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得连尿尿都忘了——话糙理不糙，对我正合适。当然跟厕所太远也有关系，去一趟厕所，需要有远征一次的决心。那实际就是古老农村式的茅坑，通过一条长长的拐弯抹角的砖石小路连接着医院的两排平房。隔十天半个月不打扫，气味也不会熏着医院。

我在远征回来的路上被赵力力堵住了。这么冷的天她就穿上了裙子，总想领导时装新潮流。说她不怕冷吧，脚上又穿着羊皮靴。她提前进入了春天，还是夏天？

“你不冷吗？”

我愚蠢的问话让她得到一种很大的满足。女人们大概最喜欢眼下这种初暖乍寒的天气，竞相穿出各种时装争奇斗艳，行将隐退的冬装还有机会回光返照，各种新潮流春装纷纷亮相。我的惊讶就证明小赵的打扮是成功的。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就不枉费一番苦心。美得自然，美得舒适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能够触目惊心。

“校长先生，又去听白星春讲课了？”

这语调让我极不舒服。娇美的化妆术掩盖了她脸上的雀斑。

“怎么啦？我听她讲课有什么不对吗？”

“瞧你，谁敢说你不对，干吗绷脸？你可真变了……”

“我哪儿变了？”

“以前你脾气多好，从没见过你红脸发火。谁不知道你是出了名的年轻老正统，夫人震死以后再也不用正眼看任何一个女人。有人说因为你以前的夫人美得空前绝后了，也有人说你用情专一空前绝后了。可现在……”

“我现在怎么啦？你今天怎么尽说半句话！”

我听出自己的声调也极不自然。我知道她要说什么，我成天围着白星春的屁股转啦，我办学校的目的不是为了残疾人而是为了跟白星春接触啦……我这一变颜变色，赵力力反而不敢讲下去了。女人是因妒忌才好奇，还是因好奇才妒忌？其实，她想刺激我提醒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立即换了一副脸色和腔调：

“治国，你的官儿越当越大，连跟你说句话的空儿也没有了。”

“有事吗？”我话里果然有股官腔。

“没事就不能找你吗？聊聊天、说说闲话就不行？”

我憎恶闲话，也许因为自己现在成了闲话的中心，再也不能忍受她那尖细而又响亮、放得开收得住而又自我陶醉其中的声音散布出一连串无聊的望风捕影的甚至是恶毒的信息。以前我的诊室里多是病人，她可以来去自由，甚至任意把病人撵出去或拒之门外，然后毫无顾忌地跟我海聊一通。现在除去原来的诊室我还有了一间属于自己专用的办公室，到我办公室来的大都是本院职工和学生，或开会，或谈正经事情——即使在我看来绝对不是什么正经的事情，来人也要摆出一副正经八百的样子。而小赵只有滔滔不绝的废话，缺少正经内容，自然难以排上队堂而皇之地走进院长兼校长的办公室。

小赵手心里捏着两张花花绿绿的硬纸，把其中一张塞给我，十分神秘：

“我好不容易只搞到这两张，你可不许蹲我，不许把票子让给别人。”

她自认为是我的什么人？好像有权利对我说这种话。就不想想我也可能会断然拒绝她？站在这个地方说话，而且嘀嘀咕咕，明天又会成为全院的一条新闻。她也许正是要追求这种效果。

“这是什么票？”

“哎呀，还能是什么票！当然是香港歌星的音乐会。全城的人都像疯了一样抢票。要不还用得着我费这么大牛劲！”

“谢谢你，我恐怕去不了……”我差点说出更煞风景的话，无论如何不该让她难堪。毕竟她是出于一番好意，又是个姑娘。我放缓了语气，“什么样的歌星有这么大的魅力？”

“呀？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我是严肃认真的，为什么别人总以为我在装傻？她的眼光让我感到自己是个乡巴佬。这样珍贵的票子给我这样一个对现代歌星一无所知的人实在可惜。我为她难过，为让她对我如此失望而感到不好意思。

“你成天就知道瞎忙，过的这是什么日子，连罗文、汪明荃来了都不知道！他们在广州演出每张票的黑市价格卖到一百元。散场后坐在前排的女孩子都不走，等着握一握他们的手，如果再被罗文拥抱一下，简直是至高无上的幸福和荣耀。”

