—1958），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水泥》、《动力》，自传体三部曲《童年的故事》、《自由人》、《荒乱年代》等。

[5]马彦祥，一九○七年生，上海人。戏剧理论家著有《戏剧概论》、《现代戏剧讲座》等。

[6]语见《论语·阳货》。

[7]语见《诗·小雅·巷伯》。

[8]语出《书·毕命》：“彰善瘅恶，树之风声。”

[9]语见《左传·僖公四年》。

[10]基洛夫（с·м·киров，1886—1934），苏联政治家曾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列宁格勒遭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