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中有了土腥味儿，这大概就是春天的气息。城市对春天的感觉绝不是水暖、树绿、花红，是天上下沙子，马路被刨开了——要埋设各种各样的管道和电缆，尘土飞扬，管子漏水，满街黄泥，行人绕道走，前面还不知哪条马路又被开膛破肚了。现在干净的是农村，脏的是城市。无限度地恶性膨胀，生存空间逐渐缩小或人工化，人与人的关系取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传达室的人多了一项工作，向当院、门口、大道上洒水。
医院这下可热闹了。不，“热闹”这两个字绝对概括不了来自十几个省市的九十六名残疾学生对医院的冲击。甚至可以说是对全市的冲击。有的身子向右倒，有的上半身向左歪，有的胸凹背凸，有的全身萎缩变形，有的缺腿，有的少臂，有的什么器官也不少却又不是应该有的样子。看上去他们和她们的身体是那样僵硬又那样嫩弱，仿佛一碰就断。走路时弯来扭去，任意拉长，又相当柔软。出出进进，没有两个人走路的姿势是一样的。大家都是残疾人，却没有两个以上的人的残疾是完全相同的。一张张被不幸蛀蚀的脸。脸上或带出一种令人尴尬的谦卑，或隐藏着深刻无声的愤怒，或遮遮掩掩神情困惑。美好的生命一旦残缺就如此丑陋，可怜而又可怕。我突然感受到人类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和多种多样的不幸！
但是，他们每个人又都是一个奇迹，有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力。无论他们是怎样的残疾，无一例外地全能生活自理。这也是我们的招生简章上所要求的。他们是陆陆续续来的，关于他们的故事也陆陆续续在医院里传开。
那个左袄袖空空荡荡、右腿不会打弯的小伙子叫王志强，还算得上是一表人才，就是脸上过于清白清瘦了。地震那年才十六岁，一家七口砸死六口，一根房梁砸坏了他右半边身子。被疏散到山东省的一个医院里，路上耽搁了一点。医生可怜他，下不了狠手，老想给他多留下点胳膊多留住点腿。这反而害了他。非常舍不得地截下去一块，不久勉强留下的那一块又坏了，还得再截。三拖两截得了浓度败血症，被迫做第三次截肢。这一次截得彻底干净，才算保住了肩关节和胯关节。先后有八个人为他输血，国家花了几千元。他知道自己现存的这条生命的真实情况以后，偷偷绝食七天，想悄悄死去。在医院里他是为数不多的从地震灾区来的伤员，人们同情他，议论他，有人来慰问，有人送东西给他和为他拍照片、写文章，他是灾难造就的明星。医生、护士成天围着他，病友们捧着他。出院以后，地震给他造成的灾难还在，周围的同情却渐渐消失了。他无家可归，也找不到工作，没有人需要他，社会把他当成累赘。靠救济或施舍他能凑合着活下去，当然那不能算是人的生活。愈是身有残疾，精神愈格外敏感，自尊心畸形强大。当初要真是死了倒也干净。既然活下来了，他不想也无权再次成为自己生命的叛徒！要活得像人，没有本事不行。无论什么本事，只要能降得住人就行。降得住正常的健康人，让他们不再怜悯你、小瞧你，而是怕你、求你、尊敬你。
刘莹当然也来了。我才有机会看清，她的脸色苍凉微黄，皮肤萎缩。走路双拐画着×。医生们也议论她，她来学医不是因为喜欢当大夫，而是仇视医务界。用自己的方式对大夫这个职业实施报复……
每个学生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有些是他们自己讲出来的，还有的故事是好奇的人们从送他们来报到的亲属嘴里打听到的。一开始大家只是看热闹、瞧新鲜，为自己是个肢体健全的人深深感到庆幸。以前可从没有因为自己是正常人而感到是巨大的幸福。我的医院里有了同情的气氛，滋生了一种慈善心理。他们不再嘲笑我是“发神经病”。他们背后对残疾人说的那些难听的话，现在没有一个人敢当着残疾学生的面说出来。在这群年轻的残疾人身上凝聚着一种莫名的然而又是十分强烈鲜明的反抗情绪——连他们自己也未必察觉。当然不是反抗我们医院。但凡受过伤害的人，本身就会变得危险可怕。不幸也能产生一股奇特的力量。这力量分散开来微不足道，残疾人聚在一起，这力量就足以能震慑健康人。大家说不出，是感觉到了。