她明天晚上是不是也想让罗文抱一抱？何必拉上我碍手碍脚的。想把票子还给她，却又怕伤害她：

“哎呀，这么难得的票，如果我去不成浪费了多可惜，不如你另找个人陪你去。”

“不行，我就要你陪。我知道你喜欢音乐。”

我称得上是酷爱音乐的，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唱，真要亮开嗓子放歌一曲，自信医院里没有几个人能比得过我。现在显然是跟不上趟了，成了该死的年纪不老的老正统。我真正欣赏的还是六十年代出版的《中外名歌200首》里的歌曲，对千部一腔的、做作的、歇斯底里的、沙哑粗嗄的、含混不清的纯港台、准港台和仿港台的所谓流行歌曲，只敢说能够忍受，决不会像听云南民歌《小河流水清悠悠》和青海的《花儿与少年》那样，两句一进耳就心醉神迷，通身的每个细胞都融进了音符之中。那没有音乐的怪模怪样的吼叫，那缺少文化的搔首弄姿的低吟浅唱，怎么一下子取代了中国民歌和极丰富优美的各族民歌？中国有自己的通俗歌曲，这些一哄而起的时髦玩意儿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音乐会上没音乐，艺术节上无艺术，文化活动少文化，一个文明大国和文化大国怎么可怜到如此地步！然而老百姓一哄而上，像赶大集一样追逐时髦。不管什么货色一律都水涨船高，你有再好的东西群众却不认账。你了解自己的同胞吗？你还敢说自己是中国人？也许是我自己真的落后了？跟不上这个时髦的社会了？

“哎，你又想什么了？”

“啊……想歌星。”我对不住她，缺乏应有的礼貌和热情，更谈不上感激。她经得住近瞧吗？会不会也有一张男人脸？为什么她和钱瑛一样都是这么大胆、这么主动，如果像白星春那样自重一些，含蓄一些，也许会让我更动心，说不定我会主动追她……

小赵不怪，反而扑哧一声笑了：“校长当了还不到两个月，脸倒瘦得小了一圈儿，天天神不守舍，脑瓜不够用的。”

“的确不够用的，一开课学校就走上了正轨，必须保证教学。还有一大摊子医院的工作。”她关心着我的胖瘦，我有点得意，有点发热。其实对于中年男人来说瘦是一种精炼，未必是坏事。

“我不管那些。明天晚上开演前一刻钟我在和平剧院门口等你。不见不散，别忘了，啊！”

她不放心地、急切地、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这莫名其妙的、感情复杂的一眼似含有无尽的意味，不等我答应就匆匆走开了。好个“不见不散”！这约束力可不小。我真的要去赴她的约会吗？

她似乎很愿意让大家看见我堵住她而不是她把我堵在小道上谈个没完。但不想让人看见她给我的音乐票。可还是被有心人撞见了。钱瑛也去远征，好像无意间跟我走了个对面。她满脸狐疑，头发揪得紧贴脑皮在后面系成个黑炊帚，突出的略凹的大圆脸上男人的特征更明显了。我为她难过。

“小赵刚才跟你嘀咕什么了？是不是给你送戏票来了？”她声音不大，但很有力量。她在暗中监视我，还是监视小赵？

她们好像都有权利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别人跟我说什么与她何干？我对付这些女人的武器就是不吭声。不管她说什么，你只盯着，只听着，她自己讲来讲去就会感到没有味道了。这种漫不经心是对女人最大的残忍。你不论说是说否，都容易造成两个女人之间的矛盾。

“她不是看上了你这个人，而是看上了你的名誉和地位。臭巴结！”小赵看不看得上我跟她有什么关系？她自己又是什么呢？

她看上了我什么？我本来也认为她似乎比小赵更适合我，现在不可能了。理由我将永远不会说出口。她有丈夫孩子，虽然她说不和谐。要拆散一个家庭也不那么容易。她为什么要吃着碗里看着盆里？并因此迁怒于想跟我要好的女人呢？女人间的敌意真是神秘莫测。我应该寻找机会采取最近的距离观察白星春和小赵，看她们的脸上是否也有男人的特征，果真如此一切麻烦都没有了，证明我心理上有毛病。说来可笑，还是可怕？我身为医生，又是残疾人学校的校长，说不定自己也是残疾人，又如何救得了其他残疾青年？

