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我的律条仍然是学大寨的“先治坡后治窝”。这倒不全是因为我事业心过重，只顾工作不顾家。严格地讲我没有一个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家，只有一块存身的地方。屋子里必不可少的几样东西都是地震后凑合起来的，一凑合就是十年。我觉得没有必要讲究，反正结婚的时候要全部换新的。如果不结婚，用什么样的东西都无所谓。家具是家庭的摆设，没有家庭还要什么摆设！不为家庭所累，不为物质的东西所累，清锅冷灶也是一种过日子。把简单而又用不着心疼的床铺、桌子、凳子往墙角墙边一推，屋子中间就空出了一块相当大的地方。先用湿拖把把地擦一遍，再蹲下身子用干布把空场揩干抹净。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白布包，打开来是一块六尺见方的白绫子，中间用墨画出一个圆圈儿，四周成放射状出天干地支，圆心里写着“汪治国子午流注环周图”。房间里立刻布满神秘气氛，像诸葛亮摆开八卦阵或者装神弄鬼地登上七星坛。我手里没有宝剑，而是一把老式计算尺。旁边一个黑漆托盘，盘里有黄铜墨盒和一管羊毫小楷笔。不能让一滴墨落在不该落的地方，玷污了绫卷。我要根据地域、地磁、季节的不同测绘出世界子午流注时空图。站在这张图前我就能指挥调度各个角落的人跟太阳、地球、月亮的关系。诸如纽约人、巴黎人、东京人、南北极人，只要不是外星人，在什么时间会开哪个穴位，生了病该下什么针吃什么药我都了如指掌。这需要计算并把十四经络和全身的每个穴位都写到白绫子上。工程浩大，但极为重要。不能让别人看到，只能自己干，断断续续拖了多半年，就需要有一个安定整齐的时间完成它。眼下不看病不教课，成天无正事可干，正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也省得闲得难受。

架势拉开了，却不能高度地集中精神。智慧不知在什么时候突然就会走火入魔。通过思维的视线，我在子午流注环周图上看见一个庞大的穴位、混乱的机体，劳宫穴在胳肢窝里，涌泉穴长到脑门上。我万无一失的计算，百验百灵的经验，用到它身上就不灵，穴位该开的不开，该合的不合，经络错乱，阴阳颠倒！

大瘸子陆玉河在旁边嘲笑我：“算了吧，我的神医，它是死神，你是治不活的！”

陆玉河的瘸腿没有治好，脑袋又歪了，沉重的大脑壳挂在左肩膀上，看着都叫人难受。

我问：“你是怎么搞的？”他愤怒地跳起来，几乎把我的房子捣垮：“这要问你自己，这不是你的杰作吗？”

对不起，我治病凭灵感，靠一股神来之气，和病人一打照面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他的病。有的人病很小，我也治不好。有的人病很重，我来了情绪，也能治好。我精通子午流注，深得针灸的壶奥，唯独一窍不通审时度势的艺术。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望其五色以知其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在什么脏腑。我可曾望闻问切过公司、局、这座城市乃至全国的“五色”、“五音”、“口味”、“喜恶”和“虚实”？我研究生物钟，知道树叶向东西就垂直生长，向南北就会扭曲，且生长缓慢容易死亡。可知社会也有个子午流注，人间万事如大海起落。我只有掌握了涨潮落潮的时刻，把握住潮头，才会走向好运。问题在于我对社会的经络和穴位一无所知，对官场的潮头怎样起落更是蒙头转向。以己之短对人之长，以己之弱对人之强，会有什么结果呢？我能治病却又把精力没用在治病上。治不了命却偏要帮人家治命！人头涌涌都有自己的想法。越是聪明人越不会轻易朝不明确的目标前进。我想争点什么呢？还是想干点什么呢？我真想报答中性的表大爷，还是为满足自己心理上的某种需要？比如功成德重或乐善好施的名声……

我自己也阴阳失调，神经错乱。明知道这种生活对自己不合适，可身子已游到中游，前面的漩涡吸住了我，后面的浪峰推动我，我身不由己地往前钻、往下陷。激流勇退，半途而废，让身已残的学生心再残，于心何忍？现在支持我干下去的动力已不再是简单的对残疾人的怜悯。即使还有同情，也比以前深刻了。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我的气虚在何处呢？古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我不为己，天不会诛我，大家呼吸大同小异的空气，相互联系，气血交贯而行。什么都分不开，身体分不开，精神分不开，民族分不开，自己跟其他人分不开！生我——我生，克我——我克。自己生命的小宇宙不可能再保持封闭的独立的江河行地、日月经天的运动规律了……

