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医院，大家见到我的第一句话都是：“钱拿到了吗？”不把钱真正拿到手谁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外国人并不傻，这些年到中国来投资做买卖的外国人多了，都是千方百计想赚中国的钱。为什么明爱中心会送给我们这么一大笔钱呢？以目前中国人的心理状态无法理解费小姐这种学雷锋的傻劲儿。许多医生、护士和尚未离校的学生都找我打听消息。他们大概对那七十万元各自抱着许多幻想。

我也充满幻想，手里握着七十万元还怕拆掉抗震棚吗？可惜郭颢死得太早了。如果有他在我就不用犯愁了，把钱交给他，我只要限定时间接收一座康复中心就行了。现在我也有胆量给公司打电话了——好像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上级找下级可以用电话，下级有事情请示上级则不能用电话，显着不够尊重。需亲自跑腿，办公室找不到再往头头的家里去。这次我就要动用现代联络工具，直接找高经理。找别人不解决问题。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对我会比以往要客气些。电话不仅比我的腿快，也比我这个人更有办法，谁也挡不住它，它直接在高经理的办公桌上响起来。高经理想听我说话更好，不想听我说话也得听，因为他只有拿起电话听到了我说话才知道是我。

电话接通得很快，高经理语调平和，果然情绪不错。我讲了如果拆掉抗震棚会遇到的困难，试探他有没有想留住我们的抗震棚的意思。

“哎呀，这事不好办，不拆棚子谁也顶不住。你们的难处我知道，公司党委研究了一下，运输队的院子比较大，你们先把医疗器械存在那儿。公司准备拨给他们一笔钱，把前院腾出来给你们做医院。”

高经理真是发了善心，我赶紧表示感谢：

“不知运输队的前院儿有多少房子，能同时容纳残疾人学校吗？”

“不会像现在的抗震棚那么宽敞。”

“还不如抗震棚？”

“你们如果嫌小，等那七十万来了公司再想办法给你们调配。”

我心里一惊。他的消息可真灵，原来是在打那七十万的主意。我有点慌神：

“高经理，那七十万是明爱中心捐给残疾人学校的，准备建立一座残疾人康复中心。公司恐怕不能轻易动用这笔钱。”

“你那个康复中心归谁管？七十万元能建一个康复中心吗？没有公司的支持你能干成这事？”

我被问住了。不管干什么事成立什么机构，我必须得被人领导。谁领导我谁就有权支配我以及那七十万元。

“治国，你只会看病，知道盖个康复中心要多少钱吗？至少要十个七十万。别书呆子气十足。现在到处都闹钱紧，我担心市里也在打这笔钱的主意。如果让肥水流入外人田，你们还想在公司里混吗？有地方愿意接收你们吗？别以为那七十万是给你们的，你们就可以自由支配。银行是国家的，要听市里领导一句话。我可丑话先说在前面，把七十万弄丢了，连运输队的前院也不能给你们！”

“七十万给了公司，我们怎么向明爱中心交代呢？”

“不用你们交代，我会亲自向费小姐说明白。公司又不是白沾你们的便宜，给你们解决房子，养活一个赔钱的医院和百八十人哪！”

我后悔打这个电话，真是没病找病！那七十万元还没有见到是什么样子的好像又要飞，怎么跟残疾同学和医院职工交代呢？高经理又有什么办法直接向费小姐解释这件事？他是说大话故意摆出领导的气魄，还是跟香港真有自己的联系渠道？

不管我心里多么堵得慌，还得召开全院职工大会，宣布公司的决定，布置拆迁的具体事务。住院的病人由住院部负责帮助联系转院或立刻办理出院手续，各科室负责拆卸自己的仪器设备。三天后公司将派汽车来把散了架的“公用医院”拉到运输队的院子里去。

动员会开过，医院才真正地乱了营。正如搬家一样，不动它，多穷的家看着也像个家。一搬出房子就尽是破烂东西。像大战临头，医院要逃亡一样。毁掉一所医院比我想象的更容易、更惨！没用一个星期，公用医院就不存在了。价值几十万元的医疗设备变成一堆破烂儿扔在公司运输队的院子里。虽然是公司决定叫放在这儿的，运输队的头头却老大不高兴，声称丢失损坏概不负责，叫我们自己派人看守。全院职工无论男女，按发工资的名册排出顺序，每天有两个人值班看守仪器设备。有人问：

“这班在哪儿值啊？总不能在太阳地里晒着吧？”

“晒晒不长虫子！”平军更是满肚子牢骚，“这就看你们的人缘儿混得怎么样了，混得好就可以到传达室里坐着喝水看报。别忘了我们都是大夫，他们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也会生老病死，总有求我们的那一天！”