我摆出的肉头阵很快取得胜利。钱瑛不再唠叨，被妒火烧得漆黑锃亮的眼睛变得温柔了：“治国，你咋啦？”钱瑛近来对我的态度变化极大，在我面前不再百无顾忌地胡数乱骂，不再跟别的男人嬉笑打逗。正经了，话少了。只有那时刻都在追踪我的目光永远是饥饿的。我有点怕她。进入这种状态的女人可以不顾一切，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即便不答理她她也不会放过你。闹不好会成为仇人，那又何必呢？又可怜，又可气。

“你看，”我转移了她的视线，有几个孩子轰赶着一个黑糊糊脏兮兮的庞然大物，慢慢吞吞、东摇西摆地晃悠过来。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猪，简直就是一头象。脊背如同一块凹形铺板，小孩子可以躺在上面睡觉。下面吊挂着一个半瘪的大麻袋。麻袋上坠着两排灰污污的奶头，像倒挂着的几十个荞麦面的大窝头。身上沾着黑泥、泔水、烂菜叶、孩子屎，带着一股臭烘烘的腥风臊气。那张举世闻名的极富个性的长嘴还在到处瞎拱，不管地上有什么都要插上一嘴。任孩子们在它屁股后面大呼小叫，甚至把砖头瓦块投到它身上，也全不在乎，照旧慢条斯理地东伸一头西啃一嘴。毛长皮厚，何惧小疼小痒。即使真的被重重的石块打疼了，顶多也是摇晃几下尾巴，摆动长耳，做出要跑的样子，待孩子们哄然闪开，它的长嘴又向垃圾堆伸去。它的骨架很大，身上的肉不多，只有一个沉重的十分突出的囊膪。它永远都是这么懒、这么饿，似这样东一嘴西一嘴，何时才能撑圆那个大肚子？

钱瑛皱起那可爱的塌鼻子，想要跟我说点什么悄悄话的兴致全没了。一尘不染的、闪闪发光的银灰色高跟鞋把一双秀足包裹得比女主人的脸更娇媚可人（把一团药布塞进这样的鞋里，让男人看了也会激动），带着女性挑战般的诱惑力，也在不自觉地往后退，本能地躲避着猪祖宗卷起的尘土和臊臭。她拉了一下我的衣袖：

“快回屋吧，这儿太脏了。”

我的兴致才刚来，看得正入迷：

“小钱，我跟那群孩子一样也在轰赶着一头猪祖宗，怎么赶也赶不动、赶不转。所不同的是孩子们是闹着玩儿，我却是认真的。因为这是我的工作。真可以急死你，累死你。而我的猪祖宗明明还活着就已经不怕开水烫了。”

“人家跟你说真格的，你尽打岔！”

钱瑛抡起眼睛斜瞪了我一眼，径自进屋去了。我没有幽默感，平时也极少同人开玩笑，怎么会跟她打岔？

说真格的，我不会在本医院找对象。大家彼此太熟悉了，有几个可以考虑做候选人的姑娘，在背后都曾被别人的闲话扒光过衣服。我一想到某个姑娘背面的形象就一点情绪都没有了。何况我也决不会冒将来有可能做乌龟或准乌龟的风险。

我舍不得丢开那头猪祖宗。看看孩子们能不能摸准它特殊的习性，找到它生存的规律，从而把它赶得跑起来。我不急于回到办公室。不错，办公室里有人在等我，或为公，或为私。有的需要我出主意、拿办法、发号施令，有的只是想利用我一下，说穿了也不是利用我，而是利用我手里的权力。我动脑子，动感情，有时还动肝火，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布置下去的事情却往往碰上鬼打墙，推哪儿也推不动，到处都是半身不遂。我或者发疯，或者也得半身不遂。

下午五点钟一过，医院就开始退潮，到响下班铃的时候人也差不多快走光了。我正好可以清静一会儿，从里面把门锁好。或躺，或坐，或闭目养神。任大脑的血液在这一瞬间突然全流光，只剩下一团意识的空白。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走去想，心里舒服得很。

咯噔、咯噔，有人推门，实际是撞门。明知门已上锁，还要不死心地重撞几下，门锁被碰得噔噔乱响。一下子把我从入定的空灵境界拉回到沉重嘈杂的现实中。同事们进我的办公室如同回自己的屋，不懂得需要跟我打招呼，不认为先要征得我的同意，不会轻轻地敲门，上来就推门而进。进不来再敲，亚若重锤。带着一种不耐烦、不信任，似乎知道我藏在屋里故意不开门。此时我想开门也不能开了，心里紧张，愤怒而不安，只能屏声敛气。没理的倒有理，有理的反像做贼。待来者确信屋里没有人，不解气地朝门上踢了一脚，才嘟嘟地离去。