窗外淅淅沥沥，猛然把我从玄妙的对大千世界的万物万事都能解释的怎么说怎么都有理的理论幻想中，拉回百思不得其解的怎么走怎么都会碰得焦头烂额的现实中来。真的下雨了！我心里一沉迈过白绫子到窗前走着。地上已积起水洼，雨下了相当一阵子。这是那种很有耐力的黏糊雨，没有雷吼，不靠电闪，天空混沌成一块铁灰色的砣砣且混沌得均匀，没有缝隙，没有深浅，没有边际。泼下的雨水也十分均匀，老是一股劲儿，一个节奏。偶尔也会紧一阵或慢一阵，但不会停止也不会突然风狂雨暴。能够涝死庄稼饿死人、冲得房倒屋塌的往往是这种雨。“七二八”大地震时下的也是这种雨。

我发愣、发蒙。医院的全部家当、学校的桌椅板凳和床铺，这下全泡汤了！我曾担心老天下雨。又存一丝侥幸。世界性的气候反常，也许会雨季无雨。思想上却没有准备，万一气候正常了怎么办？整个夏天怎么可能一点雨不下！雨声哗哗，屋子里死一般静寂，那白绫子像盖尸布，格外激起一种不祥的感觉。我可不想让这种感觉把自己窒息死！

穿上雨衣，骑上自行车，直奔运输队。我很喜欢在小雨中或雪天骑车，没有尘土，马路上清静，别有一种情趣。但是今天没有这份兴味。厌恶和恐惧眼前这蕴蓄着巨大破坏力的混沌。我使出最大的力气，自行车还是一晃三摇地慢慢爬行。周围是雨花水雾，分不清大地和天空，一片迷蒙。雨水顺着雨衣的帽檐儿灌进脖子，打湿了脸和头发，眼皮火辣辣的，雨水里好像掺了药。突然有卡车驶过带着嗞嗞的怪叫声，像行驶在海面上的快艇，两旁溅起一丈多高的水柱，把我连车带人一下子打倒了。倒在泥水中，全身都湿透了。一个人孤立无援，徒生一股悲凉。仿佛老天有意把我推进一个原始而强大的生物过程，让我感受大宇宙生命的律动。在这种律动面前，人的生命是软弱的、孤独的。

还好，已经有好几个人站在运输队场院的泥水中。他们比我先到了，比我更着急，像我一样也被忧虑和烦恼所困扰。虽然他们来了也是干着急，无能为力。但我不再孤单，一股温暖的火焰正在熔化我内心的寒冷，风不狂，但很有劲道，任意驱使着雨水像鞭子一样抽打着医院的全部财产。贵重的设备曾用塑料和牛皮纸包装过，也全被撕碎，像受伤的动物裂开了一道道大口子，在风雨中颤抖不已。身下却是一堆破破烂烂的东西漂浮在水面。更多的东西没有包装，光秃秃承受着风雨的残暴，让我想起残疾同学的胸膛，在痛苦地呻吟，起伏颤动！

沈丹实和平军去找运输队的头头，想借几块大苫布把东西遮盖一下。却是空手而回。平军冲着风雨大声发泄着心中的怨气：“人家没有苫布。即便有也不能盖了，底下叫水泡着，上边已经湿透了，再捂上苫布还不沤烂了！”

只有一条路，去找公司领导。要马上，赶快！让东西这么泡在水里没有出路。社会的惰性使当官的都有拖延的习惯，所谓“在中国，时间有它自己的节奏”，就是指当官的领导群众也领导时间，让一切都适应自己的节奏。什么都取决于领导的节奏。你既然办了叫领导不喜欢的事，跳出了统一的规定的节奏，就只好主动出击了，如果要到新房子，天晴以后动员医院的全体职工把重要设备擦净晾干，还能够抢回一部分财产。医院一开业，设备经常使用，就不会锈蚀腐烂。眼下这种场面就是神仙降世也没有办法了！