“谁都像你那么有本事，不会搞关系的人怎么办？”

“一个月才轮上一次，就是打着伞在太阳地里站一天也合算。应该感谢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让你们歇伏，不上班白拿工资。哎，院长，医院散了，还发工资吗？”

不发工资还了得？我心里确实没有底。现在政策一天一个样，不能打保票。只有老老实实回答：“不知道。”

“也许只给两个月的工资，以后就自谋生路。”

“没准儿还只发给百分之六十哪。”

“反正工厂企业倒闭了就停发工资……”

“我们可不是倒闭，是领导强迫拆棚子嘛！”

“我们应该去上告！”

“往哪儿去告？倒不如去当个体户，领个执照私人开业。像我们这样的人还会饿着吗？”

“院长，技术职称还评吗？”

我也只能回答：“不知道，还没顾得上到卫生局去问。”

“问什么？敢不给我们评！”

“为什么不敢？医院黄了，我们大家都算不在医疗岗位上了，至少没有竞争力了！”

“我们不是有七十万元吗？自己买栋房子开业不就行了！”

“那七十万不是给咱的！”

……

说什么话的都有，谁也不认为跟自己没有关系了。从现在起公用医院就算放羊了，大家在家待命。谁要是闲得心慌、沉不住气了，每隔十天半月到运输队的传达室来探听一下消息。我这个院长感到对不住大家，仿佛是自己的无能牵累了大家，才让大家的命运出现这瀑布似的落差。我和沈丹实、平军查看了运输队的前院，这倒是一幢正式的房子，比抗震棚可强多了。但总共才十几间，连医院都容不下，更别说还带着个残疾人学校了。公司的头头在决定把它给我们的时候大概没有来看过房子，简直像不负责任地戏耍我们。就因为医院是个赔钱的累赘？

溽暑七月，富有的幸灾乐祸的太阳射出带有焦煳味的毒刺。我这个名存实亡的公用医院的院长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看着存放在露天地上的那一大堆医院的家当，觉得自己就是个败家子！风吹雨打太阳晒，时间一长医疗设备岂不要锈蚀损坏。随即又安慰自己，把设备存放在这儿是公司的主意，即便全糟蹋了也没有你的责任。头头都不着急，你急什么啊！有劲该往正道上使。平军催我抓紧联系去香港的事，呆在家里没事干正好是出去学习的好机会。去香港对我决不是没有诱惑力。但家里是这副状况，残疾人学校实际上不存在了，我不知道九月份学生们回来以后该怎么办？实在找不到校舍只好提前发通知，延长假期。医院的命运还说不定，也许就这样玩完了，也许不知哪一天头头高兴又让它恢复。我哪有心思去香港。去了香港又怎么向人家解释？他们都抱着很大希望，沈丹实倒真应该出去散散心。我给费小姐写了信，至少告诉她捐款收到，按理也该去信表示感谢。然后谈到我们去明爱中心学习的事情。我没敢说自己不去。我不去沈大夫他们怎么能去呢？岂不让他们误解是我不愿让他们去香港！该尽的力都尽到了，剩下的只有等待了。不管吉凶祸福，只能听天由命。

他忽然十分想念陆玉河。好久没见到他了，想看看他的样子。他能吃、能睡、能干，一辈子没得意过，也没有太大的烦恼，活得简单、轻松。想听他的满嘴粗话，不骂街不张嘴，骂物价，骂当官的，骂一切想骂的东西。民主和开放的最普遍的标志就是可以骂街了。老陆那敲锣般的嗓子骂了一辈子了，却从未因骂街给自己惹过什么麻烦，足见他的狡黠、粗中有细和会骂。

汪治国的出现使他感到意外，又由衷地高兴：

“哟，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他赶紧起身让座。工棚里除去黑糊糊的长板凳、工人们为自己方便随意钉成的哩啦歪斜的椅子，剩下的就是盖房子用的木头和干净的砖头了。汪治国知道老陆的脾气，他特别爱脸面，尤其当着这么多工人，你表现的实在就是对他的尊重，不能流露出丝毫嫌脏、嫌臭的神情，那会让他疑心你瞧不起他。汪治国在陆玉河身边的长条凳上坐下。陆玉河却没有坐，神色疑惑：

“你有事？”

“没事。”

“真的？”

“真的。”

汪治国不愿承认自己是心里发闷，闲得无聊。想找他来散散心。陆玉河也不会相信他这个大忙人还会有闲工夫发闷。“医院关门了，我闲着没事来看看你。”

“医院关门了？”

“抗震棚一律拆除，暂时停业。”