是谁对我这么大火气？简直是带着一股仇恨。我当医生的时候不记得有人敢这么对我不尊重，更没见有人把对我的火气撒在门上。当院长以后我经验得多了，有人对我一无仇恨二无火气，也是这般打砸抢式的捶门法。他们认为到院长的办公室来是官差公干，用什么方式进去都无所谓。看来大家对当官的敬畏远不如对一个好医生的敬重来得真诚和自觉。我一想起自己在公司办公楼里敲不开门的窘迫，就一点火气都没有了。谁都有权利占用我的时间，唯独我没有权利支配自己的时间。不论什么人、碰上了什么事情、在什么时间都可以找我，都是“官的”。

筋肉僵硬，关节酸疼，疲乏在全身成片地扩散，麻木在颅腔里呈条状分布。直想早点回家，不顾一切地大睡他一夜。正像我宁愿这样呆到死也不想动弹一样。我心里最清楚，一旦我有空闲，静下心来休息，我渴盼的清静便离我而去，思想陷于无边无际的自我烦扰之中。热闹场面过去了，残疾人学校的新闻价值所剩无几，人们对它的兴趣和新鲜感逐渐消失，只给我剩下一堆各种各样的非常具体的麻烦。

她好开心啊，笑得像个丑八怪——这是记者的感觉。是他把她逗笑的，他却一直在冷酷地品评她、估量她。

她从未对着镜子练过笑，不知为什么很自信。认为只要是从心里想笑，真诚地笑出来就很美，姑娘的笑没有不好看的。她控制不住自己，老是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记者长得很帅，脑子里尽是怪问题，说话就更俏皮，把人逗得笑破肚皮他还是那副冷面孔。这次他可是专为自己来的，她滔滔不绝地把心里的东西全告诉他了，连自己的日记也让他看了。让同学们眼馋吧。爱妒忌的刘莹临出屋的时候故意把门摔得很响。活该，气死你！她知道窗户外边一定还有人往屋里扒头探脑。让他们看吧，等到记者的文章登出来那才真正值得看哩！在开学典礼上她认识了这位记者，就经常给他写信，她的希望寄托在记者手里的那支笔上。任何医术都不可能再把她变成一个健康人，只有一条途径能够帮助她实现比一般健康人还要荣耀灿烂的人生——这就是出名！像张海迪那样。她比自己残废得还厉害，可收到了无计其数的求爱信，成千上万的健康英俊的小伙子，有些还是很有知识的，都拜倒在她那瘫痪的脚下。达到那一步需要自己刻苦努力，更需要报纸的宣传。她如果有那一天，可以优先考虑眼前这个年轻聪明的记者。

她又想笑。她终于有了笑的机会，能够畅快地笑，连续不断地笑。哗啦一声，窗上的玻璃碎了，一块脏兮兮的砖头飞进来落到刘莹的床上。谁叫她来得早，挑了个靠近窗户的好床位。活该倒霉。记者飞快地冲出屋去，也许还会有第二块、第三块砖头飞进来。她也想跑出去，由于坐的时间太长，她越着急越站不起来。双拐似乎再也支撑不住已经变成了大包袱的生命。记者也太胆小自私了，只顾自己逃跑，竟不来扶她一把。

一个无与伦比的疯子在公用医院的门口搅起一阵龙卷风。他鼻青脸肿，两眼血红，嘴里骂着不堪入耳又不能不入耳的脏话。四五个小伙子在扭扯他，却不能制服他。他抓住什么就用什么当武器，砖头、土块、立在传达室门口的气管子、食堂买菜的竹筐，噼里啪啦，吱呀乱叫。他还有一条腿是瘸的，不知原来就瘸，还是发疯被打瘸的。疯子痛快，发泄得痛快，嘴里三皇五帝、祖宗爷娘地骂得更是痛快淋漓。看热闹的人也痛快，无论男女老幼，无论听到疯子说出多么难听的话，都不忸怩脸红，更不责怪他。似乎一切都合情合理，如果疯子不这样大打大骂倒是怪事了。够刺激！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经常不断地疯一疯、闹一闹，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乐事。