令人想不到的是先把平素医院里那游手好闲、不学无术，专门指天说地或指地骂天的“闲话大王”、“新闻大姑”、“中式嬉皮”给镇唬了一下。他们在残疾学生面前变得规矩了，人模狗样，表现出正派人应有的同情心。大家自发地搞了两次“义务劳动”——好多年没有听到这个字眼儿了，我也不知道大家哪来的那么高的热情，把教室和学生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油漆粉刷，装纱窗安玻璃，整修一新。这简直是近几年来医院从未有过的壮举。
久违了！——共产主义精神或者叫人道主义精神。办这个残疾人学校有助于提高医院的素质，这真是意外的收获。连不赞成办这个学校的沈丹实，也忽然变得热情高涨，跟平军一块安置学生，分班分组，指挥他们，帮助他们，解答各种问题。
我把开学典礼定在下午两点钟开始，有太阳，天气较暖和，让医院的全体职工都参加。医院里没有能容纳二百人的大房子，我也不想花钱到外面租个礼堂或电影院。在医院的后面有块空场。空场的南边是两栋奇怪的楼房，作为地震遗迹被保留下来——一栋原是六层楼房，地震时变成了三层，留下的是上面三层，底下的三层不见了。哩啦歪斜，七裂八瓣。看去像豆腐渣一样酥透了，十年风吹雨打却硬是挺着不倒塌。另一栋是四层楼房，地震时被神力将整座楼平端起来向东横移了五米。楼房居然没散架，四角八线的轮廓基本完整。一到申时，太阳就会坠落于楼后，整个空场被两幢怪楼的暗影笼罩。天气有点凉，但也不是冷得受不了，唯愿开学典礼开得简短热烈，不要冻坏残疾同学。我叫人在空场上摆好木椅板凳，也许在这样一个弥漫着灾难的味道、充满着对威胁的回忆和惊心动魄的环境里，举行一个节俭简陋的又有誓师意味的开学典礼是很有意义的。老老实实地向世人宣告，我们很穷，一点也不堂皇，办这个积德行善的学校决不是图钱，更不是想捞什么稻草。我就是在这种残破不堪的条件下办起了这座残疾人职业学校！
平军请来了医学院的崔副院长和白星春，以后我们需要求人家的地方还很多。白星春没有化妆，戴了副秀逸的太阳镜，镜片把太阳的光谱变成两块浅红投射到双颊上，胜似涂脂抹粉。式样少见的米色羽绒外套，磨洗得露出蓝白线的牛仔裤，银灰色高筒马靴，又高又细的鞋后跟像锥子把儿。这身装束不算奇特，跟医院里很有几位恨不得把自己打扮成一株盛开的花朵的女护士相比，显得普通而又朴素。却一下子招来了大家的目光，她确有令人瞩目的素质。毫不做作，礼貌的微笑中带着一种聪慧自信的深意。当她看到操场上的残疾学生时，似乎被震动了，眼睛不再看别的人，神色沉静深长。我很想知道她此时陷入残疾人之中的感觉。不能跟她多说话，甚至不能多看她两眼。钱瑛、赵力力她们几个女人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在后面、侧面盯着她，流露出明显的妒忌和艳羡。我知道这是为什么。白星春不知感觉到没有？
我盼望的高经理或公用公司的其他头头都没有露面。我的顶头上司还没有正式对残疾人学校表明态度呢！我也没有认真请示，怕的是领导如果认真答复不同意办这个学校该怎么办呢？耍个滑头采取“打招呼”的办法告诉领导我们办了这样一件事，眼下提倡“开放搞活”、“横向联系”，又不向公司要一分钱，估计头头不敢轻易反对。不公开反对就是默许，先干起来搞它个既成事实。满心希望利用今天这个场面让公司的头头讲几句话，就等于公开承认了残疾人学校的存在。事已至此，骑虎难下，公司不支持我也得干下去。时间已经过了半小时，不能再等了，我叫平军请客人坐到前面所谓的主席台上，马上开会。