“好，你也该歇歇了，好好办办自己的事吧！”陆玉河碰上什么事都这么看得开！

他用自己的大搪瓷杯给汪治国斟上茶水。汪治国不客气地接过来，心里一阵轻松。这搪瓷杯像暖瓶那么粗，里面挂着厚厚的茶锈，外面搪瓷脱落，花花搭搭，不知用了多少年了。

刚才十分热闹的工棚变得鸦雀无声，工人们都看着汪治国，使他很不自在。他问老陆：

“我是不是打搅你们开会了？”

“开会？开什么会？现在的老百姓还有什么会可开？”

“刚才我来的时候听你们说得正热闹。”

“我们这里天天都这么热闹，苦大力就得自己寻开心，刚才大家正议论昨天那个大案子。”

“什么案子？”

“你没看昨天的晚报？电视里也播了……”老陆看出汪治国不是装的，便来了精神：“铁路宿舍一家姓杨的，三口人全被砍死了。”

“凶手抓到了？”

“昨天破的案，杀人犯正是以前他们收留的那个小流氓。这小子劳教释放后无家可归，那两口子心善，想做好事……”

“是他们？”汪治国感到震惊，“那个流氓为什么要恩将仇报？”

“姓杨的老婆跟这小子勾搭上了。后来这小子又找了个对象，是卖菜的个体户，又年轻又有钱，他想离开杨家结婚。那个娘儿们不同意，大概是吃馋了，离不开这小子了。有一天发生完关系，趁着那娘儿们晕晕乎乎就把她掐死了，还怕她再活过来，又用菜刀把脑袋砍了个稀巴烂。然后到学校把她的女儿骗回来，先强奸后剁脖子。中午举着菜刀等在门后边，那个王八头丈夫一推门就是一刀，没容他哼一声就给料理了。血从门缝里流到楼梯上，才被邻居们发现。”

“就为这点小事能连杀三条人命？”汪治国不相信案情会这么简单。只是为了鼓励工人们的谈兴，不让工棚里出现那令人难堪的冷场，才故意发问甚至故作惊讶。

“现在的小青年没有事都可以杀人，连公安局的侦探都认为以前那套犯罪动机、犯罪心理全用不上了。”年轻的建筑工人们开始插话，他们记得住案件里每个人的名字。

“那个女的比姚克宗大快三十岁，刚开始的时候他挺美，觉得捡了个大便宜。时间一长就觉得还是自己吃亏，天天得把一个半老婆子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听说那女的自从靠上了姚克宗以后变得又年轻又漂亮。”

“多年轻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

“四十如狼，五十如虎！”

“听说她吓唬姚克宗，如果他敢甩掉她去结婚，她就到公安局告他曾强奸过她。公安局会信她的话可能再把姚克宗抓进监狱。所以他非杀了她不可。”

是哪一场精神大地震造成这么多道德创伤？汪治国似乎还能想起那个男人的样子，他隐隐有一丝内疚，如果他认真点，把杨康的病治好，见一下他的妻子，给他们两人讲讲夫妻的这些事情，也许不至于发生这么大的惨案！妻子的无限情欲构造了他们的炼狱。看来有些人的命运不是取决于如何生活，而是取决于如何睡觉。那个姚克宗也是人，而人是最难于被人理解的。

“不管到什么时候心眼太好都不会有好报！”老陆这句话倒真的使汪治国心头一凛。

他怕影响人家干活，起身告辞。陆玉河把他送出来，他看看工地，似乎跟半年多以前没有什么变化，工地上看不见几个人干活。他问：

“你们的工程怎么不见动弹？”

“干那么快干吗？给谁干哪？够自己吃饭的就行了。”陆玉河盯着他的脸，“汪大夫，我看你心里一定有事，有用得着老哥的地方尽管直说。”

“真的没有什么大事。我的医院和学校也无家可归了，我想打听一下，盖一栋楼，能容得下医院和学校，大约要多少钱？”

“这还不是大事！你们有钱吗？”

“香港给了七十万元，我如果不快点使用上头很可能会抢走。”

“我给你打听一下。明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咱老哥俩好好喝喝。”

离开陆玉河，因和工人聊天而引起的肤浅的愉快很快便消失了。精神空落，似乎需要注入某种感情、某种活力，以排除掉内心的晦气，重新振作起来。他很忙，有多少大事、急事等着他去办。由于医院关门，许多熟悉的病人找到他家里去看病，医院的同事们没有事干也常往他这儿跑，有人甚至长在他的家里。他不胜厌烦。也许正因为要办的事情太多，茫无头绪，他反而闲起来了。闲得像在一个深邃的空洞里下坠。医院散摊子，学校放假，他自己也散架了。没有情绪、没有精力再去东跑西颠，求爷爷告奶奶去为别人做嫁衣裳。他以前太不会节省自己，好像把自己榨干了。他也应该歇一歇了。