传达室的人和以平军为首的医院里几个身体还算强壮的医生，坚决挡住了这股疯狂的龙卷风。理由是公用医院治不了疯子，叫他们去神经病院。疯子的家属则央求说，神经病院人满为患，没有内部关系人家不收。也怪这个瘸腿罗汉疯得不是时候，应该等他的家人在神经病院联系好床位以后再发疯。他们身后跟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吓得哭哭啼啼，不停地喊爸爸。显然是疯子的儿女。疯子继续大骂：“谁说我疯，我日他八辈儿祖奶奶！”家属又求平军：“能不能给他打一针，让他睡一觉，老实一会儿。这个样子怎么把他弄回去？”平军打发人去喊院长。对付吵吵闹闹的事也许只有汪治国还有办法，他上前帮着摁住疯子的脑袋：“这时候谁敢给他打针？他一挣劲针头断在里边怎么办？”

汪治国跟疯子一照面，立刻就觉得自己能够治他。却苦于不能检查他的脉和舌苔。他一眼看见疯子身后那两个满面泪痕的孩子，立刻有了主意。他把他们拉到自己的身边，给他们擦眼泪，叫他们不要怕。说明自己是这个医院的院长，能够治好他们父亲的病。叫平军给他们端来一杯水。两个孩子刚开始的时候拒绝他的好意，渐渐信任了他的慈祥和力量。孩子的叙述、大人们的补充，让汪治国知道这个精神病人最早是因房子问题生气而疯。两年前曾发作过，先后住院三次，花去近千元。这次也是因暴怒复发，一夜一夜地不合眼，想起来就胡乱往嘴里塞点东西，十几天了光吃不拉。阳旺火郁，上扰神明。当以清肝解郁，宣泄阳明实火。

说也奇怪，疯子看见他照顾自己的孩子，力气竟然慢慢放松了，不再跟扭住他的人较劲，胳膊腿不再硬邦邦的，摸着也像骨头掺肉做的了。汪治国乘他不备取其开穴大陵下了一针。疯子一怔，再想动弹已经晚了。胆大的医生也凑上来帮忙，七手八脚把他掐巴住了。汪治国回到屋里取八味中药放在电炉子上熬，不慌不忙等疯子自己软下来。半小时以后疯子就吵着要水喝，一要不给，二要不给。疯子急得第三次要喝水，汪治国把药液掺入水中，让疯子的女儿端出来交给他。疯子一饮而尽。汪治国叫家属把疯子领走，一个小时后他会大便，大便之后症状立刻就能缓解。汪治国像算卦的先生一样，对未来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口气肯定。疯子的亲属以及帮忙的邻居们频频称谢。连那两个孩子都对他说了感激的话。汪治国用矜持掩饰自己的得意之色。那疯子突然转身，对着他的屁股飞起一脚，正踢在他的尾巴骨上，疼痛难忍，跌倒在地。周围又暴发出一阵哄笑，连疯子都笑了。尽管出丑的是他们的院长，是他们的校长，是他的恩人。汪治国又恨又气又羞，狼狈万状。

月亮愁容惨淡，令人戚然。我疲惫不堪，肝火郁结。我心似月，由于自己心绪恶劣，看什么都觉得不顺气。还是月亮影响了我，它那死亡的气息侵扰了我。我还会吉星高照吗？

心不在焉地摸出钥匙，稀里糊涂地打开房门，仿佛整个宇宙的黑暗都塞进了我的房间。我在门边稍微停顿一会儿，让自己的眼睛适应这黑暗，然后再进屋。进了屋门总要抬头，猛然吓了一跳。借着窗外阴白的微光，看见屋子中央站着一个人，轮廓一团乌黑。谁？来找我看病的？还是有急事来找我的朋友？他是怎么进来的？不知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这个人会是女的。他只能是个汉子。我开亮屋顶的日光灯，哈，是我那盆昙花！知道它今天夜里要开花，早晨我给它喷了水，洗净叶片上的尘土——如同姑娘出嫁时的沐身更衣。它太高大了，最高的一片叶子跟我头顶一般高。枝叶繁茂，头重腰细，像舞台上穿扮好了的贵妇人。款摆腰肢，颤颤巍巍。我一靠近它，它就搔首弄姿，半迎半就，姿态迷人。我往屋搬的时候抱不动整个花盆，只能半抬半拉，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挪到屋里来，像侍候一位坐着轿子的新娘。昙花开放是它自己的大事，也是我生活中的妙事。每年到这一夜我都像守岁一样看昙花从开到落的全过程。刚才竟把这样一个节日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从早晨离家到晚上回来，十几个小时东奔西跑，也不知忙的是什么。无非是求人和被人求。还是求人的时候多，被人求的时候少。如今抬脚动步，不求人办不成事。临到自己求人时方知求人之难。我坚信自己生来就应该是被人求的，行医就是行好，我未出娘胎就接受了一副慈悲心肠。人家求我如流水，我求别人似登天。人面遂高低，行情不断变。只是冷落了昙花，真是罪过！