留下值班的，我叫沈大夫和其他人回家去，守在这儿让人陪着设备一块挨浇又于事何补？她不会骑车，只能由我和平军去公司。送走了丈夫，沈丹实遽然老了，常常一个人漠然失神。我心中戚然，似乎是自己对不住她和死去的老郭。我欠所有人的，没有人欠我的。

我们顶着雨赶到公司，浑身湿漉漉像两只落汤鸡，也并未感动干干净净地坐在大楼里主宰我们命运的人，反而惹得他们嫌弃。因为凡我们站过的地方就有一摊泥水，弄脏了地板。没有敲开高经理办公室的门。经理办公室的周主任告诉我们，高经理应明爱中心的邀请三天前就去香港了。

“高经理去香港明爱中心学习？”

我不相信这个消息。如同不相信快要跟自己结婚的姑娘突然被别人抢走一样。他去学什么呢？他对医学、对残疾人又知道些什么呢？这一切费小姐都是知道的。

“瞧你们这副样子，好像高经理就不该去香港，只能叫你们去！”本应早就该想到事情会如此。周主任觍着肉多情少的脸，拿不是当理说，“领导不先去，你们能去得成吗？”

平军这次表现得比我更沉得住气：“都是谁去了？”

“孙市长带队，咱们公司两个，民政局一个。”

正好占了我们那四个名额。我再一次感到权力的能量是无边的，他们使用起权力来既不谦虚也不悭吝！唯独不管别人会怎样看他们。真做得出来。

“他们也学习三个月？”平军又问。

“领导同志是去考察，来去二十天足够了。”

“是足够了，玩一玩，买一点洋货，二十天富富裕裕。”

“行啦，生气也没有你的份，别做梦娶媳妇尽想美事。老老实实干好自己本分的事就行啦。”他的神态、语气充满了对平军实际也是对我的厌恶和嘲弄。他不过是公司的大秘书，我们跟他犯不着，纠缠多了没用。我问：

“哪位领导在家？”

“郑副经理在。”

郑副经理脸色平和，一副天官赐福的样子，松弛的肥肉瀑布似的重挂在脸上。见了我们，眼睛里毫无表情。我不再小心翼翼，不再谨慎地先表达对领导的尊重，而是简单扼要，直来直去地讲了公用医院目前的处境和损失。

郑副经理沉吟半晌：

“哎呀，我非常同情你们的处境。但我不是党委委员，不知道党委对你们医院的拆迁所做的决定，也无权更改。还是等高经理回来再说吧。”他的话空洞而虚滑，毫无分量，也没有温度。

“二十天以后医院的设备就全糟蹋了，几十万元的损失，谁负得起这么大的责任？”我也学灵了，先将丑话挑明，免得将来领导翻脸不认账，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当然是谁做的决定谁负责了。”

他的话像外面混沌的天气一样，能迷住你的心智。党委负原则的责任。党委是谁？是集体、是空洞的，分到每个头头身上没有几两重。只有我是具体的单独的肉体凡胎，是扛不住多少分量的。他们要想整我在别处抓不着把柄，只这一件事就可大做文章，把我连同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一起毁掉！他是在家里守摊儿的副经理，当然也拥有极大的权力，为什么使用起来这样谦虚和悭吝？是权力使他感到了自己的虚弱！当代社会最时髦、最流行的一种精神装饰就是麻木。当领导的麻木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了，与颓废派的小青年们不可同日而语。也许他习惯了官场中以权势作弄人或人玩弄权势的把戏，才导致他良心的冷酷、蔑视比他地位低下的人和事。

平军憋不住了：“既然公司里不管，我们只好用香港给的那七十万元租一所房子先救急。”

“你们还不知道吗？那七十万元被市里提走了，说是有个什么重点工程资金周转有点困难，先借用一下。详情不知道，我也是听高经理说的。”

他说得轻描淡写，可每个字都像一道闪电似的冲着我们劈过来！

“这是真的？”平军的脸因震惊和狂怒白得阴森怕人。

“我们也不同意这样做，公司原是对这笔钱有想法的。可市里做了决定，做下级的只能服从。不服从也没有办法，银行不听我们的。”

“郑副经理，你不觉得领导这样做太过分了吗？这钱是明爱中心捐赠给残疾人学校的……”