他忽然想起还有一件没有了结的事情，这是私事，应该快办。掉转车头奔医学院，如果残疾人职业学校停办，他和白星春的联系也就结束了。想到此油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感伤。医学院里一片新楼，以空荡荡的大操场为界，前面的灰楼群是教学区，后面的红楼群是生活区。随便从哪一栋楼里拿出一层就足够安置我们这百八十人和残疾学生。中国房子有的是，只是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这么留心周围的建筑？从认识老郭以后。对每一座引起我注意的建筑都品头论足一番，目测一下它们的风水如何，有没有精神。如今见到楼房便羡慕一阵，感慨一番，房子盖得是否有精神已经不大关心了。普通的中国人哪有福气住上有精神的房子？好赖能占住一栋房子就谢天谢地了。

他打听了三个人才找到白星春的家。要不是口袋里那二百块钱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他真没勇气站在这个门口。心脏产生了一股响着男性奇异乐声的跳动，这紧张跟站在高经理门前的紧张大不一样，是有滋有味的，激烈的新奇，恐惧的充满诱惑。他摁响了门铃，听到屋里响起轻轻的鸟叫般的乐声。门开了，他见到的是一位让人肃然起敬的老太太，神安气稳，眼睛清亮。

“您找谁？”

“这是白星春老师的家吗？”

“您请进。”

进门先看见迎面墙上镶着一面茶色大镜子，汪治国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尊容和门口边的一株半人高的南洋杉，主干挺直，枝叶对称，翠绿晶莹，那安宁静穆、意蕴深远的样子吸引了他。往左一弯是小客厅，整洁得透亮，高雅而舒适。进了客厅最显眼的是一套半圆形的乳白色的地柜，上面摆着一盆龟背竹，旁边是电视机，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对面是一圈转角沙发，还有两把藤椅。他选择了藤椅坐下。另外两个墙角摆放着文物架和冰箱。厅的两端还有两个门口，显然是通向卧室。老人家站在一个门边轻声喊：“星儿，是找你的。”

“哎，我马上就来。”

听到了白星春的声音，他不知什么部位又推出一阵不知是兴奋还是紧张的感觉。这厅、这人都叫他感到拘谨。一种自惭形秽的窘迫，一种对主人的修养、情致和富裕的物质条件的赞赏和艳羡——这地板砖、这摆设都是在本市商店所见不到的。到处都收拾得一尘不染。这才叫过日子，这才叫活着。汪治国有这种精神需要，却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过这种生活，为什么他要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一般的客人到这儿来也许只会感到舒适和优美，他却不能。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对自视甚高的他也能形成一种压迫。

“您喝点什么？茶，还是可乐？”

他选择了后者。天天喝茶。而真正的可乐很难喝到，有外汇才能到大宾馆去买。老太太从冰箱里拿出一罐正是他想要喝的那种美国货。为他斟到茶杯里，顺便问：

“您贵姓？”

“免贵姓汪，是残疾人学校的。”

“哦，您就是汪校长？久闻您的大名了！”

他表情略微自然了一点，心里也在猜度老人家的身份，决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听老太太的口气这个家庭里谈论过他，对他并不陌生，给了他一股甜蜜的满足。

白星春从闺房里出来了，敏捷轻盈，皮肤白皙娇美，穿一件像他这样的男人绝对叫不出是什么质量、什么款式、什么颜色和图案的连衫裙。简单而新颖，身段富于曲线而柔软，体现出一股迫人的魅力。头发是湿的，但已梳理整齐，黑油油闪着亮光，飘出一股能醉人的幽香。汪治国不敢看她，又感到了那种美的女性的压迫。女人的幸福靠聪明和美貌，这两样她都不缺少。

“你好，真是稀客。”她指指旁边的老人，“这是我母亲。”

他向老人欠欠身子，觉得必须立刻解释清楚到这儿来的本意。掏出那二百块钱放在茶几上：

“对不起，上学期的讲课费一直没有给您……”

他不知该怎样解释，越是笨拙就越窘迫，越窘越笨。她的母亲知趣地撤退了。

“大热的天就为了这二百块钱累得你跑一趟？”她永远都是这么从容不迫，机智地取笑一切。

“我知道您不在乎这点钱。可我没办法，暂时只能如此，请您谅解。”

“行了，别解释了，你的诚心让人感动。”她突然又解释了一句，“我是指你对残疾同学的态度。”