花为人开，花蕾吸收了人的精气才开得水灵。人宠花，花宠人。每年到这个时辰花蕾的笑口已经大开，临近子夜才能火爆爆地怒放，昙花的生命达到巅峰状态。今晚由于我的粗心，它可能以为自己被遗弃了。十三个半尺多长的花蕾，如同十三只白天鹅，怒冲冲弯脖子拧头，尖嘴紧闭。我赶紧搬了把凳子坐到它跟前，眼对眼，嘴对嘴，真诚地表示自己的歉意。从现在起寸步不离地守护它，赞美它，崇拜它。

昙花激动起来，花蕾微微战栗，如天鹅抖动颈上的羽毛。包在外面的根根红针，像伞骨一样挺直、撑开。好大的排场，红日未出，先见光芒。光芒既现，轰轰烈烈的日出就在眼前。绿的像窗外的夜色，厚重、坚实；白的尖锐、轻巧，一心要突破绿的笼罩。弯弯噘起的尖嘴眼见就龇开了，一股噎人的香气喷出来。我把脸贴上去，猛吸几口，一团浓香，一股清凉，从喉头直坠肺腑。熏得我一阵晕眩，立刻觉得五脏六腑清洁透亮，如醉如仙。刹那间忘记了尘世间的一切荣辱喜忧，身内身外一片圣洁宁馨。花瓣颤动，千娇百媚，愈张愈大，愈大愈白，奇迹般地有节律地伸展开来。昙花简直是在讨好我，显灵般现出自己活泼泼的生命，眼对眼地让我目不暇接地开放了。中间露出一个锥形的深洞，洁白娇嫩的花蕊颤颤地挺了出来，根部是一团绒毛般的白线，簇拥着它，突出着它。白得高贵，白得纯净。如刀如剑的绿叶上竖起十三朵巨大的白花，它们是按照一个口令，踏着同一个节拍开放的。满屋弥漫着醉人的香气。我胃里发出一阵贪婪的鸣叫，恨不得立刻就把所有花蕊及蕊上的白粉吃掉。昙花那楚楚动人的神态又让我下不去嘴。它是专为我开的，躲开所有的人，躲开君临万物的太阳，不凑热闹，不争喝彩，藏进黑夜，躲在刀丛剑树的叶片之下，自甘寂寞，只为悦己者展容。倘若在它开得正得意的时候我就把它吃掉，未免太惨烈，太残酷，太不够交情了！

它又是多么傲慢，多么自得。

这是好兆头。今年昙花开得最多，也开得最为壮观，我今年的运气可能不错。因我一时冲动恻隐之心大发而决定开办的残疾人职业学校也许会成功。哎，为什么不把昙花当做残疾人学校的校花？

“昙花一现”——是贬词，是文人们编排出来的。一般人喜欢好吃多给，喜欢坚固耐用，喜欢“死不了”或不死不活。他们轻易看不见昙花开放，便嘲笑它的一现，不说它的好话。正因为它一现即逝，才更说明它清高、它珍贵、它不同凡俗。人活一世能像昙花这样轰轰烈烈地“一现”，也很不错。世界上有多少终身未开花的人生？

好题目，昙花香气刺激了我的灵感，心里涌动着写作的欲望。为什么不就花开花落的规律性写篇文章？来论证自己的子午流注理论。近几个月为了办学，几乎荒废了自己已有所成就的研究课题。为人行善办学可不能放弃自己的本业！不搞研究，不出成果，不写论文，我的生命又怎样开花呢？