一次次窝在我心里的愤怒突然爆发了。也只能是一种精神上的爆发，我不知道自己能够采取什么行动。实际上什么行动也采取不了。连我的质问也是软弱无力的。什么叫过分？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过分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干什么都不过分！当官的何必关心自己如何不得人心呢？那不是自找别扭吗！我居然连一句厉害的能发泄心中愤怒的话也说不出！压在我们心头上的权力究竟是由人类的智慧形成的，还是由人类的丑恶和愚蠢形成的？为什么这样纵容虚伪和欺骗，反而不容纳善良和道义？

郑副经理宽厚地摇摇头，低下眼去装做看文件，不计较我们的无理，却也不再答理我们。人心非铁真像铁，官场如炉不是炉。即便是炉也只能烧死我这种有职无权的细胞官。我连芝麻官都不敢自称。芝麻官是七品，相当于现在的县团级。

跟他喊叫没有用，这不是他的过错。那么是谁的过错呢？孙市长、高经理……谁也没有错。有错的是我自己！如同是一场神秘的游戏玩弄了我的命运，一种突然而发的莫名其妙的慈悲心肠使我走上了岔道，错过了自己的好运。而厄运又使我的书生气变成了一个个的错误……

走出公司大楼，我突然感到精疲力竭，需要止步不前，实际上也无路可走了。雨还在下，天地照旧混沌。负责排泄城市污水的地沟，却向外倒灌着污黑的臭水。从每条胡同里都涌出一股股浊流，大街如河渠，城市的废物在水面上漂荡，破鞋、烂布、月经纸、竹筐、草棍儿……水淹愁人，漫漫无际的阴郁气氛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一身的晦气、怒气、怨气排泄不出，形成一股力量在身上到处乱撞。心里有个地方被撞痛了，一种灰冷的绝望向全身扩展。

平军问我：“怎么办？”

我真想说，不干了，甩掉这个大包袱，去当一个隐遁的人。忽然又感到自己没有这个权利。我是院长兼校长，大主意是我出的平军是我的下级，他跟着我干，我不干了岂不伤他的心！仿佛有把锯子要把我一锯两半，我成了地道的残疾人。如同这残疾的社会和权力机构一样。事已至此，无论是对一个残疾人还是对一个残疾人学校的残疾校长来说，都没有什么更可怕的事了，更不用害怕对抗。我说：

“等会儿我就给香港发电传，告诉明爱中心，他们给的那笔款没有落到我们手里，被市里侵吞了。中国第一所残疾人职业学校实际上已经垮台了！也算是对人家的交代。当官的不正在那里考察吗？也让他们出出丑，看他们怎么向人家解释？然后再向中央、向全国残疾人协会控告他们。”

“好，就这么办！”平军的精神气又来了，不愧是忠诚的院长助理，“我还认识一个报社的记者，叫他帮着我们造点舆论。你回家去专心写告状信，给香港打电传的事交给我。”

他好像又充满信心地去“分头行动”了。

别看我嘴上那样说，在心里对告状连一丝成功的把握都没有。在中国，告状就像往大海里投个小石子。

水浅的地方就骑上自行车，水深的地方就下车推着走。我越来越清楚了，自己和公司、公司的头头以及他们背后那强大的权力阶层难以相处。要改变的当然不是对方，我没有那个力量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却又不情愿。何必为适应别人委屈自己呢？

双脚拖泥带水，整个人像漏水的坝堤，很快就要垮塌下来。我心里明白自己是被失败的重量压垮了，心里冰凉。异想天开想开发残疾青年智力的热情早就熄灭了，只是由于骑虎难下，不到绝境自己不敢承认罢了！我需要躺倒休息，可又不想回到自己那个湿潮、清冷的窝里去。要想给病人治好病就得比病人的心还要纯净，搞研究更需要心静。我现在还能干什么呢？正陷于被五马分尸的窘境——残疾学生向我要活的权利、要知识、要做人的尊严、要职业；官僚们要外汇、要出国；医院的同事们要房子、要奖金、要职称；我忠诚的助手们要公道、要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连那四堵消瘦的墙壁似乎也想找我要点什么，比如：温暖、亲情、火爆。从四面八方挤压我、撕扯我。然而我什么也办不到。从哪个角度看，我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有力量的人。