他完成了送钱的任务似乎就找不到别的话说了。她也只是笑吟吟地看着他，好像在窥视他、在欣赏他的局促不安。他内心里想的东西一定瞒不过她。她的聪明和落落大方使他受不了。他当然也不是天生喜欢愚蠢。当自己的智力受到挑战时往往表现出一种中国式的软弱。何况向他挑战的是个女人。他的感情饥渴得很，理智却又道学得很。白星春又为他斟上一杯冰镇可乐。

“谢谢。”

“下学期残疾人学校能按时开学吗？”

“我明天再去公司催，实在不行就自己租房子或买房子。我不能守着七十万元让医院散了学校黄了！”这是当白星春问到这件事的时候他才突然下的决心，明确了目标。他不愿意在白星春面前表现得过分软弱和无能。

“你们不想趁这个机会去香港学习吗？”

她果然问到了这个敏感的问题。他说话又有点不大流利了：

“他们是很想去，我在这种时候恐怕不能走……我们很想让你去，不知医学院……”

她笑得很响亮。他不知道这有什么可笑的。

“汪大夫，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去过香港，我的哥哥和许多亲戚都在国外。如果我愿意，十月份就可以去美国上学。”

听到她不会占学校的名额去香港，汪治国没有轻松。她随口透出的这个消息更坏。他吃惊地看着她，眼光不再躲闪，不再有顾忌。说不清是为她庆幸，替她惋惜，还是为自己悲哀。心里残存的那点甜蜜的幻景突然被碰碎了，不再对爱情、女人以及要成立个幸福的家庭之类的玩意儿有任何幻想。

他想掩饰自己的情绪，没话找话地说：“这么说下学期你不能教我们的学生了？”

“我想拿博士学位。入学的全部手续都办好了，只等我最后下决心去办签证。”她的目光又盯得他不敢抬眼。

已经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了，还要再去上学，拿到博士，还有博士后。一辈子光上学，学位又有什么用？——他没有说出口。他跟人家是什么关系？有什么资格管人家的闲事。出国深造本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有些四五十岁的人还争破脑袋往外挤。他为什么一听到她要走，本能地激烈反对！

他起身告辞，其实早该一走了之。看来她早有留洋的想法，像她这种情况十之八九会一去不返。怎么会对他及他的残疾学生感兴趣呢？都是平军乱开玩笑，是一种起哄，他居然当真了，不免跟着他一块想入非非。幸好还没有说出什么有失体面的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感情本来就有很大的偶然性。可遇而不可求，半点勉强不得。白星春要留他吃午饭。她母亲也出来挽留。他已如坐针毡，一面说着请她们留步的话，自己的双脚已飞下楼梯。

她在后面咯咯地笑着，也跟下楼梯：

“我的大校长，你不吃饭没关系，也用不着逃跑啊！”

“请回去吧。”他恼恨自己的失态。

“我送你到学校大门口。”她跟他并排走着，“你为什么不多坐一会儿？关于出国的问题我正想听听你的高见。”

所有从他们身边走过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多看她几眼。他有意把话题岔开：

“你们这幢楼从外表看很一般，想不到里面很讲究。”

“你认为还可以？”

“很不错。房子真得要看是什么人住，人有精神，房子也增色。玉蕴于山而山灵，珠藏于泽而泽媚。”

“哟，想不到你还挺会恭维人的！”白星春带着一种聪慧的神情注视着他，“房子有精神，人也沾光，是吧？阁下看什么也离不开风水、阴阳八卦精气神。”

临分手的时候她变得客气起来：

“谢谢你亲自把讲课费送来。在你方便的时候我能再到府上去打扰吗？你还没有对我出国的事表态哩。我诚心诚意想听听你的意见。”她有一种勇敢而幽默的内涵。

“我那个窝里又脏又乱，恐怕委屈了你。”

“不欢迎？”一副嘲讽而又脉脉含情的腔调，真不知她心里到底想什么。

“哪里，想请还请不到呢。”

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越不了解她越被她吸引。心里罩上一层难言的复杂的抑郁。破旧的自行车变得愈发沉重起来，在愤怒的用力不均的双脚的践踏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叫喊。眼前是一片片一团团一簇簇混乱的影像——这是大干世界的浮尘，耳边是混杂的生气勃勃的使几十万人不得安宁的城市的噪音。他似乎听到自己心里也有个声音在叫喊：为什么你的生活里老布满阴影？灰暗而又单调！为什么你只能接受失败的事实？不管你装得多么满不在乎，失败还是该诅咒的，令人憎恶的。你难道对失败不恐惧吗？