全国残疾人组织的代表、本市民政局的一位副局长、卫生局的一位处长、跟我们有关系的单位的头头或代表、拉来壮门面的各路名人、报社及电视台的记者都来了。主席台上坐满了，很热闹，很有点隆重的气氛。没有人会注意缺少了我的顶头上司。即使发觉了也只能怪公司的头头失礼。还有一大群莫名其妙的男女，或自找座位，或站立两厢，或围着会场转悠，不时地选景拍照。拍电视的强光一亮，摄像机一响，使危楼前这一片不伦不类的人群变得肃穆庄严了。搭在学生腿边的木拐，闪着一排白光，给会场增加了硬邦邦的悲壮。不要说残疾学生，就是本医院的正经大夫也从未在摄像机的镜头下亮过相。一向默默无闻的公用医院，突然声名大噪，出了风头。这真使我始料不及。难怪平军说我是老实人有老实办法，歪打正着，一举成大名。我研究“子午流注”多年，成果不凡，只在中医界小有影响，从未敢奢望能惊动电视台和这么多记者。想不到我和医院都沾了残疾学生的光。出点风头对这个学校也许会有好处，社会永远不会冷淡风头人物。倒是我还有点不适应这种风头上的活动，飘飘然毫无准备。风头出得太快太容易就让人昏晕。
主席台上的人们一开口说话，会场上奇特的悲凉气氛便被破坏了。我灵机一动办了个残疾人职业学校为什么要由这些毫无干系、为办学校没出过丝毫力气的人先要发表一通冠冕堂皇、空无一物的贺词呢？在中国语言的汪洋大海里，领导者的语汇是一片神秘的死水：最平静也最能激起翻江倒海的波澜；最平庸也最庄重；最千篇一律也最字斟句酌；最枯燥乏味也最费心计；最少光彩也最有智谋；最落俗套也最能套人；最难听也最好听；最不容易记住也最该记住。唯有这样的话才适合所有的人放之四海而皆准。同一篇讲话能让一部分人兴奋、激动、感到骄傲和温暖，也能让另一部分人沉闷、瞌睡、自卑——我们怎么会在这样一个人的领导下生活？随便找一个人上去胡诌几句也比他说得明白。岂不知全部老谋深算都在这“糊涂”中。不然为什么做个领导演说的机会最多，演说的技巧却总也不见长进呢？领导者不能说全部是人中的优秀分子，但也决不是最没有智慧的一批。领导者的语言艺术是当代关系学中一门最伟大的学问。我不谙此道，自知没有当众演说的才能，习惯于不多说。但好医生说一句是一句，别人必须照办。因为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都是“医嘱”，找我看病的人都恨不得让我多说几句。“医嘱”不同于评书，开药方不同于写小说。我还没有掌握说废话的艺术。在开学典礼上也只能开药方下“医嘱”了——我们做了哪些工作，打算怎样办好这所残疾人职业学校，对领导有什么希望，对学生有什么要求，一是一，二是二，实话实说，虽不精彩还有点用处。
轮到学生代表讲话时，会场上又出现了刚开始时的肃静气氛，赵培并不紧张地从第三排最靠边的位子上站起来，他那张白净团脸很有几分姑娘气，眼睛盯着右手里的那几张白纸。大脑炎后遗症只把他的左臂萎缩成一根干柴棒，腿脚看上去还是好的。
主持开学典礼的副校长沈丹实，像个骄傲的母亲，禁不住有点唠叨，见缝插针，不放过一切机会总想把她的每一个学生都介绍给轻易见不到的各路头头和神通广大的记者们：“赵培是江苏人，家在苏州附近。三年前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因左臂有残不能参加高考。在社办厂的食堂里当过采买，给工厂画过广告，当过办公室秘书，在县报社当过记者。在《萌芽》、《青春》、《新华日报》上发表过小说、散文、诗歌，是我们学校的小才子。”
这几天我发觉，沈大夫对她分管的医院的工作远不如对学校的事情更关心。她能叫得出大部分学生的名字并知道他们的经历。这么短的时间我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她是个公认的好大夫，但是当教师也许更适合她。这决不仅仅是富有同情心，她的神态似乎想告诉人们，她完全有理由为这些残疾学生感到骄傲。由哪个学生发言，都讲些什么（听她说，到最后还要由残疾学生表演几个小节目），这一切都是她和平军亲自导演的。由于残疾人突然闯进我们的生活，使我不得不重新认识周围的同事。有人在残疾人面前难以掩饰自己心里的残疾；有人则表现出在正常人当中无法施展的特殊才能。我为什么不公开明确一下今后让她多管点学校的事呢？医院的工作我自己代管或多依赖其他医生……
赵培的话把我的思想重又拉回到他的身上。果然是写过小说的人，并不像一般人猜测的那样只是简单地要表达一下自己学医的决心以及对学校的感谢一类的话。而是——