鬼使神差我又拐进医学院的大院，带着一股冲动毫不犹豫地摁响了白星春的门铃。开门的正是她，被我的狼狈样子吓了一跳：

“你？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出，我是送答案来了。”她让我进屋，我坚决拒绝了，“我马上就走，你不是问我对你出国学习有什么看法吗？我的看法就一句话，走，坚决走。最好走了就不要再回来！”

出我意料她没有松口气，反而显得吃了一惊：“为什么？”

“留下来没有希望，不要对我们这个现实再抱任何希望了！”

她可能被我的灰心丧气感染了，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失望：“你冒雨浇成这个样子就为了告诉我这句话？”

“我从公司来，路过这儿。再见！”我拨头就下楼。

她在后面喊：“你等等，喝碗姜糖水暖一暖身子再走……”

“谢谢，不用了。”

我痛快了，没有牵挂，不欠任何人的感情或别的什么东西了。我没有回头，没有停步，推起自行车继续接受风雨的揉搓和抚慰。我和这天气似乎成了知己，雨点不紧不慢地往下落，对我同情又理解。左臂被人毫不迟疑地挽住了，我猜到了是谁，隔着雨衣雨帘，似乎也闻到了一股浮动的香气，禁不住一阵战栗。我不敢回头看她，生怕让她感到不好意思而松开了手。可又不能不回头，她穿件漂亮的天蓝色雨衣，脚下也是蓝色的高腰胶鞋。她也正扭头看着我，眼中那炽人的慧光熔化了我满心的阴郁。她的嘴是潮湿的，带着一种温柔的情意。

“别送了你会被淋湿的。”我说。

“没关系，我喜欢在雨中散步。”我的胳膊被挽得更紧了，她的半个身子都靠上来，“你真希望我一去不返了？”

“既然有出国的机会和条件，为什么不呢？”

“我本来想从你的嘴里听到相反的意见。你讨厌我吗？”

“不，想到哪儿去了。”

感谢这绵绵不断的雨丝，它缓解了我心里的紧张，替我遮羞。我们的脸都躲在雨衣宽大的帽子里，旁人是认不出的。

“只有一个人能留住我，这个人就是你。”

她的话像电雷一样震动了我，我感到整个宇宙都充塞了一股强大的电流，嘴上却说：“你难道还不清楚我眼前的处境吗？”

“你眼前正扮演堂·吉诃德，这个角色对你不合适。不过这没关系，即便医院黄了，学校垮了，你到哪里都是个出类拔萃的中医大夫。愿意出国我陪着你一块走，到美国也不愁打不出一片天下！”

这来得太快了，别又是命运拿我开什么玩笑吧！即便是玩笑，也是个温柔的妙不可言的玩笑。我为什么要错过呢？体内有一种生物的活力开始鼓胀，有乐声响起。

“你给别人看病的时候讲得头头是道儿，为什么遇到麻烦不会调理自己的情绪呢？”

我拆毁心理上的堤坝，让愤懑和失望倾泻而出，讲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她继续劝慰我：

“这就是你同意我出国的根据？”她一点都不着急，也不同情我，反而笑了。我心里也轻松了。“让我来给你这个神医看看病吧。你想做一个高于现实的人物，要干成点事，而对上面、对比你强大的意志又过分顺从。现代社会以战为乐，你不想战也不会战。这是你的悲剧根源之一。第二，你喜欢埋头苦干，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在商品社会要想成功就得学会推销自己，为自己做广告。而这正是你的弱项……”

她把我挖苦得心里很舒服、很清亮。男人好面子，但又不允许我老是不吭声，要吭声就只能自嘲：

“看来性格注定我将一事无成。我只有跟自己的良心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不紧张，平静，松快。”

“不，你深处是漂亮的，这正是吸引我的地方。你只应追求事业上出成果，不要想成佛，想完美无缺。完美无缺也等于毫无惊人之处。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个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你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吗？”

“男人。”

“不错，幸好你是个男人。”

雨雾轻柔地缓慢地泼洒着，它黏合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我们靠着肩，踩着水，宁静而温暖。我却担心淋坏她的身子。

“我们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吗？”

“这不是很好吗？你不喜欢？”

1988年5月21日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