昙花子夜盛开。夜来香傍晚叶蕊飘香。蛇麻花在寅时才露笑脸。牵牛花在清晨打开喇叭。冬梅、秋菊、夏荷、春牡丹。还有动物，蝙蝠只在天黑时才飞出来捉虫；公鸡每叫三遍后天就放亮；鸭子繁殖有周期；鹿角的生长和脱换也有规律。至于人嘛——体内更存在着有规则的生理节奏：体温、血糖的含量、新陈代谢、激素的分泌等等都随着昼夜的交替而变化。肺结核、风湿热病人往往在下午出现低烧；气喘病多在夜间发作或加重；血吸虫病的病原虫只在夜间才能从病人的血液中找得到。人体在不同时间对药物的敏感度性也不同：心脏病人在凌晨四时服洋地黄，其敏感大于平时四十倍；糖尿病人在子时对胰岛素，也最敏感。在这个时辰出生和去世的人也最多。凡是生命就具备进化的适应性，自有其特定的活动变化规律。

我的子午流注理论就是打开人体生物中奥秘的钥匙。

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由于地球自转，太阳光对地球的照射强度在一昼夜内呈周期性变化，人体内营卫气血的运行也随之改变，以相适应。从子时到午时，从午时到子时，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皮毛、筋肉、血脉等等六十六个穴位，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盛衰开合的规律。穴开时，气血旺盛；穴合时，气血衰退。按我的子午流注图，把握穴位开合规律，按时取穴，一针下去郁阻之路顿畅。阴阳顺调，水火相济，神旺气足，邪则敛退。

还应该举出一些病例，给我的理论增加铁的事实，让人无法不信服。

昙花摇曳，花影婆娑，花蕊弹拨出一种乐声，意境悠远。我突然被震撼，生出一种莫名的虚幻的激动，和着昙花生命的韵律，仿佛能进入一片祥和的精神高地。从这片高地上望去，目标变得清晰了，这是最富于创造性的时刻。

我仿佛看见了李时珍感觉到二十七种脉象的神情。积累了几千年的中医学忽然像游龙在我面前活动起来，无边的深水涌起波澜，渐渐裂开一条缝隙，我可以随龙而进。进去则可以掌握连现代科学也摸不着大门的一个世界。神医需用神，自己通灵看病才灵。人的生命是自然界最高形式。它集中一切物质运动形式于一身，是机械、物理、化学、生物等各种运动的综合。人并不是由细胞等微细结构堆积而成的生物体，而是能自我更新、自我复制、自我调节的高级完整的有机体。人体的小宇宙与自然界的大宇宙息息相关。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与在社会、环境影响下过度的情态变化——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交互作用，遂使阴阳失调。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春季阳气升发，人的精神也当愉快活泼，富有生机；夏季阳气隆盛，体内也阳气旺盛向外宣泄，人的精神要坦然舒畅，不可过于激动；秋季自然界一派肃杀，体内阳气始收，人的精神应安逸宁静，使神气收敛不散；冬季寒冷，体内阳气潜藏，人的情绪宜含蓄，不得过分外露，免伤真气。掌握宇宙的周期性变化，确定人体各器官在一天的什么时间处于活性的高峰，才能进行综合性分析，依据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八纲原理辨证施治。人在一昼夜十二个时辰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每个时辰都有一条经络的气血最旺盛。十二条经络一昼夜循环一周，如此循环往复，以至生命的终结。按这种流注施针，诸经各以时旺，子阳午阴，手足腧穴也合之五行，开则相生，闭则相克。相生则刺，相克则停，计时而用，补得必灵。针能做到的，药石为什么做不到？我忽然想起《本草纲目》里百读不解其意的一节文字——《药对》岁物药品：

立冬之日，菊、卷柏先生时，为阳起石、桑螵蛸。凡十物使，主二百草为之长。

立春之日，木兰、射干先生，为柴胡、半夏使。主头痛四十五节。

立夏之日，蜚蠊先生，为人参、茯苓使。主腹中七节，保守中。

夏至之日，豕首、茱萸先生，为牡蛎、鸟喙使。主四肢三十二节。

立秋之日，白芷、防风先生，为细辛、蜀漆使。主胸背二十四节。

我身上从未开掘过的甚至自己不知有其存在的一块智慧忽然醒了，轰轰作响如石破天惊。身上有股最强的力量控制了我，掌握了我的思维和精力。脉搏加快，意识渐渐化作龙卷风，席卷一切思想、概念、记忆、习惯、经验。世界消失了，周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我超然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在渊深莫测的中华医学传统的汪洋大海上升腾，鼓起冲天巨涛。发现真是一种奥秘，我自己也是一个谜，多少代人（包括我自己）研究《本草纲目》几十年、几百年，为什么就没有读懂《药对》岁物药品的伟大价值，留给我在这一瞬间突然发现了新大陆。