“……我是在听中央电台‘一句话新闻’节目的时候，知道中国诞生了第一所残疾人学校。有些同学是从报纸上和好心的甚至是兴冲冲跑了许多路专门来告知这一消息的亲友嘴里，知道了这所学校招生的简章。还有一些幸运的同学直接收到了学校寄去的招生简章。总之，当我们对人性彻底失望了，对生命的丑恶和黑暗已经厌烦，感到四周布满威胁，生命极端脆弱的时候，命运突然出现了转机。我们这些残废人在生活里选择的机会太少了，因此格外珍视这次机会，不能不慎重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一经选定便抓住不放，非要达到目的不可。每个同学都想在这个会上发言，因为社会提供给我们说话的机会也不多。昨天晚上经过讨论，一班的同学每人都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录下来集中宣读。现在就让我先念同学们的话，最后再念自己想说的话。”
他念到谁的名字，就把目光投向谁，于是大家就把话和人对上号了。
“谢兆敏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大的一位同学。来自新疆，丈夫是汽车司机，有个四岁的女儿。她是趁着女儿睡觉的时候，吻遍了她那娇嫩可爱的小脸蛋，跟着另外一个同学上了火车站。她表示学成后回去开个诊所，或者也办一所这样的学校。”
有人鼓掌。是为谢兆敏。
“王文良同学说，一走进这个学校自卑感就消失了，大家都是残疾人，彼此平等。杨健同学说，我这个人很狭隘自私，不为别人只为自己，为自己能为得好就不错。来时跟家里吵了一架，立下军令状，不学好不回去。”
有人笑。有人紧张。
赵培解释：“我刚才还问他，要不要照着原话念。他叫我照念。胡强同学说，他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因工伤丢了两条腿。这两年当残疾人的体验胜过以前二十九年的经历，人在顺境中是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人生，什么是社会！陈力同学说：‘只有我们才最能感受生活的黑暗，而心灵越是在黑暗中越会闪光。正由于我们的肢体行动不便，才把脑力劳动当做唯一的运动。因而思想就多，智慧也决不贫乏。不开发残疾人智力的国家是落后的表现。’王坤同学说，她最讨厌的是自己能干的事情别人非要抢着替她干，她最害怕在公共场所健康人那偷偷的、紧追不舍的、放肆的、拼命盯着她不放的眼光以及在她背后指指戳戳。她还嘱咐我，如果时间来得及就给大家讲一两个被全世界传为美谈的残疾人的故事。美国一对连体姐妹照样被大学录取了，无论她们去教室、去图书馆、去咖啡厅或走在大街上，没有人对她们那奇特的身体多看两眼，更没有人鄙视她们。她们处处受到正常人平等的对待。我们真不敢想象会有那样的幸运。英国二十岁的美女艾曼达深深地爱恋并最终嫁给了身高只有六十四厘米的小矮人保罗。她对丈夫充满希望并相信他们的爱至死不渝。但是别人却把他们称做‘美女与野兽……”
我心灵里突然产生出一股强大的力量。我不后悔办起了这样一所学校，吸引来这样一群残疾人。看着他们，脸上都有一种不健康的颜色——柴色。干瘪的枯燥的说黑不黑说黄不黄说灰不灰的颜色。他们的生命力却有足够用的强度和韧性。因为他们都是经过九死转不死的人，敢于直接呼唤死神，而死神又惹他们不起。主要是由健康人组成的社会显然是低估了他们生存的分量。不给他们学习、接受训练和就业的机会。不仅是人道上的缺陷，更是对人类文明和生命智慧本身的嘲弄。今天不是我为他们举行开学典礼，倒好像是这些残疾人在为周围这些正常人举行开学典礼。
赵培最后朗诵了一首诗，用以表达自己想说的话：
秋降生在春的故乡
据说是人间天堂
可我对生活的第一个印象
是地狱
幸好还有父亲的墨水
母亲的眼泪
做我的乳汁
世界上没有一种秤
能称得出残疾人痛苦的分量
我都不敢称自己
是一架造粪的机器
因为我只是一堆破损的零件
我希望怜悯又厌恶怜悯
愿意碰到施舍又憎恨施舍
祈求有奇迹降临
又深知奇迹是势利小人
只对幸运者献媚
属于我的只是嘲骂和鄙弃
现在我无权再埋怨命运
那等于嘲讽自己
理想不一定能战胜现实
可我决心要试一试
并毫不游移地承担起
理想的责任和义务
虽然开学典礼的时间拖得够长了，沈大夫利用她大会主席的权力还是坚持让二班的于青为大家唱了两首歌才宣布散会。并反复跟我说，于青若不是两条腿残废一定能当个歌星或电视演员。她口气肯定，态度极端认真。谁要敢说于青成不了歌星她一定会跟人家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我可不想伤她的心。尽管知道于青即使有着两条健壮的腿也成不了一个好演员。大家所以认为她唱得还不错就因为她是个残疾人。带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欣赏她的歌声，那仿佛是在她心灵里开放的一朵朵小花。
想不到这个开学典礼竟开出了这样的效果，我激动了自己，刺激了自己的兴奋点。客人们都走了，我还不想去吃饭，也不能静下心来回到办公室去坐一坐、想一想。像个服务员一样在学生宿舍和教室里串来串去，帮助他们打水端饭。正因为我四肢健全，反而不认识肢体的价值。也许只有失去了这些东西才像残疾人一样懂得身体的宝贵。我忽然觉得自己身上似乎少了点什么，某个部位也像残疾了一样。转眼间跟残疾学生的感情拉近了。我开始理解沈丹实的突然变化。我若早投入到学生中也会像她一样。不知白星春对这个开学典礼及残疾学生印象如何？我很想但终究没有找到机会跟她单独交谈几句。在整个开学典礼过程中，她也几乎没说什么话。
报纸遮住了他的脸，遮住了台灯平射的光亮，巨大的黑色方块在房子里移动，这种由他亲手制造的幽暗，更增加了应该行乐、必须行乐的气氛。他闻到了肉欲的味道，这令他厌恶的肉欲！夫妻间这天经地义的必不可少的肉体交合对他来说已不再是温柔的享受，而是一种威胁，一种压迫。当肉欲不能连接幸福时便通向灾难。
他最后的一次成功还是去年夏末秋初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凉爽突然赶走了暴热，煎熬了两个多月第一次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夜好觉。连女儿什么时候走的他们都不知道。女儿是个有主见的姑娘，昨天晚上找她母亲要了五块钱，自留了一兜食品，准备第二天一早去参加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剪彩仪式。四周很安静，家家都趁着凉快睡懒觉。他毫无准备，只是碰到妻子的身体时不再汗腻腻黏糊糊，光滑凉浸。他侧过身来，妻子也正看着他，眼里突然流光溢彩，一股仿佛不是来自他体内，而是自天而降的暴风骤雨式的冲动鼓舞了他战胜她，莫名其妙地成功了。也就是说他有半年多没有尽丈夫在床上的责任了。他很想满足妻子，自己也享受男人正常的欢乐。一次失败就会引来一连串的失败，一连几个月抬不起头来，想性色变。自己的力量不够就想借助别的力量，他翻阅了大量文学作品中关于性的描写，还偷偷买了不少专门介绍性知识的书籍和报刊，低级庸俗不怕，所有交媾都是低级庸俗的。世界上难道还有高尚无私的媾和吗？只要有刺激性欲的段落他就做上记号藏起来，不能让妻子和女儿见到。临睡前的一个多小时，他就开始做准备，拿出那些珍藏的宝贝段落，希望能刺激起他男人的力量和勇气。岂料有些东西看第一遍时很刺激，待到目的明确带着任务看第二遍时反倒平平常常无动于衷了。他只好改变阅读方法，看到渐入佳境，估计后边会有刺激的地方便断然打住。克服先睹为快的欲望，留待临阵时再看。此招果然奏效。妻子每天晚上该干的杂务尚未收拾完毕，他已蠕蠕而动淋淋漓漓了，真的一切都准备就绪。当隆重的时刻就要开始了，他却平静得如一条死蛇，不战而败。所幸妻子对这方面的要求并不强烈，干也可不干也可。只是有一回他想用理智能够支配的手代替理智发动不起来的器官，百般温柔，按照书上写的程序和节奏对妻子进行抚摸。妻子被挑逗得有了行动，他也跃跃欲试。身子动了真格的，脑子里还不免有些紧张——但愿这次能坚持下来。杂念一生，立见萎缩，终又半途而废。急急渴渴的妻子也只是推开他，轻声骂了一句：“废物！”