《药对》岁物药品里揭示的十九味中药的配方是通达全身各部位的精粹。虽然只有十九味，它的显效能力很可能超过任何其他药品。所谓春、夏、秋、冬也不是单指季节，乃泛指时间、空间观众。“节”就是神气之所游行出入，非皮肉筋骨。气的游行出入就是流注，就是经络传导。我看见了一个子午流注用药的完整体系——就以这十九味药为基础，按照子午流注的腧穴开合时间用药，准能创造奇迹！

我越发感到中医学的无穷蕴蓄博大恢宏。下一个世纪应该是中医和中医学的天下——我真想对着世界大喊大叫。

我以前不敢深钻《药对》岁物药品，大概是被老祖宗的话吓住了。禹锡说《药对》岁物药品是“义旨渊深，非俗所究的主统之本”。李时珍干脆说它“决非后世医所能为”。我攻下这个“主统”，今后只消带着金银针和这十九味药便可通行天下！

长到十岁我还没个人样儿，放了学把书包一丢便到村边去玩儿。父亲为了管住我，规定我放学后必须写满五页生字才可以出去玩儿。要是规规矩矩、一笔一画地写完这五页作业，天也就黑了。我只写“人”字，不消一袋烟的工夫就把五张纸全划拉完了。父亲回来就要打我，聪明的母亲一句话就消了父亲的火：“干什么要打他，将来他要能成个‘人’还不错哪！”

每个人的父母在儿女的眼里大概都天下无比的。六六年“政治大地震”，我身边的金银针成了复辟的铁证。我不甘心让“扫四旧”的风暴把它抄走，它是我亲手用母亲的首饰打造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送回老家藏起来。火车站像难民营，想要挤上火车难上难。倘若再被人查出我衣兜里的金银针，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我在车站书店买了张***像，双手端在胸前，心里鼓着气大喊大叫：“躲开！”没有秩序的人群纷纷躲避，谁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来头，更不敢碰坏宝像。碰坏宝像那可是反革命罪！拥挤不堪的站台居然为我让出一条小胡同。我顺利地登上火车，自然也不会没有座位。就是一路得老端着架子、绷着脸，也很苦很累。到家才知道表大爷已被关进了监狱，爸爸在村里受管制，家里已被抄过两次了。母亲仍是二话不说就把金银针要了过去。我想帮助母亲把针藏好，她说：“你别管，你知道了藏针的地方不也是块心病吗？”她老人家想独自承担全部灾祸，想保护我。这就是母亲……

老人们应该活到今天，看看我并没有让他们失望。此时此刻我格外渴望身边有个亲人，享受我的智慧，以我为荣。在亲人的陶醉中我也得到一种满足。我也虚荣，希望向爱自己的人炫耀一番。或者身边有个能理解我的足够聪明的人，我愿意跟他谈话，他也有资格和智力不断激发我的谈兴。我太需要跟人谈自己的发现，谈谈我今后的打算。即使是一个成功的孤单者也是不快乐的。当你被大家都享受着的生活模式和亲情抛弃以后，越优秀你就越孤独、越可悲。

我想起了白星春。为什么独独想起了她？现在我需要她？心里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对自己解释不清楚，是情不自禁偏偏就想起了她。她确有出众之处，不虚伪，敢刺激我，洒然高丽，通身上下一尘不染。嘴有些刻薄，清秀有余，厚道不足。她能轻而易举地就把我搞得很狼狈。我不愿意被她看成是假道学，是个想发财的个体户。可我找不到机会向她推心置腹地谈一谈，把自己的全部想法解释清楚。也许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我没有勇气。

白星春。白大夫。白老师。

我可以放肆地呼喊着她的名字，心里似乎得到某种满足。我手里紧紧攥着一朵昙花，这昙花顷刻间变成了一把香泥。其他的十二朵边开始松弛，花瓣并拢，香气收敛，像一只只死鸟软弱无力地垂挂在叶子上。真是开得快，败得也快。我心里一片凄迷。残花不忍睹，令人不禁要感伤人生。古人把女人比做花实在是再准确、再残酷不过了！我不愿让败落的惨景破坏我对昙花的美好感情，拿起剪子，趁太阳还未出来，趁它们还有几分姿色，一朵朵连蒂剪掉。剪一朵，轻轻地叫一声：

白星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