从此他连挑逗性的动作也不敢有了，怕逗起妻子的性欲来自己又顶不上去，让妻子更难受。隔一段时间，妻子躺下以后也许会问他一句：“今天行吗？”他如果老老实实地承认不行，妻子并不埋怨他，自己掉头睡去。也许并不是她想这种事，而是看他可怜，主动提供机会，鼓励他成为一个男人。今天晚上他有一种感觉，妻子上床后很可能又要问那句话，他羞于说不行，实际又真的不行。一张晚报举了有半个多小时了，他在拖延时间，拼命回想能够鼓舞自己的美事，希望能感到自己的大腿间有了搏动再上床。
“这张报纸你还看得完吗？什么东西这样吸引你？”妻子等得有点不耐烦。多少年来没有特殊情况他们都是一块就寝。发昏脱不了死，他只好放下报纸，遮掩地说：
“公用医院办了个残废人职业学校，汪治国这个人很有办法。可惜他们只注重形体残疾的人，忽视了心灵残疾的人。不然姚克宗也可以去上这个职业学校……”
“别唠叨了，快关灯吧！”冯燕玫带着火气喊了一声，一股突然袭来的莫名的烦躁控制了她，自己也感到吃了一惊。她没有觉察或觉察了也不愿意承认这是因为丈夫在这种时刻提到了姚克宗。这个壮硕、粗俗、狡黠、敢于直言自己劣迹的小流氓愈来愈赢得了她的好感。不用理智强迫自己她也不再厌恶他，自自然然仿佛是合情合理地容纳他成了自己家庭里的一员。她为自己的变化，为对姚克宗的好感而不安，甚至害怕。有时她闻到自己身上有一种变态的灾祸的味道。
老实而废物的杨康心里发虚，理所当然地把妻子的变腔变调理解成是对自己的不满了。他小心翼翼地钻进被窝，既不敢有所动作，也不敢没有动作。谨慎伺候。妻子没有问他行不行，直接用手摸他。他紧张而惭愧，何敢言战！妻子失望地抽回手，离开他，转过脸去自睡。他吓得一动不敢动，等妻子睡着以后他才能松口气，再想自己睡觉的事。静静地躺了好半天，妻子还是没有一点声息。没有声息就是没有睡着，他太熟悉妻子睡着以后那均匀的呼吸声了，有时脖子没放好或鼻腔有炎症还会打几声轻微的呼噜。妻子突然又转过身来，把他的脑袋紧紧搂进自己的怀里哭了。泪水弄湿了他的脸，他仍旧不敢动弹，真应该有个地缝让自己钻进去。他盼着妻子眼他大吵大闹一番，把他踹下床，赶出家门。那样妻子把身上的邪火发泄出来会好受些，他罪有应得心里也会安稳些。妻子不怪他——这种无言的责备更使他受不了，男人的自尊心被钝刀子宰割。妻子终于平静下来，他跳下床到厨房弄了条热毛巾替她擦了脸，赤条条的身子被冻得冰凉。为妻子效了点力，仿佛也有勇气和资格说话了：
“燕玫，明天你陪我到公用医院去一趟吧。”
“干什么？”
“我找过汪大夫了，他说治这种病必须夫妻一块去。他好像很有把握……”
“我可不跟你去丢那份人！”
“丢人的是我不是你。”
“你不看看我们都是什么岁数了？人家会以为我老不正经，对这个要求很强烈哪！”
杨康作难了，带着老婆去治阳痿实在太难堪。对他来说倒无所谓，不是在外边丢人就是在家里丢人。自己这个人反正是丢定了。
妻子反过来安慰他：
“我也不知怎么了，好好的就哭起来了。并不是埋怨你，你这样是正常的。我们都老了，快到更年期了嘛。”
“还不到五十岁怎么就说老了！按理说男人到七八十岁也没有问题。”
“那不是你这种男人。”冯燕玫忽然觉得这话很容易被误解为挖苦他，便偎过来，为他宽解，“别胡思乱想了，快睡吧。这种事有没有对我都无所谓。这几天可能有点累，我情绪反常，一过更年期什么都好了。”
她希望近来心里时时出现的骚动和不安真的是更年期的反应。
杨康终于忍不住又来找汪治国了。汪治国告诉他，如今有这种病的男人太多了，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但多为精神原因，而非生理原因。最后还是为杨康开了药——其实最好的药是为他提供一个有经验的女人。
如今假男人很多，假女人也不少，有的硬邦邦雄性化了。有的表面很风骚，到关键的时候却没有女人味儿，不能成就男人，创造男人。
——这也是一种残疾。
汪治国突然又想出个主意：如果办个男科病诊室或性科学学会，既是善举，又能发财。
他却警告自己：决不可把这个想法说出来，让平军知道了不知又会干出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